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九月裡的一天，大雨滂沱，還在念預科的我，下課後正趕著去替學生補習。 “週蜻蜓——”我的同學方良湄走上來叫我。 “哥哥問你有沒有興趣到電視台擔任天氣報告女郎，一星期只需要去三次，比補習輕鬆得多了。”良湄問我。 她哥哥方維志是電視台新聞部的監製，我們見過好幾次。 “為什麼你不去？”我問她。 “他沒有問我呀！怎麼樣，你有興趣嗎？” “不，我怕。” “為什麼不考慮一下？可以對全香港的觀眾報告天氣呢。” “像這種惱人的天氣，我才不想報告。若說明天的明天還是會下雨，多麼令人氣餒。” “誰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 “但我可以忘記它。”我說，“我趕著去補習。”

“明天見。”她說。 我跟良湄在雨中道別。聽說，雨是女人的眼淚。在法國西北部的迪南城，如果結婚那天下雨，新娘就會幸福，因為她本該掉的淚，都在那日由天上落了下來。然而，在法國西部，普瓦圖地區的人卻相信，如果結婚那天下雨，新娘將來會比新郎先死，如果太陽當空，丈夫就會比妻子早一步進入墳墓。真是這樣的話，我寧願結婚那天下雨。比愛自己的人先死，是最幸福的，雖然這種幸福很自私。 回家的路上，雨依然下個不停。一間電器店外面擠滿了觀看電視新聞直播的路人。 “因香港前途不明朗，引致港元大跌，一美元要兌九點八港元，財政司宣布實時固定美元兌港元匯率為一比七點八。”一個名叫徐文治的新聞播報員報導。 我怔怔地望著屏幕上的他，從沒有想過有一天我們會相遇、相愛而又相分，一切彷彿是明天的雨，從來不由我們控制。

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在念時裝設計系，是最後一年了，良湄念法律系。 一天，方維志再提起找我兼職報告天氣的事。 “出鏡費每次一百五十元，每次出鏡，連準備工夫在內，只需十五分鐘，酬勞算是不錯的了。”他說。 “對呀，你還可以穿自己設計的衣服出鏡。” 那時候，拿助學金和政府貸款唸書的我，著實需要一點錢，良湄和方維志是想幫我的，所以我答應了。反正，沒人能夠控制明天的雨，我不去，也有別人去。更重要的，是我想認識文治。 “哥哥，你們那個報告新聞的徐文治很受歡迎呢，我們很多女同學都喜歡他。”良湄跟她哥哥說。 “這個人很不錯，他是新聞系的高材生。”方維志說。 那一刻，文治對我來說，仍然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人。

天氣報告緊接著新聞報告之後播出，是在同一個直播室直播的。 我第一天上班，正好是由文治報告新聞。 從一九八三年在電視屏幕上匆匆一瞥，到一九八六年一月的這一天，經過兩年，我終於見到真實的文治。 在那搭了佈景的狹小的直播室裡，我們終於相遇，是現實而不是佈景。 新聞報告結束之後，文治站起來，跟我點了一下頭。方維志剛好進來直播室，他拉著文治，介紹我們認識。 “週蜻蜓是我妹妹的同學，她是念時裝設計的。” “蜻蜓？”他對我的名字很好奇。 “是的，會飛的那一種。”我說。 “要去準備啦。”方維志提醒我。 第一次面對攝影機的我，徹底地出醜。我把稿子上那句“一個雨帶覆蓋華南沿岸，預料未來數天將會有驟雨和密雲”，說成了“一個乳暈覆蓋華南沿岸”，我立刻發現直播室和控制室裡每個男人都在笑。攝影師更笑得雙手都差點拿不穩攝影機。

