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四、全民公敵

自劉邦開國以來，漢朝立國已有二百一十五年。兩百多年的江山基業，就這樣無聲無息、莫名其妙地落入了儒家實踐家王莽手中。 在儒家思想集團裡，王莽是一個典型的激進主義者。這個早年喪父孤助無力的窮家子弟，幾十年如一日地忍辱負重，玩弄權術，就為了這一天。 他的這一天，就是光耀儒家思想，用雙手去完成儒家眼裡的理想國。或許在他看來，漢朝就像一艘在大海上漂泊多年的大船，現在卻陷入了泥潭。王莽作為帝國的新舵手，首先就是開拓新航向，駛向理想的彼岸。 於是，王莽一上台，就著手社會政治改革。 人世間所有事業，都是思想在前，行動跟後。所以，要了解王莽的改革行動，就必須了解左右他大腦裡的儒家信念。先秦時代，百家爭鳴，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思想的黃金時代。但是，在那個思想大碰撞的時代，最後成為社會主流的，只有四家思想。它們分別是儒、道、法、墨。

在這四大家中，道家是遁世主義者，認為世界太亂，人心太壞，人要拯救世界，必須先從拯救自己的心開始。人拯救自我，必須逃出紛亂的時世，尋著古人的足跡，去江湖逍遙。 墨家則認為，世界太亂，主要是因為缺少愛，所以大家要兼愛。為了兼愛，墨家信徒從來是嚴於律已、寬於待人，典型的苦行僧主義者。所以，墨家總以努力工作的大禹為榜樣，為了拯救天下蒼生，辛苦我一個，幸福千萬家。 儒家認為，世界太亂，主要是缺兩樣東西。一個是仁，一個是義。如果天下君主都推行仁義政治，春秋五霸就不會為了地盤打來打去；戰國更不會為了欺詐，想盡人間一切詭計。那怎麼樣才實現仁政呢？儒家又認為，這個應該學習古人，特別是堯舜。如果想過上好日子，當然回到西周時代更好。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儒、道、墨三家，全都是以學習古人為榮，以學習今人為恥。但是，法家卻大不一樣。法家思想者，就像思想江湖里的一個異類劍手，橫空出世，提出與以上三家截然相反的思想。 法家認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政治和思想，更有一代人的生活態度。我們今人想要過得幸福，就得往前看，哪有往後看的道理呢？這種積極往前看的思想，我們稱之為與時俱進。這個與時俱進思想的集大成者，就是韓非子。 可是思想活潑、英姿勃發的秦始皇，以法家為立國之本，最後怎麼樣了？竟然只堅持了十五年。漢朝立國後，劉邦對法家是不太感冒的。為了國家長治久安，劉邦決定採取折中主義，採取外儒內法的治國理念。 事實證明，這個理念是很靠譜的。漢朝堅持了二百來年，比秦始皇的秦朝長命多了。

現在，王莽認為，漢朝只堅持了二百來年就崩了，時間還太短。因為周朝自立國到崩潰，總共有八百來年。所以，要想國家命運長久，還得向周朝學習。於是，這種向周看齊的思想，讓王莽的一系列改革都蒙上了復古的色彩。 國家就像是人，都要往前趕路的，如果眼睛朝後看、雙腳往前走，總有一天會摔倒的。很不幸，王莽復古改革運動中，因為趕路太急，最後也倒得很快，一頭扎到懸崖裡，就一去不再复返了。 王莽新政，主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第一，就是改換政府機構名稱。比如，大司農（農業部長），改名為羲和，後又改為納言；少府（宮廷供應部長），改名為共工——乍一看，還以為是撞天的那個共工回來了。這改名法，基本上參照周朝制度。

改完官員，接著改地名。有些地名，叫了上百年，大家都熟悉了。但是王莽覺得不爽，說必須要改，就改為古名。最可怕的是，這改名也無規矩可講，王莽是想到哪，就改到哪，同一個地名，今天叫這個名字，明天可能又得換了。於是弄到最後，老百姓都不知道自己住的這地方到底叫啥來著。國家下發到某地的公文，在新名字後面還要打括號註解舊名。 這改名事小，可煩人事大。但是王莽改得不亦樂乎，有啥辦法？ 第二，就是進行土地改革。王莽的土地政策，就是恢復古人的井田制。在漢朝，土地是可以任意買賣的。於是許多豪強大量圈地，成了名副其實的大地主。但現在王莽卻下詔宣布：所有土地，必須歸為國有，重新分配。按新規定，一個成年男子，一人將分得一百畝土地。如果一家人丁不超八口，而田地超過九百畝的，應該自動把超過之數分割給族人、鄰居或者同村親友。

