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談
我寫《中華五千年文化經典》叢書的時候，注意到西周三百年是我國歷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時期，這個歷史階段對中國的文化文明曾經產生了重大影響。
輝煌燦爛的西周文化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礎，三千年來對中國的禮樂文化、典章制度、思想道德皆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西周原是商朝的一個小邦國，為什麼能取代有六百年曆史的大商，並且守住了江山，擴大了版圖，實現了中國空前的大一統，原因就在於它有一個強有力的開國王朝，這個王朝既承受了打江山難的艱辛，也經歷了守江山更難的考驗。這個王朝鑄就了以周公為代表的一批中華英傑，他們是周文王、周武王、姜尚、召公等名垂千古的歷史人物。他們超人的智慧、高尚的倫理道德以及為中國早期的文明作出的巨大貢獻，都使他們成為了推動中國歷史的傑出人物，他們不朽的奮發精神及開拓中原的苦旅，使西周王朝無愧為千古王朝。
西周不但奠定了我國思想文化的基礎，而且湧現出了一批傑出的歷史人物，難怪大思想家孔子常夢周公，並惑嘆地說：“鬱鬱呼文哉！吾從周。”
這樣，在我寫到歷史卷及思想卷時，將西周三百年列為了中國歷史的重點篇章之一，於是又對西周歷史文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在我決定寫歷史小說後，我又對這段時期的史料、史書作了進一步的研究。當中央發出了關於開發西部的偉大號召後，我愈發感到開發西部文化的重大意義，於是更加快了寫作的速度。
昔日是西部祖先向中原問鼎，而今卻又是中原人民向西部開發。歷史就是這樣潮起潮落、此起彼伏，但我深信有奮發開拓傳統的我國西部，必定會很快與整個中國齊步的，這便是我寫這本書的宗旨。
寫歷史小說，首先必須尊重歷史，瞎編亂造是歷史小說的大忌。本書主要人物、主要事蹟都是真實的，都有史可查、有據可證。為此，我對《古本竹書紀年》《史記》《周書》《逸周書》《尚書》等都作了認真研究，並對有關甲骨文、青銅銘文作了核實，並曾到安陽市周文王被紂王囚禁的羑里監獄進行了考察。在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後，對西周歷史基本了然在胸，於是方敢動筆。
寫歷史小說不同於寫史書、史話，是在史料基礎上的藝術創造，所以必須遵循歷史小說的創作規律，這就是歷史小說的文學性。對此，我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寫人與寫史的關係問題。
我的看法是在寫人為主的前提下，以人帶史，寫人要對歷史人物進行典型化及藝術化的塑造，力求人物豐滿鮮活，這是一部歷史小說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為歷史是人創造的，所以必須以寫人為主，這也是我寫這部書的要求。寫西周開國王朝是我的主題，但這個王朝又是由人物組成的，所以王朝中的核心人物又是主題中的主題，而代表人物周公則又是重中之重戶所以我對這位貫穿始終的人物作了重點刻畫，尤其著重心理描寫。另外，對這些核心人物，我是把他們放在復雜的政治鬥爭及尖銳的矛盾中去表現、去展示他們的命運、他們的前途。這樣無形中人物就會鮮活起來，這就是人物的藝術化、典型化，有了這一條，小說就成功了一半。
第二，把握好歷史觀的問題。
具體如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姜尚、召公五人，他們是西周王朝的核心，也是名垂千古的歷史人物。正因為有了他們五人的不朽，於是才有了王朝的千古。所以對他們的刻畫，無形中賦予了我一種使命感。應該怎樣鑄造他們的形象，我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在對他們進行肯定的前提下，盡量表現他們的高風亮節。