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後記二

每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的心目中都存在著一個烏托邦、一個理想的世界——雖然這個理想的世界在現實中往往是不存在的。 生在盛世中的人是幸運的，所處身的現實世界和心目中的烏托邦之間的距離還不算十分遙遠，縱然有些小不如意，也不致於成為精神上超量的痛苦；但是，生在亂世中的人就不然了。 亂世之中，政治黑暗，民生凋蔽，一切的現像都令有識之士看得痛心疾首；但是，接下來所衍生的作為，卻有截然不同的兩種，一種消極，一種積極。 消極的人使自己成為隱士，萬事不關心，或猖狂，或逃禪，或遁入宗教的領域中尋求痛苦的解脫、寄託於死後的另一個世界，以逃避面對現實中的黑暗；積極的人則挺身而起，向現實中的黑暗挑戰，試圖改造乾坤、力挽狂瀾。

因此，中國的歷史上既有魏晉南北朝的宗教大興期，也有東漢末年，清流挺身對抗腐敗、黑暗的政治，釀成“黨錮之禍”的史實；而在黑暗的明朝末年，積極入世的知識份子們也掀起了一次“東林運動”來試圖力挽狂瀾，最後在歷史上留下了一頁“光榮的失敗”。 作為“東林”創始人的顧憲成，他的心志和道德勇氣同樣的照亮了那個令人絕望的黑暗時代。 同樣的是一幅“勇者的畫像”，同樣的以天下為己任，顧憲成的奮鬥過程卻大不同於努爾哈赤或張居正——努爾哈赤成功的改造了乾坤，開創了新的時代；張居正曾經擁有十年的執政期，力挽狂瀾的延緩了明朝的衰敗；顧憲成卻不然，他既不可能建立一個新的朝代，在自己所處身的時代中也從來沒有得到過施展抱負的機會。

而也正因為這樣，他的奮鬥中包含了更多的悲壯…… 顧憲成生於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逝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年（西元一五五零年——一六一二年），一生所經歷的時間正好是明朝滅亡的關鍵時期。 嘉靖二十九年正是俺答入寇，包圍北京的“庚戌之變”的這一年，伴隨著他出生而來的即是憂患，這是巧合，還是冥冥之中的定數呢？或許兩者都不是，他只不過是和有史以來的全人類一樣，既無從選擇降生的時空，必須為自己所處身的時代背負起一份歷史責任罷了。 而明朝的歷史中畢竟有著幸運的時刻與轉機，在經歷了世宗荒誕、沉迷道教，嚴嵩權傾天下的黑暗期後，少見的大政治家張居正登上了歷史的舞台，藉著執政而執行他“力挽狂瀾”的任務，政治開始轉向清明，經濟復甦，百姓安樂，國家達到了富強的地步。

顧憲成在三十一歲那年考中了進士，做了戶部主事的官，那是萬曆八天（西元一五八零年），正值張居正當國的強盛時期；只可惜好景不常，兩年後張居正病逝，國勢從此急速下滑。 萬曆皇帝親政以後，不久就沉迷於酒色財氣而荒疏了政事，幾年後更因為立儲的事和大臣們的意見相左，他竟索性以不上朝、不見群臣的面來作為消極的抵抗，最後更淪為“福壽膏”的奴隸；繼張居正之後出任首輔的人偏偏又都是一群沒有能力、沒有氣節風骨的庸才、小人，既不能高瞻遠囑的治理國事，全副的精力也只擺在為自己的私利而鬥爭之上——在這樣的狀況下，政治能不污黑、能不腐敗嗎？ 而一個自幼讀聖賢書、懷有高度理想、抱負的知識份子，置身於這樣的環境中，又怎能不感到痛苦？怎能不以政治改革為己任呢？

可是，現實的環境根本不容他發揮理想，從事政治改革，他不久就不見容於執政者、當權派——正人君子不見容於奸佞小人，根本就是自古以來的必然現象，他的遭遇早在中就已經出現過了，那就是“憂心悄悄，慍於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當然，身為讀書人的他，所秉持的志節也一樣的是“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第一次的事件發生在萬曆十五年，首輔申時行藉京察之便排除異己，身為資淺官員的他雖有原則和氣節，不肯同流合污，並且挺身仗義執言，但卻無政治上的實力，和已盤踞官場數十年的申時行較起力來當然是落了下風，於是被貶為桂陽州判官。 第二次則是萬曆二十一年，他已被召回京中，任職吏部文選郎中，適逢會推閣臣，他推舉了王家屏，因而忤了萬曆皇帝的意，被削籍罷官。

