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如履薄冰的李世民
李淵期望中的清涼一夏就這麼被搞得興味索然，於七月底悻悻回到了長安。
為了改善一下父子及兄弟間日趨緊張的關係，李淵特意在城南舉行了一次狩獵活動，讓三個兒子比賽騎射。
李淵萬萬沒有料到，這場旨在增進感情的比賽居然又出了問題，使得原本就極為緊張的父子和兄弟關係再度雪上加霜。
問題源於一匹胡馬。
這匹胡馬屬於李建成。
比賽開始時，李建成笑容滿面地牽著這匹膘肥體壯的胡馬，親手把韁繩交給了李世民，很誠懇地說：“這是匹罕見的駿馬，能跨越數丈寬的溝澗，二弟善於騎術，可以駕馭看看。”李世民接過韁繩，想都沒想就躍上馬背，然後鞭子一揮，胡馬立刻像離弦之箭奔了出去。
那一刻，李淵一定甚感欣慰。不容易啊，這對天天死磕的兄弟終於握手言和了。
可李淵並不知道，這是一個陷阱。
太子交給秦王的是一匹尚未馴服的烈馬。這種野性未馴的烈馬通常都有一個特徵——喜歡玩它的騎手。往往在飛速奔跑的過程中，烈馬會忽然玩一些驚險動作，而騎手就算不被摔死，也得落個殘廢。
李世民正恣意狂奔，拼命追逐前面的一頭麋鹿，李建成和李元吉緊隨其後，不覺相視一笑。很快，他們期待中的一幕發生了：秦王胯下飛奔的胡馬突然間身子一蹶，兩條前腿跪屈在地，李世民立刻從馬背上飛了出去……
太子和齊王心里頓時樂開了花，再次交換了一下得意的眼神。
然而，當他們再把頭轉過去的時候，眼前的情景卻讓他們目瞪口呆——秦王正穩穩噹噹地站在胡馬旁邊，神情自若，毫髮無損。
緊接著，太子和齊王看見秦王遠遠地對他們冷笑了一下，再次躍上馬背。胡馬不斷故伎重施，可秦王每次都安然無恙。最後這匹烈馬服了，任由秦王縱橫馳騁，一點脾氣也沒有。
回來的路上，李世民笑著對身邊的宇文士及說：“有人想用這匹馬殺我！奈何死生有命，他豈能殺得了我！”
有人立刻把這句話向太子通報，然後又通過太子之口落進了后宮嬪妃的耳中，李淵回宮後，嬪妃們馬上又把秦王的話告訴了皇帝。但是這句話最後卻變成了這個樣子：“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浪死！”李淵怒不可遏，隨即把三個兒子都召了進來，當著太子和齊王的面怒斥秦王：“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卷一九一）
很顯然，高祖對秦王的這句斥責分量很重，因為它赤裸裸地揭露了李世民奪嫡篡位的野心。
其實，與其說這是李淵聽信讒言後的一種無端指責，還不如說這是他在藉機發洩對李世民由來已久的不滿。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早在武德四年七月，當李世民一舉消滅王世充和竇建德兩大割據政權，並且刻意搞出那場鋒芒畢露的武功秀後，李淵必定已經感受到了秦王功高震主的威脅了。更何況，在這些年南征北戰的過程中，秦王順理成章地招攬了四方豪杰和天下名士，在高祖的眼皮底下建立了一個實力雄厚的政治軍事集團。對這一切，李淵怎麼可能視而不見呢？如果秦王不是自己的親生兒子，而是任何一個異姓功臣，李淵很可能早就把他殺了。
開國元勳劉文靜之死就是明證。因此，李淵對李世民的種種不滿其實已經在心裡埋藏了很久，只是一直沒有挑明罷了。而這次李淵之所以不再隱忍，無疑是受到了楊文幹事件的刺激。
假如李淵大致能夠確定秦王是此事的幕後操縱者，那他必然會感到極大的恐慌——既然秦王已經具有操控東宮官屬和朝中大臣的能量，那他還有什麼做不到的？
李淵完全有理由相信——秦王的實際影響力已經遠遠超乎他的想像，並且極大地超出了他可以容忍的範圍。
所以李淵才會毫不客氣地對秦王提出嚴厲的警告，目的就是防止他在陰謀奪嫡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和此前流放他的屬官、打他的板子是一個道理。
但是，面對高祖的斥責，秦王卻不卑不亢地“免冠頓首”，要求皇帝“下法司案驗”，也就是主動要求由司法部門立案審查，表現出一副坦蕩無愧的樣子。
