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46年之後 這本書的出版對我來說是件重要的事。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1923年，敏感的阿根廷青年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激情》，這一年他24歲。 46年後，這位雙目近乎失明的老人在再版序中這樣寫道：“我發覺1923年寫下這些東西的那位青年本質上已經就是今天或認可或修改這些東西的先生……對我來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激情》包容了我後來所寫的一切……” 在博爾赫斯的口吻中，我依稀看到了自己的未來。儘管比起1923年的博爾赫斯，除了年齡相同之外，我們似乎缺乏相似之處。我從來沒有把生活搭建成一個由時間的輪迴來控制的迷宮的慾望，更缺乏那個阿根廷人堅強而深邃的想像力。但是，我已經預感到，這本書的出版的確已經暗示了我即將踏上的道路。

美國文學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22歲時驕傲而自以為是地說：“我應該干文學這一行。”能在年輕時就清晰地意識到未來，是一種莫大的幸福。而今天的我，正享有這種幸福。在這本不足20萬字的書中，我已經強烈而執著地表現出了自己的傾向。儘管從1998年至今，我的文字軌跡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但是一條線索卻愈發清晰起來，我希望利用文字來表明一種生活態度，來闡述某種道理，甚至有點粗暴地規定某種道路。更明確地講，我是一位非文學類作家，是一位喜歡對於世界進行廣泛發言的知識分子，在我前面遙遙站立著約翰·斯圖亞特·密爾、伯蘭特·羅素、埃德蒙·威爾遜、沃爾特·李普曼、讓·保爾·薩特…… 這可能是某種危險。就像保羅·約翰遜在那本風行一時的著作中近乎歇斯底里地強調過的。但保羅·約翰遜卻混淆了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界限，人文知識分子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立法者。儘管與立法者的距離遙遠，我已經感到了某種危險。因為，每當我嚴肅地宣稱自己是一位知識分子時，嘲笑與不信任就發生了。這時候，我就想起了海明威在巴黎的咖啡館裡一絲不苟地寫作的場景。堅守嚴肅讓人尊敬，同時也意味著你有被嘲弄的危險。

銳利的批評家蘇珊·桑塔格說，1870年左右是她最嚮往的年代。因為那段時間，全歐洲都在上演著莎士比亞的戲劇。在這位批評家看來，最傑出的大眾文化必須是古典思想與現實的結合，這種混雜產生的文化可以挽救我們日漸庸俗化的世界。 於是，當我毫不遲疑地宣稱自己是知識分子的身份時，我也明確了自己的任務。我必須深入人類文明最精要的思想文化之中，探取它們的秘密；我必須與那些人類史上最傑出的大腦與最動人的靈魂相伴，爭取那半點的光輝……然後，我渴望把這些秘密和光輝與周圍的人群共同分享。有了這點解釋，你就會明了為何在這本書中，充斥了各種偉大的名字與引語，因為我相信引用可能是通往偉大的最簡捷途徑。而當周圍的人群，可能通過那些引用的只言片語而意識到世界遠比他們生活的周遭環境遼闊與壯觀得多時，我的任務就完成了。

我是一個通俗知識分子，是遊走在思想的山峰與現實的平地之間的人，我試圖在相互孤立的二者之間建立更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我的序言快要結束了。這裡面充斥了讓人痛恨的自以為是，與一個年輕人不知深淺的狂妄。但是，如果你拋棄掉這些表面的不適應，你應該可以看到，這裡面充滿了海明威初學寫作時的認真與堅定。你也應該會依稀看到46年之後的我的樣子，那時候我已經蒼老，眼睛應該沒有失明，可能也拄著拐杖，可能狂妄之氣已經淡去，但是肯定依然嚴肅與認真，依然堅信偉大的思想與靈魂。那時候，我也會緩緩地講道：“其實我的樣子，在2001年的已經盡顯出來，那是我的第一本書，那時候我是多麼的年輕……” 最後，我想引用歌德的一句話：閱讀是讀者與作者間的一次合謀。書已經翻開，你已經邊緣性地進入了這場陰謀，除了主動乃至假作愉快地參與，似乎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