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第四十節五重災難
張獻忠的死，並不意味著四川人災難的結束。甚至可以說，川人的災難不過剛剛演完第一幕。
三百多年以來，四川一直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八大王（即張獻忠）血洗四川，在劫者難逃。”清朝多種史書更是說，張獻忠把四川土著幾乎殺光。
後來，新一代史學家對於張獻忠濫殺無辜的說法深感憤怒。通過深入考證，他們有力地推翻了這一說法。據他們辛勤搜羅，《張獻忠屠蜀考辨》等文章證明：
第一，在張獻忠走後，四川起碼還生存著和張獻忠作戰的軍隊數十萬。
其中至少楊展有數万，曾英也還有兵二十餘萬。 “其他逃匿山區、結砦依險者更多。如通江縣地主朱應先，'家號素封'，張獻忠在蜀時，他'散財招士，結砦依崖'，'活者百家，撫流亡者千數'。”
第二，還有一些人（大多是地主），在張獻忠起義軍佔領期間，逃離家鄉，以後又陸續返回故里的。
第三，在四川境內留下的傳說中，一般也說經張獻忠起義之後，每個縣都還留了一些人。如灌縣的賈、苟、皮、王等姓，鄲縣的孫、唐、苟、範、徐、馬、劉等姓。至今有些地名，如邛崍縣石頭公社的逃命溝、火升公社的躲兵岩、大邑縣服江公社的逃亡壩（唐王壩），均與明末地主逃匿有關。
新一代史學家通過這些有力的證據，證明了“張獻忠濫殺無辜”是地主階級惡毒的反動宣傳，張獻忠不但留下了一些人不殺，而且這些人還不在少數。
可惜的是，這些倖存下來的人，大多也沒有逃過以後連續不斷的災難。
正應了智慧的中國人的老話：“大難將至，善人先死。”蓋後死者的使命，只是承受更多的災難。
第一重災難是飢荒。
張獻忠據蜀期間，破壞了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絕大多數耕地都被撂荒，積存的糧食則被搜掠淨盡。所以張獻忠部走後，四川遇到了嚴重的飢荒，糧價大漲。清人費密撰《荒書》記載：
蓋自甲申為亂以來，已三年矣。州縣民皆殺戮，一二孑遺皆逃竄，而兵專務戰，田失耕種，糧又廢棄，故兇飢至。此時米皆出土司，米一斗銀十餘兩，嘉定州三十兩，成都、重慶四五十兩。
家有錢財的人畢竟不多了，於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吃人的現象。 《五馬先生紀年》載，清兵入四川之後，地方秩序恢復，傅迪吉因事由簡州赴成都，親眼看到吃人。他記載，一路都是飢荒景象。
“宿譚家場，這裡還有人家。見到有七八個人，餓得將死，睡在板上，時而張（手），時而睜目。明日，翻山到了毛家坡，見溝下有煙，我於是令人到那裡討火，正撞住殺人吃，我的僕人將吃人強盜鎖綁來，問他們肉從哪來，他們說從賀家場弄的。讓他們帶路到賀家場，見有七八人，搜出一大袋人肉包。將一少婦打起，問：'你們何故殺人吃？'她說：'我們有何本事殺得人！是公婆將死，去與申從天、申從文弟兄買來。'餘問：'怎麼買來？'答以：'一兩銀五斤。'”
吃人之事，在彼時的史料中記載甚多。再引歐陽直的親身經歷：
“我在軍營中聽說外面有吃人的事，我還不信。不久，隨撫軍馬公駐內江，鄉紳範文英的弟弟帶著他母親來求糧食，馬公給了他幾升米，不料回家的當夜就被鄰居把糧食搶走，又把範的弟弟殺了吃了。”
及到後來，歐陽直自己也免不了吃人：
“後來我路過威遠的時候，遇到十數個飢人。他們叫我們過去和他們同路走，我們不敢過去。他們大聲喊叫說：'你們走也走不遠，不如留下兩個給我們當糧食吧！'我們繼續前行來到一個村子，見一家屋裡有冷肉一鍋，大家爭吃一空。等進廚房看時，才看見烹熟一個無發小兒，人頭及人皮和內臟都在一邊，原來我們所吃的，是人肉。”
平民如此，軍人們何嘗不是如此。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十二月，清總兵馬化豹在報給上級的塘報中說，他帶領的清兵：
戰守敘府（宜賓）已八個月，敘屬府縣止催稻穀四十八石、粗米八石，何以聊生？ ……凡捉獲賊徒，未奉上級命令正法，三軍即爭剮相食。
地方土豪武裝更是如此。歐陽直《蜀亂》記：“又，合陽土豪李調燮，曾對我說過，他們集合士兵扎寨時沒有糧食，每發兵捕人，謂之人糧。凡拏到人口，選肥少者付廚下，餘者係瘦，乃給兵士，烹宰時都按殺豬殺羊的辦法。”
而四川本地的起義軍中，甚至有純以人為糧者。 《五馬先生紀年》載：
栽秧完，突又遭搖黃賊自河東來。其賊馬步兵俱有男婦俱有因無糧，全殺人以為食。痛哉，此番之慘較百倍於前矣！
第二重災難是“搖黃”起義軍。
“搖黃十三家”原是四川本地的十數股農民起義軍，他們糾集在一起的目的，從其各部首領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來：“爭食王”“奪食王”“闖食王”……這不太像陝西大亂初起時，各農民軍首領模仿風格起的那些外號，倒頗有些中魔王們“獅駝王”之類稱號的風采，而其所作所為也頗似食人魔王。他們稱首領為“掌盤子”，內部有一套行話：稱殺人叫“折割”，鎖人叫“帶線”，埋伏叫“卡子”，與土匪似乎區別不大。
