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朝代

走在長安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的寬闊大道上，你遇見的絕不僅僅是唐朝人。 你隨時會遇見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伊朗）人、大食（阿拉伯）人、拂菻（東羅馬）人、日本人、新羅人、天竺（印度）人、真臘（柬埔寨）人、驃國（緬甸）人……他們中有元首、大臣、使節、士兵、商人、學者、留學生，還有僧侶、藝術家、工匠、歌姬，甚至有“色黑如墨、唇紅齒白”的黑色人種崑崙奴，可謂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在公元7世紀和8世紀，要感受什麼叫做國際性大都市，你必須來長安；要感受什麼叫做對外開放、與時俱進，你也要來長安；要了解當時的東西方和亞洲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交流的盛況，你更要來長安。 因為當時的大唐帝國是世界上最先進、最文明、最發達的國家，而大唐帝京長安則是整個亞洲的經濟和文化中心。歷史學家向達先生說，在唐朝，“一切文物亦復不間華夷，兼收並蓄。第7世紀以降之長安，幾乎為一國際的都會，各種人民，各種宗教，無不可於長安得之。”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說：“長安是舊大陸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義的城市，在這方面超過了同時代的君士坦丁堡，唐帝國和中國文明不僅為朝鮮，而且為更遠的日本所讚賞和效仿，這顯示了中國的威望。” 據統計，唐朝曾先後與世界上30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交往。為了接待各國使節和來賓，唐朝專門設立了鴻臚寺，由當時朝中的國際政治專家擔任主管官員。長安城中甚至有專供外國人長期居住的“番坊”。有很多外國留學生到唐朝讀書之後，進而參加科舉考試，最後終身在唐朝為官。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呂，中國名字叫晁衡，於唐玄宗開元五年（公元717年）來到長安的太學就讀，當時年僅19歲，完成學業後留在唐朝任職，歷任左補闕、秘書監、左散騎常侍等職。

晁衡在長安與著名詩人李白、王維結成了好友。天寶十二載（公元753年），晁衡作為唐朝回訪日本的使者，與日本遣唐使一起返回日本，不料途中遇險，船隻漂到越南，友人們誤以為他已經遇難，極為悲傷，李白為此寫下了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後來晁衡又輾轉回到了長安，一直到唐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去世，前後在中國一共生活了53年。 有一些外國使臣出使唐朝後也留了下來。比如波斯大酋長阿羅撼，於唐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出使中國後便留在唐朝為官，此後又以唐朝使者的身份出使拂菻（東羅馬）等國，因功被授予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開國公，位尊爵顯，並一直在中國活到了95歲高齡。

西方著名漢學家李約瑟說過：“唐代確是任何外國人在首都都受到歡迎的一個時期。長安和巴格達一樣，成為國際著名人物薈萃之地。” 除了留學生和使節，在唐朝定居數量最多的就是商人。唐朝專門設立了互市監和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當時的長安、洛陽、揚州、廣州、泉州、蘭州、涼州、敦煌，都成了唐朝對外貿易的重要城市。貞觀時，西域各國“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而各國商人在長安西市開店經商、長期居住的也有數千家之多。廣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口，有唐一朝，曾有大量的外商在廣州定居，從事各種貿易活動，僅唐朝末年的黃巢起義，死於戰亂的外商就達12萬人以上。 為了適應國際交往的需要，唐朝的對外交通相當發達。陸路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門關西行，可直達中亞、西亞、東歐，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海路方面，可由登州、楚州或明州出海，前往朝鮮半島和日本；此外，由揚州、明州、泉州或廣州出發，經越南海岸，在馬來半島南端穿越馬六甲海峽，過印度洋，可到達斯里蘭卡、印度等地；再越過阿拉伯海，可到達阿曼灣、波斯灣，並可遠至紅海，抵達埃及和東非的港口，這就是“海上絲綢之路”。

