第125章 我的文學青年生涯
一九九六年初，我把一個大信封投入郵筒，然後又用手指探了探投信口，看看是否落了進去。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市鉅鹿路675號雜誌社”，裡面裝的是我的一篇歷史散文：《無處收留：吳三桂》。
十五年過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沒收到雜誌的回信。不過，我的“體制內文學生涯”確乎可以從初次投稿這一天開始算起。
只有經歷過八十年代的人，才能明白“作家”這個字眼兒，在那個年代意味著什麼。 那是一個人人捧讀文學期刊的時代。一篇小說在稍知名一點的文學刊物上發出來，則舉國皆知，人人談論。那是一個作家是社會精神導師的時代。 人們相信作家是社會的良心，是正義的化身，是未來的宣告者。那個時候，寫作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發表一篇引起關注的小說，就可以使一個人從社會底層一夜之間變成萬眾矚目舉國議論的焦點。一個人如果揣本詩集，號稱熱愛文學，就可以行走天下（套用高曉鬆的話“那時的人們相信彈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人們相信會寫詩的孩子更是好孩子），人心如同白蓮花，剛剛綻開。 我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而我身處的遼寧省朝陽市，又是一個對文化和文學抱著特別質樸的尊重的邊地古城。去年我回朝陽辦理母親的醫療報銷事宜（母親是在朝陽市退休的），異地報銷手續繁瑣，工作人員表情慵懶，公事公辦，眼看著一天之內不可能辦完。陪我去的表妹夫很機靈，對工作人員說，他是個作家！說著把我剛送他的一本書拿了出來。 頓時整個辦公室人都轟動了，每個人都站起來，爭相傳閱這本書。科長給我端來了椅子，請我坐下，另一個人遞上了熱水。人們如同對待一個前來視察的大人物。一路綠燈，很快全部辦妥。 在“作家”如此貶值的時代，此地對文字還保持著如此淳樸的尊重，那麼可以想像二十年前這種尊重會是何等盛大！ 古城裡的人認為讀書肯定是一件好事。並沒有人教導自己熱愛閱讀，但是書籍幾乎是小時候除遊戲之外唯一的娛樂。初中時，我在朝陽市圖書館和市政府圖書室各辦了一個借書證。別無選擇，借回家的都是“名著”，當然，是那些勉強能看懂的名著。什麼、、、《名利場》……記得有一年夏天去北戴河旅遊，我坐在大客車的第一排，手裡捧了一本厚厚的，因為看不懂而憤怒了一路。 一個初中生看，這就是我成長年代的文化景觀。一方面我們沒太多書可讀，另一方面，撞到手裡的書大致都有著堅硬的品質，把每個讀者都練成了鑽頭。淺閱讀、輕閱讀、軟閱讀這些詞彙，當時尚未出現。 更多的文學熏陶發生在上大學的九十年代初，大學圖書館裡的書畢竟更多。王安憶、韓少功、莫言、韓東、王朔，一本接一本。高中時沒讀下去的重新再讀，從此迷上了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經歷了這些之後你沒法不成為一個文學青年。
但是工作以前我並沒有認真想過當一個作家。在大學裡，我業餘時間大量投入書法和篆刻之中，加入了大學的書法協會。除了“作家”這兩個字在我心目中過於崇高之外，還因為我莫名其妙地認為當作家是起碼要人到而立有了閱歷後才能嘗試的事（形成這個印像也許是因為八十年代風靡一時的作家大多是有了一把年紀的知青出身）。 開始寫作發生在上班一年之後。寫作的動因相當簡單：無聊。大學畢業之後，本來是想好好工作，先“混”上（用我爸的話來說，是“熬”成）副處級，能用公款請客吃飯，在小城市裡有地位有面子，這是一個北方小城長大的人的普遍理想。但是一九九四年大學畢業進入葫蘆島市建設銀行工作之後，我發現“混”和“熬”對我來說是相當困難的事：一個星期的工作，基本上一兩天就能處理完。其他的大部分時間，主要都用來打撲克。那個時候，國有銀行還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革，工作氛圍和政府機關差不多。我記得有相當一段時間，每天上班之後不久，我們科里幾個人就把門上的玻璃亮子用報紙一糊，在裡面拱豬、炸金花，一打就是一整天。 這樣的生活雖然自在，但時間長了，未免覺得空虛無聊。還有什麼更好的打發時間的方式呢？在單位沒法寫毛筆字或者畫畫。那麼，寫點東西吧。 我想起我似乎還真有一點“文學天才”：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的作文曾經被老師當作範文。托爾斯泰說過，成為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強烈的虛榮心。 很幸運，這個品質，我也具備。 寫什麼呢？什麼都行，只要不平庸。要知道，我從小就愛把自己弄得與眾不同。從初中就開始讀每一本能弄到手的《新華文摘》，越是看不懂的長文章，看得越投入。初二的那年暑假，我還借了本，在公園裡硬著頭皮讀了十個上午，當然最後還是沒讀懂。從小只要是帶字兒的東西，不論天文地理醫學農業生物自然科學迷信甚至日曆，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讀下去。大學四年，我基本就是在大連市圖書館泡過來的，讀得最多的，是歷史書，還有那本介紹朝鮮人民幸福生活的《朝鮮畫報》。所以截至此時，肚子裡已經裝了太多奇奇怪怪的東西。雖然“余秋雨”這三個字今天已壞了行市，但我從不否認，那種所謂“文化散文”的寫法令我豁然開朗。這種縱橫捭闔的敘述方式，正好將我一肚子的亂七八糟攪合到一起，一股腦抽出來。 半年時間裡，我寫出了《蒙古無邊》、《無處收留：吳三桂》等好幾篇很長的散文。其中我自己最喜歡的是《無處收留：吳三桂》這一篇。 對吳三桂感興趣，是因為讀了一本很薄的小書《叛臣吳三桂》，我發現，這個被嚴重臉譜化的人，年輕時居然是以“孝勇”聞名天下的。青年吳三桂是個美男子，下馬彬彬有禮，上馬武勇過人，頗為時人稱許。從道德至高點走到一叛再叛擒“舊主”以事新主，他經歷了什麼樣的精神地震和靈魂撕裂？我又買到劉鳳雲教授寫的另一本書《清代三藩研究》，找了當時能找到的所有與吳三桂及那個時代有關的資料，從材料碎片中一點點復原吳三桂在重壓之下如同蝸牛一樣一層一層脫去道德面具的精神歷程。 從文體上，它非驢非馬，不是純粹的散文，也稱不上小說。它是一種敘述和思考的雜糅，是一種合金體的怪物。後來還是評論家們給這一類東西定義為“跨文體寫作”。後來有人說：“張宏杰的寫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典型的跨文體寫作，摻雜了大量小說式、歷史報告文學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寫法。” 我對這篇東西相當滿意，認為我可以開始文學青年的第二個規定動作了：投稿。
那個時候要成為“作家”，必須向文學雜誌投稿。文學雜誌是通向文壇的獨木橋。網絡那時剛剛興起，網絡文學這個名詞還沒出現。每一個“文學青年”，都先要在文學期刊上“露臉”。一般的路數是先在“省市級”文學期刊上“嶄露頭角”，然後在“國家級期刊”上引起關注。這樣，你就有機會參加各種筆會采風之類的文學活動，有資格加入市、省乃至中國作家協會。接下來你的奮鬥目標就是被一些知名評論家評論和文學權威認可，獲得一些“省級”乃至“國家級”文學獎項，這樣你就會在作家協會體系內混到一個“官位”，比如某市作家協會主席、某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這樣你就算是功成名就，可以被稱為“知名作家”，有資格出席“中國作協全國代表大會”或者“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之類的榮譽性大會，享受各級作協組織的免費出國采風交流之類的活動。這是彼時一個正常文學青年的作家之路。 那時候，人們做夢也想不到，十年後會有很多人比如當年明月，只須把文字發到網上，就有可能被廣大網民關注，成為風行海內的暢銷書作家。更想不到，一個少年韓寒，居然拒絕了進入作協的邀請。 那麼換句話說，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文學雜誌的編輯、文學評論者和文學權威，是一個文學青年成功道路上的三道閘門，你必須一一攻克。首先要做的，當然是先敲開文學雜誌的大門。作為文學體制的一部分，到今天為止，全國各省都會有至少一本“純文學期刊”。按照“文學圈兒”內的標準，文學期刊大致可以分為兩級。一級是“省級”，比如遼寧的《鴨綠江》、黑龍江的《北方文學》，這些刊物影響比較有限，換種說法可以叫二流的文學期刊。另一級是“國家級”，其中也包括一些影響很大的地方刊物。大致有、《當代》、《十月》、《大家》、《鐘山》、《天涯》、《人民文學》、《花城》、《作家》……大家心中公認的第一位，當然是。 和一般文學青年先從“省級期刊”投起不同，我第一次投稿，就把那篇《無處收留》投給了。 我決心要用這篇作品作為開頭炮，轟開我的“作家”之路。相比當時文學刊物上的其他“文化散文”，我自認為這篇東西絕不遜色。我莫名其妙地相信，它一定會得到編輯們的好評。稿件寄走後，我不停地幻想著這個大信封在收穫雜誌社內會遇到什麼樣的命運。我幻想著某天早晨，一位編輯打著哈欠漫不經心地打開這個信封，讀了幾段，他坐直了身子，又讀了幾頁，他拍著桌子，大呼小叫，連呼其他編輯來看……我幻想著這篇作品使中國文壇知道了有一個叫張宏杰的二十四歲的“青年作家”，比余秋雨更善於講述歷史中的人性……我幻想著我的生活軌跡將從此變樣。收到稿費、參加各種筆會、同事們刮目相看的目光、逃離這無聊的工作……通過寫作改變命運，是那個時代屢見不鮮的傳奇。 投出去的半個月後開始，我就經常去單位的傳達室。但是直到第三個月頭上，還是沒有任何回音。雖然沒投過稿，但是長年閱讀文學雜誌，我有大量的文學常識。我知道文學刊物的審稿期限是三個月。
我並沒有絲毫氣餒。雖然放任自己的幻想，但我其實一開始就將寫作之路上的困難預想得很充分：我把它當成了考驗一個人意志和能力的英雄事業，而英雄事業不太可能一帆風順。我讀過許多作家傳記，那些作家投稿屢屢被拒的故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別是中那艱難卓絕的戲劇性的奮鬥生涯每每令我激動感慨。第一次投稿就投給了心目中最好的刊物，其實更多的是出於一種試試看的心理。沒反應沒關係，一流文學雜誌還有很多。 於是我又打印了一份，把它寄給了《當代》。 三個月後，我又寄給了《十月》。 在那之後，我學聰明了：我開始了一稿多投。我同時投給三家刊物，並隨時作好收到一家用稿信後馬上通知另兩家的準備。 可是一年之內，我連退稿信是什麼樣的都沒有見過：所有的雜誌都沒有任何回音。 我開始像傑克·倫敦一樣，開始懷疑郵路那頭到底有沒有活人做編輯。 更多的時候，我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文字方面的才能。不過，我初中時確實做過語文課代表啊！ 毛時代出生的人都有點不服輸的勁。我下定了決心：我要用三年時間來打通寫作這條路。這三年裡我要寫出三十萬字的東西。如果這三十萬字都不能發表，那麼才可以確認我沒有寫作才能，我會永遠放棄這件事。