在漢朝，那些將土地賣光的人，沒地方可去，可賣身為奴，以此為生。但是，王莽又出新規定：奴隸婢女跟國家土地一樣，一律不得自由買賣。 王莽這招可太狠了。他得罪了大部分人的利益。首先，是大地主的利益。這些人的祖宗，很多年前可能都是窮光蛋，經過幾代人的奮鬥，好不容易翻身當了地主，竟然一夜之間，就啥都沒了，你說他們會跟王莽過得去嗎？ 其次，就是那些奴隸和婢女。在漢朝，當農民是很不容易的。一年要繳三十分之一的稅。可是遇上戰爭時代，國家沒錢，就拼命從他們身上抽稅，甚至高達十分之五。累死累活，種出來的莊稼還不夠吃，有一半還要被別人拿走。你說乾這活還有啥前途？ 於是乎，有些人就想逃稅。要想逃稅，就得變賣土地——這樣能賺來錢，然後再將自己賣給別人為奴。魯迅先生說，中國古代，向來只有兩種心態，一種是坐穩了奴隸的時代，一種是連奴隸都做不得的時代。殊不知，人都活不下去了，有奴隸做，苟活下去，總比沒得奴隸做強多了。

王莽卻說奴隸婢女不得隨便買賣了，如果家裡有人生病了，沒錢救治，就要變賣家產。可他們都一無所有了，還不能賣身為奴，不等於阻死了他們唯一的謀生之道嗎？ 所謂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王莽得罪了這些光腳的，他們無業無家，在社會上流浪，那是很危險的。 這個道理，王莽開始不懂。政策實施一年後，社會越來越不穩定，王莽只好宣布廢除奴隸不得自由買賣的條例。可那時一切都太晚了。 第三，進行貨幣改革。在漢朝，一般流行的貨幣是五銖錢。王莽實施貨幣改革後，以小易大，以輕換重。所鑄大泉，重不過十二銖，只相當於五銖錢的兩點四倍，卻要當五銖錢的五十枚使用。很明顯，貨幣比值失衡，不合理，很多人當然不認帳。於是乎，就有人想到了盜鑄，屢禁不止。

更可怕的還在後面。王莽的貨幣很多，總共有六種，分別是金幣、銀幣、龜幣、貝幣、錢幣、布幣。這些幣種當中，像龜幣和貝幣這些古老玩意，中國人早不用很多年了。更讓漢朝人受不了的是，這六類貨幣，總共有二十八種分值，種類繁多，讓人無不頭昏腦脹。更更討厭的是，貨值變來變去，嚴重擾亂了金融市場。 王莽貨幣新政，不過是自找苦吃。果然，後來漢朝人都懷念曾經使用的五銖錢，私下使用舊幣交易，不認王莽的新貨幣政策。王莽只好廢除龜幣、貝幣和布幣，但還是不管用。漢朝經濟已經被他搞亂了，一切都不可收拾了。 第四，建立市場行政機構，干預市場經濟。王莽分別在長安、洛陽等五大城市設立物資調節官（五均司市）和經濟官（錢府官）。物資調節官於每季第二個月，即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對物價作一個評估，定出上、中、下三等價錢，保持市場穩定。

在民間，如果有賣不出去的糧食、布匹等東西，物資調節官調查核實後，可由國家按照成本收購；一旦物價上漲，超過市價十分之一以上，物資調節官就用評定的價錢賣出；如果物價低於評定價格，人民可以自由買賣；人民如果缺乏資金，可向經濟官申請貸款，每月份利息百分之三。 除此之外，王莽還出台了保證下崗工人享受國家福利以及再就業等政策。僅就此點而論，王莽出發點是好的。可惜他用人不當，情況很糟糕。於是乎，好事就辦成了壞事。 兩千年以後，我們來看王莽這一套改革，一點都不陌生。因為這些政策裡的一部分，我們今天還使用著。於是乎，有人給王莽戴了一頂高帽子，說他兩千年前實施的政治理想是“王莽式社會主義改革”。 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失敗的國家藍圖設計大師。土地和奴隸不得自由買賣，得罪了大地主和貧窮沒有生活出路的農民；失敗的貨幣政策，又得罪了大量市民；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干預，又得罪了大量的城市商人。

從上到下，除了他自己，他不該得罪的，都得罪了。他跟漢朝制度過不去，跟皇族過不去，跟各級官吏過不去，跟商人過不去，更是跟廣大農民過不去。如果非要用一個詞來形容他，我們可以稱他為漢朝的——全民公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