就是通過陸地和海上這兩條“黃金通道”，世界各地的人們紛紛來到了中國。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東羅馬皇帝波多力遣使來唐，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唐太宗回書答禮，贈綾、綺等絲織品。東羅馬的皇帝、貴族和婦女都極其喜愛中國的絲織品，拂菻也成了唐朝絲織物傳入其他國家的重要轉輸地。 7世紀初葉，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統一了阿拉伯半島。穆罕默德本人對中國文化非常嚮往，曾對他的弟子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阿拉伯）遣使與唐通好，在此後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大食遣使來唐共達36次。唐朝文化因此大量傳入阿拉伯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紙術。 中國的造紙術後來又從這里傳入了歐洲，極大地推動了西方文明的發展。唐朝後期，火藥的主要成分——硝，也傳入阿拉伯。阿拉伯人稱之為“中國雪”。與此同時，阿拉伯的天文、曆法、數學、建築、醫學也對唐朝產生了一定影響。阿拉伯的醫學是近代歐洲醫學的基礎，而其外科醫術就是在這時候傳入了中國。

7世紀中葉，波斯為大食所滅，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後定居長安，客死唐朝。當時許多波斯商人也流亡到了唐朝，紛紛在中國落戶。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地都有波斯商人開設的“胡店”，以經營寶石、珊瑚、瑪瑙、香料、藥材馳名。通過貿易活動，波斯的菠菜、波斯棗傳入唐朝，而唐朝的絲綢、瓷器、紙張也傳入了波斯。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在當時統稱天竺。唐初，中天竺的戒日王征服了五天竺，統一了印度半島，隨即遣使與唐通好。從此，天竺與唐朝的貿易往來日益頻繁。印度半島東西兩岸常有唐朝商船泊港，天竺商船也到廣州、泉州進行貿易。唐朝輸往天竺的商品有麝香、紵絲、色絹、瓷器、銅錢；從天竺輸入的物品有寶石、珍珠、棉布、胡椒。中國的紙和造紙術傳入印度，從此結束了印度用白樺樹皮和貝葉寫字的時代。唐太宗也派人到中天竺學習製糖技術，據說學成歸國後製出的糖，其顏色和味道比印度原產的還好。

由於佛教經典的翻譯，在唐朝產生了與佛教密切相關的變文。敦煌、雲崗、麥積山、洛陽龍門石窟的壁畫、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羅藝術風格的影響。此外，天竺的天文、曆法、醫學、音韻學、音樂、舞蹈、繪畫、建築，都對唐朝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唐朝“十部樂”中便有天竺樂，舞蹈中也有天竺舞成分。 唐初，在朝鮮半島上，高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都同唐朝有所往來。高宗時期，唐朝先後出兵平定了百濟和高麗，新羅遂於公元675年統一了朝鮮半島，此後與唐朝的關係進一步發展，貿易往來十分頻繁。新羅商人運至唐朝的牛黃、人參、海豹皮、朝霞、金、銀等物，佔唐朝進口物品的首位。他們同時也從中國帶回絲綢、瓷器、茶葉、書籍等物品。 新羅曾派遣大批留學生到長安學習，在唐朝的外國留學生，數量最多的就是新羅人。唐文宗開成五年（公元840年），學成歸國的新羅學生一次就有一百零五人。不少新羅學生還參加唐朝的進士科考，中舉後就留在唐朝為官。

從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起，新羅就相繼設立醫學、天文、漏刻博士，專門研究唐朝的醫學、天文、曆法。公元675年，新羅開始採用唐朝曆法。 8世紀中葉，新羅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唐德宗貞元四年（公元788年），新羅採用了科舉考試制度選拔官吏，以《左傳》、《禮記》、《孝經》為主考科目，此外又根據《唐律》改訂了《刑律》。新羅原來沒有文字，7世紀中葉，新羅學者薛聰創造了“吏讀”法，用漢字作音符來標註朝鮮語的助詞、助動詞等，幫助閱讀漢文，推動了文化的普及和發展。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新羅使者帶回了茶葉種子，開始種茶。唐末五代，雕版印刷術傳入新羅。 （參見施建中主編《中國古代史·下冊》）