就在下定這個決心後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忐忑地來到單位的傳達室。 我很怕同事們知道我被退稿，我甚至沒讓任何人知道我投過稿。所以科室訂的報紙雜誌都是由我主動來取。 一堆報紙雜誌中夾著一個中等大小的信封，上面“《大家》雜誌社”幾個字很明顯。我的心開始砰砰跳動。 辦公室中午正好沒人，我撕開了信封，裡面的是一幅龍飛鳳舞的行書： “張宏杰先生：你的《無處收留》寫得棒極了！準確、結實、飽滿。編輯部一致同意向你約稿，因《大家》明年將傾力推出一種實實在在但同時也更為文學、更邊緣化的寫作方向。《無處收留》略嫌偏'實'，若能再個人化一些，可在《大家》刊發。朱曉樺。” 你可以想像我的興奮。我終於確信，“文學事業”是我想像中的那麼回事兒。有那麼一群敬業的人在操持著人類的靈魂或者心靈。那時的《大家》 創刊不久，上升勢頭很猛，辦得非常有範兒，開本很大，黑色的印有歷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頭像的封面做得大氣十足。朱曉樺字體瀟灑的信我讀了許多遍，我想像他一定是一個留著長頭髮的青年人。我當天晚上就開始對《無處收留》進行修改，朝著我理解的“個人化”風格靠攏。雖不至於夜不成眠，但白天我大腦中猶如熱戀中的大腦總想著戀人的臉一樣，總是轉著《大家》 那黑色的封面。半個月後我把稿子寄回去，然後就是數著日子等待。 寫作兩年，終於“夢想成真”了。能在《大家》這樣有份量的雜誌上發表“處女作”，應該也算一個漂亮的開頭了吧？也許過些天，我就會去“春城”昆明開筆會了。 三個月後，第二封信來了，我急切地打開，卻是一盆冷水：“你的《無處收留》送審時未通過，說是暫時不發歷史題材。《大家》雜誌社將要自負盈虧，在如何走向市場上考慮得較多，原來選定的許多稿子都壓下了，你也可以別處想想辦法。”
我曾經鐵了心要把處女作發表在一流刊物上，一鳴驚人，一舉成名。我最討厭的事只有一個：平庸。不過，在《大家》退稿後，我痛定思痛，不得不做出重大退步：除了《無處收留：吳三桂》這篇我最喜歡的稿子之外，我將《蒙古無邊》等其他稿子投給省級文學刊物：我要先踏入“文學圈兒”啊。 首先想到的當然是遼寧省的那本《鴨綠江》，雖然今天可能沒多少人知道還有這樣一本刊物，但在八十年代，它曾經輝煌一時。 標準自減一檔，似乎就一路通暢：一個多月後，我就收到了《鴨綠江》 一位叫李輕鬆的編輯熱情洋溢的回信，然後，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鴨綠江》 刊出了我的《蒙古無邊》，於是這篇文章成了我的“處女作”。 從那之後，我和詩人李輕鬆成了朋友。通過和她通信，我才發現，原來我能在這樣一本省級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其實也是一種小概率事件。她說，發現我作品時，她剛剛從別的單位借調到《鴨綠江》作編輯，一般的編輯都不愛看自發來稿，因為裡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不通之作。只有她這個新手還有興趣翻翻。她很偶然地在堆如小山的自然來稿中，抽到了我的信封。 直到這時，我才知道還有“自然來稿”這一說。也就是說，文學刊物中刊發的，大部分都不是像我這樣直接寫上“某某編輯部收”的稿件。你起碼要寫上具體某個編輯的名字，被拆開看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更靠譜的做法是，先設法與編輯認識。起碼，先要有朋友居中介紹。要不然，你“成功”的概率就會降低很多。一般來說，一本刊物刊發的“自然來稿”，也許只佔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我感覺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學世界”不是這樣的。在我心目中，“文學世界”真有點“高於生活”的意思，它應該是一群不世俗的人按著非世俗的規則操作的事兒。我一直認為作家一開始都應該是“自然投稿”，而編輯對所有稿件都應該是一視同仁。有這個“文學世界”存在，或者說，有這樣一群抵抗世俗的人存在，這個世界才值得生存。所以這一事實對我震動很大，讓我暈頭轉向了許久。我回想起自己苦等編輯們回音的日日夜夜，現在才想明白，也許我投出去的信封，至今仍然沒有打開。 不過，這一知識對我並沒有什麼影響。在那之後，直到今天，在通常情況下，我仍然堅持“自發投稿”（雖然今天我已經基本不投稿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認為這是“正確”的，這是我少年時代夢想的一部分。當然，也如以前一樣，直到今天，我的“自發投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沒有回音。 這反應了我性格中的某種“心理疾病”，我沒法治愈它。
《蒙古無邊》的發表，標誌著我“走上了文學之路”。也算是“國家級刊物”的《青年文學》也接受我的“自然來稿”，發表了我的第一篇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篇小說《說話算話》，我還記得給我回信的編輯叫陳錕。再後來，《散文選刊》選載了我在《鴨綠江》上的散文。被選載，也算是某種形式的被承認。我陸陸續續在省級文學期刊上發表了一些作品。然後，我被省作協“發現”，參加了省文學院的“青年作家培訓班”。在那之後，我又成為“省文學院合同製作家”。這是各省“鼓勵文學創作”的通行作法：省作協在全省範圍內挑選十多名最有實力最能出“成果”的中青年作家，與之簽約，按照你每年在“省級”、“國家級”刊物上的發表量以及被轉載的數量，會給予一定津貼。在一省的文學界，這算是一種比較重要的認可。也就是說，我確乎已經是“青年作家”了。 但是，我仍然沒能把《無處收留》發表在“一流”刊物上。這是我的一個心結。我一直沒有放棄努力。這篇稿子一天也沒停地在郵路上奔波。又一個編輯給我回音了。在《大家》退稿之後不久，《花城》的一位叫文能的編輯給我來了用稿信。這封用稿信明確講，將於明年刊發。 到了年底，文能的第二封信來了：“你的稿件本已確定刊發，但是我因個人原因，將調離雜誌社，加上雜誌社內部關係複雜，因此此稿也無法用了。我已經將它推薦給了其他刊物，請相信這是一篇好作品，肯定能發出來。” 過了幾個月，《天涯》雜誌李少君的一封回信證明文能先生確實在努力幫我的忙：“文能轉過來你一篇關於吳三桂的文章。我們看過，認為很好，本來是可以在《天涯》發的，但太長了。你功底、文筆都不錯，有什麼其他稿可以寄些來。這篇你可以寄給看看，他們應該是可以發的。” ……直到二OO一年，我已經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之後的第二年的夏天，到遼寧文學院開會。我幾乎已經忘了有一篇稿子還漂在路上這件事，直到文學院一位工作人員把一本已經磨破邊了的牛皮紙信封扔給我：“請客吧！給你的雜誌，寄到這來了。” 是二OO一年第一期的《鐘山》，目錄欄中赫然寫著：“《無處收留》，張宏杰”。因為彼時我已經是“遼寧文學院合同製作家”，所以雜誌被莫名其妙地寄到了這裡。雜誌裡還夾著一封信，主編傅曉虹說，是文能轉給她的稿子。 這篇文章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走了五年，這五年，我由二十四歲變成年近三十，它則餐風宿露，不眠不休，撞過了十幾家雜誌的大門，最終，到底在一本“一流刊物”上露面了。我終於對得起它了。 （到今天為止，我也沒見過文能先生，甚至沒通過一次電話。我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工作，還是已經退休了。）我打開雜誌，將這篇《無處收留》從頭到尾一字不落地又讀了一遍。我記得大學期間我在《鐘山》上讀到的大量好東西：蘇童、余華、賈平凹、汪曾祺……如今，我隱隱有了與他們，這些我昔日的文學英雄並肩站在一起的感覺。
在此之前，雖然已經發表了很多東西，但是我一直沒有找到當“作家”的感覺。在我的記憶中，一個真正的作家，是擁有大量讀者的，是會收到如潮反響的。你看那些著名作家的採訪，不是都說某篇作品發表後，會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讀者來信嗎（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細節是其中會掉出漂亮女讀者的照片）可是，沒有任何讀者給過我反饋。也沒有任何評論家者註意過我的存在，甚至我身邊也沒有任何人表示他們讀過我的東西。當然，我的寫作是“秘密進行”的，因為我擔心可能失敗。不過，我期望的是，在我成為作家之後，被身邊的同事和朋友在雜誌上驚訝地發現。現在，我已經“成功”了，已經是“省文學院合同製作家”了，可似乎從來沒人知道這一點。 我把這歸咎於沒有在“一流期刊”上發表過東西。我特意到單位的圖書室查了一下，裡面確實沒有訂《鴨綠江》或者《北方文學》之類的省級期刊。 如今，我在《鐘山》上露面了。圖書室裡確乎有這本雜誌的。那些評論家們肯定也都看這本雜誌。這次，我算是登上文壇，露了臉了吧？ 果然，在看到雜誌後的第二個月，我收到了一封讀者來信。這位讀者頗有點不尋常：她是彼時以一本《現代化陷阱》在全國引起反響的學者何清漣。她說，她在《鐘山》上讀到《無處收留》之後感覺非常“震駭”，遂找到主編傅曉虹要到我的聯繫方式。她說了很多肯定讚賞的話。她還說，她是先學歷史後學經濟，與我恰好相反。她最後說，她此時“因言賈禍”，情況很不順……總之信寫得很長，隨信還一口氣寄來她的三本書，一本書上題寫了“寶劍贈烈士”五個大字。 我當然興奮。我當然激動。我等著更多的反響，對我到那時為止自認為最好的一篇作品的反應。 沒想到，何清漣的這封信居然成了絕響。在那之後，我再也沒有收到過任何來自文學刊物的讀者的反饋，更不用說什麼評論家或者文學權威的反應了。單位圖書室的那本《鐘山》，似乎也從來沒有人借閱過。我費盡全力，朝湖水里扔了一塊大石頭，然後側耳傾聽：半天過去了，毫無聲響。 原來湖不在那。 直到這時，我才恍然發覺，“八十年代”已經逝去，世界已經變了。 八十年代一本文學刊物，動輒幾十上百萬的銷量。連東北邊地的《鴨綠江》，發行量一度都達到四十萬冊。 “一本《十月》或者《當代》，往往先在大學宿舍間流動，然後可能在理髮店、醫院病房、工廠車間、商店櫃檯之間持續作布朗運動；也可能是從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於無形。”僅僅十年後，這一情景已經恍如隔世。某位主編說，“你不能去問一個詩歌期刊的主編，他的雜誌發行有多少冊，這就像問一個女人她的年齡一樣。” 文學不再能帶來轟動效應，不再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所以，那些最有才華的人不再從事文學了。他們去從政、從商，去做個循規蹈矩的白領，都比做文學青年靠譜。許多才華正盛的作家，都紛紛轉行去給導演們打工，寫電影、電視劇。 “文學”變成了小圈子的事。一般來講，你發表的作品，只有編輯以及你通知到的幾個同行會讀。 與上兩項變化互為因果，大部分文學也告別了社會，告別了讀者，僅僅成為一種有氣無力的慣性。八十年代，文學替全國人思考，為全國人啟蒙，指點江山、激昂“鬥志”。如今，文學變得“純粹”了，但是也純粹到了水至清則無魚的境地。 也不能說我沒有得到過反饋。在得知我發表了一些東西後不久，建行的某位科長曾經鄭重其事地和我探討過“寫作”這個話題。據他理解，在作家當中，寫散文的尚屬正常，寫小說者都是準精神病患者，而寫詩則是一個人精神有問題的確鑿證據。 同時，我全力寫作的年齡正是一個中小城市青年找對象的關鍵時段，“不好好上班”、“寫小說兒（人們管文學雜誌上的東西一律叫做小說）” 不但沒成為我吸引未婚女青年的招牌，反而成了我不是一個好的婚姻對象的證明：這證明我不會很好地沿著副科長、科長、副處長之路攀登，反而有成為浪蕩之人的可能。在我逃離了“行長秘書”這一職位後，這一徵兆更為明顯。而回首我的大學同學，大部分已經混成科長，有的已經是副處長、處長，更有人已經成了億萬富翁。