秦王的這種表現意味著他並不接受皇帝的警告。因為“免冠頓首”只是人臣在面對君父斥責時的正常禮節，並不代表屈服，而更讓李淵憤怒的是，李世民竟然主動提出“下法司案驗”，這就幾乎是在跟他抬槓了。
眾所周知，無論李淵對李世民做出怎樣的指責，其性質仍然是君父在教訓兒臣；無論李淵和太子對秦王的不滿和忌憚已經達到了怎樣嚴重的程度，這一切通通屬於皇族內部矛盾。而一旦“下法司案驗”，就是把矛盾公開化了，而且性質要嚴重得多，那相當於把李唐皇室的父子相猜和兄弟不睦擴大併升級為朝野皆知的一起政治案件——而且是嚴重影響社稷穩定的重大案件。暫且不論李家的父子及兄弟到底誰是誰非，單是把這件事情鬧上公堂本身，就已經是李唐皇室的一個莫大恥辱了。
李世民很清楚，李淵無論如何也不會這麼做。
明知道皇帝不會接受，還偏偏要提出來，這不是抬槓是什麼？
面對李淵的敲打和警告，李世民的這種態度不僅是毫不屈服，而且充滿了對抗和要挾的意味。
李淵真的是忍無可忍了。
看來自己不久前對心腹裴寂發的那句牢騷一點都沒錯——“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複我昔日子也！”再不給這小子一點顏色瞧瞧，他真要把尾巴翹上天了。
看著皇帝吹鬍子瞪眼的模樣，旁邊的太子和齊王不禁眉飛色舞，絲毫不掩飾他們的幸災樂禍之情。
這一次，秦王絕對是吃不了兜著走了。
可是，就在這節骨眼上，一道來自邊境的加急戰報飛進了長安的太極宮。
李淵的憤怒轉眼就被震驚所取代。
該死的突厥人又來了。
早在一個月前，當李淵被楊文幹事件搞得焦頭爛額的時候，突厥人就已經在漫長的邊境線上對唐朝發起了攻擊。當時，代州（今山西代縣）、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原州（今寧夏固原市）、隴州（今陝西隴縣）、陰盤（今甘肅平涼市東）、并州（今山西太原市）等重鎮和據點都遭到了進攻，但是突厥人的這一次攻擊力度卻不是很大，基本上仍是以襲擾劫掠為主，並無進一步南侵的意圖，所以李唐朝廷只命驍將尉遲敬德及各地守將出兵迎擊，便遏止了突厥人的攻勢。
可眼下邊境發來的戰報卻顯示：這一次突厥大可汗頡利親自出馬，並與小可汗突利（頡利長兄始畢可汗之子）聯合出兵，傾全國精銳之師南下，而且兵鋒直指原州，顯然有入侵關中、進逼長安的企圖。
這種大規模的、帶有明顯戰略意圖的入侵不能不引起李淵和整個朝廷的震恐。
大敵當前，李淵還能處罰李世民嗎？
當然不能。
李淵不得不收起滿面怒容，再次施展他一貫擅長的變臉絕技，讓秦王起身係好冠帶，並且大加慰勉，然後就直奔主題，和他商討應對突厥的策略。
那一刻，太子和齊王肯定在心裡把突厥人的十八代祖宗都問候了一遍。
因為該死的突厥人又幫了李世民一個大忙。
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李世民的運氣就是這麼好。
每當高祖試圖將其打壓或冷藏的時候，某種不可預知的外部力量就會突然降臨，把李唐王朝這張獨一無二的軍事王牌從困境中拯救出來，並且再次給予他建功立業的機會。不管是武德二年劉武周進犯河東，還是武德四年劉黑闥悍然起兵，或者是眼下突厥人大舉入寇，無疑都在客觀上證明了這一點。
當天，高祖李淵召開御前會議，命三個兒子和當朝重臣一起討論當前的抗突形勢。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有人提出了遷都的動議。理由是長安離邊境線太近，而“子女玉帛”眾多，所以突厥才會屢屢入侵，不如一把火燒了長安，把都城遷移到內地，突厥人自然就不會來了。很顯然，這是一個十分消極，甚至近乎荒謬的提議。在正常情況下，任何一個有頭腦的帝王都不可能採納。
可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淵居然同意了。他即刻下令，命中書侍郎宇文士及準備前往樊、鄧（今湖北襄樊）一帶考察遷都地點。而太子、齊王和尚書僕射裴寂等人也紛紛表示贊同。
