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麥金塔團隊的不斷擴大，它從德士古塔搬到了位於班德利大道（Bandley Drive）的蘋果公司主辦公區，並於1983年年中在班德利3號樓安頓下來。那裡有一個可以玩電子遊戲的現代化中庭大廳，遊戲都是由伯勒爾·史密斯和安迪·赫茨菲爾德挑選出來的，還有一套東芝的CD音響系統，配上了馬丁·洛根（Martin Logan）揚聲器和100張CD光盤。從大廳就能看到軟件小組的員工，他們的辦公區域被玻璃圍住，看上去就像待在魚缸裡一樣，廚房裡每天都備有Odwalla果汁。逐漸地，中庭裡的玩物越來越多，最醒目的就是一架貝森朵夫鋼琴和一輛寶馬摩托車，喬布斯覺得這些東西可以讓員工迷上簡潔高雅的工藝風格。
喬布斯對招聘流程有著嚴格的控制，目的是招到具有創造力、絕頂聰明又略帶叛逆的人才。軟件小組會讓應聘者玩史密斯最愛的電子遊戲守護者（Defender）。喬布斯會問一些他常問的古怪問題，以考驗求職者在突發狀況下的思維能力，以及他們的幽默感和反抗精神。有一天，他和赫茨菲爾德、史密斯一起，面試一個應聘軟件經理的人，這個人一走進來，身上的保守和刻板氣質就顯露無遺，很明顯無法管理魚缸裡的那群天才。喬布斯開始無情地捉弄他。 “你是幾歲失去童貞的？”喬布斯問。
應聘者聽得一頭霧水。 “你說什麼？”
“你是處男嗎？”喬布斯問道。應聘者坐著，顯得非常緊張不安，於是喬布斯換了個問題：“你服用過多少次迷幻藥？”赫茨菲爾德回憶說：“那個可憐的傢伙滿臉通紅，於是我試圖轉移話題，問了他一個很直白的技術問題。”但是，當應聘者開始嘮嘮叨叨地回答問題時，喬布斯打斷了他。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他發出這樣的聲音，讓一旁的史密斯和赫茨菲爾德也都笑了起來。
“我想我不適合這份工作。”那個可憐的人說著就起身離開了。
喬布斯雖然有很多讓人討厭的行為，但他也能給自己的隊伍注入團隊精神。在把別人貶得一文不值之後，他又能找到辦法激勵他們，讓他們覺得成為麥金塔項目的一員是一項美妙的任務。每半年，他都會帶著團隊的大部分人，去附近的一處度假勝地舉行為期兩天的集思會。
1982年9月的那次集思會是在蒙特雷附近的帕加羅沙丘（Pajaro Dunes）進行的。大約50名Mac團隊的成員坐在小屋裡，面朝著壁爐。喬布斯坐在他們前面的一張桌子上。他小聲地說了一會兒話，然後走到一個黑板架旁邊，開始貼上自己的想法。
第一條是“決不妥協”。這一條在日後的歲月裡被證明是一把雙刃劍。大多數的科技團隊都會妥協。另一方面，Mac最終成為了喬布斯和他的隊伍所能做出的最“完美得不可思議”的產品——但它還需要16個月才能上市，遠遠晚於計劃時間。在提到一個計劃中的完工日期後，他告訴他們：“即便錯過上市日期，也不能粗製濫造。”換作願意做出妥協的項目經理的話，也許會敲定一個完工日期，之後不得再作出任何改動。但喬布斯不是這樣的人，他的另一句名言就是：“直到上市，產品才能算是完工。”
另一張紙上有一句公案一樣的短語，他後來告訴我那是他最愛的一句格言。上面寫的是：“過程就是獎勵。”他喜歡強調，Mac團隊是一支有著崇高使命的特殊隊伍。未來的某一天，他們會回顧這段共同度過的時光，對於那些痛苦的時刻，只是過眼雲煙，或者付之一笑，他們會把這段時光看做人生中奇妙的巔峰時刻。