為避免臉譜化的弊端，我力圖在史料中搜尋他們的負面，遺憾的是我沒有找到，我當然不能因此而故意給他們臉上抹黑，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加之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分析，當時正值中國封建社會早期，生產力處於青銅時代的鼎盛階段，是歷史的上升時期。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雖然是統治者，但他們正置身於歷史車輪由奴隸制末期向封建社會過渡的轉型期，他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人物，因此，對他們的歌頒是符合歷史角度的。這就是歷史觀。歷史觀一旦確定，人物的褒貶也就好辦了。
第三，關於人物形象塑造問題。
小說是一個大舞台，而其中的人物又好比演員，一部戲演得好壞取決於演員。同樣，一部小說的成功與否也取決於人物塑造，把他們塑造活了，小說才能生動。否則乾巴巴的，誰買？誰看？ ！
書是寫西周開國王朝，這個王朝主要是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姜尚、召公組成的，所以寫好這幾個人至關重要。
這部小說的人物塑造我是下了大功夫的。為了把握他們的個性，我又對史料進行了全面、綜合的分析，從而注意到他們都各有內涵，於是準備分別表現他們的閃光之處。其中，對周文王，我重點反映他七年被囚及十年伐商準備的忍性及仁德。對此，我通過三件事刻畫他。一是他在獄中被囚禁了七年，表現了百折不撓憤發圖強的氣質。如何寫好這段逆境，我便回想到我曾到安陽市湯陰縣羑里城遺址進行考察的體驗。如今，那座監獄遺址已建成了文王廟、演易台。站在那炮筒式的、文王被囚禁而發憤圖強、推演周易的獄樓下，彷彿見到了鬚髮已白的文王正在獄窗下藉著月光在演易，也似乎見到了他咬破手指蘸血在牢牆上寫下的“自強不息”四個大字……這時，我又想起了司馬遷的話：“昔西伯（姬昌）拘羑里，演《周易》……大抵賢聖發憤之所作為也。”（《史記·史太公自序》）頓時，靈感湧來，我便奮筆疾書，於是便很快寫好了這一章，突出了周文王的堅忍個性。
第二是通過周文王因為憂慮軍師缺乏而暈倒在靈臺上，緊接著又寫他微服查訪尋賢良，在硒溪終於與姜尚金遇，兩人相見恨晚，充分錶現了文王求賢若渴的精神，從而為周文王仁德情操的刻畫添了較濃的一筆。
第三件事是虞、芮兩國的國君為一點事爭執起來。聽說周文王仁德，附近小國如有訴訟都去找他評判，於是二人便到西岐來找文王解決。到了周國後，沒料到赫赫周文王竟是一位身著布衣，高捲著褲腳、泥腿在田的農夫時，二人驚得說不出話，再低頭看看自己一身華貴衣服，卻為一點小事爭執不休，於是羞愧至極，嘆道：
“吾所爭，週人所恥也。”於是雙雙託辭告別周文王。這樣通過兩國君的目睹，周文王的形象便凸顯了。
周武王最出彩的氣質是英勇頑強，對此，我是通過戰爭來表現的，為完成周文王的遺志——伐商滅紂，他以薑太公為軍師，以周公為相，經過牧野誓師後一舉滅了腐朽的商朝，這是真實的歷史，也是周武王最宏偉的功績。滅了商朝後，周武王正式建立了西周王朝，宣告中國從此進入西周時代。周武王屬於西周開國君主，所以要寫妤周武王就必須寫好牧野之戰。牧野之戰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場著名的正義戰爭，是光明取代黑暗，進步取代落後的戰爭。所以，既要表現戰爭的殘酷又要表現戰爭的正義。周武王是有大將膽略的伐軍主帥，寫好這場戰爭，其實也就寫好了周武王，所以對周武王的刻畫，我是以史帶人的寫實。
姜太公在中完全被神化了，在我的歷史小說中，則把他由神還原為人，一位傑出的、真實的人。
姜太公，是一位智者，我寫他一是通過磴溪與文王的金遇展示他的智慧，二是通過牧野之戰表現他的戰爭謀略。姜太公精通兵法及易理，他巧妙地將易理應用於戰爭中，把敵人打得一敗塗地。
由於我寫《中華五千年文化經典》時，寫到軍事卷之際，曾研究過古代兵家及兵著，寫哲學卷及易學卷時，對《周易》又作了更深入的探討，加之，我有寫《周易與中醫學》一書的功底，所以寫姜太公善用易理也就得心應手了。
姜太公在硒溪金遇周文王的這件事，在《史記》是有記載的，但也只是一句話。具體的對白、場景、心態就必須小說作者來完成。
