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世以後，媽媽比年少的我更六神無主。爸爸生病欠下的債沒有著落，操辦喪事又要花錢，媽媽拿不准怎麼辦好，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
我忽然覺得自己很強大，強大到可以撐起這個家，可以保護媽媽。
小時候，我對錢完全沒有概念，需要換拍子、換鞋子的時候，就和爸媽開口要。稍大一點開始打比賽，隊裡發了獎金也全交給爸媽處理。真正開始意識到錢的重要，是從爸爸去世才開始的。為了還清給爸爸治病欠下的債，媽媽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搬回武昌娘家住。有一次她躊躇再三，猶猶豫豫著問我打全運會的獎金什麼時候發，她一個人的工資不夠還債。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多打幾場比賽。我多打一場比賽，獎金就多一點，就能早一點把家裡的債還清。
那一年我15歲。
進省隊的日子沒我開始想像的那麼快活。
從我1991年進湖北省的集訓隊起，帶我的教練就是余麗橋，她一直帶我到2002年我第一次退役的時候。她是湖北隊教練，後來進國家隊也是她一直在帶。這9年時間裡，我與她一起相處時間最長，受她的影響也最多。
餘教練是位相當敬業的好教練，但是脾氣火暴、風格強硬。她以對球員要求高、紀律嚴而聞名。如果一件事情她說了兩三次以後你還改正不了，她就會很急地衝著你說“教豬都教會了，你怎麼這麼笨還沒學會”，有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
小孩肯定會有逆反心理。我每次聽到這樣的話，心裡就會想，你教豬都能教會，那你就教一個給我看看啊。
女孩受委屈時多少會哭一哭，餘教練最看不得別人哭，“哭什麼？還好意思哭？”可如果你不哭了，她又會說：“你到底有沒有腦子，這麼說你都沒感覺。”剛開始被這樣說，心里相當難受和委屈，甚至會影響練習的情緒。後來她再說這些話時，已經傷害不了我了。我已經麻木了，習慣了。
我的感覺就是自己怎麼做都不對。那時我和李婷都是餘教練帶，李婷比我大一些，那時候我們還是在沙土地上打球，她給我們餵球，我和李婷一起打。如果我們誰有一個正拍的球失誤了，她就會大發雷霆，巴拉巴拉說一大堆。如果我們連續失誤，她會不耐煩地一把把我們推下去，劈頭蓋臉地一通“滾滾滾”！
我在跟餘教練的9年當中，幾乎沒有得到過表揚，甚至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直到現在，我從來沒有一次覺得自己是聰明的，一直覺得自己是那種傻傻的，可能當時的影響太深了。
後來有人說我“內心強大”。我不由得苦笑：任何人在這樣的教育下成長起來都會內心強大，不是嗎？
這不是說餘教練人不好，她是一個非常敬業的教練、非常剛正的人。她是1957年出生的，丈夫英年早逝，留下她獨自撫養剛剛兩歲的孩子。現在想來，一個年輕女人帶著孩子，還得肩負沉重的工作超負荷運轉，也挺不容易的。每次她帶我們出去打比賽，就得讓孩子的舅舅過來帶孩子。從集訓隊到專業隊，那麼多隊員裡選一個。我的家庭環境幾乎是隊裡最差的，還是選了我。有的時候，她還要自己出錢帶我們打比賽。這些都說明她的人品是剛正、無私的。
只是餘教練脾氣太火暴，印象裡她從來沒有輕言細語地說過話。我們犯了什麼錯誤，她說一遍我沒改，她立馬就爆炸了。我們一起訓練的隊員，從來沒有比如“今天起床感覺天氣很好或者很高興”這種感覺，每天一起床就想“馬上又要訓練了，又要挨罵了”，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犯錯，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教練會突然罰你跑步。所有隊員都惶惶不可終日——我們不知道懲罰什麼時候會來，我們只知道它一定會來的。