演講的最後，他問道：“你們想看點兒好東西嗎？”然後他拿出了一個日記本大小的裝置。他把裝置翻開之後，大家發現那是一台可以放在膝蓋上的電腦，鍵盤和屏幕接合在一起，就像筆記本一樣。他說：“這是我的夢想，希望我們能在80年代中晚期造出這種電腦。”他們正在創建一家基業長青的公司，一家開創了未來的公司。
接下來的兩天，各團隊的負責人和頗具影響力的計算機行業分析師本·羅森都發表了演講，晚上的時間就用來舉行泳池派對和跳舞。到最後，喬布斯站在眾人面前，發表了一番獨白。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裡的50個人所做的工作將會對整個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他說道，“我知道我可能有一點難相處，但這是我一生中做過的最有趣的事情。”多年之後，當時觀眾中的大多數人想到喬布斯那句“有一點難相處”的場景時都還能笑起來，並且都同意他的說法：能深遠地影響世界，是他們一生中最大的樂趣。
接下來的一次集思會是在1983年1月底，麗薩的發布也是在這個月，氣氛也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4個月前，喬布斯在他的掛圖中寫下了“決不妥協”，這一次他的格言變成了“真正的藝術家要讓產品上市”。大家的神經開始緊張起來。阿特金森未能得到在麗薩發佈時接受采訪的機會，他衝進喬布斯的酒店房間，威脅要辭職。喬布斯努力安撫他，但他根本不吃這一套。喬布斯怒了，“我現在沒時間處理這個，”他說，“我還有60個員工全身心投入在麥金塔項目上，他們在等著我去開會呢。”說完他就從阿特金森身旁走過，去給自己的忠實員工們演講了。
喬布斯發表了一通振奮人心的講話，宣稱他已經就使用麥金塔這個名字一事，和麥金托什音頻實驗室解決了紛爭。 （事實上，當時此事仍然在談判之中，但那樣的時刻需要喬布斯施展一點現實扭曲力場。）他拿出一瓶礦泉水，象徵性地給台上的樣機施了洗禮。阿特金森從老遠的地方就听到了巨大的歡呼聲，他嘆了口氣，也加入到了人群中。接下來的派對上，有泳池裸泳，有沙灘上的篝火，還有整晚播放的音樂，嘈雜的聲音讓卡梅爾（Carmel）的海灘酒店（La Playa）要求他們再也不要光顧了。幾個星期之後，喬布斯設法讓阿特金森被評為了“蘋果特別員工”，這意味著加薪、獲得股票期權以及自己選擇項目的權利。此外，公司還同意，當麥金塔啟動阿特金森創作的畫圖程序時，屏幕上都會顯示：“MacPaint,作者比爾·阿特金森。”
1月份集思會時，喬布斯的另一條著名言論是“當海盜，不要當海軍”。他想給自己的團隊灌輸叛逆精神，讓他們像俠盜一樣行事：既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又願意去竊取別人。就像蘇珊·卡雷說的：“他的意思是，我們的團隊裡要有一種叛逆的感覺，我們能快速行動，做成事情。”為了慶祝喬布斯幾週之後的生日，團隊在通往蘋果公司總部的馬路邊買下了一塊廣告牌，上面寫著：
Mac團隊最酷的程序員之一史蒂夫·卡普斯（Steve Capps）認為，需要為這種新的精神升起一面海盜旗。他拿了一塊黑布，讓卡雷在上面畫上了骷髏頭和交叉的腿骨。骷髏所戴的眼罩是一個蘋果的標誌。一個週日的深夜，卡普斯爬到了他們新建好的班德利3號樓的樓頂，在建築工人留下的一個腳手架支柱上升起了那面海盜旗。這面旗幟高高飄揚了幾個星期，後來麗薩團隊的成員在一次深夜的突襲中偷走了它，並給Mac團隊送去了一張索取贖金的通知。卡普斯為了把旗子搶回來，帶人突擊了麗薩團隊，並成功從一個負責看管海盜旗的秘書手中奪回了它。一些心態成熟的人擔心喬布斯的海盜精神正在逐漸失控。 “升海盜旗這件事真的非常愚蠢，”亞瑟·羅克說，“它是在告訴公司的其他人他們不夠出色。”但喬布斯喜歡這樣，一直到Mac項目完成，他始終讓那面海盜旗都飄著。 “我們很叛逆，我們想讓大家知道這一點。”他回憶說。