觀他們二人，一是賢人，一是智者，如何把二位聖人相遇時對時局的分析、對國家命運的預測、朝政的治理，以及伐商策略等的交談表現得精彩，我也是下了功夫的。我仔細研究了《史記·齊太公世家》。司馬遷稱他“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從而通過磕溪金遇突出了姜尚的智謀，此章成為了本書的精彩片斷。
周公，是貫穿西周王朝始終的核心人物，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思想家，是對後世極有影響的人。大思想家孔子常夢周公，後世君相以效學周公為榮，足見其名望。周公是周文王的臂膀、周武王的丞相、周成王的輔弼，可謂三朝元老。在整個西周開國時期，他既是開國元勳又是守業功臣。如果沒有他的東征，西周可能毀於一旦。正是由於他的東征才保衛了西周開國王朝，同時也擴大了中國的版圖，使中國的東域延伸到了東海沿岸。所以周公的主要閃光之處一是東征，二便是輔佐幼主周成王。然而這個階段既是周公最光輝的時期，也是他最痛苦的人生歷程。他忍受著“三監”的流言誹謗，披肝瀝膽、忠心耿耿地輔佐成王七年又還政於他。
周公的第三個功績是營建洛邑遷九鼎，為中國西部問鼎中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第四是製禮作樂制定典章制度，奠定了中國的禮樂文明。第五是整理週史，蒐集，撰寫《尚書》，尤其是寫《易》，周公作《易》辭，這是歷史上公認的，足見其對中國文化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上述周公的五大閃光處我都在小說中作了典型化、藝術化的創作。尤其輔佐成王七年是他最受委屈、最悲壯的時期，也是他身心負荷最重的時候，面對撲面而來的惡言蜚語以及召公對他的懷疑、成王對他的長期猜忌，他都能泰然處之，足見其坦蕩的胸襟及政治家的風度。
對周公的塑造我是採用以人帶史的手法。為了反映周公的高尚品質，以使後人獲得感悟，我著重刻畫了他的心理活動、心理矛盾，並把矛盾集中於幾個重要情節，通過激化，迸發出歷史的火光。
如與召公釋疑的對問，成王對周公的悔情及周公被迫奔楚，在國界的感慨等都作了矛盾激化的處理，從而使這些篇章具有較強的震撼力。所以，對周公這個人物的塑造，可以說已經達到了典型化、藝術化的境界。從而也成為了我這部書中最成功的人物形象。
周公的死，是全書最悲壯的一頁，尚未寫完，我已是淚流滿面了，被這位為守大周江山而忍辱負重、鞠躬盡瘁的人，深深地感動了。總之，這部書我寫得很投入，書中的人物哭，我也哭，有時竟傷心得寫不下去了……
召公也是西周開國王朝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為人正直，忠耿可靠，與周公的感情篤深。他輔佐成王，助周公東征，事事以國家大局為重。本書通過他與周公釋疑的內心矛盾，藝術地再現了這段歷史，衷現了周公的光明磊落及召公的大公無私，感人肺腑地凸顯了二公的高風亮節，從而使這一篇章成為了書中又一精彩片段。
另外，這些傑出人物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就少不了七情六欲。所以我不但寫他們的君臣情，也反映他們的母子情、父女情、夫妻情……包括周文王與太妊太后的母子情、伯邑考與姬娘生死相隨的夫妻情、周公旦與姬玉相依為命的父女情、周文王與太姒甘苦與共的夫妻情、周武王與姜妃並馳疆場的夫妻情、姬玉與姬忠仁義至上的戀情……都是催人淚下的，這樣無形中增濃了本書的人情味，尤其把這些情、這些意與現實生活相通，從而使人讀之竟忘卻了是在讀歷史。
還有，這部書的女人，無論是太后、王后、太子妃、王妃……都美麗善良、仁德賢惠，我要說明的是這不是刻意創造的，她們的品德是有歷史為據的。 《逸周書》《烈女傳》皆頌文王的祖母太姜、母親太妊、妻子太姒為“周國三母”，她們的品德影響了幾代人，她們的太子妃、王子妃也都是賢良忠烈……這應該符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規律吧！
西周王朝確是一個歷史的大熔爐，鑄就了一批傑出人才，然而也同時積澱了一些渣滓。管叔、蔡叔、霍叔三個王子因為權力之爭，終於與紂王的兒子武庚合污淪為反叛分子，西周幾乎祓他們葬送。在他們被捕後向太姒太后求情的一段，我通過太姒的內心矛盾表現了太姒太后的大義凜然。同時也反襯了這些小人的猥瑣和可惡。所以我寫這些反面人物基本上是採用和正面人物對照的寫法，我認為這樣表現比較鮮明。