節目結束之後，方維誌上來安慰我。 “第一次有這樣的表現已經很不錯了。” 我看得出他的表情有多勉強。 我拿起皮包和雨傘，裝著若無其事的離開直播室。我真害怕明天走在街上有人認出我。 電視台外面，正下著大雨，我站在行人道上等車，文治剛好也下班，他的機車就泊在路旁。 “我第一次出鏡報告新聞的時候，也不見得比你好。”他微笑說。 他一定看到了我出醜，真是難堪。 “這幾天的天氣都不太好。”他說。 “是的，一直在下雨。” “我第一次出鏡的時候，雙腳不停地顫抖。” “我剛才也是。” “後來我想到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我用一隻腳踏著另一隻腳。這樣做的話，起碼有一隻腳不會發抖。”他笑說。

這個時候，一輛小巴士駛來。 “我上車了。”我跟他說。 “再見。”他說。 “謝謝。” 小巴士開走，我把文治留在風雨中。在小巴士後座回望在雨中的他，我突然有一種很溫暖的感覺。我們彷彿在哪裡見過，在更早之前，也許是一九八三年之前，我們是見過的。 兩天之後，當我再次來到直播室，每個人都好像已經怕了我。 剛報告完新聞的文治跟我說： “別忘了用一隻腳踏著另一隻腳。” 我坐在圓凳上，用右腳踏著左腳，整個人好像安定了下來。 我把攝影機當作是文治，告訴他，這天氣溫介乎最低的十二點四度和最高的十五點七度之間，相對濕度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未來數日仍然有雨。文治，明天還是會下雨。 “你做得很好。”方維志稱讚我。

我很想多謝文治，他們說，他出去採訪了。 文治這天出去採訪，晚間新聞裡，應該可以看到他的採訪報導。我洗了一個澡，正想看新聞，扭開電視機，畫面一片朦朧，管理員說，大廈的公共天線壞了，明天才有人來修理。我想起附近有一間涼茶店開得很晚，店裡有電視，於是匆匆換了一件衣服，冒雨到涼茶店看電視。雖然兩天之後就可以在電視台看到他，不知為什麼，這一晚我很想見他。 在電視屏幕上，文治正在報導一宗情殺案。男人用山埃毒死向他提出分手的太太。他親自做了一個蛋糕給她，她不肯吃。他說：“你吃了之後就可以走，我不會再纏著你。”她吃了，死在他懷裡。他把她的屍體放在平台上淋雨，相信這樣可以把她潔淨，潔淨她不愛他的心。 他們結婚當天，是下雨吧？所以新娘先死。

從涼茶店出來，我發現文治的機車就泊在路邊。車身還是燙手的，他應該是剛剛走開。我站在機構旁邊，好想等他回來。我想，我可以裝著剛好經過這裡，而且順道向他打聽一下那宗情殺案。 十五分鐘過去了，仍然看不見他。 三十分鐘過去了，他依然沒有回來。 一個開私家車的男人在泊位，車向後退的時候，差點把文治的機車撞倒。 “你小心一點。”我立刻提醒他。 我突然覺得我像一頭狗，正替主人看守著他的東西，但是主人並沒有吩咐我這樣做。 四十五分鐘過去了，文治還沒有回來。他會不會就住在附近，今天晚上不會回來？ 街上的行人愈來愈少，店鋪會關門。我為什麼要等他回來？也許我太寂寞了，我不想就這樣回去那個沒人跟我說話的地方。

車身早已經不燙手了，文治還沒有回來。如果他回來時看到我在等他，他一定覺得奇怪，於是，我決定在附近徘徊，如果他回來，我就像先前想好的那像，裝著剛好遇到他。 我走進便利店裡買了一包果汁糖，出來的時候，剛好看到文治騎上那輛機車絕塵而去。 我等了四十五分鐘，才不過走開五分鐘，結果只能夠看到他的背影。 我花了那麼多的時間看守著那輛機車，它竟然無情地撇下我。 我一個人，孤單地回去，雨落在我的肩膀上，明天，我要縫一件雨衣，那麼下次為文治看守機車時，便不會給雨淋濕。 這以後我經常在直播室裡碰到文治，我從來沒告訴他，我曾經站在他的機車旁邊等他回來。 這種事，太笨了。 在陽光普照的一天，我用縫紉機縫了一件雨衣，像一條裙子的雨衣，腰間可以縛一隻蝴蝶結，連著一頂帽子。雨衣是檸檬黃色的，在煙霧迷霧的環境下，黃色是最顯眼的顏色。我希望下一次，文治會看到在他的機車附近徘徊的我。