Mac團隊的資深成員意識到，他們可以勇敢地面對喬布斯。如果他們清楚自己在說什麼的話，喬布斯就能容忍反對的聲音，甚至微笑面對、表達讚賞之情。到1983年，那些最熟悉他現實扭曲力場的人有了進一步的發現：如果必要的話，他們可以不動聲色地忽略他的命令。如果事實證明他們是正確的，喬布斯就會欣賞他們的叛逆態度和敢於無視權威的意願。畢竟，他自己就是這麼做的。
迄今為止，喬布斯的叛逆精神影響的最重大的一次事件，是在為麥金塔選擇磁盤驅動器這件事上。當時蘋果公司有一個部門是生產大容量存儲設備的，他們開發了一套磁盤驅動系統，代號崔姬（Twiggy），它可以讀寫那些纖薄、精緻的5.25英寸軟盤，年長一些的讀者（那些還記得模特崔姬是誰的人）一定還能回想起那種軟盤。但到了1983年春天，麗薩準備上市的時候，崔姬系統的高故障率已經很明顯了。因為麗薩還帶有一個硬盤驅動器，所以對它來說情況並不算太糟。但Mac沒有硬盤，所以它就面臨著危機。 “Mac團隊開始感到驚慌了，”赫茨菲爾德說，“我們只用了一個崔姬系統作為軟盤驅動器，又沒有硬盤可以備用。”
1983年1月，在卡梅爾的那次度假中，他們討論了這個問題，黛比·科爾曼把崔姬系統故障率的數據給了喬布斯。幾天之後，喬布斯開車來到蘋果公司在聖何塞的工廠，視察崔姬的生產過程。生產中的每一個流程，都有超過一半的產品不合格。喬布斯憤怒了。他的臉氣得通紅，開始咆哮，氣急敗壞地說要開除那兒所有的員工。 Mac工程團隊的負責人鮑勃·貝爾維爾平靜地把他帶到了停車場，在那兒他們一邊散步一邊討論替代方案。
有一個辦法，也是貝爾維爾一直在探索的，就是使用索尼公司剛剛研發的新型3.5英寸磁盤。這種磁盤被包裹在更加牢固的塑料中，並且可以塞進襯衫口袋。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使用日本的一家小供應商——阿爾卑斯電子公司（the Alps Electronics Co.）生產的索尼3.5英寸磁盤的仿製品，這家公司一直為Apple II供應磁盤驅動器。阿爾卑斯電子公司當時已經獲得了索尼的技術授權，如果他們能及時生產出自家版本的驅動器的話，價格將便宜不少。
喬布斯和貝爾維爾，以及蘋果的資深員工羅德·霍爾特（幫喬布斯設計Apple II第一款電源的人）一起飛到了日本，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從東京乘坐高速列車前往阿爾卑斯電子公司的工廠。那裡的工程師甚至連一件可以使用的樣機都沒有，只有一個未完工的模型。喬布斯覺得不錯，但貝爾維爾對這種狀況感到震驚。他認為，阿爾卑斯電子公司絕不可能在一年之內將它準備就緒，然後應用到Mac上。
他們又接著參觀了另外幾家日本公司，喬布斯的舉止十分粗魯。他穿著牛仔褲和運動鞋去跟那些穿深色西裝的日本經理會面。他們會按照慣例，鄭重地遞給喬布斯一些小禮物，但這些禮物經常被喬布斯丟在一邊，他也從沒有回贈禮物給對方。成排的工程師們列隊歡迎他，對他鞠躬，然後恭敬地送上自己的產品供他檢查，他只會冷笑一聲。喬布斯既討厭他們的產品，又討厭他們的諂媚。 “你給我看這個乾什麼？”他在一家工廠的時候厲聲問道，“這就是一塊垃圾！隨便找個人做出來的驅動器都比這個好。”雖然接待方的大多數人都會對他的舉止感到震驚，但有一些人似乎被他逗樂了。他們事先聽說過關於他令人討厭的作風和魯莽行為的故事，現在親眼見到了。