他從此就與宦途絕了緣，但是，即使罷官返鄉歸里，在家中做一名無官無職的尋常百姓，他心中那份屬於知識份子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仍然分毫未減；甚至，因為“身在野”，而更能深入民間的發現到了許多社會問題，存在於他心中的“憂國憂民”的感懷就更重了。 因為政治由清轉濁，經濟由盛轉衰，萬曆中期的全國百姓已經開始承擔繁華過後的後遺症和痛苦了——原先由富裕而形成的逸樂和淫靡，已成為普遍的社會風氣，而在經濟力衰退以後，這種社會風氣又間接促成了人心的墮落與道德的敗壞；看得他在在憂心如焚。 而存在於知識份子間的學風，更是加速社會風氣惡化的媒劑；一代大儒王陽明離開人世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學說在蔚為學術的主流，風行一時之後，形成一個學派，弟子、再傳弟子多得無法計數，延綿了數十年，已經衍生了許多流弊；一則流於談“心”的空洞虛誕，而忽略了道德實踐；一則強調以“心”為是非的標準，結果是以“自己的心”為標準，而排斥“別人的心”；更甚者堅持己心不受約束，連帶使行為也肆無忌憚——種種的流派早已脫離了“王學”的真諦，甚至與王陽明原本提倡的學說根本是背道而馳的。

但這樣“掛羊頭賣狗肉”的學說卻因為少數人的“蓄意炒作”而十分風行，尤其是王陽明晚年所提出的“無善無惡”說，更成為“利用”的對象，一般追名逐利的無恥之徒、不法之徒打著這樣的招牌來混淆是非善惡的標準以攫取利益，使得世道人心、社會風氣更加的敗壞。 王陽明晚年思想圓通，指點弟子常有不落善惡兩端之語，而且晚年的許多觀念、見解都不及詳加說明，因此他死後門下的許多弟子把他的學說中加入自己的意見，各持一說，常失陽明的本意。 “無善無惡”，陽明本人沒有多談，乃是他左派的弟子王艮的弟子周汝登拿出來大加標榜的。 到了萬曆年間，王學的末流又發展出了一個支派，那就是“狂禪派”——從泰州學派的顏山農、何心隱發微，到李卓吾以異端自命的集大成，更把已經變質的王學帶到一條極端個人主義的狂誕之路，而且吸引了不少的追隨者，也影響到了文學的風氣。

最先是李卓吾的弟子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以籍貫公安而形成“公安派”；再接著，鍾惺、譚元春也組成了“竟陵派”——兩派雖然名稱不同，文學的主張卻是一致的，都從“李卓吾式”的“自由”、“狂誕”出發，打出些諸如“詩主性靈”的旗號，雕琢些沒有什麼實質內容的文字；再接下來，“小品文”的文體被這干人捧出來了。 小品文是標準的“休閒文學”，三言兩語、輕薄短小，文字往清奇幽雅的風格發展，內容則盡多是吟風弄月的感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兼雜一點李卓吾式的“亦儒亦佛、非儒非佛”的似是而非的“禪”；推出之後大受社會群眾的歡迎，於是開始興盛了起來，興盛了一段日子之後，後遺症也跟著來了。 文壇幾乎全被這種柔靡的文風所席捲，竟有如提早反應了國運似的呈現著一股末世的氣氛，一篇篇沒有內容的文字遊戲在在都是“玉樹後庭花”式的華美柔媚，引領著讀者走進一個虛幻的、萎靡的、只想享受眼前的唯美感受而渾然不關心天下興亡的精神領域。

情況更糟糕的是一部份的小品文作者的人品非常低下，筆端卻能幻化出百媚千嬌的花朵來欺世盜名；偏偏，這一類的作品又在社會上大受歡迎，於是，小至個人的人生觀，大至社會風氣都跟隨著這種文風的引領而日漸沉淪。 這種種的現像看在顧憲成的眼中，不免憂心如焚——縱使小品文的作者之一的陳繼儒本是他的舊識，他也忍不住的發表了他由衷的談話：“現在讀書人在朝中做官，享受富貴，卻不把心思放在幫助君王治國、替君王分憂解勞的事情上面；派到外地做官，卻不照顧百姓的生活、解決百姓的問題；不做官了，就找個山明水秀的地方蓋了房子住，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整天談'生命'、'感覺'，寫些精緻小巧的文句，作些白日夢，根本不管世道人心國運的變化——讀書人變成這個樣子，就算他的文章寫得再好，名氣再大，也一樣讓真正的君子覺得不恥！”

而對於王陽明其人，他雖也頗為景仰他一生的功業和學問，但是對於他晚年所提倡的“無善無惡”說卻是竭力反對的——王陽明本身的學問博大精深，到了晚年，提出“無善無惡”的說法時，他已臻智慧成熟、圓融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以胸中“四無”；但是，像他這樣的大儒大哲，在人類中只是少數，世上的絕大多數人都只是“普通人”，而非道德學問都已融通的大儒大哲，如果胸中沒有是非善惡的觀念的話，世界將會因沒有約束、規範而成為無法想像的混亂；因此，他認為這“無善無惡”的說法，不僅是學術上的學說，而是已經影響到世道人心、社會風氣的問題了，必須提出來加以澄清，以挽救日漸沉淪的世風。 因此，從政治改革到社會改造，以及導正學術思想，都成為他交付給自己的使命，並且終其一生都不懈不怠的朝這個方向努力。