奇怪的是，了解了這一事實後我並沒有過分沮喪。做為一個小城市裡的普通大學畢業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樣可長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雖然不能憑寫作“功成名就”，但是我發現了並且習慣了寫作的快樂。 寫作是痛苦的。寫作需要將自己調動到最活躍、最興奮、最有力量的狀態，才能隨心所欲地驅策胸中萬物，才能接近理想中的完美狀態。因此寫作者必須擁有特別強大的意志力，需要無情地鞭策大腦。這種寫作中的完美主義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不過離了它，我就得不到那種酣暢淋漓的興奮體驗。 寫作又是快樂的。我的性格是那種習慣和自己較勁的人。我想最適合我的工作也許是一個石匠或者木匠：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個不被打擾的地方敲打點什麼東西，使它以最合適的形態呈現出來。僅僅這一過程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滿意足了。 我越來越發現推動我寫作的動力是好奇心。我們被告知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差距之大如同兩個星球。而歷史這個領域這種差距更是明顯。大學期間在大連市圖書館閱讀歷史材料時，我不斷地驚訝、驚嘆乃至驚呼。把這種驚訝表達出來，其實就是我寫歷史的最初動力。歷史寫作對我來說是一次旅行和探險：在故紙堆中，你隨處可見蛛絲馬跡。沿著這些線索前行，擦去歷史碎片上的塵埃和塗飾，小心翼翼地拼接在一起，你會發現歷史的面相與你的想像幾乎完全不同。一開始，我關注的是歷史中的人性。就像莫言在評價我的一篇文章中說，我關注的是人性的複雜。在歷史中，各種情節都已出現，人性的千奇百怪匪夷所思出人意料都表現出來了，我迷戀於觀察這種複雜性，迷戀於將一張又一張面孔復原出來，得意地指給別人說：看，他原來是這個樣子！再後來，我的好奇心更多地轉移到歷史規律本身。我開始觀察農民起義、觀察中國人的盛世夢，觀察中國專制制度的起源……我驚訝地發現，我頭腦中那些習以為常的觀念，幾乎都是不准確的。比如，農民起義推動的主要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專制制度的進步；比如中國式的盛世幾乎都是建立在一個大衰世的基礎上，並且以衰世為結局；比如春秋戰國時的那些自由思想的大家，幾乎個個都在呼籲一個大一統的專制政權……我的這些觀察和思考，完全是野狐禪式的，遠離“學術範式”的，我的結論也許荒謬可笑，離題萬里，但是我卻自得其樂。我的寫作完全是隨心所欲，信馬由韁。摒棄萬物，沉在書房中，一點點地梳理自己的思路，解答自己的疑問，結果就是敲打出一篇文章。那種遺世獨立的專注、單純而寧靜的感覺，確是一種巨大的幸福。 就這樣，我從一個標準的“文學青年”為入口，走入歷史。歷史是社會學科的基礎，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你會不自覺地經過人文學科的各個房間。一路走來，通過寫作，我對這個世界有了更深更廣的認識。從一九九六年到現在，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對社會，對歷史，對文化的認識，許多方面都進行了自我顛覆。而這一脫胎換骨的過程，其途徑正是由於寫作。 寫作也給我帶來了現實的“利益”。一開始，為了不致招人誤解，我的寫作是在地下進行。而發現“作家”已經成了異類之後，我更把發表的東西埋到抽屜深處：沒有可以交流的對象，總要好過那些言不由衷的文不對題的“讚賞”。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行長王毅讀了我寫的幾篇東西。行長雖然文憑不高，但是興趣廣泛，知識面頗廣。更主要的，他們那一代人還認為，寫作是一件大事，好事。他說，你是個寫東西的料，我給你創造個寫作環境。 於是，他把我調到了市行營業部，因為營業部主任董慶毅（前年他因車禍去世，願他在天上平安快樂）為人開通大度。在他和行長的默許下，我一周只需上班一兩天，其他時間，可以在家裡正兒八經地當“作家”。這自然是寫作給我帶來的幸運。每天早上六點半，起來跑一圈步，回到家裡，洗個澡，聽一樓人都走空，泡一壺茶，撳開電腦，看著茶煙升起，聽著電腦“沙沙”的啟動聲，整個房間就像古墓那樣安靜。每當這時我就深深感謝世界，對我這樣寬容。即使寫出來的東西永遠都不能引起關注，但能一直享受這樣的書房生活，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不過，寫作另一面的快樂畢竟是傳播和交流。每一個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觀音能有人欣賞。更何況毛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都有點“文以載道”的老套想法。 一個意外的機緣，使我發現了另一條接近讀者的路。那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為《鴨綠江》主編劉元舉先生介紹，認識了時事出版社工作的瀋陽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寫東西，讓我發幾篇給他看看。 過了幾天，祝勇給我打來電話：我想給你出本書，行不行？你的水平完全可以出一本書，而且我估計書可能賣得很好。 於是，在二OOO年一月一日，我的第一本書《千年悖論》出版了，匯集了我寫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當然是“歷史文化散文”。說實話，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出版的可能性。因為在我看來，出書實在是比在雜誌上發表作品重大得多的事。在我的印像中，一個人一般要人到中年，德高望重，作品積累到一定數量了，才有可能出一本書。因此，雖然稿費只有每千字三十，雖然封面做得有點不倫不類，我還是感覺很興奮。 這本書起印五千冊，出來後很快就淹沒在眾多新書當中。雖然不久都賣光了，但是在讀書界沒有引起什麼關注。 不過令我高興的是讀者卻有了反饋。讀者大部分都是大學生，奇怪的是，他們幾乎都是在大學圖書館讀到的這本書。有幾個大學生給我來信說，這本書“顛覆了他們的大腦”，“千年悖論，讓我們覺醒，第一次從人的角度來考慮這些歷史人物的種種作為”。 我很高興這本書能觸動一些人，能讓他們感受到我的憤怒、驚訝、感慨、激動，能顛覆他們對歷史的一些成見：這正是我在書房裡不懈敲打的目的。 我發現，出版是將自己的寫作抵達讀者的大路。出版的傳播力比在傳統文學雜誌上發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今天的文學期刊，讀者群基本已經淨化為“純文學讀者”。雖然一開始我走的是“文學之路”，但其實我的作品並非標準化的“文學性寫作”，我寫的雖然都是歷史，但是離現實可能比大部分小說都要近。它們的讀者，更多在文學期刊的訂閱者之外。而且最關鍵的一點是，出版社的編輯與文學期刊的編輯完全不同：大部分出版機構都需要賺錢養活自己，因此特別在意一本書的市場反應。與文學期刊疏離了社會不同，出版業已經相當市場化，編輯們睜大眼睛尋找每一位有讀者的作家。 所以，除了第二本書的出版頗遇艱難外，我的書出版都非常順利。特別是第三本書《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之後。 《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不久，我在報紙上網上很快見到了白岩松、柴靜評論了這本書。影星袁莉在我經常看的《鏘鏘三人行》中提到了這本書，那年《藝術人生》的年終評點，張越、崔永元等幾位嘉賓似乎也提到了這本書……於是我意識到這本書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雖然出版社沒有進行過一個字的宣傳推廣，但是這本書通過口碑相傳，漸漸傳播開來。印數很快就過了三萬冊，而在文化類書裡面，據說三萬冊就算暢銷書。再以後，我的《中國人的性格歷程》、《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也陸續成為歷史文化類的“暢銷書”：從《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起，我算是有了自己的讀者群，隔三差五地收到讀者來信，其中有一封是當時身在美國的留學生，後來的青年學者劉瑜的信（特別令我感動的，是一位讀者將我的三萬多字的《無處收留》一筆一劃地抄在一個小本本上送給了我）。我能夠知道，自己的寫作，對一些人確實發生了影響。 讓自己的寫作抵達讀者，我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
在主要傳播方式轉為出版的同時，我的傳統“作家”之路仍然自然延伸。我的一位朋友作家鐘求是有一次和我通電話時說，我感覺你的東西挺適合《當代》的風格。你寄給我的朋友吳玄吧，他現在在《當代》做編輯。 我按鐘求是提供的郵箱寄去了幾篇稿子。一周後，吳玄打來電話，說他已經與主編洪清波達成一致意見，打算從二OO六年起，為我開一個專欄。這對我來說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專欄的名字後來定為“史紀”。這成了我在“純文學”領域最輝煌的“業績”。我獲得了一些省級文學獎和一項不太重要的“國家級文學獎”。對了，還有“文學創作一級”這個職稱。因為這些成績，我成為省作協的“理事”，後來又成為“主席團成員”，還成了一個市作協的“副主席”。我參加了“青創會”，並且見到了常委同志。這是我“純文學”之路的頂峰。從一個小城市的無依無傍、赤手空拳的草根青年，到一個地級市的“作家協會副主席”，這就是我爬過的“文學之峰”的高度。 不過，整體來說，我的“純文學”之路走得不溫不火，換句話說，其實是不太成功。用某個文學前輩推心置腹的話來說，你不會經營自己。你怎麼不開個研討會，找幾個有名的評論家評論一下子，給你歸成一個什麼文學現象。那你不就火了？ 前輩說得輕鬆。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我的作品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我也沒有什麼過人的才氣。這把火哪那麼容易“點著”。 不過，他說的也並非沒有一點道理。作為一個寫了相當年頭的作家，我對一些心照不宣的事也相當清楚：在任何領域，都沒有那麼多“順理成章”。只要你的才氣不足以掀翻地球，那麼你就有必要“經營”一下自己。 這就是中國“圈子社會”的現實。如果有了人脈連接，你完全可以事半功倍，甚至四兩拔千斤。事實上，我寫作生涯的大部分“成功”，除了一開始幾篇“自發投稿”是完全自我奮鬥之外，其他的重要幾步，也都是在人脈的連接下完成的：那篇《無處收留》最終得以在“一流刊物”上發表，畢竟是文能先生不懈推薦的結果。第一本書的出版，則是劉元舉先生向老鄉祝勇介紹我的副產品。 《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這樣好的出版社出版，是因為在那之前認識了丁東先生，再加上章詒和先生的序。而我的《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賣得不錯，柴靜寫的那個跋和劉瑜、老六的幫著吆喝自然功不可沒……我不得不承認，“圈子”其實也是一種正常的生活狀態：這個時代，信息的大海之中，你其實只能看到進入視野的這一小片兒。