也許，那件檸檬黃色的雨衣真的奏效，那天放學的時候，忽然下雨，我拿出背包裡那件黃色的雨衣穿上，在巴士站等車。文治駕著機車經過，看到了我。 “你要去哪裡？”他問我。 “去灣仔。” “我送你一程好嗎？我也是過海。這裡雨很大。” 我求之不得，立刻跳上他的車。 “你是怎麼看到我的？”我問他。 “你的雨衣很搶眼，像個大檸檬。” “我自己做的。”我說。我沒告訴他為什麼我要做這件雨衣。 “很漂亮。”他說。 “謝謝。” “你住在灣仔的嗎？” “嗯。你呢？” “我也是，而且從出生那天到現在都沒離開過。” “你住在哪一條街？” “謝斐道。” “我以前也住在謝斐道，說不定我們小時候見過。”

“你現在住哪裡？” “駱克道。” “跟家人一起搬過去的嗎？” “不，爸爸媽媽過世了，我自己只能搬到一個小單位。” “哦。這幾天都在下雨，這種雨不知道要下到什麼時候。” “你為什麼會開機車？很危險的呀，尤其下雨的時候，地濕路滑。”我說。 “是念大學的時候學的，那時想，如果將來到報館工作，會開機車比較好，有些報館要求突發新聞組的記者要有機車的駕駛執照。” “我在一九八三年就見過你。” “在哪裡？” “在電視上，那天你報導財政司宣布一美元固定兌七點八港元。” “那是我頭一天負責新聞報告，那宗新聞也是我採訪的。聯繫匯率是不合理的，相信很快就會取消。” 文治和我也許都想不到，不合理的聯繫匯率一直維持下去，竟然比我們的愛情更長久。如果愛情也像港元與美元，永遠掛鉤，永遠是一比七點八，是否更好一些？ 那天，跟良湄吃飯，我向好打聽： “徐文治有沒有女朋友？” “好像沒聽說過。” “我喜歡了一個男孩子。”良湄接著說。 “誰？”我心裡很害怕那個人是文治。 “是念化學系的，叫熊弼。” 我鬆了一口氣。 “他的樣子很有趣，個子高高，長得很瘦，有一雙很厲害的近視眼，傻呼呼的，滿有趣。” “你喜歡這種男孩子嗎？”我奇怪。 “這種男孩子會對女孩子死心塌地的。而且他在實驗室做實驗時那份專注的神情很有魅力呢。” “你想追求他？” “他這種人不會追求女孩子的，他沒膽量。” “我真佩服你的勇氣，萬一被拒絕不是很尷尬嗎？” “如果他拒絕，就是他的損失，這樣想的話，就沒有問題了。” 是的，良湄在所有事情上都比我勇敢，一個人，只要不害怕失去，譬如不害怕失去尊嚴，那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哥哥的女朋友在南丫島租了一間屋，地方很大的，我們約好去那裡度週末，我叫了熊弼一起來，你能不能來？” 為了掙點錢，我每個週末在一間兒童畫室突小孩子畫畫。如果去旅行的話，就由其它人替工。 “不可以呀。”我說。 “徐文治也來。” “我晚一點來行不行？”我立刻改口風。 “可以呀，我給你地址，我告訴我你坐哪一班船來。” 週末黃昏，我離開畫室後，匆匆趕到南丫島。 文治在碼頭等我。 “他們派我來接你，怕你找不到那間屋。”他微笑說，“你教小孩子畫畫的嗎？” “嗯。” “什麼年紀的？” “從四歲到八歲都有。” “平常畫些什麼呢？” “我讓他們胡亂畫些自己喜歡的東西。家長們很奇怪，如果他們的小孩子來了三個月還不會畫蘋果、橙、香蕉，他們就覺得老師沒盡責。誰說一定要畫蘋果呢？即使畫蘋果，我也會讓他們畫自己心目中的蘋果，如果只有一個方法畫蘋果，那太可悲了。