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一葉扁舟逐著驚風駭浪，在那黃河的急湍中駛航，先後克服了流產、早產和難產三重難關，幾番逃過滅頂之禍，到了三月廿二那一天，嚲娘總算生下了一個嬰兒，為多災多難的馬家添了一口先天不足，營養不良，不知道能不能養活長大的女小子。剛剛透過一口氣來，這個微弱的喜訊馬上就被一個更可怕的噩耗沖掉了。五月初九日，河東榆次一戰，宋軍敗績，馬家的家長馬政與主帥種師中一起戰死。
馬家的第二代男主人馬擴這時還關押在真定府的監獄中，等待曠日持久的審理結案，事情未許樂觀。
馬家第三代的男主人，尚未成丁的馬亨祖原在和尚洞山寨中。四月底，馬政隨軍出征河北，路經真定，與馬擴在監獄中見面時決定把亨祖帶去見小種經略，接著隨軍西入河東，榆次之戰，馬政戰死，亨祖消息不明，生死難卜。
經受得起千錘百煉，有著鋼鐵般意志的馬母，在媳婦、兒子、丈夫的災難中，還是挺住了，把這些消息一個接著一個地，和血帶肉地吞入肚裡。但是最後一個消息把她打倒了。她臥倒在床，就在床上向劉七爹作個叩頭的虛勢，要他去河東一遭，查明享祖的確息。如果他受傷未死，被誰收容了，設法把他帶回；如果他成為金人的俘虜，尚未遭毒手，這裡傾家蕩產，變折了銀子也要去把他贖回來；如果他已戰死，就在當地為他招魂，設法把爺孫的屍骨一起帶來保州暫厝，將來盤回西北熙州，與祖宗葬在一起。
當男丁將絕，這個家已瀕於破碎的邊緣，馬母心裡只留下了這樣一個唯一的願望。
在這段時期中，全靠趙娘子內外兼顧，既要維持這一家人的生計，又要照顧馬母和嚲娘的病。幸虧有她這根支柱，這個家還沒有完全垮下來，但也已經是岌岌可危了。
馬家的命運也成為靖康朝廷的縮影，東京保衛戰的勝利，暫時延續了它的壽命，但是這個微弱的喜訊，擋不住接二連三而來的重大的打擊，加上內部糾紛，層出不盡，戰守大計，迄無定策，等到當年冬季，兩路金軍再出，這個朝廷也早已搖搖欲墜了。
金軍剛剛解圍北去，朝廷故態復萌，在幾個重要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參加爭論的，除了主戰、主和兩大派外，還有可戰可和派、朝戰夕和派、陽戰陰和派等形形式式的派別，他們都在發表議論，傳播奏稿，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宋朝官僚階級議論多，務實少的政治特點。
爭論的一個方面是用人問題。
東京數十萬軍民痛心疾首，好容易把他攆下台的主和派頭子李邦彥甚至在金兵還沒有完全撤離東京前就回到太宰的位置上。理由是：太宰張邦昌出質金軍，揆席猶虛，需要他來坐鎮。似乎沒有李邦彥，天就要坍下來。
李邦彥剛坐上太宰的位子，就要排斥與他勢不兩立的死對頭種師道和李綱，後來種、李先後出任河北宣撫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表面上倚任，實際上是把他們排斥於朝廷之外。這個企圖十分明顯，可謂路人皆知。
李邦彥組成的這副政府的班子，以後人員雖屢有變動，基本政策不變，賣國投降，直到他們的政策完全貫徹，政府垮台為止。
爭論的第二個方面是追擊金軍的問題。
金軍退走前夕，種師中率領的秦鳳軍三萬人，風馳電掣般地開到東京。種師道即命他率部尾隨金軍之後，俟其半渡而擊之，可殲其全軍，永消後患。三天后，李綱又建議用澶淵故事“護送”全軍出境，密告諸將，有機會就縱兵追擊，當時金軍掠奪到手的金銀絹帛婦女輜重極多，軍行遲緩，擊之確有可勝之道。
種、李的主張都是正確的，淵聖也同意李綱的建議，派軍十萬，緊緊“護送”。這個重要的戰略措施又受到李邦彥等人的反對、破壞，結果是中書省、樞密院各行所是。樞密院下的命令是“出擊”，中書省下的命令是“保護”。弄得護送諸將摸不清頭腦。最後結果又是主和派的主張勝利，他們派人在黃河邊上樹立大旗，嚴令軍隊不得繞過大旗趕金軍，否則，一概處死。
