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布斯堅持端到端的控制也體現在其他鬥爭中。在員工大會上，他不僅攻擊了谷歌，也抨擊了Adobe公司的網站多媒體平台Flash，認為它是“懶人”做出來的東西，“漏洞多”，耗電高。他表示，iPod和iPhone永遠不會運行Flash。 “Flash在技術上一團糟，性能差，並且有嚴重的安全問題。”他在同一周這樣對我說。
喬布斯甚至封掉了那些借助Adobe官方提供的轉碼器將Flash代碼編譯為能適用於蘋果iOS系統的應用。他鄙視編譯器，開發者只用編寫一次代碼，然後通過編譯器就能把代碼移植到多個操作系統中去。 “允許Flash跨平台移植，這意味著產品受限於所有平台都必須支持的特性，因而只能是平庸至極的，”喬布斯說，“我們花費了很多精力讓我們的平台變得更好，如果Adobe只能和所有平台都有的功能兼容，那麼開發者根本得不到任何好處。因此我們希望開發者利用蘋果更好的特性，這樣，在我們的平台上，他們的應用程序能比在其他平台上運行得更好。”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正確的。如果蘋果放棄了讓平台與眾不同的能力——允許它們像惠普和戴爾的機器一樣變成大路貨——那這也意味著蘋果自身的死亡。
此外，還有一個個人原因。 1985年，蘋果投資了Adobe公司，兩家企業聯手發起了桌面出版革命。 “我幫助Adobe公司成名。”喬布斯稱。 1999年重回蘋果後，喬布斯讓Adobe公司為iMac及其新操作系統製作視頻編輯軟件和其他產品，但是Adobe拒絕了，並專注於為Windows開發產品。不久之後，Adobe公司的創始人約翰·沃諾克（John Warnock）退休了。 “沃諾克離開後，Adobe公司的靈魂也消失了。”喬布斯說，“他是我願與之打交道的創新者。他走以後，留下的只是一群西裝革履的傢伙，Adobe公司也變成了垃圾。”
博客圈的Adobe佈道者和Flash支持者開始抨擊喬布斯，認為他的控制欲太過火了。於是，喬布斯決定撰寫並發表一封公開信。他的朋友，蘋果董事會成員比爾·坎貝爾專程前往喬布斯家中通讀這封信。 “是不是有種我在給Adobe挑刺的感覺？”他問坎貝爾。 “不，你寫的都是事實，就這樣吧。”坎貝爾回答道。這封公開信大多著眼於Flash的技術缺陷。儘管有坎貝爾的指點，但是喬布斯在公開信的結尾處還是禁不住感慨於兩家公司之間的歷史糾葛。他指出：“Adobe是最後一家完整採納Mac OS X標準的大型第三方軟件開發商。”
那年晚些時候，蘋果提高了對跨平台編譯器的一些限制，而Adobe公司則推出了能夠利用蘋果iOS系統主要特性的Flash創作軟件。這是一場痛苦的戰爭，但喬布斯佔據了更大主動權。最後，它推動了Adobe和其他編譯器開發者更好地利用iPhone和iPad的界面及其特性。
而當蘋果意欲嚴格控制哪些應用程序可以下載到iPhone和iPad上時，喬布斯承受了更大的壓力。防範含有病毒或侵犯用戶隱私的應用程序理所當然；要求涉及訂閱的應用程序必須讓用戶通過iTunes商店訂閱而不能跳轉至其他網站進行訂閱也有其商業上的道理。但是喬布斯及其團隊更進一步：他們決定禁止任何詆毀他人的應用程序，不論是具有政治爭議性的，還是被蘋果審查員視為含有淫穢內容的。
當一個以馬克·菲奧里（Mark Fiore）的政治漫畫為藍本開發的應用程序被拒時，蘋果試圖扮演保姆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該應用因攻擊布什政府的虐囚政策而被認為違反了不許詆毀他人的禁令。 2010年4月，菲奧里贏得了普利策社論漫畫獎，蘋果的決定也被公之於眾，並遭到嘲笑。蘋果不得不收回成命，喬布斯也公開致歉。 “我們對自己的錯誤感到愧疚，”他說，“我們盡可能做到最好，也盡可能快地學習——但我們的確曾以為這條規定是有道理的。”
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錯誤了。如果我們想用iPad或iPhone，那麼蘋果就能控制我們可以看到和下載的應用程序。喬布斯似乎又成為奧威爾筆下的老大哥的危險，而也正是他在麥金塔的“1984”廣告中令人歡欣鼓舞地摧毀了老大哥。喬布斯對這個問題十分上心。有一天，他打電話給《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湯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討論如何畫定界線卻又不至於落得審查者的臭名。他要弗里德曼帶領一個諮詢小組，幫助自己畫定界線；但是弗里德曼的出版商表示，這樣做存在利益衝突的問題，因此諮詢小組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色情作品禁令也帶來了麻煩。 “我們相信，蘋果有道德責任讓色情遠離iPhone，”喬布斯在回復一位消費者的郵件時寫道，“需要色情的人可以用安卓。”