參觀的最後一站是坐落在東京一處死氣沉沉的郊區的索尼工廠。在喬布斯看來，這家工廠很雜亂，要價也很高，很多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他痛恨這些。回到酒店後，貝爾維爾主張使用索尼的磁盤驅動器，因為它們已經可以直接用到Mac上了。喬布斯不同意，他決定跟阿爾卑斯電子公司合作，生產他們自己的驅動器，同時命令貝爾維爾停止與索尼的一切合作。
貝爾維爾認為最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掉布斯。他向邁克·馬庫拉解釋了情況，馬庫拉悄悄告訴他，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在短時間內準備好一款磁盤驅動器——但是不要告訴喬布斯。貝爾維爾在自己的頂級工程師們的支持下，要求索尼的一名管理人員，讓他們的磁盤驅動器準備好應用於麥金塔電腦上。萬一阿爾卑斯電子公司無法按時供貨，蘋果公司就會轉用索尼的產品。於是索尼把開發這款驅動器的工程師派到了蘋果公司，他就是嘉本秀年（Hidetoshi Komoto），畢業於普渡大學，幸運的是，他對於這項秘密任務充滿了幽默感。
每當喬布斯離開公司辦公室，前去視察Mac團隊的工程師的時候——基本上是每天下午——他們都會趕緊找個地方讓嘉本藏起來。有一次，喬布斯恰巧在庫比蒂諾的一處報刊亭遇到了嘉本並且認出了他，兩人在日本見過，但喬布斯並沒有起疑心。最險的一次是有一天，喬布斯出人意料地、急匆匆地來到Mac團隊的辦公區，而當時嘉本正坐在一個辦公隔間裡。 Mac的一名工程師抓起他，指了指清潔間。 “快點，躲到裡面去。拜託了！現在就去！”赫茨菲爾德回憶說，當時嘉本一臉迷惑，但還是跳起來一頭衝進了清潔間。他在裡面待了5分鐘，直到喬布斯離開。 Mac團隊的工程師們向他道歉。 “沒關係，”他回答道，“但美國的商業習慣真是非常奇怪，非常奇怪。”
貝爾維爾的預言變成了現實。 1983年5月，阿爾卑斯電子公司的人承認，至少還需要18個月，才能生產出索尼驅動器的仿製品。在帕加羅沙丘休假時，馬庫拉追問喬布斯打算怎麼辦。最終，貝爾維爾打斷了他們的對話，說自己可能有阿爾卑斯驅動器的替代產品，並且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喬布斯困惑了一會兒，但很快他就明白了自己為什麼會在庫比蒂諾遇到索尼的頂尖磁盤設計師。 “你這個混蛋！”喬布斯說，但他的語氣中並沒有憤怒。他咧開嘴笑了起來。赫茨菲爾德說，喬布斯在知道了貝爾維爾和其他工程師背著他做的事情后，“收起了自己的傲慢，感謝他們沒有服從自己的命令，做了正確的事情”。畢竟，如果是喬布斯遇到這樣的狀況，他也會這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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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Mac團隊最酷的程序員之一史蒂夫·卡普斯（Steve Capps）認為，需要為這種新的精神升起一面海盜旗。他拿了一塊黑布，讓卡雷在上面畫上了骷髏頭和交叉的腿骨。骷髏所戴的眼罩是一個蘋果的標誌。