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常理，只不過在中國社會，人們更習慣於這種“手工式”的聯結。這是一個大家都在叫喊和跳躍的時代，如果想要從草根地位到達成功高度，你需要喊破嗓子，跳上桌子。 但我還是修正不了心中那個奇怪的“應該”情結。 那一天，和一個朋友聊天，屈指數起我們認識的所有文學朋友，大大小小百十來人，沒開過文學性的“作品研討會”的，只有我一個。有一次，一位對我一直很欣賞的文學活動家和我詳細談了給我開研討會的計劃，我不置可否，結果他很生氣，覺得我過於“傲慢自大”，從此很少再與我來往。 我根本不是什麼“清高孤介”。作為一個不善於拒絕的人，我也對別人說過很多言不由衷的話，我也請過一位文學獎的評委朋友吃過飯，我也曾畫虎不成反類犬地學習過“應酬”，我也曾經很想在圈內獲得“成功”，以便能獲得各種相關的好處。我只是後來確定，我喜歡“舒服”多過“成功”。 作為一個讀過些中國歷史的人，理智上我對“人情社會”的規矩抱有高度的“同情之理解”，但是在感情上，我卻無法經常地勉強自己。我是一個羞澀的人，幫我開了專欄的吳玄，我後來在一次文學會議上見到，我居然沒好意思對他表達我的感謝之意。歸根結底，也許是成長的背景，讓我一直固執地以為有一種“應該”，有一種“清潔”。我糾正不了這個“錯覺”。 堅持這種“應該”經常讓我與身邊的生活產生一點排異。比如雖然“名人薦書”現在已經是再常見不過的現象，我的幾本書也都請他人進行過推薦，但我一直覺得推薦應該是一件嚴肅的事。不止一個朋友請我為其書寫推薦語，我讀了作品後都極力推卸了，因此得罪了好友，也只好認了。愛惜羽毛、不辜負讀者對自己的信任，這一選擇似乎不需要經過任何思考。 不料前些天在網上瀏覽時，看到一則新書的宣傳文章，介紹一本馬上要出版的歷史類書籍。封面上印著李承鵬等四個人推薦，其中一個赫然是我的名字。更為離奇的是，封底還有“我寫的”一段推薦語。而事實上，對這本書，這個作者，甚至這個編輯，都一無所知。 我致電這家我很熟悉的著名民營出版機構，問是怎麼回事。編輯說張老師，那個推薦語是我寫的，我忘了征求您同意了！ 我說那趕緊去掉我的名字吧，我不能推薦這本書。編輯很驚訝，說，推荐一本書也不是多大的事兒，張老師您就同意吧，請您推薦，不是說明您在讀者心目中有很大影響嗎？這是好事啊！我覺得那推薦語寫得也不錯啊！ 我費了好多口舌之後，編輯才相信我是認真的。她說，封面已經印出來了，如果更改，要損失很多錢。經她請求，出版機構的領導同意給我一筆豐厚的推薦費，以換取我不撤掉推薦。 我拒不同意。編輯又找到我的一位好友做我的工作，原來編輯是遼寧人，是我好友的同學的侄女。據說好朋友的同學為這事還專門跑了趟瀋陽： 因為小編輯剛剛工作不久，如果讓出版社蒙受損失，可能會失去工作。 這位朋友以前很熱心地幫過我的忙。他多次打來電話，勸我想開一點。 現在推荐一本書，誰還當成多大的事呢？ 但最後，我還是拒絕了朋友的請求，堅持要求出版公司修改了封面。我的處理結果，既得罪了出版公司，又得罪了朋友，還可能使一位小編輯的前途受了影響。許多人聽說這件事，都說我做得不對。 我的“心理疾病”確實令我落伍了嗎？
因為現在身為清華大學歷史專業的博士後，與“學術圈兒”的交往比“文學圈兒”還要多，所以我現在應該算是游離在“文學體制”的邊緣，介於文學社會和普通社會之間，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純文學”範圍內，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出過《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之類的書。而《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的讀者，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在《當代》上開有專欄：他們很少讀文學期刊。 “純文學”和“普通閱讀”，幾乎井水不犯河水。 作家的閱讀大都固定在純文學範圍內，每一次文學圈內的會議，大家帶的書，談論的閱讀，大都是最新的外國文學作品。他們的作品，也基本都在嚴格的“文學藝術”範圍之內，致力於藝術質量。 “文學圈”遠比“學術圈”更遠離普通社會。每一次學術會議，那些專家學者私下交談的，都是社會熱點，大局走向，民心民生，一個個慷慨激昂。而每一次文學會議，朋友們聊的仍然是我最近又在哪本雜誌上發了什麼東西，哪篇被轉載了，哪部作品又被列為“重點扶持”。這些作品，可能“圈外人”永遠看不到。或者是某某作協裡，誰和誰又打起來了，誰又偷偷把另一個人辦公桌上的稿費單衝進廁所了。在某個筆會上，某某和某某划拳，以決定某個女作家今晚睡在哪裡……和這個社會密切相關的唯一一點，是探討如何把小說改編成電視劇。 我讀到一些對文學體制反思的聲音，我認同其中的一些說法。我和朋友們開過一些玩笑。不過，任何事情都不是小蔥拌豆腐式地定義的。我在“文學圈”裡遇到過許多溫暖的人和溫暖的瞬間，遇到過很多認真的編輯和幾本敬業的雜誌，讓我想起“八十年代”整個社會精英與國家同方向前進時的干淨清爽。比如《天涯》雜誌多年前開的一次筆會。 如前所述，我的《無處收留》當初被《天涯》因為太長委婉拒絕。當它在《鐘山》上發表後，《天涯》副主編李少君寫來一封約稿信，說韓少功看到《鐘山》上的這篇文章，批評了他，說他錯過了一篇好文章。 於是我接連在《天涯》上發表了幾篇東西。說實在的，《天涯》這本刊物在所有文學刊物裡最適合我，因為它辦得不那麼“純文學”，而是更注重思想性和雜糅性，與我的寫作風格比較合拍。 2001年，我意外地得到《天涯》的邀請，年底到海南開筆會。 “筆會”兩個字，在文學青年時代特別令我嚮往，在我的幻想中，那應該是一個小團體的神仙會一樣的精神會餐。大學裡讀文學雜誌的時代，我多少次幻想自己將來也能參加“筆會”，這個夢想終於實現了。 到了海南才發現，這是一個很小規模的筆會，只有九個人。除了我，其他人都是鼎鼎大名：張承志、莫言、李陀、王曉明、翟永明、汪暉。還有主人韓少功和蔣子丹。所有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見到。他們大都是我心目中的文學英雄，比如張承志的我就讀過多次。我很奇怪，為什麼韓少功要請我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參加這個筆會。不管怎麼樣，我心中難免暗自激動。 一見面，張承志就開起玩笑：“我像不像本·拉登？” 那時“九一一”剛剛過去一個多月。朝他提示的方向去感覺，是有點像。體格粗壯，大鼻大臉，眉毛又粗又長，頭頂毛髮已經稀疏，聲音重得近乎發甕，顯然雄性激素十分發達。和想像中的把編輯從家中罵跑的孤傲不同，張承志禮貌周到，出人意料地隨和。 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感覺很新鮮。汽車沿環島高速路行駛。山巒優美，千萬株桉樹見縫插針，熱火朝天地競爭、擁擠、勾結、傾軋，迫不急待地生長。開會的地址是島內的七仙嶺，這是白雲繚繞下的一座黛青大山，山頂七峰並立，如同七位仙人側立。推開窗子，遍地椰樹的翠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和這些“文學英雄”在一起，我感覺又興奮，又舒服。他們都真實樸素而自然，他們身上，有著我想像的“八十年代氣質”。這個會上聊的許多東西，現在已經沒有印象了。只記得莫言對於大家在會上總是“胸懷宇宙”有他自己的看法。吃飯的時候，他端著酒杯，抿著紅酒，隨口編了個順口溜： 這是一個分裂的時代，又是一個整合的時代。 這是一個破壞的年代，又是一個建設的年代。 這是鄉下人進城打工的年代，又是韓少功下鄉隱居的年代。 這是文學似乎能影響社會的年代，又是文學一錢不值的年代。 文學圈裡，拉幫結伙的多了，孤軍奮戰的少了。 無恥吹捧的多了，嚴肅批評的少了。 自高自大的多了，謙虛謹慎的少了。 出版的作品越來越多了，好的作品越來越少了。 關心國家大事的多了，關心文學的少了。 冒充理論家的作家越來越多了，像我這樣不會說話的越來越少了。 丰乳的方法越來越多了，能分泌乳汁的乳房越來越少了。 ……他一口氣編完，大家都大笑。蔣子丹立刻要求，這串順口溜要交給《天涯》，放到“作家立場”裡發表。 這個筆會讓我感覺到八十年代的文學熱的餘溫。
一九九六年，當我拿起筆的時候，誤以為寫作能給我帶來一切。轉眼，寫作已經十六年了。我也由大學剛畢業的青年，接近中年，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付給了書桌。抬頭一看，幾乎一切都已經滄海桑田。 十六年的時間已經把我身邊的很多人變成了我所不認識的另一個人。我的一位朋友，當年因為自小懷抱了當作家的夢想，拒絕給當地主要領導當秘書。如果那時他從政，現在至少也當一屆縣長了。當年，一談起文學，談起社會，他總是眼含淚水。而如今，他開始沉醉於一個雞肋一樣有名無權的副處級小官職，以善於講話和敬酒而聞名，在他偶爾批判什麼的慷慨悲憤中，每一次都夾雜著自己的巧妙訴求。有一次酒後，他對我說：操，雞巴十幾年，白活了。要是讓我重新活，我才不他媽當什麼作家呢！ 是啊，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事實上我們這一代人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滄桑”的一代：通常狀態下幾代人才能經歷的歷史變化，都壓縮到我們這一代身上。應該說，有一些變化，是必然的。但是，也有一些變化是令我意外的。比如我今天在網上看到這樣一則新聞： “《蔓蔓青蘿》、《泡沫之夏》、《瀟然夢》……今日，某大學圖書館公佈其2009年秋季學期借閱書籍排行榜，前100名幾乎全為網絡文學書籍。據該排行榜顯示，除了排名第51名的《宋氏三姐妹》和排名第100名的《最易掌握的學英語規律338條》，其餘的均為在網絡上曾風靡一時的網絡文學作品，如《玥影橫斜》、《愛在唐朝》、《失踪的王妃》等，以及郭敬明、明曉溪、安妮寶貝等青春小資文學作品。而與高校專業課程相關的書籍均無緣入榜……” 自己坐在大連市圖書館，翻讀文學期刊的情景宛如昨日，讀到這樣的新聞，怎能讓人不恍如隔世？當我恍惚的事情越來越多，比如發現整整一代人的一生精力可能被一套房子套牢。我不得不說，這個世界的走向，不是我所想像。在二十多年前，這個世界就已經轉向，離我們而去。我們這些人，是最後一代“文學青年”。
現在的我，已經成了歷史寫作中的“資深”一員。資深的一個證據，就是作品紛紛開始再版。 想當初和廣西師大貝貝特簽合同的時候，因為是丁東老師引見，所以在談合同時沒有提出任何條件。書出了幾年後，才發現版權期居然是八年而不是常見的五年。人們常愛用八年抗戰這個詞，這說明在人的感覺裡，八年是一個有點長的時段。確實，在這八年裡，我換了兩次工作，讀了一個博士，又出了四本書。但是每一次自我介紹的時候，如果只能寫一本書，我還是會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確實，這是我最滿意的一本書，也是讀者們提到我時最常提起的書。 在這八年當中，有很多家出版機構提出提前再版這本書，但是原出版方一直沒有同意，雖然後來在整整六年間，權版頁上的印數沒再被改過。這是中國出版界常見的現象之一。現在，時間到了，為了這本書給我打了無數次電話的吳懷堯開始操作這本書的再版。 這次再版最大的變化，是朱元璋一章，由原來的七萬多字，擴展成近二十萬字，就是說，由一篇人物隨筆擴展成了一本書，一本完整的《朱元璋傳》。希望它在已經出版的眾多《朱元璋傳》中，仍然能顯現出自己的個性。 其他篇章，進行的調整比較小。現在回顧早年文字，有些地方，還聞得到青澀味道。可是，我很珍視這些文字，因為它們是不可複制的。每個生命階段的文字質地是不一樣的。雖然我的早年文字中時有“為賦新詩強說愁”的做作，但是這些文字裡面，灌注著力量、激情和理想。在這些青澀的文字中，我能感覺到自己彼時的單純，感覺到奔湧的生命能量，感覺到自己當初用大鐵鎚去砸蝴蝶翅膀的雄壯。