這引發了瑞安·泰特（Ryan Tate）與喬布斯的電子郵件對話；泰特是科技八卦網站矽谷閒話（Valleywag）的編輯。一天晚上，泰特喝著雞尾酒，給喬布斯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譴責蘋果公司嚴格控制用戶所能下載的應用程序。 “如果迪倫今天是20歲的話，他會怎麼評價你的公司？”泰特質問道，“他是否會認為iPad和'革命'根本沒什麼關係？革命的核心是自由。”
出乎意料的是，幾個小時後，即午夜過後，喬布斯對泰特進行了回复。 “沒錯，”他說，“遠離那些竊取用戶私人數據程序的自由，遠離那些榨乾電池電量的程序的自由，遠離色情的自由。是的，自由。時代在變一些傳統的個人電腦使用者覺得他們的世界正在逝去。沒錯。”
泰特在回復中提到了對於Flash和其他話題的看法，然後又回到了審查問題。 “你知道嗎？我不想要'遠離色情的自由'。色情有什麼不好的！我覺得我妻子也會同意。”
喬布斯回復道：“等你有了孩子，可能就會關心色情的問題了。這與自由無關，蘋果是在為用戶做正確的事情。”末了，他反駁道：“順便問一句，你又乾過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你創造過什麼東西沒？還是說你只會批評其他人的工作、貶低他人的動機？”
泰特承認這給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少有CEO會這樣同消費者和博客寫手一對一地交流，”他寫道，“喬布斯打破了一般的美國高管模式，他應該為此受到讚譽，而不僅僅因為他的企業做出瞭如此卓越的產品：他依照自己對於數字生活的強烈意志創建並重建了自己的公司，而且他願意公開辯護自己的觀點——大力地，直言不諱地，在周末凌晨兩點這個時段。”博客圈中許多人也贊同這一說法，他們給喬布斯發郵件讚揚他的爭論精神。喬布斯也很自豪，他把同泰特的往來郵件和一些稱讚轉發給了我。
儘管如此，對於蘋果公司禁止用戶查看富有爭議的政治漫畫和色情作品，人們仍然感到不安。幽默網站eSarcasm.com發起了一項網絡運動，名為“是的，史蒂夫，我想要色情作品”。網站宣稱，“我們是骯髒、痴迷色欲的惡徒，需要一天24小時接觸淫穢內容。或者，我們只是想要一個沒有審查的開放社會，一個不由技術獨裁者決定我們能看什麼不能看什麼的社會。”
當時，喬布斯和蘋果公司正同矽谷閒話的附屬網站Gizmodo開戰；一位倒霉的蘋果工程師在酒吧落下了一部還未發布的iPhone 4測試機，Gizmodo拿到了它。依照蘋果公司的投訴，警方搜查了該網站記者的住所。這一事件令人質疑，除了控制癖以外，蘋果公司是否太過傲慢囂張。
喬恩·斯圖爾特是喬布斯的朋友，也是果粉。 2010年2月喬布斯前往紐約會見傳媒高管時，曾私下拜訪斯圖爾特。但這也沒能阻止斯圖爾特在《每日秀》（The Daily Show）中將矛頭對準喬布斯。 “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微軟才應該是邪惡的那個！”斯圖爾特半開玩笑地說道。他身後的屏幕上出現了“appholes”的字樣。 “哥們儿，你們曾是反叛者，是處於弱勢的人。但是現在，你們倒成了老大哥了？還記得'1984'廣告嗎，推翻了老大哥的牛x廣告？照照鏡子啊，兄弟！”
同年春末的時候，董事會成員也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亞瑟·萊文森在董事會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之後他在一次午餐的時候告訴我說：“史蒂夫的態度有些傲慢，這是他個性使然。他會本能地反抗，有力地擺出自己的信念。”在蘋果還是充滿反抗意識的弱勢企業時，這種傲慢態度沒什麼問題。但是現在，蘋果已經是移動市場的主導者了。 “我們需要轉變心態，符合自己大企業的身份，並處理狂妄傲慢的問題。”萊文森表示。阿爾·戈爾也在董事會會議上談到了這個問題。 “蘋果的境況正發生巨大改變，”他回憶道，“它不再是向老大哥揮錘的人了。現在，蘋果公司做大了，人們認為它傲慢囂張。”一但涉及這個問題時，喬布斯就變得很防備。 “他還在調整，”戈爾說，“他更善於做一個處於弱勢的人，而不是謙遜的巨人。”
對於這類談話，喬布斯毫無耐心。他告訴我，人們之所以批評蘋果，是因為“谷歌和Adobe這樣的公司在污衊我們，企圖摧毀我們”。那麼對於人們認為蘋果有時太傲慢的看法，他怎麼看呢？ “我對此毫不擔心，”他說，“因為我們不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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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