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假裝自己是個平凡的家庭主婦。
——伊麗莎白·泰勒
每到一處，總會有人問我：是否認為大學教育扼殺了作家？
我的看法是：他們扼殺的還不夠——很多暢銷書，
都出自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傢伙的手。
——弗·奧康納
富於古典情懷的小說家總是這樣寫道：“此生只願長眠不願醒”，而不停息的夢，又是精神分析家從枕頭底下發掘出來的另一個世界。當媽媽每天清晨把我從床上叫起來，給我擺好早餐，遞給我書包的時候，我的早熟的腦子裡總是充滿了一堆夢的泡沫，從小我就是個愛做夢的小孩子。現在的生活最令我感到解放的一點是，我可以愛睡到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有時被鄰居家的爭吵聲或過大的電視機音量或驟響的電話鈴驚醒後，我還可以把頭蒙進被子裡，繼續那暫停的夢境。有時你可以繼續夢中的異國旅遊，當然有時我再也回不到原先的夢中，無法繼續與一個陌生男子談情說愛，那時我會懊惱地想哭。
我和天天共同的生活一開始就有點像夢，我喜歡的那種純色調的直覺性的、沒有孤獨感的夢。
德國人馬克可能是種類似爭吵聲、電話鈴等可以驚擾我的夢的東西。當然就算沒有遇見馬克，我可能也會遇見其他可以引誘我的人。我和天天的生活充滿了太多小小的無法由我們自身來彌合的縫隙，一定會有外力會趁機介入。而我，可能真的不是好女孩。
那天，我在半夜醒來，發現天天已經回來了，他坐在我一邊的沙發上，神情專注地看著我的臉，還有一隻貓，他的懷裡抱著一隻黑白相間的小貓，貓也在盯著我看。在那一雙綠油油的眼睛裡，我看見了自己。我一下子坐起來，貓從天天手裡掉下來，很快穿過地板到了臥室門外。
“你去哪兒了？”我問天天。這似乎有點先發製人，他應該也想問同樣的問題。
“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留我吃晚飯。”天天輕聲說，“我好久沒去看她了，她家母貓新產了一窩仔，她送了我一隻小貓，它叫線團。”他的臉上有種令人捉摸不透的溫柔，他伸手摸了摸我的頭髮，摸摸我的臉頰，我的下巴，我細細的脖頸。那隻手有點冷，但很輕柔。
我睜大眼睛，突然有種預感，他想掐死我。可這個念頭只是一閃而過，況且他也沒有這個力氣。為此我覺得一種異常的歉疚使我張張嘴，想說出發生過的一切。天天卻用吻堵住了我的嘴。他的舌頭微苦，迷醉如雨後植物般的氣息瀰漫了整整一房間，然後又是那雙手，雪崩似的滑過我的每一寸皮膚，這種愛使我精疲力盡，我覺得他已經知道發生的一切了，他的手指能從我的肌膚上檢查得出來。那上面粘著陌生人的體液和微粒，而他的感覺一觸即發，靈敏得像個瘋子。
“也許我應該去看醫生。”他沉默半晌，開口說。
“什麼？”我傷心地看著他，已經發生的和即將發生的一切肯定非我所願。此刻這個屋子裡除了我們再沒有別人，在那種氣氛裡他或我都沒法逃脫。
“我愛你。”我抱著他，閉上眼睛，這句話太像電影對白，即使在傷心的時候說出來也有點不好意思，所以我閉著眼睛，腦子裡有很多暗影在晃，像蠟燭照出來的影子。然後一堆火花猛然爆發出來，是我的小說，惟有它可以像火花一樣激勵我，並使我肉體存在的理由趨於完美。