以後種師道又提出亡羊補牢的辦法，建議集合大軍駐屯黃河兩岸，防止金軍再次渡河，預為“防秋”之計。淵聖准奏施行，不久又聽了主和派大臣的話，認為萬一金軍不來，這筆巨大的軍事費用，豈非白白浪費了？這一條還是拒絕採用。
大好機會都被斷送了，以後種師道氣憤致疾，以至病死。李綱在河北、河東宣撫使任上，受制於朝臣，無所作為，最後被逐到江西。朝廷清一色地都換上主和派，這才使得他們耳目清淨。
爭論的第三方面是對發動宣德門事件的軍民太學生處分的問題。
宣德門事件以後的第六天，金軍即自動撤退，兩者的因果關係十分顯然，可以說，是人民挽救了北宋王朝。何況，那一天淵聖宣旨中有“諸生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義”的話，充分肯定陳東等人的愛國行為，本來已沒有再加討論的餘地。
不過主和派在宣德門外吃了大虧，豈甘罷休？他們一再提出“陳東等以布衣脅天子不可赦。”太學的行政官國子司業黃哲上奏：“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乘勢作鬧，上煩聖訓丁寧。臣等職司教導，不能表率諸生……難以備員學官，見今待罪，伏賜黜責。”
這件事輿論的反應強烈，太學生的特點之一是壓得越厲害，反抗也越強烈，他們打聽到黃哲之待罪是由於受到某些政府要員的脅迫所致。太學生沈長卿上書抨擊主和投降派之無恥行徑，也提到目前某些措施與當日淵聖本人的表態前後矛盾：“臣雖至愚，心知前日奸邪之人重以變亂之說惑陛下者，是致陛下德音始終反復如是也。”這封萬言書敢於指責當權的政府要員是“奸邪之人”，也敢於指責“陛下德音始終反復如此”，可說是封建式的民主的一個樣板。
鑑於士氣激昂，淵聖皇帝批复黃哲的奏章有“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學官何為自疑，乃爾待罪。可速安職，仍曉喻諸生”等語，再次肯定伏闕事件。對沈長卿這樣激烈的言論也沒有加罪。反而下旨褒獎參加伏闕上書的太學生雷觀，賜同進士出身，補迪功郎。一個月以後又賜陳東同進士出身，溫旨褒獎。主和派看看這齣戲唱不下去了，只得暫告休戰。不過事情並沒有完全結束，他們對陳東等人切膚之恨是消除不掉的，只在等待機會，再向陳東他們開刀。
以上幾個問題的爭論，反映朝廷中兩大派鬥爭的激烈。
馬擴希望戰釁一啟，各方面的人員都能捐棄成見，團結一致，共同對敵。事實證明，這只能是一個善良、天真的幻想。在東京，派系的矛盾，正議與邪論的交鋒，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爭取淵聖皇帝站到自己一邊來的努力正在不斷加劇，有增無已，首都從來都是各種鬥爭集中的場所、矛盾的焦點。其他地方也不見得好多少，譬如在真定，則連他本人也成為這個偉大的信念的犧牲品了。戰爭並不能消除矛盾，反而製造了新的和更大的矛盾。而各種形式的矛盾肯定會大大地削弱備戰力量。
北宋政府能夠用來抗戰的一點力量，在新的戰爭來到之前，已經在內部糾紛中消耗殆盡了。
李邦彥第二次下台後，徐處仁、吳敏曾分別升任太少宰，以下的執政除樞密使許翰外，基本上都是主和派。徐處仁有“清亮剛直”的美譽，從外地調到朝廷來，擺擺樣子，實際上，除最後與吳敏吵了一架以外，並沒有表現出什麼“清亮剛直”的作風，倒是同流合污的地方很多。吳敏則依仗有定策之功，得到淵聖皇帝的信任，獨掌朝政大權。
