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清賬小組中的村民在派出所找到丁作明時，丁作明已是奄奄一息。他們有的趴在丁作明身上痛哭不起，知道丁作明是因為替大夥說了話才遭此毒手的；有的忙到丁家去報信；有的，就指著派出所的警員發洩著憤懣：“你們公安不辦案，社會治安好一半！”
丁作明七十歲的父親丁繼營跌跌撞撞奔進派出所，看到兒子臉色慘白，豆大的虛汗順著兩頰往下滾，嘴唇顫抖著也不喊聲“疼”，一下就跪倒在兒子跟前。
就在這時，派出所副所長彭誌中回到了所裡，他是來看丁作明是否被治服帖了。丁繼營聽說彭誌中就是所裡的領導，又聽說兒子是不願為副村長丁言樂付二百多塊錢的“醫藥費”才被打成這個樣子的，就苦苦哀求彭誌中：“我向丁言樂賠禮，丁言樂的醫藥費我認了，明天把錢湊齊交給你，請你放了我的兒子吧！……”
彭誌中也沒想到聯防隊員這次下手這樣狠，丁作明被打得這麼慘，見丁繼營正好向他求情，也就勢揮揮手，巴不得趕快將丁作明抬走。不過他依然沒有忘了自己曾經做出過的處理決定：“我把話說清，明天一定得把要付的醫藥費送到派出所！”
丁繼營和查賬小組的村民一道，急急忙忙把丁作明送往鄉醫院治療，後因丁作明腹部疼痛得厲害，鄉醫院的醫生不知所措，只得連夜將他轉往利辛縣醫院進行搶救。
第二天上午八時，丁作明被確診為脾破裂大出血，醫院給丁作明緊急輸血，然而，回天乏術，一切都太晚了。
丁作明終於在搶救他的縣醫院的手術台上停止了呼吸。
丁繼營老人聽說兒子已死在手術台上，不禁哭得死去活來。他拍打著牆壁痛不欲生：“兒啦，你咋這麼傻呀，你有理他們有權，你胳膊咋就想扭過大腿呢？……”
丁作明的愛人祝多芳更是難以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早哭成了淚人。她一邊哭，一邊喊：“作明呀，他們把你往死裡打，你咋就不認那二百塊錢呢！錢比命還貴嗎？你這樣撒手去了，撇下兩個渾身是病的老人，三個這麼小的孩子，大的剛六歲，小的才兩週……往後的日子叫我咋過呀？”
守在邊上的查賬小組的村民，好言相勸丁繼營和祝多芳不要太傷心，勸著勸著，忍不住也是淚流滿面。悲痛地喊道：“作明呀作明，平日你那麼聰明，昨天為啥就那麼糊塗？他們這樣毒打你，你咋就不叫喊一聲呢？……”
丁作明帶頭向縣里反映農民負擔在派出所被人活活打死，這消息猶如晴天霹靂，讓紀王場鄉的父老鄉親感到觸目驚心！
路營村村民憤怒了。憤怒的烈焰燒去了他們平日謹小慎微設置在心頭之上的藩籬，一個個無所顧忌地走出了家門，擁到丁言樂農舍的前面，要丁言樂和他老婆滾出來。但是，直到這時，人們才知道，丁言樂聽到風聲，一家老小早逃出了路營，此時已是人去屋空。
從那以後，直到我們走進路營，八年過去了，路營的村民再沒見到過丁言樂一家人。有的說他們去了上海或是南京，有的說他們去了海南或是深圳，總之，背井離鄉，在外靠打工謀生。原本是路營村跺地地也會晃三晃的副村長，從此成了浪跡天涯、四處漂泊的可悲的遊子。
村民們在丁言樂家撲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頭湧向派出所。結果發現：往日不可一世的副所長彭誌中，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紀洪禮、趙金喜和王進軍，一個個也都各自躲藏了起來。
村民兩處撲空，情緒越髮變得激憤，最後一合計，決定直接去縣里。
就在路營村村民準備上路時，附近的路集、彥莊、李園、朱園、李樓、郭橋、常營村的村民，也聞訊趕來，怒不可遏地加入到路營村的上訪隊伍。
顯然不堪重負，生活難以為繼的，並不僅僅是一個路營村。丁作明向縣里反映的那些問題，提出清查村幹部賬目的要求，也同樣代表著他們的利益與願望，因此，對於丁作明的死，他們不可能袖手旁觀。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齊心協力奮起抗爭，明天他們就會有著丁作明同樣的遭遇！
於是這支由路營出發的上訪隊伍，頃刻就像被一隻巨大無比的手在冬日滾動著的雪球，其陣勢迅速在擴大，還沒抵達縣城之前，已匯集了三千多人。這隊伍，滔滔似水，浩浩蕩盪，一路上揚起滾滾黃塵。黃塵滾滾之中，還夾雜著拖拉機、三輪車、農用汽車、牛車、人力車的引擎聲、喇叭聲、鈴鐺聲。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發生在安徽省利辛縣紀王場鄉派出所的“丁作明事件”，注定不會被將來撰寫《中國農業發展史》的學者專家忽略或迴避，因為，丁作明是中國的九億農民之中，因反映農民負擔而被亂棍打死的第一人，他以自己年輕的生命為代價，喚醒人們不應該那麼樂觀地忽略或迴避中國農村中正在變得十分嚴峻的現實。
當時的利辛縣委和縣政府不敢怠慢，十萬火急地上路攔截，怕事態進一步擴大，以致失控，會被壞人利用，他們對這一事件沒有迴避，處理得也還積極認真，只是不希望鬧得一個地區全知道，對消息是實行了嚴密封鎖的。他們認為這樣的事傳出去，對利辛縣委和縣政府的任何領導都沒有好處。