如此荒謬的提議，為何有這麼多人讚同呢？
原因很簡單，並不是這些人沒有頭腦，而是因為他們都不希望秦王再立軍功。當然，即便是遷都樊、鄧也不能徹底杜絕突厥對唐朝的入侵，但能有效避免突厥對帝國政治心臟的威脅。一旦都城遠離前線，突厥人頂多就是在邊境進行一些小規模的襲擾而已，很難發起針對大唐帝都的戰略性進攻。既然如此，邊境的防禦交給一些普通將領就夠了，根本不需要秦王掛帥出征，這樣就能達到將這張王牌長期冷藏的目的。
此外，據陳寅恪先生考證，當初李淵太原起兵時“稱臣”於突厥，往來交涉的雖是劉文靜，但主謀者卻正是李世民，所以李世民一直被李淵和李建成“目為挾突厥以自重之人”（《陳寅恪全集》之《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可見，高祖等人執意遷都表面上是為了防範和消除突厥人的威脅，其實更是對李世民的一種刻意打壓。
對於這個匪夷所思的遷都之議，大臣蕭瑀等人都不以為然，因為遷都是動搖國本的一件大事，絕不可草率行之。但既然高祖發話了，他們也只能保持緘默，誰也不敢犯言直諫。
最後只有一個人發出了孤獨的抗議之聲。
這個人當然就是李世民。
他說：“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神聖英武，猶如巨龍興起民間，鼎定中原！麾下有精兵百萬，所向無敵，豈能因為胡人騷擾邊境就遷都躲避？豈非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當年的霍去病不過漢廷一將，猶立志消滅匈奴，何況臣身為帝國藩垣，請給臣數年時間，定當拴住頡利的脖子牽到宮門。如若不成，遷都未晚！”
太子大為不屑地瞥了秦王一眼，說：“當年，西漢的樊噲大言不慚，曾經在朝堂上說要率十萬部眾橫掃匈奴，結果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做不到了，秦王今天的話何其相似也。”
李世民據理力爭：“形勢不同，戰略不同。樊噲一個小人物何足道哉？我不出十年，必定漠北，絕無虛言！”（後來的事實證明李世民果然沒有虛言）。
秦王的這番豪言壯語有沒有打動李淵呢？
我們只知道，最終的結果是，李淵確實打消了遷都的念頭，但是這個回心轉意的過程，各種史料卻記載不一。據《通鑑》記載，李淵聽完後立刻大呼一聲：“善！”而《冊府元龜》甚至稱李淵哈哈大笑，並稱讚秦王乃“吾家千里駒”云云。這種一百八十度的轉彎顯然不太符合常理，李淵即使要改變主意也需要一個過程，或者說需要一個台階下，不大可能當著大臣和兒子們的面輕易反悔，自打嘴巴。
相對而言，我們發現《舊唐書·太宗本紀》中的記載就合理得多——就在秦王慷慨陳詞之後，“高祖怒，仍遣太宗將三十餘騎行剷。還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也就是說，在當天的廷議上，李淵非但沒有被李世民的豪言壯語打動，反而故意命他去勘察新都地點，直到李世民回朝，仍舊堅決反對，並提出了一些實地考察中發現的現實問題，李淵才取消了遷都計劃。
其實，李淵最終之所以放棄遷都，恐怕也並不是被李世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勸諫所說服，而是因為這個遷都之議本來就不是什麼鐵板釘釘的事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件事更像是對李世民“挾突厥以自重”的嚴厲警告：為了遏制你的鋒芒，我連燒毀長安這種事都敢做，我還有什麼不敢豁出去的？
而現在李淵反正已經做足了姿態，不管是威脅還是警告都已表露無遺，所以趁勢就坡下驢也就很好理解了。更何況突厥二可汗的大軍已經長驅南下，很快就要打到家門口了，即便他內心仍有遷都之念，但遠水救不了近火，當務之急是要先打退突厥大軍。
所以，武德七年閏七月二十一日，李淵不得不再次起用這張獨一無二的王牌，命李世民掛帥出征，迎戰突厥。同時，李淵還特意安排齊王李元吉當副帥，用意很明顯，就是防止秦王一人獨大。