《南明史》說，他們“後來同當地官匪糾結，變成一種不倫不類的武裝”。他們有時與各地小股土匪結合，有時又受僱於官兵，為其打土匪。
雖然他們規模沒有張獻忠浩大，但所作所為酷烈過於張獻忠。歐陽直《蜀警錄》載：
搖黃賊攻破長壽、鄰水、大竹、廣安、岳池、西充、營山、定遠各州縣，城野俱焚掠，炮烙吊拷後，盡殺紳士及軍民老弱男婦，擄其少婦幼子女人入營，所獲壯丁用生濕牛皮條捆之，交其面背糧，無人得脫，積尸遍地，臭聞千里。
張獻忠敗亡後，他們聲勢大振，可惜此時四川財富已經淨盡，他們只好全軍以人為糧。歐陽直評論說：
“張獻忠部軍紀嚴明，他們殺人，是在執行長官命令，至搖黃賊營內沒有軍紀可言，隨軍小孩子都可以擅自殺人，他們是逢人便殺。我後來被搖黃賊擄入營中，親眼見到他們每把小兒拋向空中，下面用長槍接住，使小兒穿在槍上，手腳抓刨如同飛翔。眾軍人哄然大笑。又見他們將人活綁在樹上，剖開肚子挑出腸子，纏在這個人身上，以為笑樂。又見將小兒提起來，用頭撞鐘，腦漿四濺，拍手稱快。如此慘虐，遠甚於張獻忠。”
第三重災難是官兵。不管是南明的“官兵”，還是清軍，到了這個軍糧匱乏的四川都得靠搶糧為生。明朝官兵在他省時即軍紀敗壞。
明朝末年，軍官的腐敗甚於地方官，他們吃空額，扣軍餉，明目張膽；軍人的殘酷暴虐，也往往甚於土匪，不但搶劫財物、姦淫婦女、濫殺無辜，甚至還有吃人的現象。
比如明軍大將劉澤清經常以殺人為樂，並取人心、人腦食用，而“顏色自若”。當時的明內閣大學士文震孟坦白承認，明軍的普遍情況是：“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
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上任的明鄖陽兵備道、按察使高鬥樞記敘他在張獻忠經常活動的鄖陽城的親身經歷時說：
左（良玉）兵二三萬，一湧入城，城中無一家無兵者，淫污之狀不可宮。數日啟行，复罄沒其家以擊。去十許日而予至，米菜俱無可覓。
士民相見，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真慘極矣！
明末軍隊軍紀之差，為多種史料所證實。許多史書說，他們所至一處，掘地拆堵，細細搜掠。凡民間埋藏之物，盡數獲之……班師回日，除主將車載……不計其數外，即一火頭軍，俱四五驢馱不等……萬耳萬目，共睹共聞……一家有銀錢，則擄殺一家，一村有富室，則擄殺一村。玉石俱焚，慘烈於賊。
亂兵殺掠淫擄，不忍見，不忍聞，亦不忍言。
在他省猶如此，何況到了乏糧的四川。而清軍雖然軍紀較為嚴整，然而從來不憚於殺戮漢人，搶奪糧食。在諸軍並進四川之時，僥倖活命的川人怎能安生。歐陽直記載：
賊去兵來，兵去賊來，循環旋轉於川北、川東，迄無寧日。賊固酷於殺擄焚劫，而瑣細不取，兵則不但多殺人，其劫擄吊拷悉同於賊。且並敝衣小物，莫不席捲，民不聊生矣。
第四重災難則是瘟疫。死人既多，瘟疫隨生。 《蜀碧》：
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髮腫赤，大幾如斗；有馬眼瘟，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
第五重災難是虎災。屍體遍地之際，野狗突然多了起來，數十成群，人不敢近。更讓人驚異的是，老虎的繁殖力似乎突然增長了百十倍。在四川各地，都出現了大批老虎。經常有成群的老虎，公然出入城市，在屋脊上閑庭信步。歐陽直說：
“張獻忠走後，突然四川遍地皆虎，或者七八隻，或者一二十，爬樓上屋，渡水登船，真是古所未聞，讓人難以置信。我從內江逃出的那個夜晚，四次見到老虎。坐船在敘南行走時，看見沙洲上大虎成群。過瀘州，岸上虎數十，魚貫而行。”
這些虎吃人吃夠了之後，遇到活人，專以咬死為務，殺戮之後揚長而去。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四川巡撫張春向皇帝報告，他好不容易在南充縣招徠了五百零六人，不久，居然給老虎吃掉了二百二十八人。
五重災難，如同一層比一層細密的死亡之網，能夠活著從這個羅網中逃出去的人實在是異數。
對於蜀亂，清人劉景伯撰《蜀龜鑑》做了個粗略的總結，謂：
痛乎，明季屠川之慘也。四川南部死於張獻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於瘟疫、虎災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遺之民百不存一矣。
川北死於獻者十三四，死於搖黃者十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一二，而遺民千不存一矣。
川東死於獻者十二三，死於搖黃者十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萬不遺一矣。
川西死於獻者十七八，死於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十萬不存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