至於紂王和妲己的戀情，我的看法是紂王中青年時代躊躇滿志，力大無窮，英勇善戰，為大商開拓疆土馳騁東西、勢傾南北，可謂英雄一時，可惜中年以後便追求享樂、奢侈腐化，尤其寵上妲己後愈加荒淫縱慾，專橫殘暴，終於成了葬送六百年商朝的掘墓人。他的人生軌跡，史料的記載幾乎一致，沒有什麼分歧，我經過認真考證後同意史料的觀點，所以在小說中對這個人物沒有太大改變。他的殘暴、專橫、縱慾都是有史可據的。如剖忠臣比干的心，銅烙犯人，剖孕婦腹驗胎，把人殺了做成肉乾……這些令人心膽俱裂的行為都是史實。修肉林酒池，築鹿台亭閣用以縱慾，也都是有史可證的。中青年有為，晚年腐敗墮落，符合一般統治者的規律。所以對這個人物我基本上是實寫，只不過是藝術化了而已。
妲己是個壞女人，這也是可以肯定的。但妲己進宮前是個天真爛漫的少女，是進宮後逐漸變壞的，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她變壞？
我認真分析後，認為主要是因為紂王對她的不忠，使她的榮耀感變化為危機感，最後演變為報復者。她發誓要與紂王同歸於盡，所以她不斷給紂王出壞主意，包括銅烙、剖腹……最後，她終於被紂王所殺。在分析了她的心理歷程後，便可明白正是紂王的所作所為，使她成為起初可愛、後來可悲可惡又可恨的壞女人。儘管紂王的殘暴並非事事因她而起，但也與她的推波助瀾有一定關係，所以後世罵妲己“牡雞司晨”並非無中生有。
另外，本書關於姜妃等幾個女性人物是我虛擬的，但在書中卻栩栩如生，因為我賦予了她們不同的個性。寫女人不能只有外貌，更重要的是她們的人品、人氣。如美麗善良、柔中有剛的太子妃姬娘，人見人愛、聰慧仗義的周公女兒姬玉，敢愛敢恨、剛中有柔的箕子女兒商鳳，颯爽英姿、能文能武的武王愛妻姜妃，容貌驚人、內心質樸的岐山美女姬燕……一個個都鮮活動人，呼之欲出。這幾個人物雖然不是主角，但對她們的刻畫，可以說是入木三分的。
她們有的是史料中沒有的人物，卻又是不可缺少的，常言道紅花要有綠葉來配，西周王朝中的周公等五傑是紅花，而她們是綠葉，她們不是主角，但她們可歌可泣的事蹟，已經超越了綠葉的作用。
第四，關於歷史事件與故事情節的問題。
把歷史事件與故事情節作藝術的統一，也即將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相統一，是厲史小說能否成功的又一手法。寫歷史小說不同於寫史書，把握好虛擬實寫的問題是小說成功與否的關鍵。
對史書中有記載的歷史事件是不能違背的，但故事情節又必須虛構，一則因為史書沒有，二則必須作藝術的昇華，方能增強可讀性，增強震撼力，所以必須把真實歷史、傳奇故事、虛構情節巧妙統一。這就要求虛構情節必須符合當時的歷史大規律才能合情理，在情理之中，才能有可信感。我寫這部小說時比較注意這一問題，如武王的妻子，史書只提了一句是姜太公的女兒，可是具體情節卻沒有記載，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我虛擬了姜妃，而且把她寫得很感人。其他的一些人物我也盡量寫生動，讓讀者如見其人，當然是否寫出了這個水平，同樣要請讀者來批評。
另外，對一些有史可據的傳奇故事我是把它和真實歷史事件巧妙銜接的，我的願望是要讓人渾然不覺，當然是否寫出了這個水平，同樣不是我說了算。
還有，為了使歷史含量更凝重、更宏大，於是我又著重寫了一些重大歷史問題，如周滅商後，週與商的融一，這是當時最棘手的問題。那時，對朝歌城裡的大批殷頑民的處理意見存在著分歧，當時，姜太公主張一律殺掉，召公提出殺掉有罪的，武王最後採納了周公的意見，不殺他們，但把他們集中起來，統一管理。本書通過週人姬忠與殷人商鳳的情愛波折來體現這段歷史內涵，從而增強了可讀性。
對周公制禮作樂及井田制也都是用跌宕的情節來體現，使之既顯得恢宏而又吸引入，從而摒除了歷史小說易犯的泥史弊端。
另外，全書情節緊緊圍繞主線輻射，又圍繞主線收回。本書主線是寫西周開國王朝伐商建立西周前後的歷史事實，通過這個王朝的人物反映了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前途及命運。而副線是以商朝紂王、妲己的腐朽、殘暴及奸佞費仲、惡來等的狡詐、專橫來表現的。縱橫線的中心交織點是武王大軍與商紂軍血戰於牧野。牧野血戰取得成功之後，隨著商周的融一，主線與副線也逐漸合而為一。周公東征勝利結束後，西周政權終於獲得了鞏固，隨著周公還政成王及周公去世，西周開國王朝也基本完成了它的使命。
