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歷史小說 血腥的盛唐7·大結局·盛唐結局是地獄

第32章 黨爭進行時

就在皇帝和宦官激烈過招的同時,牛黨和李黨也從未停止過交鋒。 李黨的領袖人物李德裕被貶出朝廷後,先是出任義成節度使,旋即又調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國防禦吐蕃和南詔的軍事重鎮,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 在這個位子上,最容易判斷一個官員的政治和軍事才能。 而李德裕正是在這個西川節度使任上,充分展現出了他的過人才幹。他的前任郭釗由於年老多病,給他留下的是一個邊備廢弛、軍糧短缺、士卒懈怠的爛攤子。李德裕一到任,馬上修建了一座“籌邊樓”,作為整頓邊防的軍事指揮中心。隨後又命人詳細畫出了一張南至南詔、西至吐蕃的西川戰區地圖。此後,李德裕每天都召見那些長期戍邊、熟悉邊防的老兵,向他們仔細詢問西川的山川形勢、城鎮位置以及每條道路的遠近寬狹等交通情形。不出一個月,李德裕已經對整個西川的戰略形勢瞭如指掌。

與此同時,李德裕還積極整修邊塞,儲存糧食,訓練士卒,調整軍隊部署,迅速扭轉了邊備廢弛的局面,使整個西川戰區的邊防形勢煥然一新。 所有這一切,都被遠在朝廷的牛黨看在了眼裡。 原以為,把李德裕逐出長安就等於終結了他的政治前途,沒想到他在廣闊天地裡反而大有作為。 牛僧孺和李宗閔冷冷注視著西川,一直想找個機會挫挫李德裕的風頭和銳氣。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機會終於出現了。 起因是吐蕃的維州(今四川理縣)副使悉怛謀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認為這是削弱吐蕃的良機,立刻派部將虞藏儉率軍進入維州接防,同時飛書朝廷,奏稱:“臣準備派遣三千羌軍進攻吐蕃,燒毀十三橋(唐與吐蕃的邊界橋),直搗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長久以來蒙受的恥辱!”

奏疏交到尚書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議。多數朝臣一致認為,應該批准李德裕的作戰計劃。 關鍵時刻,牛僧孺發言了。 他說:“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萬里,失去一個維州,並不能削弱他們的勢力。況且近來我大唐與吐蕃兩國修好,相約撤除邊防警戒。大唐與西戎交往,信守盟約最為重要。如果他們以我國失信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鋒騎兵就會直抵咸陽橋。到那個時候,西南數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個維州,又有什麼意義?如果無端拋棄誠信,對國家只有害處,沒有裨益。這種事情是連一個匹夫都不願幹的,更何況一個帝王!” 這番話說得高瞻遠矚、大義凜然,把文宗說得慚愧不已,覺得煌煌大唐實在不應該見小利而忘大義,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謀及其部眾,把人和城池全部歸還吐蕃。

李德裕無奈,只好從命。 交接的當天,吐蕃人就在邊境線上把悉怛謀等人全部砍殺,場面極其殘忍。 目睹那一道道飛濺的鮮血和一顆顆滾動的人頭,李德裕滿腔憤怒,對牛僧孺的怨恨越發深入骨髓。 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十一月,在悉怛謀事件過去了一年多之後,由於原西川監軍宦官王踐言回朝就任樞密使,文宗才聽到了來自牛黨之外的有關這個事件的不同聲音。 王踐言不止一次對文宗說:“當初把悉怛謀逮捕送還吐蕃,不僅讓吐蕃稱心快意,還徹底杜絕了吐蕃人日後歸降大唐的可能性,實在是下下之策。” 直到此刻,文宗才意識到,牛僧孺當時那個冠冕堂皇的建議背後,仍然是黨派鬥爭和個人恩怨的動機在作祟。 眼見皇帝由此對牛僧孺產生了不滿,李黨成員紛紛發起反擊,稱牛僧孺當初純粹是假公濟私,目的是妨礙李德裕為國立功。

從此,文宗開始疏遠牛僧孺。 有一天,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議,忽然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天下何時能夠太平?諸卿又是否著意於此呢?” 天子這句話,與其說是對宰相們的一種勉勵和期許,還不如說是一種責備和詰問。尤其在牛僧孺聽來,更覺得天子是在暗示他,希望他引咎辭職。 意識到自己的相位已經不保,牛僧孺反而坦然了。他隨即答道:“天下太平並沒有跡象。不過,如今四方夷狄沒有侵擾,百姓沒有離散,雖然不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稱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辦到的。” 牛僧孺之所以敢斗膽說這番話,前提當然是他不想當這個宰相了。退朝後,牛僧孺既無奈又傷感地對同僚說:“皇上對我們的期望越高,失望就會越深,我們怎能久居此位呢?”