只有經歷過八十年代的人，才能明白“作家”這個字眼兒，在那個年代意味著什麼。 那是一個人人捧讀文學期刊的時代。一篇小說在稍知名一點的文學刊物上發出來，則舉國皆知，人人談論。那是一個作家是社會精神導師的時代。 人們相信作家是社會的良心，是正義的化身，是未來的宣告者。那個時候，寫作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發表一篇引起關注的小說，就可以使一個人從社會底層一夜之間變成萬眾矚目舉國議論的焦點。一個人如果揣本詩集，號稱熱愛文學，就可以行走天下（套用高曉鬆的話“那時的人們相信彈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人們相信會寫詩的孩子更是好孩子），人心如同白蓮花，剛剛綻開。 我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而我身處的遼寧省朝陽市，又是一個對文化和文學抱著特別質樸的尊重的邊地古城。去年我回朝陽辦理母親的醫療報銷事宜（母親是在朝陽市退休的），異地報銷手續繁瑣，工作人員表情慵懶，公事公辦，眼看著一天之內不可能辦完。陪我去的表妹夫很機靈，對工作人員說，他是個作家！說著把我剛送他的一本書拿了出來。 頓時整個辦公室人都轟動了，每個人都站起來，爭相傳閱這本書。科長給我端來了椅子，請我坐下，另一個人遞上了熱水。人們如同對待一個前來視察的大人物。一路綠燈，很快全部辦妥。 在“作家”如此貶值的時代，此地對文字還保持著如此淳樸的尊重，那麼可以想像二十年前這種尊重會是何等盛大！ 古城裡的人認為讀書肯定是一件好事。並沒有人教導自己熱愛閱讀，但是書籍幾乎是小時候除遊戲之外唯一的娛樂。初中時，我在朝陽市圖書館和市政府圖書室各辦了一個借書證。別無選擇，借回家的都是“名著”，當然，是那些勉強能看懂的名著。什麼、、、《名利場》……記得有一年夏天去北戴河旅遊，我坐在大客車的第一排，手裡捧了一本厚厚的，因為看不懂而憤怒了一路。 一個初中生看，這就是我成長年代的文化景觀。一方面我們沒太多書可讀，另一方面，撞到手裡的書大致都有著堅硬的品質，把每個讀者都練成了鑽頭。淺閱讀、輕閱讀、軟閱讀這些詞彙，當時尚未出現。 更多的文學熏陶發生在上大學的九十年代初，大學圖書館裡的書畢竟更多。王安憶、韓少功、莫言、韓東、王朔，一本接一本。高中時沒讀下去的重新再讀，從此迷上了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經歷了這些之後你沒法不成為一個文學青年。
但是工作以前我並沒有認真想過當一個作家。在大學裡，我業餘時間大量投入書法和篆刻之中，加入了大學的書法協會。除了“作家”這兩個字在我心目中過於崇高之外，還因為我莫名其妙地認為當作家是起碼要人到而立有了閱歷後才能嘗試的事（形成這個印像也許是因為八十年代風靡一時的作家大多是有了一把年紀的知青出身）。 開始寫作發生在上班一年之後。寫作的動因相當簡單：無聊。大學畢業之後，本來是想好好工作，先“混”上（用我爸的話來說，是“熬”成）副處級，能用公款請客吃飯，在小城市裡有地位有面子，這是一個北方小城長大的人的普遍理想。但是一九九四年大學畢業進入葫蘆島市建設銀行工作之後，我發現“混”和“熬”對我來說是相當困難的事：一個星期的工作，基本上一兩天就能處理完。其他的大部分時間，主要都用來打撲克。那個時候，國有銀行還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革，工作氛圍和政府機關差不多。我記得有相當一段時間，每天上班之後不久，我們科里幾個人就把門上的玻璃亮子用報紙一糊，在裡面拱豬、炸金花，一打就是一整天。 這樣的生活雖然自在，但時間長了，未免覺得空虛無聊。還有什麼更好的打發時間的方式呢？在單位沒法寫毛筆字或者畫畫。那麼，寫點東西吧。 我想起我似乎還真有一點“文學天才”：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的作文曾經被老師當作範文。托爾斯泰說過，成為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強烈的虛榮心。 很幸運，這個品質，我也具備。 寫什麼呢？什麼都行，只要不平庸。要知道，我從小就愛把自己弄得與眾不同。從初中就開始讀每一本能弄到手的《新華文摘》，越是看不懂的長文章，看得越投入。初二的那年暑假，我還借了本，在公園裡硬著頭皮讀了十個上午，當然最後還是沒讀懂。從小只要是帶字兒的東西，不論天文地理醫學農業生物自然科學迷信甚至日曆，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讀下去。大學四年，我基本就是在大連市圖書館泡過來的，讀得最多的，是歷史書，還有那本介紹朝鮮人民幸福生活的《朝鮮畫報》。所以截至此時，肚子裡已經裝了太多奇奇怪怪的東西。雖然“余秋雨”這三個字今天已壞了行市，但我從不否認，那種所謂“文化散文”的寫法令我豁然開朗。這種縱橫捭闔的敘述方式，正好將我一肚子的亂七八糟攪合到一起，一股腦抽出來。 半年時間裡，我寫出了《蒙古無邊》、《無處收留：吳三桂》等好幾篇很長的散文。其中我自己最喜歡的是《無處收留：吳三桂》這一篇。 對吳三桂感興趣，是因為讀了一本很薄的小書《叛臣吳三桂》，我發現，這個被嚴重臉譜化的人，年輕時居然是以“孝勇”聞名天下的。青年吳三桂是個美男子，下馬彬彬有禮，上馬武勇過人，頗為時人稱許。從道德至高點走到一叛再叛擒“舊主”以事新主，他經歷了什麼樣的精神地震和靈魂撕裂？我又買到劉鳳雲教授寫的另一本書《清代三藩研究》，找了當時能找到的所有與吳三桂及那個時代有關的資料，從材料碎片中一點點復原吳三桂在重壓之下如同蝸牛一樣一層一層脫去道德面具的精神歷程。 從文體上，它非驢非馬，不是純粹的散文，也稱不上小說。它是一種敘述和思考的雜糅，是一種合金體的怪物。後來還是評論家們給這一類東西定義為“跨文體寫作”。後來有人說：“張宏杰的寫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典型的跨文體寫作，摻雜了大量小說式、歷史報告文學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寫法。” 我對這篇東西相當滿意，認為我可以開始文學青年的第二個規定動作了：投稿。
那個時候要成為“作家”，必須向文學雜誌投稿。文學雜誌是通向文壇的獨木橋。網絡那時剛剛興起，網絡文學這個名詞還沒出現。每一個“文學青年”，都先要在文學期刊上“露臉”。一般的路數是先在“省市級”文學期刊上“嶄露頭角”，然後在“國家級期刊”上引起關注。這樣，你就有機會參加各種筆會采風之類的文學活動，有資格加入市、省乃至中國作家協會。接下來你的奮鬥目標就是被一些知名評論家評論和文學權威認可，獲得一些“省級”乃至“國家級”文學獎項，這樣你就會在作家協會體系內混到一個“官位”，比如某市作家協會主席、某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這樣你就算是功成名就，可以被稱為“知名作家”，有資格出席“中國作協全國代表大會”或者“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之類的榮譽性大會，享受各級作協組織的免費出國采風交流之類的活動。這是彼時一個正常文學青年的作家之路。 那時候，人們做夢也想不到，十年後會有很多人比如當年明月，只須把文字發到網上，就有可能被廣大網民關注，成為風行海內的暢銷書作家。更想不到，一個少年韓寒，居然拒絕了進入作協的邀請。 那麼換句話說，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文學雜誌的編輯、文學評論者和文學權威，是一個文學青年成功道路上的三道閘門，你必須一一攻克。首先要做的，當然是先敲開文學雜誌的大門。作為文學體制的一部分，到今天為止，全國各省都會有至少一本“純文學期刊”。按照“文學圈兒”內的標準，文學期刊大致可以分為兩級。一級是“省級”，比如遼寧的《鴨綠江》、黑龍江的《北方文學》，這些刊物影響比較有限，換種說法可以叫二流的文學期刊。另一級是“國家級”，其中也包括一些影響很大的地方刊物。大致有、《當代》、《十月》、《大家》、《鐘山》、《天涯》、《人民文學》、《花城》、《作家》……大家心中公認的第一位，當然是。 和一般文學青年先從“省級期刊”投起不同，我第一次投稿，就把那篇《無處收留》投給了。 我決心要用這篇作品作為開頭炮，轟開我的“作家”之路。相比當時文學刊物上的其他“文化散文”，我自認為這篇東西絕不遜色。我莫名其妙地相信，它一定會得到編輯們的好評。稿件寄走後，我不停地幻想著這個大信封在收穫雜誌社內會遇到什麼樣的命運。我幻想著某天早晨，一位編輯打著哈欠漫不經心地打開這個信封，讀了幾段，他坐直了身子，又讀了幾頁，他拍著桌子，大呼小叫，連呼其他編輯來看……我幻想著這篇作品使中國文壇知道了有一個叫張宏杰的二十四歲的“青年作家”，比余秋雨更善於講述歷史中的人性……我幻想著我的生活軌跡將從此變樣。收到稿費、參加各種筆會、同事們刮目相看的目光、逃離這無聊的工作……通過寫作改變命運，是那個時代屢見不鮮的傳奇。 投出去的半個月後開始，我就經常去單位的傳達室。但是直到第三個月頭上，還是沒有任何回音。雖然沒投過稿，但是長年閱讀文學雜誌，我有大量的文學常識。我知道文學刊物的審稿期限是三個月。
我並沒有絲毫氣餒。雖然放任自己的幻想，但我其實一開始就將寫作之路上的困難預想得很充分：我把它當成了考驗一個人意志和能力的英雄事業，而英雄事業不太可能一帆風順。我讀過許多作家傳記，那些作家投稿屢屢被拒的故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別是中那艱難卓絕的戲劇性的奮鬥生涯每每令我激動感慨。第一次投稿就投給了心目中最好的刊物，其實更多的是出於一種試試看的心理。沒反應沒關係，一流文學雜誌還有很多。 於是我又打印了一份，把它寄給了《當代》。 三個月後，我又寄給了《十月》。 在那之後，我學聰明了：我開始了一稿多投。我同時投給三家刊物，並隨時作好收到一家用稿信後馬上通知另兩家的準備。 可是一年之內，我連退稿信是什麼樣的都沒有見過：所有的雜誌都沒有任何回音。 我開始像傑克·倫敦一樣，開始懷疑郵路那頭到底有沒有活人做編輯。 更多的時候，我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文字方面的才能。不過，我初中時確實做過語文課代表啊！ 毛時代出生的人都有點不服輸的勁。我下定了決心：我要用三年時間來打通寫作這條路。這三年裡我要寫出三十萬字的東西。如果這三十萬字都不能發表，那麼才可以確認我沒有寫作才能，我會永遠放棄這件事。