寫作，抽煙，嘩嘩嘩的音樂，不太缺錢（我的銀行戶頭上還有一筆錢足以撐到這部小說完成，事實上我和天天的日常開支都混著用，他錢多就多付一點），一句話也不用說，默默地坐上幾個小時，那才叫幸福。一口氣寫完十幾面厚的稿紙，我覺得生活的每一道縫隙都填滿了人生之意義，臉上的每一道小皺紋都物有所值。
我在愛上小說裡的“自己”，因為在小說裡我比現實生活中更聰明更能看穿世間萬物、愛欲情仇、斗轉星移的內涵。而一些夢想的種子也悄悄地埋進了字裡行間，只等陽光一照耀即能發芽，煉金術般的工作意味著去蕪存精，將消極、空洞的現實冶煉成有本質的有意義的藝術，這樣的藝術還可以冶煉成一件超級商品，出售給所有願意在上海花園裡尋歡作樂，在世紀末的逆光裡醉生夢死的臉蛋漂亮、身體開放、思想前衛的年輕一代。是他們，這些無形地藏匿在城市各角落的新人類，將對我的小說喝彩或扔臭雞蛋，他們無拘無束，無法無天，是所有年輕而想標新立異的小說家理想的盟友。
我以前的小說編輯鄧給我打來電話，她是位40出頭的中年女士，丈夫在日本留學，獨自帶著一個讀初中的女兒生活。她身上集中了上海中年女性的特點，神經質的白皙，總在頭上盤髮髻，穿船形皮鞋和棉纖混合的筒裙，愛打聽各種消息，愛在一年四季吃冰淇淋。
我在她幫助下出的第一本小說集《蝴蝶的尖叫》所遭受到的際遇是奇特的，人們都在竊竊議論那本怪誕大膽的書，關於我是一個有暴力傾向的雙性戀的傳聞不脛而走，發生過大學生在書店把我的書順手牽羊的事件，也有男士通過編輯的手轉寄給我色情照片和信，他們希望知道小說中的主人公與我本人之間有什麼樣的聯繫，希望可以約一個時間在衡山路上的西貢餐廳裝扮成我筆下的風流人物與我共迸晚餐，或者開著一輛白色“時代超人”與我兜風，車至楊浦大橋時我們可以在車內做愛，總之一切發生得像一宗醜聞，沸沸揚揚令人始料不及。但言歸正傳，在整個過程中我沒有賺到多少錢，第一版的幾千冊書售完後就不見第二版出來，問鄧，她說出版社近期運作有點問題，等過一段時間再說吧。一直等到現在。
當時我的男友葉千則說，你寫的東西少兒不宜，太過了，所以那書就玩完了。這書玩完後我與他的短暫交往也告終了。
他是個吊兒郎當的不良青年，任某一大型廣告公司文案製作，我在採訪他們公司的英國老闆時與他認識，他看上去聰明、尖刻、不太有熱情，但不知是什麼東西使他決定在一面之交後追我，那時我還處在矮個子前男友帶來的恐男症中，我寧可在一堆女人裡面尋找友誼。
但他十分有耐心地與我周旋著，在聽我說完前一段失敗的感情經歷後，他站起身來，說“你瞧我挺高，心眼不壞，想法也很簡單，我只是想深入認識一下你，僅此而已。”
當天晚上，他就成功地對我做了一次深入而全面的認識，從乳房到腳趾，從喘息到尖叫，從一滴小水珠到整個慾望的大海。
他的身體頎長優美，他的蛋蛋溫暖乾淨，含在嘴裡的時候可以領略到性愛賦予對方的無條件信任感，他的陰莖旋轉抽升的感覺像帶著小鳥的翅膀，他以一種簡單明了的性愛方式治療了我的灰色記憶，恢復了我對待性的正常態度，甚至他仔細耐心地教我如何分別陰蒂性高潮與陰道性高潮（曾經有一本書告誡說前者是壞的，神經質的，後者是好的，成熟的），有好幾次他總是讓我同時獲得這兩種高潮。