有唐一朝，與中國交往最為密切、受唐朝影響最大的國家，當屬日本。 當時的日本仍處於奴隸制向封建製過渡的時期，對大唐繁榮昌盛的文化和發達的物質文明無比嚮往，高度崇拜。日本人迫切希望能過上“像漢人那樣燦爛的文化生活”，於是不斷向中國派出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從唐太宗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到唐昭宗乾寧元年（公元894年）的264年間，日本先後派出遣唐使13次，派船迎送唐朝使者6次，共計19次，其中實際到達長安為15次。唐初，遣唐使團不超過200人，可從8世紀初起，人數已多達550人以上。 遣唐使給唐朝帶來了珍珠絹、琥珀、瑪瑙、水織絁等貴重禮品。唐朝回贈高級絲織品、瓷器、樂器、文化典籍。遣唐使團將中國的典章制度、天文、曆法、文學、書法、宗教、音樂、美術、舞蹈、醫學、建築、雕刻、工藝美術、生產技術、生活習俗帶到日本，推動了日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發展，對日本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日本留學生中最知名的是吉備真備，學問僧最知名的是空海。吉備真備回國後，用漢字楷體偏旁創造了片假名，學問僧空海不僅將中國大乘佛教的密宗學說帶回了日本，而且用漢字草體偏旁創造了平假名，使日本文化逐漸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參見施建中主編《中國古代史·下冊》） 而中國僧人東渡日本，傳播大唐文化，最著名的是鑑真和尚。 鑑真俗姓淳于，揚州人，對於大乘佛教的律宗造詣精深，在揚州大明寺講律傳戒。應日本聖武天皇之請，他東渡日本傳法，經六次努力，歷盡艱險，終於在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到達日本。鑑真其時已經年近七旬，雙目失明，可他不僅將中國佛教的律宗傳到了日本，而且還向日本人傳授了佛寺建築、雕塑、繪畫、醫藥等各種知識。日本現存的唐招提寺，便是鑑真主持修建的。他在日本整整居住了10年，圓寂後葬在了招提寺。

7世紀以前，日本沒有固定都城，直到公元694年，日本才興建了藤原京，此後又於公元710年修建了平城京，公元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而這些都城的設計理念、城市佈局和建築風格，無一例外，全都是模仿唐朝的長安城。比如城中均有朱雀大街、東市、西市等等，甚至連建築用的磚瓦紋飾也和唐朝如出一轍。 基本上可以說，當時的日本京城儼然就是山寨版的長安。 除了上述國家之外，唐朝與南亞的林邑（越南）、真臘（柬埔寨）、驃國（緬甸）、尼婆羅（尼泊爾）、獅子國（斯里蘭卡）以及中亞的吐火羅（阿富汗）等國都有廣泛的商業聯繫與外交往來。 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文化交流中，南亞的佛學、醫學、曆算、語言學、音韻學、音樂、舞蹈、美術，東亞的音樂、舞蹈，西亞和歐洲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如八面來風紛紛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美國漢學家伊佩霞說：“與二十世紀前中國歷史上任何其他的時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時期的中國人自信心最強，最願意接受不同的新鮮事物。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非常願意向世界敞開自己。” 英國歷史學家韋爾斯說：“第七、八世紀，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國家。當時的歐洲人民尚處於茅舍塢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國人民的生活卻已經進入安樂慈愛、思想自由、身心愉悅的境域。” 唐太宗李世民說過這麼一句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卷一九八）正是因為以李世民為首的大唐君臣具有如此博大的胸懷，公元7世紀初到8世紀中葉的唐朝，才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自信、最開放、最博大、最寬容、最俱生機和活力、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一個時代。 這就叫兼收並蓄，博採眾長；這就叫海納百川，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