就在下定這個決心後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忐忑地來到單位的傳達室。 我很怕同事們知道我被退稿，我甚至沒讓任何人知道我投過稿。所以科室訂的報紙雜誌都是由我主動來取。 一堆報紙雜誌中夾著一個中等大小的信封，上面“《大家》雜誌社”幾個字很明顯。我的心開始砰砰跳動。 辦公室中午正好沒人，我撕開了信封，裡面的是一幅龍飛鳳舞的行書： “張宏杰先生：你的《無處收留》寫得棒極了！準確、結實、飽滿。編輯部一致同意向你約稿，因《大家》明年將傾力推出一種實實在在但同時也更為文學、更邊緣化的寫作方向。《無處收留》略嫌偏'實'，若能再個人化一些，可在《大家》刊發。朱曉樺。” 你可以想像我的興奮。我終於確信，“文學事業”是我想像中的那麼回事兒。有那麼一群敬業的人在操持著人類的靈魂或者心靈。那時的《大家》 創刊不久，上升勢頭很猛，辦得非常有範兒，開本很大，黑色的印有歷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頭像的封面做得大氣十足。朱曉樺字體瀟灑的信我讀了許多遍，我想像他一定是一個留著長頭髮的青年人。我當天晚上就開始對《無處收留》進行修改，朝著我理解的“個人化”風格靠攏。雖不至於夜不成眠，但白天我大腦中猶如熱戀中的大腦總想著戀人的臉一樣，總是轉著《大家》 那黑色的封面。半個月後我把稿子寄回去，然後就是數著日子等待。 寫作兩年，終於“夢想成真”了。能在《大家》這樣有份量的雜誌上發表“處女作”，應該也算一個漂亮的開頭了吧？也許過些天，我就會去“春城”昆明開筆會了。 三個月後，第二封信來了，我急切地打開，卻是一盆冷水：“你的《無處收留》送審時未通過，說是暫時不發歷史題材。《大家》雜誌社將要自負盈虧，在如何走向市場上考慮得較多，原來選定的許多稿子都壓下了，你也可以別處想想辦法。”
我曾經鐵了心要把處女作發表在一流刊物上，一鳴驚人，一舉成名。我最討厭的事只有一個：平庸。不過，在《大家》退稿後，我痛定思痛，不得不做出重大退步：除了《無處收留：吳三桂》這篇我最喜歡的稿子之外，我將《蒙古無邊》等其他稿子投給省級文學刊物：我要先踏入“文學圈兒”啊。 首先想到的當然是遼寧省的那本《鴨綠江》，雖然今天可能沒多少人知道還有這樣一本刊物，但在八十年代，它曾經輝煌一時。 標準自減一檔，似乎就一路通暢：一個多月後，我就收到了《鴨綠江》 一位叫李輕鬆的編輯熱情洋溢的回信，然後，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鴨綠江》 刊出了我的《蒙古無邊》，於是這篇文章成了我的“處女作”。 從那之後，我和詩人李輕鬆成了朋友。通過和她通信，我才發現，原來我能在這樣一本省級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其實也是一種小概率事件。她說，發現我作品時，她剛剛從別的單位借調到《鴨綠江》作編輯，一般的編輯都不愛看自發來稿，因為裡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不通之作。只有她這個新手還有興趣翻翻。她很偶然地在堆如小山的自然來稿中，抽到了我的信封。 直到這時，我才知道還有“自然來稿”這一說。也就是說，文學刊物中刊發的，大部分都不是像我這樣直接寫上“某某編輯部收”的稿件。你起碼要寫上具體某個編輯的名字，被拆開看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更靠譜的做法是，先設法與編輯認識。起碼，先要有朋友居中介紹。要不然，你“成功”的概率就會降低很多。一般來說，一本刊物刊發的“自然來稿”，也許只佔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我感覺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學世界”不是這樣的。在我心目中，“文學世界”真有點“高於生活”的意思，它應該是一群不世俗的人按著非世俗的規則操作的事兒。我一直認為作家一開始都應該是“自然投稿”，而編輯對所有稿件都應該是一視同仁。有這個“文學世界”存在，或者說，有這樣一群抵抗世俗的人存在，這個世界才值得生存。所以這一事實對我震動很大，讓我暈頭轉向了許久。我回想起自己苦等編輯們回音的日日夜夜，現在才想明白，也許我投出去的信封，至今仍然沒有打開。 不過，這一知識對我並沒有什麼影響。在那之後，直到今天，在通常情況下，我仍然堅持“自發投稿”（雖然今天我已經基本不投稿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認為這是“正確”的，這是我少年時代夢想的一部分。當然，也如以前一樣，直到今天，我的“自發投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沒有回音。 這反應了我性格中的某種“心理疾病”，我沒法治愈它。
《蒙古無邊》的發表，標誌著我“走上了文學之路”。也算是“國家級刊物”的《青年文學》也接受我的“自然來稿”，發表了我的第一篇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篇小說《說話算話》，我還記得給我回信的編輯叫陳錕。再後來，《散文選刊》選載了我在《鴨綠江》上的散文。被選載，也算是某種形式的被承認。我陸陸續續在省級文學期刊上發表了一些作品。然後，我被省作協“發現”，參加了省文學院的“青年作家培訓班”。在那之後，我又成為“省文學院合同製作家”。這是各省“鼓勵文學創作”的通行作法：省作協在全省範圍內挑選十多名最有實力最能出“成果”的中青年作家，與之簽約，按照你每年在“省級”、“國家級”刊物上的發表量以及被轉載的數量，會給予一定津貼。在一省的文學界，這算是一種比較重要的認可。也就是說，我確乎已經是“青年作家”了。 但是，我仍然沒能把《無處收留》發表在“一流”刊物上。這是我的一個心結。我一直沒有放棄努力。這篇稿子一天也沒停地在郵路上奔波。又一個編輯給我回音了。在《大家》退稿之後不久，《花城》的一位叫文能的編輯給我來了用稿信。這封用稿信明確講，將於明年刊發。 到了年底，文能的第二封信來了：“你的稿件本已確定刊發，但是我因個人原因，將調離雜誌社，加上雜誌社內部關係複雜，因此此稿也無法用了。我已經將它推薦給了其他刊物，請相信這是一篇好作品，肯定能發出來。” 過了幾個月，《天涯》雜誌李少君的一封回信證明文能先生確實在努力幫我的忙：“文能轉過來你一篇關於吳三桂的文章。我們看過，認為很好，本來是可以在《天涯》發的，但太長了。你功底、文筆都不錯，有什麼其他稿可以寄些來。這篇你可以寄給看看，他們應該是可以發的。” ……直到二OO一年，我已經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之後的第二年的夏天，到遼寧文學院開會。我幾乎已經忘了有一篇稿子還漂在路上這件事，直到文學院一位工作人員把一本已經磨破邊了的牛皮紙信封扔給我：“請客吧！給你的雜誌，寄到這來了。” 是二OO一年第一期的《鐘山》，目錄欄中赫然寫著：“《無處收留》，張宏杰”。因為彼時我已經是“遼寧文學院合同製作家”，所以雜誌被莫名其妙地寄到了這裡。雜誌裡還夾著一封信，主編傅曉虹說，是文能轉給她的稿子。 這篇文章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走了五年，這五年，我由二十四歲變成年近三十，它則餐風宿露，不眠不休，撞過了十幾家雜誌的大門，最終，到底在一本“一流刊物”上露面了。我終於對得起它了。 （到今天為止，我也沒見過文能先生，甚至沒通過一次電話。我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工作，還是已經退休了。）我打開雜誌，將這篇《無處收留》從頭到尾一字不落地又讀了一遍。我記得大學期間我在《鐘山》上讀到的大量好東西：蘇童、余華、賈平凹、汪曾祺……如今，我隱隱有了與他們，這些我昔日的文學英雄並肩站在一起的感覺。
在此之前，雖然已經發表了很多東西，但是我一直沒有找到當“作家”的感覺。在我的記憶中，一個真正的作家，是擁有大量讀者的，是會收到如潮反響的。你看那些著名作家的採訪，不是都說某篇作品發表後，會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讀者來信嗎（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細節是其中會掉出漂亮女讀者的照片）可是，沒有任何讀者給過我反饋。也沒有任何評論家者註意過我的存在，甚至我身邊也沒有任何人表示他們讀過我的東西。當然，我的寫作是“秘密進行”的，因為我擔心可能失敗。不過，我期望的是，在我成為作家之後，被身邊的同事和朋友在雜誌上驚訝地發現。現在，我已經“成功”了，已經是“省文學院合同製作家”了，可似乎從來沒人知道這一點。 我把這歸咎於沒有在“一流期刊”上發表過東西。我特意到單位的圖書室查了一下，裡面確實沒有訂《鴨綠江》或者《北方文學》之類的省級期刊。 如今，我在《鐘山》上露面了。圖書室裡確乎有這本雜誌的。那些評論家們肯定也都看這本雜誌。這次，我算是登上文壇，露了臉了吧？ 果然，在看到雜誌後的第二個月，我收到了一封讀者來信。這位讀者頗有點不尋常：她是彼時以一本《現代化陷阱》在全國引起反響的學者何清漣。她說，她在《鐘山》上讀到《無處收留》之後感覺非常“震駭”，遂找到主編傅曉虹要到我的聯繫方式。她說了很多肯定讚賞的話。她還說，她是先學歷史後學經濟，與我恰好相反。她最後說，她此時“因言賈禍”，情況很不順……總之信寫得很長，隨信還一口氣寄來她的三本書，一本書上題寫了“寶劍贈烈士”五個大字。 我當然興奮。我當然激動。我等著更多的反響，對我到那時為止自認為最好的一篇作品的反應。 沒想到，何清漣的這封信居然成了絕響。在那之後，我再也沒有收到過任何來自文學刊物的讀者的反饋，更不用說什麼評論家或者文學權威的反應了。單位圖書室的那本《鐘山》，似乎也從來沒有人借閱過。我費盡全力，朝湖水里扔了一塊大石頭，然後側耳傾聽：半天過去了，毫無聲響。 原來湖不在那。 直到這時，我才恍然發覺，“八十年代”已經逝去，世界已經變了。 八十年代一本文學刊物，動輒幾十上百萬的銷量。連東北邊地的《鴨綠江》，發行量一度都達到四十萬冊。 “一本《十月》或者《當代》，往往先在大學宿舍間流動，然後可能在理髮店、醫院病房、工廠車間、商店櫃檯之間持續作布朗運動；也可能是從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於無形。”僅僅十年後，這一情景已經恍如隔世。某位主編說，“你不能去問一個詩歌期刊的主編，他的雜誌發行有多少冊，這就像問一個女人她的年齡一樣。” 文學不再能帶來轟動效應，不再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所以，那些最有才華的人不再從事文學了。他們去從政、從商，去做個循規蹈矩的白領，都比做文學青年靠譜。許多才華正盛的作家，都紛紛轉行去給導演們打工，寫電影、電視劇。 “文學”變成了小圈子的事。一般來講，你發表的作品，只有編輯以及你通知到的幾個同行會讀。 與上兩項變化互為因果，大部分文學也告別了社會，告別了讀者，僅僅成為一種有氣無力的慣性。八十年代，文學替全國人思考，為全國人啟蒙，指點江山、激昂“鬥志”。如今，文學變得“純粹”了，但是也純粹到了水至清則無魚的境地。 也不能說我沒有得到過反饋。在得知我發表了一些東西後不久，建行的某位科長曾經鄭重其事地和我探討過“寫作”這個話題。據他理解，在作家當中，寫散文的尚屬正常，寫小說者都是準精神病患者，而寫詩則是一個人精神有問題的確鑿證據。 同時，我全力寫作的年齡正是一個中小城市青年找對象的關鍵時段，“不好好上班”、“寫小說兒（人們管文學雜誌上的東西一律叫做小說）” 不但沒成為我吸引未婚女青年的招牌，反而成了我不是一個好的婚姻對象的證明：這證明我不會很好地沿著副科長、科長、副處長之路攀登，反而有成為浪蕩之人的可能。在我逃離了“行長秘書”這一職位後，這一徵兆更為明顯。而回首我的大學同學，大部分已經混成科長，有的已經是副處長、處長，更有人已經成了億萬富翁。