吳敏促成太上皇禪位之議，在第一次東京保衛戰中曾向淵聖竭力推薦李綱，用為親征行營使，在太學生伏闕上書的關鍵時刻，他又代淵聖宣旨撫慰，復用李綱、種師道，表現不錯。這是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人物。他只有與李綱合作的時候，才能幹出一點好事。這一點，他的侍姬遠山老早就看到了。遠山曾說過他自己的軀殼裡是沒有靈魂的，要李太常給他安放進一個去。金兵撤退後，他與李綱分道揚鑣，讓李邦彥把一個黑靈魂安進他的軀殼中。他為李邦彥昭雪洗冤，竭力推薦他復職。後來索性代替李邦彥，成為主和派的領袖，官做得越大，做的事情越加荒唐，實際卻是個低能兒。每次坐在政事堂上，胥吏們捧來了一大迭文書，等他裁決，他想了半天，只判上“依舊例可也”五個大字，什麼事情都是“依舊例”，以後“依舊例”就成為東京人稱呼他的代名詞。
東京人善於用概括、幽默的語言來諷刺當朝人物。當時有“十不管”之說，這十件應管不管，不應管的倒都管起來的事情，大都是“依舊例”的吳敏的德政。它使人看到在榆次敗績、盤陀兵潰，太原日益危急前的半年時間中，朝廷裡的大臣們正在忙些什麼。這是一幅很好的朝政寫真圖，不過把這十大件羅列出來，要加些註解，才能說明問題。
“不管太原，卻管太學。”
當時太原受到猛烈圍攻，糧援兩絕，已到了析骨而炊，易子以食的絕境，朝廷並無積極救援的措施，這時卻忙著對王安石的功罪進行再評價，下詔太學，撤去他的畫像和“十哲”的地位。
“不管防秋，卻管《春秋》。”
這一條是指吳敏拒絕採納種師道屯兵大河兩岸防秋的建議，卻忙著具劄子“乞令學者添治《春秋》一事”。
“不管炮石，卻管安石。”
炮石指金軍撤退時，曾在西門外遺留下五百位大砲，至今無人收管。老百姓已經有遠見地看到金軍將再度圍攻東京，而朝廷方面，並無任何準備，卻根據國子司業楊時的一道奏章：“王安石《三經新義》邪說聾瞽學者，致蔡京、王黼因緣為奸，以誤上皇，皆安石啟之也。”把亡國導亂的罪名都掛到王安石頭上，要太學生議論議論，省得他們有功夫上萬言書，混淆視聽。
“不管肅王，卻管舒王。”
舒王即王安石，王安石死後追封為舒王。肅王趙樞是淵聖的兄弟，奉命代替康王趙構為斡離不的軍前人質，斡離不退軍時，把他攜往北方，政府不敢索取。
“不管燕山，卻管聶山。”
太原猶未淪陷，朝廷尚且不能救，已經淪陷了的燕山府當然更顧不得去管了。聶山原任開封尹，這時升為同知樞密院事，淵聖問他：“山，大物也，何以為名？”他回答道：“臣素慕周昌之為人，乞改名為昌。”於是奉御筆改名為昌。這一條是淵聖親自與聶昌之間直接打的交道，與吳敏無涉。
“不管東京，卻管蔡京。”
僉軍退師後，太上皇本人被李綱等大臣接回東京來，退處龍德宮。宣和權奸集團的成員紛紛受到處分。王黼、梁師成二人於解圍前，已被誅殺。蔡京、蔡攸父子被放逐到廣東的儋州和雷州，童貫放逐到吉陽軍。至此，蔡京在潭州病死，後來蔡攸賜死，童貫正法，連帶趙良嗣也被誅殺。靖康主和的臣僚與宣和的權貴集團本來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現因權利衝突，靖康諸臣唯恐有朝一日徽宗復辟，又是蔡京一夥人的天下，不如把他們都貶死了，以絕後患。同時也可以取得明正典刑，賞罰分明的美名，不失為一舉兩得之計。
由於首創“海上之盟”的趙良嗣已受誅戮，參加談判活動的馬擴也處於不利地位，他的冤獄，遲遲不得昭雪，可能與此有關。否則王淵、李質的誣陷十分明顯，一審就可以判明是非了。何至於把馬擴在真定獄中關了九個月，一直不能釋放？這方面雖無直接的史料證明，道理卻可以推想出來的。
平心而論，不管李邦彥、吳敏等人的動機如何，誅殺、放逐宣和權貴集團這些環蛋卻是大快人心，十分必要的。把這一條放在“卻管”裡面，似乎不太妥當。
“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
“不管河東，卻管陳東。”
這兩條都容易理解。