一個週日的深夜，卡普斯爬到了他們新建好的班德利3號樓的樓頂，在建築工人留下的一個腳手架支柱上升起了那面海盜旗。這面旗幟高高飄揚了幾個星期，後來麗薩團隊的成員在一次深夜的突襲中偷走了它，並給Mac團隊送去了一張索取贖金的通知。卡普斯為了把旗子搶回來，帶人突擊了麗薩團隊，並成功從一個負責看管海盜旗的秘書手中奪回了它。一些心態成熟的人擔心喬布斯的海盜精神正在逐漸失控。 “升海盜旗這件事真的非常愚蠢，”亞瑟·羅克說，“它是在告訴公司的其他人他們不夠出色。”但喬布斯喜歡這樣，一直到Mac項目完成，他始終讓那面海盜旗都飄著。 “我們很叛逆，我們想讓大家知道這一點。”他回憶說。
Mac團隊的資深成員意識到，他們可以勇敢地面對喬布斯。如果他們清楚自己在說什麼的話，喬布斯就能容忍反對的聲音，甚至微笑面對、表達讚賞之情。到1983年，那些最熟悉他現實扭曲力場的人有了進一步的發現：如果必要的話，他們可以不動聲色地忽略他的命令。如果事實證明他們是正確的，喬布斯就會欣賞他們的叛逆態度和敢於無視權威的意願。畢竟，他自己就是這麼做的。
迄今為止，喬布斯的叛逆精神影響的最重大的一次事件，是在為麥金塔選擇磁盤驅動器這件事上。當時蘋果公司有一個部門是生產大容量存儲設備的，他們開發了一套磁盤驅動系統，代號崔姬（Twiggy），它可以讀寫那些纖薄、精緻的5.25英寸軟盤，年長一些的讀者（那些還記得模特崔姬是誰的人）一定還能回想起那種軟盤。但到了1983年春天，麗薩準備上市的時候，崔姬系統的高故障率已經很明顯了。因為麗薩還帶有一個硬盤驅動器，所以對它來說情況並不算太糟。但Mac沒有硬盤，所以它就面臨著危機。 “Mac團隊開始感到驚慌了，”赫茨菲爾德說，“我們只用了一個崔姬系統作為軟盤驅動器，又沒有硬盤可以備用。”
1983年1月，在卡梅爾的那次度假中，他們討論了這個問題，黛比·科爾曼把崔姬系統故障率的數據給了喬布斯。幾天之後，喬布斯開車來到蘋果公司在聖何塞的工廠，視察崔姬的生產過程。生產中的每一個流程，都有超過一半的產品不合格。喬布斯憤怒了。他的臉氣得通紅，開始咆哮，氣急敗壞地說要開除那兒所有的員工。 Mac工程團隊的負責人鮑勃·貝爾維爾平靜地把他帶到了停車場，在那兒他們一邊散步一邊討論替代方案。
有一個辦法，也是貝爾維爾一直在探索的，就是使用索尼公司剛剛研發的新型3.5英寸磁盤。這種磁盤被包裹在更加牢固的塑料中，並且可以塞進襯衫口袋。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使用日本的一家小供應商——阿爾卑斯電子公司（the Alps Electronics Co.）生產的索尼3.5英寸磁盤的仿製品，這家公司一直為Apple II供應磁盤驅動器。阿爾卑斯電子公司當時已經獲得了索尼的技術授權，如果他們能及時生產出自家版本的驅動器的話，價格將便宜不少。
喬布斯和貝爾維爾，以及蘋果的資深員工羅德·霍爾特（幫喬布斯設計Apple II第一款電源的人）一起飛到了日本，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從東京乘坐高速列車前往阿爾卑斯電子公司的工廠。那裡的工程師甚至連一件可以使用的樣機都沒有，只有一個未完工的模型。喬布斯覺得不錯，但貝爾維爾對這種狀況感到震驚。他認為，阿爾卑斯電子公司絕不可能在一年之內將它準備就緒，然後應用到Mac上。