人是長大了才有各種規範，不能這樣，不能那樣。” “你將來的設計一定與別人不同。”他笑說。 後來，我就知道，我們努力追求不平凡，到頭來，卻會失去了許多平凡女人的幸福。 “你為什麼會當記者？”我問他。 “也許是一份使命感驅使吧。” “使命感？” “我喜歡當記者，揭露真相，報導事實。是不是很老套？” “不。比起你，我一點使命感也沒有。我只希望付得起錢的人，都買我的衣服。” “這也是一種理想。”他寬容地說。 方維志的女朋友高以雅是寫曲的，他們一起許多年了。 良湄帶了那個念化學的熊弼來，他的樣子果然古古怪怪的。 晚上，良湄嚷著要在天台上一起等日出。 “在這裡，五點鐘就可以看到日出。”她說。 結果，首先睡著的是她，而且是故意依偎著熊弼睡著的。 熊弼支持到一點鐘也睡著了。 方維志喝了酒，早就累得睡在天台的長凳上。高以雅捱到凌晨三點鐘也支持不住了，只剩下我和文治。 “不如睡吧，反正每天的日出都是一樣。”文治說。 “你忍耐一下吧，我忽然很想看日出。” “不行了，我昨天工作到很晚才睡。” “求求你，不要睡，陪我看日出。” “好的。”他苦笑。 我把皮包裡的鐘盒拿出來，放在身邊。 “這是什麼東西？” 我把鐘盒放在他身邊，讓他聽聽那滴答滴答的鐘聲。 “是個鐘嗎？” 我掀開盒子，盒子跟一個有分針的鐘連在一起，盒蓋打開了，便可以看到裡面的鐘。一隻浮塵子伏在鐘面上十二點至三點之間的空位。 “這是蟲嗎？”文治問我。 “這種蟲名叫浮塵子，別看它身軀那麼小，這種蟲每年能夠從中國飛到日本。” “為什麼會在鐘裡面放一隻已死去的蟲？” “這個鐘是爸爸留給我的。做裁縫的爸爸最愛蒐集昆蟲的標本。” “所以你的名字也叫蜻蜓？” “對呀，他希望我長大了會飛，但是蜻蜓卻不能飛得太高。” “這只浮塵子也是你爸爸制的標本嗎？” “嗯。爸爸有一位朋友是鍾表匠，這個旅行鐘是他從舊攤子買回來的。他把爸爸這只浮塵子鑲在鐘面上，送給我爸爸。所以這個鐘是世上獨一無二的。” “既然有那麼多昆蟲標本，為什麼要用浮塵子？” “媽媽喜歡浮塵子，她說時光就像浮塵，總是來去匆匆。” “你經常把這個鐘帶在身邊的嗎？” “去旅行的時候就會帶在身邊，來南丫島也算是旅行呀。” 我把鬧鈴時間調校到清晨五點鐘：“萬一睡著了，它也可以把我們叫醒。還有二十分鐘就可以看到地平線上的日出。” 他苦撐著說：“是的。” 我的眼瞼快要不聽話地垂下來了。 “別睡著。”我聽到他在我耳邊叫我。 “跟我說些話。”我痛苦地掙扎。 漸漸，我連他的聲音都聽不見了。 刺眼的陽光把我弄醒，我睜開眼，太陽已經在天邊。 我望望身旁的文治，他雙手托著頭，眼睜睜地望著前方。臉上掛著兩個大眼袋，欲哭無淚。 “對不起，我睡著了。”我慚愧地說。 “不——要——緊。”他咬著牙說。 “為什麼鬧鐘沒有響？”我檢查我的鐘。 “響過了，你沒有醒來。”他連說話也慢了半拍。 離開南丫島，方維志與良湄一起回家，熊弼回去大學宿舍。 “看日出的事，真的對不起。”在路上，我向他道歉。 “沒關係，我現在已經好多了。”他笑說。 “你真的不怪我？” “在日出前就能睡著，是很幸福的。” 在巴士上，文治終於睡著了，我輕輕依偎著他。 我望著我的浮塵子鐘，到站的時候，文治剛好睡了二十分鐘。 我們失去的二十分鐘，竟然可以再來一次。 “我到了。”我叫醒他。 他醒來，疲倦的雙眼佈滿紅筋。 “我們會不會見過？在很久以前？”我問他。 “是嗎？”他茫然。 “我好像有這種感覺。別忘了下車。”我起來說。 “再見。”他跟我說。 “謝謝。”我說，“我兩天后去成都。” “是嗎？