第五，關於歷史小說的語言藝術問題。
語言是文學的細胞，語言的好壞決定著一部文藝作品的生命力。所以本書盡量要求語言要美，行文要流暢。
本書基本語言是白話文，這是時代的要求，但為了與歷史朝代相貼近，就在人物對白方面兼用比較通俗一些的文言文，這樣就顯得比較逼真。另外，關於本書的詩詞我是這樣處理的：如果出於書中人物的口，我就用符合西周時代的四言詩；若是作者的抒發、感慨就用一般詩詞。這裡可能有人要問，那是西周時代，怎麼可以用唐詩宋詞？我的回答是我是現代人，而書是寫給現代人看的，那麼就可以用任何一種文學形式，包括任何一種文體去表現，當然也包括唐詩宋詞在內。我個人的看法是可以通過唐詩宋詞把古代和現代相銜接，這樣可以更感人。由於我有寫《中華五千年文學經典》（文學鑑賞）的功底，加之從小對古典詩詞的酷愛，所以寫詩詞便能左右逢源，一揮而就。
語言美，不是要像漢賦那樣矯情，而是要寫得感人，寫得有震撼力，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這就是語言美的真正內涵。所以不能誤解語言美就是詞藻華麗。相反過分華麗的詞藻反而令人生厭，不如寫得樸美一些，更讓人易於接受，當然這是很不容易的，老舍的，巴金的和曹雪芹的，其語言藝術都很美，都具有很強的感染力，所不同的是，老舍、巴金寫的是現實主義作品，其語言是樸美，而是浪漫主義作品，其語言是華美。總的說來，他們的語言都達到了優美境界。然而無論採用哪一種美，只要能攝人心魄，就都是語言美。
我力圖達到語言美，做到字字珠璣，這是文學作品最高深的境界。我這一生中將以曹雪芽、巴金、老舍為榜樣，也許要努力到死，當然最重要的是要寫得感人、寫得錘煉而不是玩文字遊戲。
在我寫《中華五千年文學經典》一書中，漢大賦的衰落給了我很大的啟示，漢大賦為什麼衰落？冗長、過分的誇飾、濫用排比及繁瑣的場景描寫等是它的致命之處。漢大賦的衰落險些葬送了賦這一文體，幸虧魏晉短賦的崛起，才使賦注入了勃勃生機，賦才被流傳下來，這就啟發了我，寫長篇小說決不能冗長，三十萬字足矣！
於是我在原稿五十萬字的基礎上刪去枝蔓，精約了一些生活細節、場景的描寫，把筆墨集中於寫內心活動、矛盾衝突、主要情節，這樣既確保了質量，又易於讓讀者接受。總之，此書猶如一棵果樹已經過剪枝清果後一樣，精縮為三十萬字，這就是我現在推出的書稿。我的願望是要凝煉，靈動，從而使之與現代人快節奏的生活相順應。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關於本書王宮貴族穿絲衣的問題，這我也是經過認真考證的。根據記載：“絲衣其桃，載弁俅俅。”
（《詩經·周頌·絲衣》）“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採其劉，瘼此下民。”（《詩經·大雅·桑柔》）以及在陝西寶雞茹家莊西周的墓葬中發現了許多玉蠶。在西周青銅器上有絲織品的印痕，尤其還有提花織機織造的圖案，甚至還有朱紐及石黃兩種顏色的刺繡印痕，足以證實在西周時期我國的絲織技術及印染技術已經有相當的水平了。所以西周的貴族穿絲織衣是符合當時生產力的發展的。
本來在重大歷史事件後，我都附有甲骨文、青銅銘文為證，後考慮到是文藝作品，才又將其刪了。包括選篇的譯文也被我一併刪了，為的是突出這本書的文藝特點。
我的這一生是亦醫亦文的一生，文、史、哲、醫都是我從小到老最心愛的，一樣我都不忍割捨。所以文、史、哲、醫的融一，力求歷史文化內涵深刻，自然也就成為了我寫文藝小說的特色。我的科學技術書及文化文學書的寫作任務已基本完成，今後，除再版我的《中華五千年文化經典叢書》之外，全力以赴的便是寫文藝小說了。
當然我只寫純文學作品，決不媚俗。但願天遂人願，以不負我筆耕了大半生的良苦用心。當然我還必須盡心盡力地完成在職教學工作。
另外，請讓我特別感謝中國文聯出版社及責任編輯張雅南主任及週完淳先生，感謝他們對這部書出版的大力支持及所付出的辛勤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