“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
二太子即斡離不，東京兩次被圍，最後淪陷，斡離不即為戎首。這裡提二太子而不提大太子粘罕，可見在東京人的心目中也把斡離不看成為最可怕的敵人。太子即淵聖與朱皇后生的皇長子，圍城時尚封為國公，此時正位太子。
十管十不管反映了東京老百姓對朝廷施政輕重緩緊失當的憤懣情緒。其重點在於譴責朝廷在軍事上拿不出有效的辦法，防止金軍再度南侵。在這個問題上，者百姓十分敏感，而當局者，無論是徐處仁，無論是吳敏都已麻木不仁了，真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其實這些當權派並不都是瞎子、聾子、啞子，他們心裡也有一整套想法：
他們最好是希望金軍由於某種原因，改變南侵政策，停止進攻。譬如說，一場大瘟疫，一場大地震，粘罕、斡離不、兀術，阇母、婁室等積極主張南侵的將帥，統統捲入了，個個死絕，一個不留，那就很有希望天下太平了。至少幾年之內，金軍不會南侵，這自然是上策。
萬一既不發生瘟疫，也沒有地震，金軍一定要來，那也只好由它來。他們還有一個泥首乞降的辦法。好在宋朝有的是土地財帛。金銀財帛隨它要，土地也可商量，賄以三鎮不足，那就劃黃河為界，如還不滿意，再送多少都可以。只要存在一個小朝廷，他們保得牢太宰、少宰的官職就好，至於這個叫做宋朝或者其他的什麼朝的疆域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倒也可以不計較，這不失為中策。
萬一乞和投降都不行，金朝一定要把他們逼得走投無路，那當然可怕。為未雨綢繆計，他們也有一策。即在金軍出動以前，先就借個因頭，脫身而去，榴之大吉，把這裡的國事，“投大遺艱”於後來者，雖然丟掉宰相之位，卻可保牢身家財產，這也算得是一條下策。
那段時期，太原方面的警報，雪片似地飛來，吳敏、徐處仁兩人的心情都不舒暢。一天，在政事堂上，你一句我一句地爭起來。一個怪他不該對蔡京下手太重，致使他患故潭州，一個怪他不該對太學生縱容遷就，致使他們十分囂張，不肯斂跡。一個罵他沽名釣譽，一個罵他貪天之功。後來越罵越兇了，竟涉及個人隱私。徐處仁先罵吳敏縱情聲色，帷簿不修，成何體統？這指的是吳敏寵愛遠山，但與侍婢鬼混，原為當時社會風氣所允許，除非遠山別有所歡，否則就談不到帷簿不修的話。這件事吳敏一直自認為風流千古，值得自豪，根本不以為恥。他反擊一句卻十分厲害，他罵徐處仁是“白日儼儼，外竊清剛之名；夤夜幢幢，內行貪賂之實。”這吳敏原是“風雅絕世”的人物，罵起人來，也用對仗精工的四六，音調鏗鏘，這一句卻擊中了徐處仁的要害。當時他正在據案作書，一時惱羞成怒，把一支飽蘸濃墨的筆直往吳敏面上擲去。吳敏不防有此一著，躲閃不及，面額上早已著了他的飛筆，唇鼻之間，一團烏黑，忙亂之間，他用手揩抹，頓時把白臉郎君變成了“黑面大王”，真正成為“近墨者黑”了。
查一查國史，本朝定鼎以來，一百餘年中，並無左右僕射在政事堂上大打出手，飛筆擲人的舊例可依，兩個一齊告到淵聖皇帝御前。這件事實在太不像話了，成何體統？御史相繼彈劾，兩人一齊下台。徐處仁改知東平府，吳敏改知揚州。這不光彩的下台，也許是符合兩人之私願的，甚至也可能是他們早已默契在心，表現一番，就藉此下台。如果這樣，他們不僅瞞過了當代入，也瞞過幾百年來歷史的編纂者和讀者，他們都可算得是第一流的相聲演員了。以後他們的行動十分一致。詔書下來，不待辦好接替手續，就搬運家人家貲，急急忙忙地搭上渡船，分別到東平府和揚州去履新了。
以上就是太原淪陷前的靖康朝廷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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