隨後,牛僧孺不斷上表請辭。 十二月初七,文宗下詔,將牛僧孺外放為淮南節度使。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顯得順理成章了。短短幾天后,李德裕就被徵召回朝,出任兵部尚書。數年前與他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如今終於再度向他發出了召喚。 同盟者黯然離去,老對手捲土重來,李宗閔不禁憂心忡忡。 接下來的日子,李宗閔開始千方百計地阻撓李德裕入相。然而,李德裕這幾年在西川取得的政績是有目共睹的,文宗對他的好感也是與日俱增,所以,儘管李宗閔挖空心思地在背後搞了一系列小動作,結果還是沒能得逞。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仕途上浮沉多年的李德裕終於登上了宰相之位。文宗李昂接見他的時候,有意無意地談起了令人頭疼的黨爭問題。李德裕毫不諱言地說:“當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碼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黨!”

當然,李德裕自認為他和他的同志們絕對是在這些人之外的。 所以,李德裕拜相後首先要做的事情,當然就是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了。隨後,李德裕便率領他那些“非朋黨”的同志們,對那“三分之一”的朋黨展開了新一輪的政治清洗。與此同時,一些早先被排擠出朝的“非朋黨”的同志們,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紛紛回朝。 而這些事情最後朝向的那個邏輯終點,無疑便是李宗閔的罷相了。 這一年六月十三日,李宗閔被外放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與牛僧孺罷相時隔不過半年。 李德裕這麼幹算不算是黨爭? 這似乎不是一個很難判斷的問題。 我們相信,已經當了八年天子的文宗李昂,斷不至於看不懂這些事情的真相。 然而,看得懂又怎麼樣呢?

當一個國家的大部分高層官員都已深陷黨爭的泥潭而無力自拔的時候,當國家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經習慣成自然地在黨派利益和個人利益面前讓路的時候,這個孤掌難鳴的年輕天子,又如何能夠力挽狂瀾呢?除非他不分牛黨李黨,一夜之間把帝國的高層官員清理一空,否則的話,他就只能在兩黨惡鬥的夾縫中盡力尋求一種無奈的平衡而已。 除此之外,李昂又能做什麼呢? 太和七年歲末的一天,就在牛李黨爭如火如荼地進行之時,李唐皇族的遺傳病又在文宗李昂的身上爆發了——他忽然中風,一下子喪失了語言功能。 王守澄隨即推薦鄭注為天子治療。 事實證明,鄭注的醫術確實不是吹的。他一出手,文宗的病情便大有好轉,從此開始寵信鄭注。於是,李昂的這場病就成了鄭注實現第三次人生跨越的重要契機。野心勃勃的鄭注緊緊抓住這個天賜良機,從而一躍成為天子跟前的大紅人。

沒有人會料到,在即將來臨的新年裡,這個政壇新貴就將與另一個野心家聯手,在帝國朝堂上掀起一場狂飆突進的政治運動,並對所有既得利益集團進行了沉重的打擊…… 即將和鄭注聯手的這個野心家,也是我們的老熟人。 他就是李逢吉的侄子、當初的“八關十六子”之首——李仲言。 寶曆元年,李仲言因武昭一案被逐出朝廷,流放邊地。幾年後,在一次大赦中回到了東都洛陽閒居。當時,李逢吉已被罷相,正以東都留守之職在洛陽坐冷板凳。叔侄二人劫後重逢,自然免不了互倒苦水,對當年的失敗耿耿於懷。 這些年,李逢吉天天巴望著回朝復相,李仲言更是急切渴望擺脫目前的窘境,於是叔侄二人一拍即合,當即決定由李逢吉拿出一筆重金,再由李仲言出面,回長安找人打點,謀求東山再起。

而他們決定打點的這個人,就是鄭注。 鄭注早年流落江湖時,跟李仲言有過一些交情。如今,老友找上門來,鄭注自然要給點面子。更何況,李仲言帶來的那筆重金也著實讓鄭注心動。收下賄賂後,鄭注就把李仲言引薦給了王守澄,王守澄繼而又把他引薦給了天子李昂。 此刻,在洛陽望眼欲穿的李逢吉絕對想不到,他拿出的那筆錢並沒有打通他朝思暮想的複相之路,而是替李仲言鋪就了一條攫取相位的金光大道。 由於李仲言深研,工於術數,而且能言善辯,富有文采,所以文宗一見傾心,將其引為奇士,寵幸日隆。 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八月,文宗準備讓李仲言進入翰林院,作為近臣隨侍左右。李德裕斷然反對,說:“李仲言過去的所作所為,想必皇上也都清楚,這種人豈能用為近侍?”