最後他讓我相信，我是個比許多女人都幸福的女人。因為據資料統計，約百分之七十的中國女人在性上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百分之十的女人一輩子一次高潮也沒有。這是一個讓人驚訝不已的數字，也是推動每個時代的婦女解放運動蓬勃發展、持久不衰的內在動力之一。老弗洛伊德在100年前就說，力必多無處發洩時，它就會轉變為各種社會政治行為、戰爭、陰謀、運動等等。
與葉千相處的幾個月裡正逢我的小說出版，我的精神處於浮躁、興奮難捺的狀態，葉千和他帶來的性，正是針對這種狀態應運而生的。儘管這樣的性經歷難以避免地帶著某種失落某種空洞，女人的天性中總不自覺地把性與精神之愛聯繫得更緊一點。隨著小說集《蝴蝶的尖叫》以第一版告終，我的口袋裡又聽不到幾個銅板作響（我原先希望這本書會帶給我一筆錢財），我們也風平浪靜地分了手，不吵不鬧，不傷感也不亢迸，總之非常科學非常無害地分手。
天天是與我以前有過的男人都不同的類型，他是一個泡在福爾馬林藥水里的胎兒，他的複活依賴於一種毫無雜質的愛情，他的最終死亡也與愛情脫不了乾系，他不能給我完整的性愛，我也做不到守身如玉。一切都是不可捉摸的，我的愛可能更多地來自於自身被需要的程度，他需要我多少，我的愛應該有多少。天天如氧氣如水般需要著我的存在，我們的愛情就是一種最奇形怪狀的結晶，一切來自於偶然，一切來自於籠罩在命運上的被壓抑著的細微的氣氛。
初秋季節，空氣裡帶著絲煙草或汽油般乾爽的味道。
我的編輯在電話裡問我，“手頭這部新書寫得怎麼樣了？”
“還好，”我說，“可能我會需要一個經紀人。”
“什麼樣的？”她好奇地問。
“可以幫助我實現夢想的，同時防止像上一本小說集那樣不討好的結局出現。”我說。
“說說看，你有什麼想法。”
“我的夢想是年輕、時髦、聰明又有野心的女人的夢想，我的新書為這樣的女人而寫，還應該有個巡迴全國的新書宣傳派對，我穿著黑色露背裝，戴著誇張的面具，地板上鋪滿我的書的碎片，人們踩在這些碎片上瘋狂跳舞。”
“天哪，”她笑起來，“你夠瘋狂的。”
“它可以實現。”我說，對她的笑不以為然，臭不可聞的文壇就像金庸筆下的武林，有正道與邪道之分，而不少正道人士就愛做道貌岸然，口誅筆伐的事情。 “去實現它只是需要金錢和智慧。”
“好吧，”她說，“有一些作家在上海開筆會，其中有個稍長你幾歲的女孩子，嫁了個著名評論家後總是渴望從丈夫掉在地板上的頭髮中尋找靈感，非常有意思。你也許可以和他們見一見面，這有好處。”她說了新樂路上的一家餐館，她也會在那兒。
我問天天想不想和我一起去見那些作家，他裝作沒聽見我的話。他對作家有根深蒂固的壞印象。
我為挑選什麼樣的衣服躊躇了半天，衣櫥裡的衣服分成截然不同的兩種風格，一種混淆性別，寬大，低色調，穿上像幅中世紀的油畫，另一種則是緊身的帶著股狐氣的小衣服，穿上後像“007”系列片裡的貓女郎。我扔了枚硬幣，選了後者。塗紫色唇膏和紫色眼影，配上豹紋手袋，西方60年代的嬉皮復古裝束，正在上海某些場所興起。
出租車帶著我暈頭轉向地在街道上兜來兜去，開車的司機是個剛上班沒幾天的新手，一不留神又兜回了老地方，而我基本上是個路盲，一點方向感都沒有，只會尖叫，我們兩人一路上把對方弄得神經兮兮的。看著計價器上的數目一下下往上跳，我威脅說，“我要投訴，”司機不說話，“因為你在損害顧客的權益。”我加重語氣。