成年後我知道這不是教練個人的問題。中國自古有“嚴師出高徒”的說法，教練對弟子們都是非常嚴厲的。在如此壓抑的環境里長大的弟子們後來退役當了教練，會不自覺甚至變本加厲地壓制自己的弟子。這多少有點“多年媳婦兒熬成婆”的意味。也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會別的教育方式。這一代教練是這麼壓他們的，等他們大了當教練後就也那樣壓下面的新隊員，就這樣一代一代地壓制下去，所有隊員都是在超強壓的訓練方式下成長的。這非常不人性，但……很見效。
在“出成績”的誘惑下，一切高壓手段都是被默許的。
1997年，我在青島的全國網球聯賽總決賽中，拿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個全國冠軍，成為年齡最小的成人組全國單打冠軍。
很遺憾的是我完成了爸爸的心願時，爸爸已經看不到了，有時我會想像如果爸爸還在，他會是什麼樣的表情，會不會抱著他女兒開心地笑著，應該會為他女兒而感到驕傲吧？從爸爸離開我後，“爸爸”這個詞我會盡量避免提及，甚至連想都不敢想。這是我藏在內心深處、不能觸碰的重要秘密，希望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保護它不會受到傷害。有時候我也忍不住會想：如果爸爸沒有那麼早離開我，我是不是就會是另一個樣子？可以任意地在爸爸面前撒嬌，可以偶爾任性，不用假裝堅強，不用小小年紀背負家庭的責任而生活，應該會跟現在完全不一樣吧。
進入省隊後不久，我就為自己爭取到了一次出國交流的機會——那時省隊通知我去北京參加青少年集訓，來自全國各地的被認為有發展前途的網球少年都聚集於此。這是國家網球中心舉辦的活動，耐克中國公司擔任贊助商，經過一番精挑細選，一共有六男六女十二名運動員被選送進入耐克訓練營。
最終的優勝者獲得去美國網校學習10個月的機會，我非常幸運地贏得了這個機會。
在1997年，辦簽證還是件非常麻煩的事，也費了不少周折。而我此刻的精力更多地要用在上海舉辦的全運會比賽上。全運會一結束我就要遠渡重洋，媽媽放心不下我，獨自來到上海看我，我們母女倆見縫插針地見了一面。媽媽送我到機場就忍不住哭了，一面是捨不得我小小年紀就要遠渡重洋，在異國他鄉生活，連個伴都沒有；另一面也是思念離世不久的父親，但又不能明說，只能以眼淚來抒發心中的鬱結。
耐克公司聯繫的網球學校在得克薩斯，上海只有直飛洛杉磯的班機，我要在洛杉磯轉機一次才能到達目的地。當時我辦的是學生簽證，需要有一張I-20表才能過關，但是監護人在我出國之前忘記給我這張表，入關的時候海關的工作人員如臨大敵，反复盤問我這張表的去向，那個時候我一句英文不會講，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地僵持著。最後他們找到一個懂中文的翻譯來問我，我告訴他我沒有見到過這張表，他們不信，說這不可能。又問我來美國是準備去哪裡，待多長時間，我就告訴他們我要去的那家網校的名字，然後，他們還打開我的兩包行李細細檢查。
我的行李非常簡單，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就是耐克贊助的運動服。
這番交涉的結果，是他們把我關到一間小黑屋裡，自己去聯繫我要去的網校。
我不知道他們把我鎖在小黑屋裡是什麼意思，只知道自己將要乘坐的班機馬上就要起飛了。我嚇壞了，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房間裡沒有燈，我一個人在黑暗中手足無措地坐著，還掉了幾滴眼淚。之前打青少年賽也出過幾次國，但那都是在有領隊和翻譯陪同的情況下，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
大約在小黑屋裡待了20分鐘，海關的人把我放出來了，他們聯繫到了網校的人，告訴我說你可以走了，但是你得在兩個月內讓學校的人幫你去移民局補辦這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