文宗不以為然:“難道不能允許他改過嗎?” 李德裕毫不退讓:“臣聽說,只有顏回這樣的聖賢才能不二過,至於李仲言這種人,惡念早已在內心紮根,如何改過?” 文宗說:“他是李逢吉推薦的,朕已經答應了,不想食言。” 文宗不提李逢吉還好,一提李逢吉,一下就勾起了李德裕的傷心往事。就是因為李逢吉的排擠,他才在浙西浪費了七八年的大好光陰。李德裕隨即斬釘截鐵地說:“李逢吉身為前任宰相,竟然推薦這種小人來誤國,他也有罪!” 見李德裕如此堅決,文宗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只好退了一步:“如果當侍講學士不合適,那麼,另外給他一個官總可以吧?” 沒想到李德裕一點面子都不給,居然硬邦邦地頂了一句:“不可以!” 文宗狠狠地瞪了李德裕一眼,把臉轉向了另一個宰相王涯。 李德裕剛剛舉手要暗示王涯別鬆口,王涯卻已經脫口而出:“可以。” 文宗不無得意地回過頭來,恰好看見李德裕制止王涯的那個小動作,頓時大為不悅。 不過,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持,文宗就有底氣了。幾天后,他便不顧李德裕的反對,讓李仲言當上了太學的四門助教。 當然,這個職位只是一個跳板,遲早,文宗是要重用李仲言的。 李德裕此次面折廷爭,把自己推入了相當被動和不利的境地。一方面,這種做法令文宗對他的好印像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又把權宦王守澄徹底得罪了。 俗話說:打狗也要看主人,李仲言畢竟是王守澄引薦的,你李德裕如此不給面子,不就是跟王守澄過不去嗎? 隨後,王守澄、李仲言和鄭註一合計,覺得這個李德裕實在太礙事,不趕緊把他弄走,誰也別想活得自在。 儘管李德裕貴為宰相,可在王守澄等人看來,要把這傢伙弄走太簡單了,甚至不需要他們自己動手,只要把某個人召回朝中,拱上相位,就能迫使李德裕滾蛋。 太和八年十月十三日,在王守澄等人的干預下,李宗閔翩然回朝,復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短短四天之後,李德裕就被罷去相職,外放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同日,李仲言被任命為翰林侍講學士。 至此,李德裕才意識到自己鑄下了大錯,連忙入宮向天子“陳情”,請求留在朝中任職。文宗考慮了一下,答應了,同意讓他擔任兵部尚書。 然而,天子雖然收回了成命,剛剛複相的李宗閔卻絕不答應。他的理由是,朝廷政令非同兒戲,豈能輕易更改、出爾反爾? 文宗啞口無言,只好把李德裕外放為鎮海節度使。 牛黨黨魁捲土重來,李黨黨魁再度失勢,緊隨而來的,自然又是新一輪轟轟烈烈的權力傾軋和政治洗牌。 面對如此陰魂不散的朋黨之爭,文宗李昂束手無策,只能仰天長嘆:“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卷二四五) 太和八年歲末的那些日子,看著鬱鬱寡歡、愁腸百結的天子,李仲言和鄭注不斷交換著意味深長的目光。 他們不約而同地意識到——此時的天子亟須信得過的人幫他排憂解難。如今,誰是天子最信得過的人? 當然是李某人和鄭某人了。 李仲言和鄭注認為自己責無旁貸,而且他們相信,只要能幫領導排憂解難,他們的前程必定不可限量。 這年十一月的一天,李仲言忽然上奏天子,請求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李訓。 一個人改名本來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已經活了半輩子才突然改名,肯定不會是毫無意義的舉動。 那麼,李仲言為何改名呢? 也許,他是想用一個新的名字,告別不堪回首的過去,擁抱即將到來的輝煌仕途,同時擁抱一個風生水起的嶄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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