他們又接著參觀了另外幾家日本公司，喬布斯的舉止十分粗魯。他穿著牛仔褲和運動鞋去跟那些穿深色西裝的日本經理會面。他們會按照慣例，鄭重地遞給喬布斯一些小禮物，但這些禮物經常被喬布斯丟在一邊，他也從沒有回贈禮物給對方。成排的工程師們列隊歡迎他，對他鞠躬，然後恭敬地送上自己的產品供他檢查，他只會冷笑一聲。喬布斯既討厭他們的產品，又討厭他們的諂媚。 “你給我看這個乾什麼？”他在一家工廠的時候厲聲問道，“這就是一塊垃圾！隨便找個人做出來的驅動器都比這個好。”雖然接待方的大多數人都會對他的舉止感到震驚，但有一些人似乎被他逗樂了。他們事先聽說過關於他令人討厭的作風和魯莽行為的故事，現在親眼見到了。
參觀的最後一站是坐落在東京一處死氣沉沉的郊區的索尼工廠。在喬布斯看來，這家工廠很雜亂，要價也很高，很多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他痛恨這些。回到酒店後，貝爾維爾主張使用索尼的磁盤驅動器，因為它們已經可以直接用到Mac上了。喬布斯不同意，他決定跟阿爾卑斯電子公司合作，生產他們自己的驅動器，同時命令貝爾維爾停止與索尼的一切合作。
貝爾維爾認為最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掉布斯。他向邁克·馬庫拉解釋了情況，馬庫拉悄悄告訴他，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在短時間內準備好一款磁盤驅動器——但是不要告訴喬布斯。貝爾維爾在自己的頂級工程師們的支持下，要求索尼的一名管理人員，讓他們的磁盤驅動器準備好應用於麥金塔電腦上。萬一阿爾卑斯電子公司無法按時供貨，蘋果公司就會轉用索尼的產品。於是索尼把開發這款驅動器的工程師派到了蘋果公司，他就是嘉本秀年（Hidetoshi Komoto），畢業於普渡大學，幸運的是，他對於這項秘密任務充滿了幽默感。
每當喬布斯離開公司辦公室，前去視察Mac團隊的工程師的時候——基本上是每天下午——他們都會趕緊找個地方讓嘉本藏起來。有一次，喬布斯恰巧在庫比蒂諾的一處報刊亭遇到了嘉本並且認出了他，兩人在日本見過，但喬布斯並沒有起疑心。最險的一次是有一天，喬布斯出人意料地、急匆匆地來到Mac團隊的辦公區，而當時嘉本正坐在一個辦公隔間裡。 Mac的一名工程師抓起他，指了指清潔間。 “快點，躲到裡面去。拜託了！現在就去！”赫茨菲爾德回憶說，當時嘉本一臉迷惑，但還是跳起來一頭衝進了清潔間。他在裡面待了5分鐘，直到喬布斯離開。 Mac團隊的工程師們向他道歉。 “沒關係，”他回答道，“但美國的商業習慣真是非常奇怪，非常奇怪。”
貝爾維爾的預言變成了現實。 1983年5月，阿爾卑斯電子公司的人承認，至少還需要18個月，才能生產出索尼驅動器的仿製品。在帕加羅沙丘休假時，馬庫拉追問喬布斯打算怎麼辦。最終，貝爾維爾打斷了他們的對話，說自己可能有阿爾卑斯驅動器的替代產品，並且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喬布斯困惑了一會兒，但很快他就明白了自己為什麼會在庫比蒂諾遇到索尼的頂尖磁盤設計師。 “你這個混蛋！”喬布斯說，但他的語氣中並沒有憤怒。他咧開嘴笑了起來。赫茨菲爾德說，喬布斯在知道了貝爾維爾和其他工程師背著他做的事情后，“收起了自己的傲慢，感謝他們沒有服從自己的命令，做了正確的事情”。畢竟，如果是喬布斯遇到這樣的狀況，他也會這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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