“好吧好吧，大不了我不收你的錢。”
“哎，就在這兒停吧。”我及時地叫了一聲，車窗外掠過一片熟悉的燈光和大玻璃窗，玻璃後面有不少黃頭髮攢動，“對了，我在這兒下車。”我臨時改了主意，既然車子怎麼也開不到新樂路上的餐館，我只好放棄和作家們的聚會。在Kenny的陰陽吧（YY）尋點開心吧。
陰陽吧分為上下兩層，穿過長長的樓梯下去，位於地下室的跳舞場正呈現一種快活的氣氛，酒精、口水、香水、人民幣、腎上腺激素的氣味就這樣飄來飄去，百老匯式的輕喜劇氣氛，我看到我喜歡的DJ香港人Christophe Lee正在叼台上，他也看到了我，沖我做了個鬼臉，音樂是House和Trip'Hop，都是酷斃的工業舞曲，如暗火狂燒，鈍刀割肉，越跳越高興，越跳越爽，直跳到人間蒸發，直到大腦小腦一起震顛的地步才是最高境界。
周圍有不少金發洋人，也有不少露著小蠻腰以一頭東方瑰寶似的黑髮作為招攬賣點的中國女人，她們臉上都有種婊子似自我推銷的表情，而事實上她們中相當一部分是各類跨國公司的白領，大部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良家婦女，有些還留過洋，有私家車，做著某個外資公司的首席代表（簡稱“首代”），是上海800萬女性中的佼佼者，可跳起舞來臉上都是統統暖昧的樣子，真不知道她們腦子裡在想什麼。
當然也有一部分就是專做跨國皮肉生意的娼妓，她們一般都蓄著驚人的長發（以供洋鬼子壓在身下性趣勃發之餘驚嘆東方女人的神奇毛髮），一般會說基本的英語（如“one hundred for hand job，two hundreds for blow job，three hundreds for quickie，five hundreds for one night．”），喜歡對著目標以性感的慢鏡頭舔嘴唇（可以拍成一部熱門電影，叫《中國嘴唇》，專門描述洋人在上海成千家酒吧的艷遇，艷遇從舔嘴唇開始，各種各樣的嘴唇，豐肥薄瘦，黑嘴唇、銀嘴唇、紅嘴唇、紫嘴唇、塗劣質唇膏的、塗蘭寇、CD唇膏的……由上海眾風月女性主演的《中國嘴唇》將超過由鞏俐和傑米利·艾倫斯主演的好萊塢大片《中國盒子》）。
我跳起舞來就幻覺連篇，靈感如泉湧，這是身體過度解放的結果。我覺得應該有一個貼身女祕書拿著筆記本電腦隨時隨地跟著我，尤其在工業舞曲裡跳舞的時候，她應該記下我所有的幻覺，那遠比我坐在書桌前寫棒一千倍，多兩千萬倍。
我已經記不清身處何地，空氣裡有股大麻煙（或雪茄煙）的味道，這股味道在我大腦皮層右下方某部位找到了感覺回映區，我想我已用跳舞吸引了不少男人的目光，我跳得像個伊斯蘭后宮裡的一個最受寵的妃子，也像蛇發女妖美杜莎。男人們總在一瞬間渴望與一個妖女性交然後被妖女吃掉，世上就有一種雄蝎子，永遠被它們的性伴侶在交媾以後消滅。
我看到我肚臍眼上的那枚銀環在燈光魅影中急速閃靈，像開在我身體上的一枚小毒花，一隻手從背後摟住了我赤裸的腰，我不知道這是誰，但我不是很在乎，當我微笑著轉頭，看到了馬克那一張輪廓動人的臉。他居然也在這裡。
他俯下臉來貼著我的臉，在音樂里對我呼出熱呼呼的氣，他肯定喝過一種叫“James'Bon”的馬丁尼酒，他的聲音很低，但我還是聽清他在說他想要我，就在此時此地。我昏頭昏腦地看著他，“這裡？……現……在？”