秦王李世民在危難之際重新走上戰場，其中流砥柱的形象又一次無比高大地樹立在世人面前，太子李建成自然又感到強烈的不安。他慫恿嬪妃們一起跟高祖吹風，說：“突厥雖然屢屢侵犯邊境，可事實上得到賄賂就退兵了。秦王表面上打著一致對外、抵禦外寇的旗號，其實還不是想總攬兵權，完成他奪嫡篡位的陰謀？”
李建成的這番話固然是出於私心的揣度，可也道出了一部分事實：在整個武德中後期，李世民在朝中受到太子、齊王、裴寂和后宮嬪妃們的聯手打壓，處於極為不利的境地。他唯一可以憑恃的就是自己的軍功。只有通過戰爭，他才能繼續保持自己在朝野的威望，鞏固自己的地位。
李世民再次出征了。
李淵在蘭池（今陝西咸陽市東）為他和齊王把盞餞行。
這一年初秋的大風從北方席捲而來，在滿目蕭瑟的五陵原上奔走呼嘯。李世民聽見父皇李淵的一番勗勉之辭在嗚咽的秋風中顯得空洞而縹緲。他仰起脖頸把那杯餞行酒一飲而盡，一股難以言傳的苦澀迅速從他的喉嚨一直流到他的心裡。
是從什麼時候起，這杯盛滿了壯志與豪情的餞行酒變得如此難以下嚥？
是從什麼時候起，奔赴沙場的激越與興奮之情已經蒙上了一層莫名的沉重和焦慮？
李世民不知道。
他只知道很多日子以來，自己就像一個在深淵上走索的人，必須保持不斷前行的慣性才能維持身體的平衡。他一刻也不能停下來，否則馬上會從懸索上跌落。而不斷前行的結果同樣面臨巨大的危險，因為這是一條由低到高的懸索，往前多走一步，安全係數就會降低一分。儘管李世民相信這條危險的高空之索最終必然通向一座風光無限的山峰，但是此時此刻，眼前只有一團濃得化不開的黑霧。除此之外，就只有從四面八方兇猛襲來的冷雨和陰風。
還需要走多遠？
沒有人告訴他。
在這個初秋的早晨，讓李世民感到憂慮的不是他在朝中的艱難處境，也不是茫然不可預知的政治前途，而是他即將面臨的這場抗擊突厥的戰爭。
李世民之所以感到憂慮，並不是由於對手的強大，而是由於軍隊的虛弱。
曾經驍勇善戰的李唐軍隊已經今非昔比了。
當奉命出征的唐軍將士，在蘭池宮外的五陵原上完成集結，李世民稍事檢閱之後，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就暴露在他的面前——士兵們軍容不整、士氣低落，所裝備的鎧甲和武器也顯得殘破陳舊。誰都看得出來，一股濃厚的厭戰情緒正在即將出征的這支軍隊中蔓延。
李世民很清楚，自從武德初年以來，李唐軍隊長年征戰、兵戈不息，將士們的疲憊情緒一直在潛滋暗長，之所以沒有明顯地表露出來，是因為一次又一次的勝利以及隨之而來的分封和犒賞鼓舞著他們的鬥志，支撐著他們的精神。而當統一天下的戰爭宣告結束，勉強撐持的士氣就不可避免地衰竭了，而醞釀已久的厭戰情緒也就隨之爆發。
並且，頻繁征戰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導致各種武器裝備過高的折舊和損耗。但是隨著和平年代的到來，李唐朝廷把執政重點從軍事建設轉向了政治和經濟建設，軍隊待遇也就隨之降低，因而各種武器裝備便得不到及時的更新和補充，這也從另一方面導致了士兵的不滿，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
除了軍隊的現狀不容樂觀之外，還有一樣東西也讓李世民感到如芒在背。
那是一個人的眼神。
齊王李元吉。
從兩個人並轡走出長安金光門的那一刻起，李世民就發現齊王向他投來的目光中充滿了怨恨和敵視的意味，卻唯獨沒有半點同仇敵愾、一致對外的意思。齊王似乎憋足了勁要看秦王的笑話，看他如何打贏這場敵強我弱的戰爭。
李世民不禁苦笑，這就是父皇李淵給他安排的副手——一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準備看主帥笑話的副統帥。
軍隊迅速向前線開拔。
遠方的天際黑雲翻湧。
這年秋天的五陵原上，李世民打馬北去的背影寫滿了憂鬱和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