萬曆二十六年，他集合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學生，重修宋代大儒楊時在無錫講學時所建的東林書院；六年後書院落成，他出任山長，制定了比照南宋朱熹所建的“白鹿洞書院”的學規，大會有志向學的讀書人講學其中。 由於他認為存在於政治、社會上的各種敗壞的現像是導源於人心中道德的墮落和學術思想的不正所致：因此，他講學和設立書院的宗旨以矯正學風、政風、世風為依歸，提出的學說由“性善”出發，重氣節，強調道德與實踐；並且揭櫫為學的終極目標：“士之號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於救世者也。” 他認為“士”應以挽救世道人心為第一職志——這個“士”字當然是儒家學說中的“士”，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這個學說志在恢復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也是他對自己、乃至全天下的知識份子的期許。 而這個懷著崇高理想的學說一經提出之後，立刻得到了許多共鳴——生在亂世之中，只要是稍有良知的人，都會認同他的呼籲的。 因此，“東林書院”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蔚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社會上的“清流”的力量，既帶動了全國各地為私人講學而建書院的風氣；所提出的“救世”、“經世致用”的思想和學說也喚起了許多人的心志和熱血；同時，所聚攏來的群眾既多，所發出的議論也就有了實質的力量，而成為能夠影響政局的輿論。 其實，“影響政局”，本來就是顧憲成講學的目標之一；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中記載著：“先生論學與世為體——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 是這樣的一份深心悲願，一份屬於知識份子的偉大情操，燃燒成他生命的光輝，傲然兀立於黑暗的晚明，而無愧于人之為人的使命。 萬曆四十年，距東林書院落成不過八年的時間，顧憲成因病與世長辭，留下了尚未完成的挽救世道人心的任務，和令人景仰的人生觀、學術觀與奮鬥的精神。 他尚未完成的任務，由他的同志、朋友、門生繼續的奮鬥了下去，在此後的數十年間，“東林”這個專有名詞與明朝的歷史緊緊的結合在一起，無論就政治、社會、學術思想任何一方面而言，都是晚明歷史中最具影響力的一股洪流。 當然，歷史上的事件僅只發生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明末的東林運動已然成為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但是，事件所蘊含的精神與內涵，卻是亙古長存的。 多年前，我讀過托爾斯泰所揭櫫的藝術觀，他指出：“與人類有關的藝術才是最美的，因為，我們對人類的愛先於對藝術的愛。” 後來，我讀到顧憲成的傳記、著作，非常清晰的聽見了他提出了相同的論點：“與人類有關的學術才是最美的！” 我的心同時受到了深重的撞擊，顧憲成和托爾斯泰分別誕生於不同的時代、國度，分別為不同的種族，根本不可能交換意見，卻不約而同的建立了相同的觀點，在我看來，這是因為他們具有著同樣偉大、寬闊、無私的心靈，才會不須交流即有共鳴！ 其實，藝術觀、學術觀如是的，並不只他兩人而已；古往今來，雖然“不問蒼生問鬼神”或“問風花雪月”的人不在少數；但是，卻也不乏耿耿以天下蒼生為念，以救世為職志的人——杜甫的一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所道盡的正是每一個時空中，每一個以“士”自期自許的讀書人的心聲啊！ 也許，顧憲成——乃至每一個知識份子——心目中所嚮往、追尋的“堯舜”、“三代”，都只是一個高度的理想，一個現實中不存在的烏托邦；因此，追尋的本身即是一種失落，而追尋的確立卻代表著“知其不可而為”，追尋的過程所呈現的是生命的完成；顧憲成一生的努力雖然不曾有實質上的收穫，卻在歷史上留下了一份偉大的心胸與情操。 厚而重的《明史》裝訂成十二巨冊，記錄著一個已經滅亡的朝代；但是，儘管朝代滅亡了，留在裡面的一個個偉大的心靈卻是不朽的；幾年來，我幾乎少有一、兩天不動手翻閱《明史》的，每在夜深人靜之際，我總是恍然的覺得，一些我所景仰的靈魂都在書頁中復活了，向我傳達著他們對於人類的愛與期望；顧憲成的傳記在總數將近一萬頁的《明史》中所佔的篇幅不過四、五頁，但是，他所發出來的聲音卻深沉、巨大而永恆，並且引起我深深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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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等書，文筆優美，但其人人品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