我們在二樓不太乾淨的女用洗手間裡擠作一團，音樂己隔得遠了，我的體溫漸漸降低，我還是睜不太開眼睛，但我擋住馬克的手，“我們在這裡做什麼？”我用夢遊般的聲音問他。
“在做愛。”他用了一個恰如其分的詞，臉上並沒有任何輕佻的東西，相反我覺得他的藍眼睛一點都不冷漠，那兒泛著像聖桑《天鵝》那樣的柔波，即使在這樣一個有異味的洗手間裡，你永遠不會理解純粹的情慾何以會激起如此這般的親密無間！
“我覺得這樣糟透了，像犯罪，更像……受刑……”我喃喃地說。
“警察找不到這兒的，相信我，這一切都是完美的。”他的措詞像一個急於求歡的騙子，把我頂在紫色的牆上，撩起裙子，利索地褪下CK內褲，團一團，一把塞在他屁股後面的口袋裡，然後他力大無比地舉著我，二話不說，就準確地戳進來，我沒有其他的感覺，只是覺得像坐在一隻熱呼呼而危險的消防栓上。
“You bastard！”我控制不住地說粗話，“快放我下來，這樣不行，我像一隻牆上的母猴標本。”
他狂熱而沉默地註視著我，我們換了姿勢，他坐在抽水馬桶上，我坐在他身上，取女位姿勢，並且自己來掌握性敏感方向。有人在敲門，而廁所裡一對變態男女還沒完事。
高潮還是在恐懼與不適中降臨了，又一次完美的高潮，儘管姿勢很彆扭，儘管在這麼個有些臭的洗手間。他推開我，拉一下水閥，隨著旋轉的水一堆穢物很快消失了。
我哭起來，這一切不可解釋，我越來越對自己喪失了信心，我突然覺得自己比樓下那些職業娼妓還不如。至少她們還有一份敬業精神和一份從容，而我別彆扭扭，人格分裂得可怕，更可恨的是我還會不停地思考、寫作。我不能面對洗手間那一面幽暗的鏡子中自己的臉，什麼東西在我體內再次流失了，一個空洞。
馬克抱住我，“原諒我”，他不停地說“Sorry，Sorry”，把我像死嬰一樣摟在懷裡，這更令人難受。
我一把推開他，從他屁股口袋裡拿出內褲穿上，整理了一下裙子，“你並沒有強姦我，沒有人可以強姦我的，你不要老是說Sorry、Sorry，那很不禮貌的。”我沖他低低地吼了一聲，“我哭是因為我覺得自己難看死了，哭一哭就會舒服點，你知不知道？”
“不，你一點都不難看。”馬克的臉上滿是德國人特有的嚴肅表情。
我笑起來，“不是，我的意思是終有一天我會死得很難看。因為，我是壞女孩，上帝不喜歡壞女孩，雖然我自己很喜歡自己。”
我說著，又哭起來。
“不，不，我的蜜糖，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歡你，真的，CoCo，我越來越喜歡你。”他的眼睛裡無限溫柔，在廁所燈光下無限溫柔又變成無限哀愁，我們緊緊抱在一起，慾念再次浮出來。
開始有人在敲門，看來是哪位女士忍無可忍了。我嚇壞了，他做了個禁聲的手勢，鎮定地吻我，門外的腳步聲走遠了，我輕輕推開他，“我們不要再見面了。”
“我們還會不小心碰到，上海很小的，你知道。”
我們從洗手間迅速地走出來，“我要走了。”我說著，朝門外走，他執意要開車我送回去，我執意不肯。
“好吧，”他對一輛出租車招招手，從錢包裡取出一張錢放到司機手上。我沒有阻止他這樣做，我坐上車子，隔著窗對他輕輕說，“我還是不太舒服，有罪惡感。”“那是因為我們做愛的地點不對，它事後會來影響你的情緒。”他伸臉過來吻了我一下，我們都沒提到天天，自欺欺人地不去提。