是去工作，還是什麼的？” “去旅行，一個人去。” “回來再見。” “謝謝。” 我走下車，跟車廂裡的他揮手道別。 在日出之前，我早就愛上了他。 為什麼？ 在出發到成都的那天早上，我在火車站打了一通電話給文治。 “我出發啦，有沒有東西要我帶回來？” “不用了，你玩得開心點吧。” “我上車了。” “路上小心，再見。” “謝謝。”我掛上電話，站在月台上等車。那一剎，我突然很掛念他。他總能夠給我一種說不出的安全感。 在從廣州開往成都的火車上，我把浮塵子鐘拿出來，放在耳邊，傾聽那滴答滴答的聲音，多少年來，在旅途上，我都是孤單一個人，唯獨這一次，卻不再孤單。 從成都回來，我帶了一瓶辣椒醬給文治。原本那個瓶子很醜陋，我買了一個玻璃瓶，把辣椒醬倒進去，在瓶子上綁上一隻蝴蝶結。 那天在電視台見到他，我小心翼翼把辣椒醬送給他。 “成都沒什麼可以買的禮物，這種辣椒醬很美味。” “瓶子很漂亮。”他讚歎。 “是我換上去的。” “怪不得，謝謝你。”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吃辣椒醬——” “我喜歡，尤其喜歡吃印度咖哩。” “你那個特輯順利嗎？” “這幾天從早到晚都在剪片，現在也是去剪片室。” “我可以看嗎？” “你有興趣？” “嗯。” “好吧！” “是關於什麼的？” “是關於移民的。” 在剪片室裡，我坐在文治告剪接師後面，觀看文治的採訪片段。特輯探討的是當前香港人的移民問題，為了逃避九七，很多家庭選擇夫妻兩地分隔。特輯裡主要採訪兩個家庭，這兩個家庭都是丈夫留在香港，太太和孩子在多倫多等候入籍。 其中一個個案，那個孤身在香港的男人，從前每天下班後都跟朋友去飲酒，很晚才回家，太太帶著獨子移民多倫多之後，男人反而每天下班後都回到家裡等太太的長途電話。女人在冰天雪地的異國里，變得堅強而獨立，反而男人，在聖誕節晚上，跟彼邦的太太通電話時泣不成聲，還要太太安慰他。 他太太在電話裡說：“別這樣，當初我們不是說好為了將來，大家忍受分開三年的嗎？” 男人飲泣：“我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 堅強的太太說：“別離是為了重聚。” 離開電視台的時候，已經是深夜。 “我送你回去吧。”文治說。 “謝謝你。” “你覺得怎麼樣？”文治問我。 “我在想那位太太說的話，她說'別離是為了重聚'，別離真的是為了重聚嗎？” “以前的人，為了一段感情不離別，付上很多代價，譬如放棄自己的理想，放棄機會。現在的人，卻可以為這些而放棄一段感情。離別，只是為了追尋更好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男人很可憐——” “是的，他太太走了後，他才發現他不能沒有她。聖誕節那天晚上，我們在他家裡陪他一起等他太太的長途電話，沒想到他會哭成那樣。他一直以為是他太太不能沒有他。下星期是農曆年假期，我們採訪隊會跟他一起到多倫多，拍攝他過去探望家人的情形。” 沒想到我剛回來，他又要走了。 “到了。”他放下我，“有什麼要我帶回來？” “不麻煩嗎？” 他搖頭。 “我要一雙羊毛襪。” “為什麼是羊毛襪？” “只是忽然想到。” “好的。再見。” “謝謝，一路順風。” 他開車離開，轉瞬又回來。 “我剛才跟你說再見——”他說。 “是的。謝謝。” “為什麼每次我跟你說再見，你都說'謝謝'，而不是說'再見'？” “我不說再見的。無論你跟我說'再見'、'拜拜'或者'明天再見'，我都只會說謝謝。”我說。 星期天，在畫室教小孩子畫畫的時候，我吩咐他們畫一雙羊毛襪。 “為什麼要畫一雙襪？”班上一個男孩舉手問我。 “只是忽然想到。”我說。 真正的理由十分自私，我掛念在冰天雪地裡的他。 農曆年三十晚，我在良湄家裡吃團圓飯。 良湄問我：“畢業後你有什麼打算？” “當然是找工作，也許會到製衣廠當設計師。” “我哥哥要結婚了。” “是嗎？”我問方維志，“哥哥，恭喜你，是不是跟高以雅？” “除了她還有誰？”良湄說。 “以雅要到德國進修，一去就是三年，她想先結婚，然後才去那邊。” “你會不會跟她一起去？” “我會留在香港，我的事業在香港。”方維志無奈地說。 “你的意思是以雅向你求婚的嗎？”良湄問她哥哥。 “我不介意等她，但是她覺得既然她要離開三年，大家應該有個名分。” “哥哥，以雅對你真好。”我說。 高以雅才二十七歲，她才華橫溢，條件也很好，三年後的事沒人知道，她根本沒需要在這個時候給自己一份牽制。 “我認為她有點自私。”良湄替她哥哥抱不平，“她要離開三年，卻要你在這裡等她。你成為了她丈夫，就有義務等她，你若變心，就是千夫所指。但是她忘了是她撇下你的。” “愛一個人，應該包括讓他追尋自己的理想。”方維志說。 “如果我很愛一個男人，我才捨不得離開他。蜻蜓，你說她是不是自私？”良湄逼我表明立場。 “德國，是很遙遠的地方啊！”我說。 “是的。”方維志說。 “相隔那麼遠，不怕會失去嗎？愛情應該是擁有的。” “愛情，就是美在無法擁有。”方維志說。 我要很久很久以後才明白這個道理。 文治從多倫多回來，帶了一雙灰色的羊毛襪給我。 “謝謝你，很暖啊！”我把羊毛襪穿在手上，“你不是說喜歡吃印度菜的嗎？我知道中環有一間，不錯的。我請你好嗎？”我說。 他笑著說：“好呀，那邊的印度菜難吃死了。” “那個男人的太太怎麼樣？”在餐廳裡，我問他。 “她比她丈夫堅強得多，臨行前，她吩咐她丈夫不要常常去探她，要省點錢，還叫他沒必要也不要打長途電話給她，電話費很貴。” “女人往往比男人容易適應環境。” “因為男人往往放不下尊嚴。”文治說。 吃過甜品之後，女侍應送來一盤曲奇蛋餅。 “這是什麼？”我們問她。 “這是占卜餅。”她說。 “占卜餅？”我奇怪。 “每塊餅裡都藏著一張簽語紙，可以占卜你的運程。我們叫這種餅做幸福餅，隨便抽一塊吧。”她微笑說。 我在盤裡選了一塊。 “不知道準不准——”我說。 “你還沒有看裡面的簽語紙。”文治說。 我將蛋餅分成兩瓣，抽出裡面的簽語紙，簽語是： 祝你永遠不要悲傷。 “真的可以永遠不悲傷嗎？”我問文治，“不可能的。” “簽語是這樣寫的。” “輪到你了，快選一塊。” 文治在盤中選了一塊，拿出裡面的簽語紙來。 “上面寫些什麼？”我問他。 他把簽語紙給我看，簽語是： 珍惜眼前人。 誰是眼前人？他望著我，有點兒尷尬。 “走吧。”他說。 回家的路上，寒風刺骨，微雨紛飛。 “已經是春天了。”我說。 他沒有回答我，他的眼前人是我嗎？ “我到了。”我說。 他停車，跟我道別。 “為什麼你不說再見？”他問我。 “你要知道嗎？” “如果你不想說，也沒關係——” “爸爸最後一次進醫院的那個早上，我離家上學，臨行前，我跟他說：'爸爸，再見。'結果我放學之後，他已經不在了。媽媽臨終前躺在醫院，她對我說：'以後你要自己照顧自己，來，跟我說再見。'我對她說了一聲再見，結果我永遠再也見不到她。我討厭別離，'再見'對我來說，就是永遠不再見。” “對不起。” “祝你永遠不要悲傷。”我說。 “謝謝你。” 他在風中離去，那背影卻愈來愈清晰。 他是另有眼前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