奇怪的是，了解了這一事實後我並沒有過分沮喪。做為一個小城市裡的普通大學畢業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樣可長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雖然不能憑寫作“功成名就”，但是我發現了並且習慣了寫作的快樂。 寫作是痛苦的。寫作需要將自己調動到最活躍、最興奮、最有力量的狀態，才能隨心所欲地驅策胸中萬物，才能接近理想中的完美狀態。因此寫作者必須擁有特別強大的意志力，需要無情地鞭策大腦。這種寫作中的完美主義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不過離了它，我就得不到那種酣暢淋漓的興奮體驗。 寫作又是快樂的。我的性格是那種習慣和自己較勁的人。我想最適合我的工作也許是一個石匠或者木匠：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個不被打擾的地方敲打點什麼東西，使它以最合適的形態呈現出來。僅僅這一過程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滿意足了。 我越來越發現推動我寫作的動力是好奇心。我們被告知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差距之大如同兩個星球。而歷史這個領域這種差距更是明顯。大學期間在大連市圖書館閱讀歷史材料時，我不斷地驚訝、驚嘆乃至驚呼。把這種驚訝表達出來，其實就是我寫歷史的最初動力。歷史寫作對我來說是一次旅行和探險：在故紙堆中，你隨處可見蛛絲馬跡。沿著這些線索前行，擦去歷史碎片上的塵埃和塗飾，小心翼翼地拼接在一起，你會發現歷史的面相與你的想像幾乎完全不同。一開始，我關注的是歷史中的人性。就像莫言在評價我的一篇文章中說，我關注的是人性的複雜。在歷史中，各種情節都已出現，人性的千奇百怪匪夷所思出人意料都表現出來了，我迷戀於觀察這種複雜性，迷戀於將一張又一張面孔復原出來，得意地指給別人說：看，他原來是這個樣子！再後來，我的好奇心更多地轉移到歷史規律本身。我開始觀察農民起義、觀察中國人的盛世夢，觀察中國專制制度的起源……我驚訝地發現，我頭腦中那些習以為常的觀念，幾乎都是不准確的。比如，農民起義推動的主要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專制制度的進步；比如中國式的盛世幾乎都是建立在一個大衰世的基礎上，並且以衰世為結局；比如春秋戰國時的那些自由思想的大家，幾乎個個都在呼籲一個大一統的專制政權……我的這些觀察和思考，完全是野狐禪式的，遠離“學術範式”的，我的結論也許荒謬可笑，離題萬里，但是我卻自得其樂。我的寫作完全是隨心所欲，信馬由韁。摒棄萬物，沉在書房中，一點點地梳理自己的思路，解答自己的疑問，結果就是敲打出一篇文章。那種遺世獨立的專注、單純而寧靜的感覺，確是一種巨大的幸福。 就這樣，我從一個標準的“文學青年”為入口，走入歷史。歷史是社會學科的基礎，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你會不自覺地經過人文學科的各個房間。一路走來，通過寫作，我對這個世界有了更深更廣的認識。從一九九六年到現在，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對社會，對歷史，對文化的認識，許多方面都進行了自我顛覆。而這一脫胎換骨的過程，其途徑正是由於寫作。 寫作也給我帶來了現實的“利益”。一開始，為了不致招人誤解，我的寫作是在地下進行。而發現“作家”已經成了異類之後，我更把發表的東西埋到抽屜深處：沒有可以交流的對象，總要好過那些言不由衷的文不對題的“讚賞”。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行長王毅讀了我寫的幾篇東西。行長雖然文憑不高，但是興趣廣泛，知識面頗廣。更主要的，他們那一代人還認為，寫作是一件大事，好事。他說，你是個寫東西的料，我給你創造個寫作環境。 於是，他把我調到了市行營業部，因為營業部主任董慶毅（前年他因車禍去世，願他在天上平安快樂）為人開通大度。在他和行長的默許下，我一周只需上班一兩天，其他時間，可以在家裡正兒八經地當“作家”。這自然是寫作給我帶來的幸運。每天早上六點半，起來跑一圈步，回到家裡，洗個澡，聽一樓人都走空，泡一壺茶，撳開電腦，看著茶煙升起，聽著電腦“沙沙”的啟動聲，整個房間就像古墓那樣安靜。每當這時我就深深感謝世界，對我這樣寬容。即使寫出來的東西永遠都不能引起關注，但能一直享受這樣的書房生活，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不過，寫作另一面的快樂畢竟是傳播和交流。每一個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觀音能有人欣賞。更何況毛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都有點“文以載道”的老套想法。 一個意外的機緣，使我發現了另一條接近讀者的路。那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為《鴨綠江》主編劉元舉先生介紹，認識了時事出版社工作的瀋陽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寫東西，讓我發幾篇給他看看。 過了幾天，祝勇給我打來電話：我想給你出本書，行不行？你的水平完全可以出一本書，而且我估計書可能賣得很好。 於是，在二OOO年一月一日，我的第一本書《千年悖論》出版了，匯集了我寫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當然是“歷史文化散文”。說實話，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出版的可能性。因為在我看來，出書實在是比在雜誌上發表作品重大得多的事。在我的印像中，一個人一般要人到中年，德高望重，作品積累到一定數量了，才有可能出一本書。因此，雖然稿費只有每千字三十，雖然封面做得有點不倫不類，我還是感覺很興奮。 這本書起印五千冊，出來後很快就淹沒在眾多新書當中。雖然不久都賣光了，但是在讀書界沒有引起什麼關注。 不過令我高興的是讀者卻有了反饋。讀者大部分都是大學生，奇怪的是，他們幾乎都是在大學圖書館讀到的這本書。有幾個大學生給我來信說，這本書“顛覆了他們的大腦”，“千年悖論，讓我們覺醒，第一次從人的角度來考慮這些歷史人物的種種作為”。 我很高興這本書能觸動一些人，能讓他們感受到我的憤怒、驚訝、感慨、激動，能顛覆他們對歷史的一些成見：這正是我在書房裡不懈敲打的目的。 我發現，出版是將自己的寫作抵達讀者的大路。出版的傳播力比在傳統文學雜誌上發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今天的文學期刊，讀者群基本已經淨化為“純文學讀者”。雖然一開始我走的是“文學之路”，但其實我的作品並非標準化的“文學性寫作”，我寫的雖然都是歷史，但是離現實可能比大部分小說都要近。它們的讀者，更多在文學期刊的訂閱者之外。而且最關鍵的一點是，出版社的編輯與文學期刊的編輯完全不同：大部分出版機構都需要賺錢養活自己，因此特別在意一本書的市場反應。與文學期刊疏離了社會不同，出版業已經相當市場化，編輯們睜大眼睛尋找每一位有讀者的作家。 所以，除了第二本書的出版頗遇艱難外，我的書出版都非常順利。特別是第三本書《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之後。 《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不久，我在報紙上網上很快見到了白岩松、柴靜評論了這本書。影星袁莉在我經常看的《鏘鏘三人行》中提到了這本書，那年《藝術人生》的年終評點，張越、崔永元等幾位嘉賓似乎也提到了這本書……於是我意識到這本書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雖然出版社沒有進行過一個字的宣傳推廣，但是這本書通過口碑相傳，漸漸傳播開來。印數很快就過了三萬冊，而在文化類書裡面，據說三萬冊就算暢銷書。再以後，我的《中國人的性格歷程》、《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也陸續成為歷史文化類的“暢銷書”：從《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起，我算是有了自己的讀者群，隔三差五地收到讀者來信，其中有一封是當時身在美國的留學生，後來的青年學者劉瑜的信（特別令我感動的，是一位讀者將我的三萬多字的《無處收留》一筆一劃地抄在一個小本本上送給了我）。我能夠知道，自己的寫作，對一些人確實發生了影響。 讓自己的寫作抵達讀者，我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
在主要傳播方式轉為出版的同時，我的傳統“作家”之路仍然自然延伸。我的一位朋友作家鐘求是有一次和我通電話時說，我感覺你的東西挺適合《當代》的風格。你寄給我的朋友吳玄吧，他現在在《當代》做編輯。 我按鐘求是提供的郵箱寄去了幾篇稿子。一周後，吳玄打來電話，說他已經與主編洪清波達成一致意見，打算從二OO六年起，為我開一個專欄。這對我來說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專欄的名字後來定為“史紀”。這成了我在“純文學”領域最輝煌的“業績”。我獲得了一些省級文學獎和一項不太重要的“國家級文學獎”。對了，還有“文學創作一級”這個職稱。因為這些成績，我成為省作協的“理事”，後來又成為“主席團成員”，還成了一個市作協的“副主席”。我參加了“青創會”，並且見到了常委同志。這是我“純文學”之路的頂峰。從一個小城市的無依無傍、赤手空拳的草根青年，到一個地級市的“作家協會副主席”，這就是我爬過的“文學之峰”的高度。 不過，整體來說，我的“純文學”之路走得不溫不火，換句話說，其實是不太成功。用某個文學前輩推心置腹的話來說，你不會經營自己。你怎麼不開個研討會，找幾個有名的評論家評論一下子，給你歸成一個什麼文學現象。那你不就火了？ 前輩說得輕鬆。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我的作品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我也沒有什麼過人的才氣。這把火哪那麼容易“點著”。 不過，他說的也並非沒有一點道理。作為一個寫了相當年頭的作家，我對一些心照不宣的事也相當清楚：在任何領域，都沒有那麼多“順理成章”。只要你的才氣不足以掀翻地球，那麼你就有必要“經營”一下自己。 這就是中國“圈子社會”的現實。如果有了人脈連接，你完全可以事半功倍，甚至四兩拔千斤。事實上，我寫作生涯的大部分“成功”，除了一開始幾篇“自發投稿”是完全自我奮鬥之外，其他的重要幾步，也都是在人脈的連接下完成的：那篇《無處收留》最終得以在“一流刊物”上發表，畢竟是文能先生不懈推薦的結果。第一本書的出版，則是劉元舉先生向老鄉祝勇介紹我的副產品。 《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這樣好的出版社出版，是因為在那之前認識了丁東先生，再加上章詒和先生的序。而我的《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賣得不錯，柴靜寫的那個跋和劉瑜、老六的幫著吆喝自然功不可沒……我不得不承認，“圈子”其實也是一種正常的生活狀態：這個時代，信息的大海之中，你其實只能看到進入視野的這一小片兒。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常理，只不過在中國社會，人們更習慣於這種“手工式”的聯結。這是一個大家都在叫喊和跳躍的時代，如果想要從草根地位到達成功高度，你需要喊破嗓子，跳上桌子。 但我還是修正不了心中那個奇怪的“應該”情結。 