出租車的收音機裡有個家庭主婦在向“相伴到黎明”的熱線主持人傾訴心聲，丈夫有外遇，但她不想離婚，她希望另一個女人會自動消失，她不知道怎樣奪回丈夫的心。我和司機都默不作聲，城市人習慣於心不在焉地聽著別人的隱私故事，沒有同情心也愛莫能助。車子開上高架橋的時候我看到了一片燈火海洋，如此燦爛，如此驚人。我想像著這一刻遍布上海各角落的燈火闌珊處有多少故事在發生著，有多少喧囂，動盪和廝殺，有多少難以想像的空虛、縱情，歡愛。
天天還沒睡，他和小貓線團依偎在沙發上，手上拿著一個拍紙簿，給他那遠在西班牙的母親寫一封長長的信。我在他身邊坐下，線團跑開了，他猛地抬頭看了我一眼，我心裡一驚，懷疑他又嗅到了一絲陌生男人的氣味。要知道馬克身上還有股淡淡的狐臭，我一直很享受這股淡淡的動物味道。
但天天清冷如寒水似的眼睛使我受不了，我神經質地站起來，向浴室走去。他低下頭繼續寫信。
熱水嘩嘩放著，水蒸氣慢慢地在浴室惟一一面大鏡子上凝結，看不見自己的臉了。我吐了口氣，沒人，一缸冒著煙的熱水，放鬆下來，有什麼麻煩來臨的時候我就把自己藏入一缸熱水中，水那麼熱，一大把頭髮像黑色睡蓮一般浮在水上，能回憶起來的都是一些快樂的事，優美的事。
我回憶小時候總是偷偷溜上外婆家的閣樓，閣樓上有一把壞掉的老式皮轉椅，一個四角包銅的紅木大箱子，箱子上堆滿了灰塵，打開箱子，裡面有幾隻用藍瓷燒出“Salt”字樣的瓷瓶，一些做旗袍剩餘下來的邊角料，還有一些古怪而無用的小玩意兒。我總是坐在破皮椅上一個人玩那些小玩意兒，天色在小小的老虎窗外一點點黯淡下去。 “倪可，”外婆在叫我，我假裝沒聽見，又一聲，“倪可，我知道你在哪兒，”然後看到外婆胖胖的身影從樓梯上升上來。我飛快地把箱子關上了，可我的手髒了，衣服也髒了。外婆生氣地說，“不要再爬來爬去玩了，這些東西你要喜歡我就送你做嫁妝吧。”可是後來因為市政府造地鐵，那幢由法國人建於1931年的老樓動遷，大家都亂哄哄地搬了家，所以小時候玩過的寶貝都不見了。
我伸了伸腳，想起小時候往事總像隔了老遠看前生前世。除了那種溫柔之情，什麼都像假的。這時，浴室的門被推開，天天走進來，他的眼睛紅紅的，走到浴缸旁邊蹲下來。
“信寫完了嗎？”我輕聲問。
“寫完了，”天天說，他沉默地註視著我的眼睛，“我讓她打消來上海開餐館的念頭，我去奶奶家時也說了這件事，奶奶說她來得正好，要找她算一筆賬……我也不想讓她來，寧可就這樣一個人混下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的聲音極其陰鬱，當他說到最後一句話時他的眼淚流下來。
“CoCo，無論怎樣，你都不要對我說謊。”他凝視著我的雙眼，一把無形的鑿子鑿開了心臟上的一層粉紅色薄膜，一股濃重的令人懼怕的寂靜像血液一樣滲透了四周，然而越是相愛無望，越是把你藏匿進一個深深的謊言，沉沉的夢裡。
“我愛你。”我一把抱住他，閉上眼睛，我們的眼淚掉迸浴缸裡，浴缸的水越來越燙，顏色越來越深，最後像燒沸的血漿一樣吞噬了哽咽和悸動。從這一夜起，我就發誓永遠不會讓他知道馬克其人其事的存在。一丁點兒都不能，我不想讓他死在我手上，死在我的艷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