那一天，和一個朋友聊天，屈指數起我們認識的所有文學朋友，大大小小百十來人，沒開過文學性的“作品研討會”的，只有我一個。有一次，一位對我一直很欣賞的文學活動家和我詳細談了給我開研討會的計劃，我不置可否，結果他很生氣，覺得我過於“傲慢自大”，從此很少再與我來往。 我根本不是什麼“清高孤介”。作為一個不善於拒絕的人，我也對別人說過很多言不由衷的話，我也請過一位文學獎的評委朋友吃過飯，我也曾畫虎不成反類犬地學習過“應酬”，我也曾經很想在圈內獲得“成功”，以便能獲得各種相關的好處。我只是後來確定，我喜歡“舒服”多過“成功”。 作為一個讀過些中國歷史的人，理智上我對“人情社會”的規矩抱有高度的“同情之理解”，但是在感情上，我卻無法經常地勉強自己。我是一個羞澀的人，幫我開了專欄的吳玄，我後來在一次文學會議上見到，我居然沒好意思對他表達我的感謝之意。歸根結底，也許是成長的背景，讓我一直固執地以為有一種“應該”，有一種“清潔”。我糾正不了這個“錯覺”。 堅持這種“應該”經常讓我與身邊的生活產生一點排異。比如雖然“名人薦書”現在已經是再常見不過的現象，我的幾本書也都請他人進行過推薦，但我一直覺得推薦應該是一件嚴肅的事。不止一個朋友請我為其書寫推薦語，我讀了作品後都極力推卸了，因此得罪了好友，也只好認了。愛惜羽毛、不辜負讀者對自己的信任，這一選擇似乎不需要經過任何思考。 不料前些天在網上瀏覽時，看到一則新書的宣傳文章，介紹一本馬上要出版的歷史類書籍。封面上印著李承鵬等四個人推薦，其中一個赫然是我的名字。更為離奇的是，封底還有“我寫的”一段推薦語。而事實上，對這本書，這個作者，甚至這個編輯，都一無所知。 我致電這家我很熟悉的著名民營出版機構，問是怎麼回事。編輯說張老師，那個推薦語是我寫的，我忘了征求您同意了！ 我說那趕緊去掉我的名字吧，我不能推薦這本書。編輯很驚訝，說，推荐一本書也不是多大的事兒，張老師您就同意吧，請您推薦，不是說明您在讀者心目中有很大影響嗎？這是好事啊！我覺得那推薦語寫得也不錯啊！ 我費了好多口舌之後，編輯才相信我是認真的。她說，封面已經印出來了，如果更改，要損失很多錢。經她請求，出版機構的領導同意給我一筆豐厚的推薦費，以換取我不撤掉推薦。 我拒不同意。編輯又找到我的一位好友做我的工作，原來編輯是遼寧人，是我好友的同學的侄女。據說好朋友的同學為這事還專門跑了趟瀋陽： 因為小編輯剛剛工作不久，如果讓出版社蒙受損失，可能會失去工作。 這位朋友以前很熱心地幫過我的忙。他多次打來電話，勸我想開一點。 現在推荐一本書，誰還當成多大的事呢？ 但最後，我還是拒絕了朋友的請求，堅持要求出版公司修改了封面。我的處理結果，既得罪了出版公司，又得罪了朋友，還可能使一位小編輯的前途受了影響。許多人聽說這件事，都說我做得不對。 我的“心理疾病”確實令我落伍了嗎？
因為現在身為清華大學歷史專業的博士後，與“學術圈兒”的交往比“文學圈兒”還要多，所以我現在應該算是游離在“文學體制”的邊緣，介於文學社會和普通社會之間，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純文學”範圍內，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出過《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之類的書。而《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的讀者，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在《當代》上開有專欄：他們很少讀文學期刊。 “純文學”和“普通閱讀”，幾乎井水不犯河水。 作家的閱讀大都固定在純文學範圍內，每一次文學圈內的會議，大家帶的書，談論的閱讀，大都是最新的外國文學作品。他們的作品，也基本都在嚴格的“文學藝術”範圍之內，致力於藝術質量。 “文學圈”遠比“學術圈”更遠離普通社會。每一次學術會議，那些專家學者私下交談的，都是社會熱點，大局走向，民心民生，一個個慷慨激昂。而每一次文學會議，朋友們聊的仍然是我最近又在哪本雜誌上發了什麼東西，哪篇被轉載了，哪部作品又被列為“重點扶持”。這些作品，可能“圈外人”永遠看不到。或者是某某作協裡，誰和誰又打起來了，誰又偷偷把另一個人辦公桌上的稿費單衝進廁所了。在某個筆會上，某某和某某划拳，以決定某個女作家今晚睡在哪裡……和這個社會密切相關的唯一一點，是探討如何把小說改編成電視劇。 我讀到一些對文學體制反思的聲音，我認同其中的一些說法。我和朋友們開過一些玩笑。不過，任何事情都不是小蔥拌豆腐式地定義的。我在“文學圈”裡遇到過許多溫暖的人和溫暖的瞬間，遇到過很多認真的編輯和幾本敬業的雜誌，讓我想起“八十年代”整個社會精英與國家同方向前進時的干淨清爽。比如《天涯》雜誌多年前開的一次筆會。 如前所述，我的《無處收留》當初被《天涯》因為太長委婉拒絕。當它在《鐘山》上發表後，《天涯》副主編李少君寫來一封約稿信，說韓少功看到《鐘山》上的這篇文章，批評了他，說他錯過了一篇好文章。 於是我接連在《天涯》上發表了幾篇東西。說實在的，《天涯》這本刊物在所有文學刊物裡最適合我，因為它辦得不那麼“純文學”，而是更注重思想性和雜糅性，與我的寫作風格比較合拍。 2001年，我意外地得到《天涯》的邀請，年底到海南開筆會。 “筆會”兩個字，在文學青年時代特別令我嚮往，在我的幻想中，那應該是一個小團體的神仙會一樣的精神會餐。大學裡讀文學雜誌的時代，我多少次幻想自己將來也能參加“筆會”，這個夢想終於實現了。 到了海南才發現，這是一個很小規模的筆會，只有九個人。除了我，其他人都是鼎鼎大名：張承志、莫言、李陀、王曉明、翟永明、汪暉。還有主人韓少功和蔣子丹。所有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見到。他們大都是我心目中的文學英雄，比如張承志的我就讀過多次。我很奇怪，為什麼韓少功要請我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參加這個筆會。不管怎麼樣，我心中難免暗自激動。 一見面，張承志就開起玩笑：“我像不像本·拉登？” 那時“九一一”剛剛過去一個多月。朝他提示的方向去感覺，是有點像。體格粗壯，大鼻大臉，眉毛又粗又長，頭頂毛髮已經稀疏，聲音重得近乎發甕，顯然雄性激素十分發達。和想像中的把編輯從家中罵跑的孤傲不同，張承志禮貌周到，出人意料地隨和。 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感覺很新鮮。汽車沿環島高速路行駛。山巒優美，千萬株桉樹見縫插針，熱火朝天地競爭、擁擠、勾結、傾軋，迫不急待地生長。開會的地址是島內的七仙嶺，這是白雲繚繞下的一座黛青大山，山頂七峰並立，如同七位仙人側立。推開窗子，遍地椰樹的翠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和這些“文學英雄”在一起，我感覺又興奮，又舒服。他們都真實樸素而自然，他們身上，有著我想像的“八十年代氣質”。這個會上聊的許多東西，現在已經沒有印象了。只記得莫言對於大家在會上總是“胸懷宇宙”有他自己的看法。吃飯的時候，他端著酒杯，抿著紅酒，隨口編了個順口溜： 這是一個分裂的時代，又是一個整合的時代。 這是一個破壞的年代，又是一個建設的年代。 這是鄉下人進城打工的年代，又是韓少功下鄉隱居的年代。 這是文學似乎能影響社會的年代，又是文學一錢不值的年代。 文學圈裡，拉幫結伙的多了，孤軍奮戰的少了。 無恥吹捧的多了，嚴肅批評的少了。 自高自大的多了，謙虛謹慎的少了。 出版的作品越來越多了，好的作品越來越少了。 關心國家大事的多了，關心文學的少了。 冒充理論家的作家越來越多了，像我這樣不會說話的越來越少了。 丰乳的方法越來越多了，能分泌乳汁的乳房越來越少了。 ……他一口氣編完，大家都大笑。蔣子丹立刻要求，這串順口溜要交給《天涯》，放到“作家立場”裡發表。 這個筆會讓我感覺到八十年代的文學熱的餘溫。
一九九六年，當我拿起筆的時候，誤以為寫作能給我帶來一切。轉眼，寫作已經十六年了。我也由大學剛畢業的青年，接近中年，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付給了書桌。抬頭一看，幾乎一切都已經滄海桑田。 十六年的時間已經把我身邊的很多人變成了我所不認識的另一個人。我的一位朋友，當年因為自小懷抱了當作家的夢想，拒絕給當地主要領導當秘書。如果那時他從政，現在至少也當一屆縣長了。當年，一談起文學，談起社會，他總是眼含淚水。而如今，他開始沉醉於一個雞肋一樣有名無權的副處級小官職，以善於講話和敬酒而聞名，在他偶爾批判什麼的慷慨悲憤中，每一次都夾雜著自己的巧妙訴求。有一次酒後，他對我說：操，雞巴十幾年，白活了。要是讓我重新活，我才不他媽當什麼作家呢！ 是啊，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事實上我們這一代人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滄桑”的一代：通常狀態下幾代人才能經歷的歷史變化，都壓縮到我們這一代身上。應該說，有一些變化，是必然的。但是，也有一些變化是令我意外的。比如我今天在網上看到這樣一則新聞： “《蔓蔓青蘿》、《泡沫之夏》、《瀟然夢》……今日，某大學圖書館公佈其2009年秋季學期借閱書籍排行榜，前100名幾乎全為網絡文學書籍。據該排行榜顯示，除了排名第51名的《宋氏三姐妹》和排名第100名的《最易掌握的學英語規律338條》，其餘的均為在網絡上曾風靡一時的網絡文學作品，如《玥影橫斜》、《愛在唐朝》、《失踪的王妃》等，以及郭敬明、明曉溪、安妮寶貝等青春小資文學作品。而與高校專業課程相關的書籍均無緣入榜……” 自己坐在大連市圖書館，翻讀文學期刊的情景宛如昨日，讀到這樣的新聞，怎能讓人不恍如隔世？當我恍惚的事情越來越多，比如發現整整一代人的一生精力可能被一套房子套牢。我不得不說，這個世界的走向，不是我所想像。在二十多年前，這個世界就已經轉向，離我們而去。我們這些人，是最後一代“文學青年”。
現在的我，已經成了歷史寫作中的“資深”一員。資深的一個證據，就是作品紛紛開始再版。 想當初和廣西師大貝貝特簽合同的時候，因為是丁東老師引見，所以在談合同時沒有提出任何條件。書出了幾年後，才發現版權期居然是八年而不是常見的五年。人們常愛用八年抗戰這個詞，這說明在人的感覺裡，八年是一個有點長的時段。確實，在這八年裡，我換了兩次工作，讀了一個博士，又出了四本書。但是每一次自我介紹的時候，如果只能寫一本書，我還是會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確實，這是我最滿意的一本書，也是讀者們提到我時最常提起的書。 在這八年當中，有很多家出版機構提出提前再版這本書，但是原出版方一直沒有同意，雖然後來在整整六年間，權版頁上的印數沒再被改過。這是中國出版界常見的現象之一。現在，時間到了，為了這本書給我打了無數次電話的吳懷堯開始操作這本書的再版。 這次再版最大的變化，是朱元璋一章，由原來的七萬多字，擴展成近二十萬字，就是說，由一篇人物隨筆擴展成了一本書，一本完整的《朱元璋傳》。希望它在已經出版的眾多《朱元璋傳》中，仍然能顯現出自己的個性。 其他篇章，進行的調整比較小。現在回顧早年文字，有些地方，還聞得到青澀味道。可是，我很珍視這些文字，因為它們是不可複制的。每個生命階段的文字質地是不一樣的。雖然我的早年文字中時有“為賦新詩強說愁”的做作，但是這些文字裡面，灌注著力量、激情和理想。在這些青澀的文字中，我能感覺到自己彼時的單純，感覺到奔湧的生命能量，感覺到自己當初用大鐵鎚去砸蝴蝶翅膀的雄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