報喜不報憂，這其實早已成了當今中國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一件事情。
然而，這事還是被傳了出去。
甚至在安徽省委書記和省長都還不知情時，案件已經驚動了中央。黨中央和國務院許多領導，不僅詳細得知了這一事件的真相，並已在震驚之後迅速做出了明確批示。
將這事捅上了天的，是新華通訊社安徽分社記者孔祥迎。
孔祥迎是因為別的採訪任務去利辛縣的，獲悉“丁作明事件”之後，他深感震驚和痛心。當時他在安徽分社負責農村報導，自然會對發生在安徽農業上的一切新聞格外敏感，再說，一個中國最高新聞機關的記者，處理新聞稿件也不會像地方上的記者有那麼多的約束與忌諱。僅憑著社會的責任和時代的使命，他就覺得“丁作明事件”折射出了當今中國農村中太多的“社會信息”，更何況，減輕農民負擔，已經成為黨中央、國務院密切關注並已有了明確規定的一件大事。而紀王場鄉一個有文化懂政策的青年農民，只是依據黨的決定，向黨的組織提出了正當要求，並得到縣委的支持，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這一切還是發生在人民的執法機關！
其性質的惡劣、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及典型性，都無不使他感到觸目驚心！
於是他迅速改變了採訪計劃，頂著一連串的壓力和乾擾，深入到紀王場鄉作了認真調查，很快把事件的真相寫成一篇“大內參”，發往北京的新華總社。總社同樣很快地就將這篇調查報導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決策層的《動態清樣》上。
當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同志接到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打來的電話，不禁呆住了。在這之前，無論是阜陽行署還是利辛縣政府，都沒有將這件事匯報上來，再說，上面打來這樣急迫的電話，在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歷史上還從來沒遇到過。
陳俊生劈頭就問：“利辛縣紀王場鄉路營村的青年農民丁作明，因為反映農民負擔過重被迫害致死，你們對這件事的處理情況怎麼樣了？”
這事根本不知道，自然無法回答。那邊，陳俊生馬上又說：“處理情況隨時告訴我。中央幾位領導同志都對這事批了字，十分重視，我在這裡隨時等候你們的電話。”
接著，陳俊生不僅留下自己辦公室和住宅的電話號碼，還把他在中南海內部的“紅機號碼”也提供出來，因為他當時正在一個會議上，並把他在會議期間的具體聯繫方法也作了說明。
透過這一串電話號碼，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同志深知案情的重大，同有關領導聯繫過後，就把電文發給了阜陽地委和行署。
利辛縣委書記戴文虎這時才知道，紀王場鄉的這件事“婁子捅大了”。他很清楚，丁作明的死如果與“農民負擔”有個因果關係，這問題就大了，紀王場鄉黨委政府有關的領導將會被追究責任，縣委也難脫干係。雖然他調到利辛工作的時間並不長，前後也才一個月，許多情況還不是太了解，按說他在這件事情上所能承擔的充其量不過是“領導責任”，但接到省裡發來的緊急電文後，他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思想一下變得複雜起來。首先，他不希望這件事給自己帶來什麼麻煩，或者說，不希望因為利辛這件事影響到安徽的形象。一九九一年大水以來，外地人都把安徽人當做“災民”看，丁作明一案的真相再傳出去，安徽的農村還成個什麼樣子？
如此觸目驚心的事情發生在利辛，作為利辛縣委書記，他還有什麼面子？
當然，戴文虎並不知道，就在丁作明的案件發生前不久，四川省峨眉山下的仁壽縣，也是因為農民負擔太重，引發了上萬人大規模上訪，農民與警察發生了劇烈的衝突，憤怒的農民竟燒了警車。這事已使中央領導為之憂慮；緊接著，安徽這邊就死了人，自然就格外關注安徽對這事的處理情況，不希望由此引發出更大的事端來。
利辛縣委書記戴文虎想得很多，但他最後還是採取了當今大家都早已熟習了的辦法：報喜不報憂，息事寧人。他認為只要不把丁作明的死與“農民負擔”扯到一起，剩下的，一切事情都好辦。
在不到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利辛縣委、縣政府就向省委、省政府寫出報告：丁作明的死，純粹是由一般的民事糾紛引發的，與農民負擔無關。
戴文虎絕然沒有想到，他的這個抱有僥倖的“回复”，竟斷送了自己的錦繡前程。
安徽省委、省政府看到了“與農民負擔無關”的結論，回复的電話當即打給了陳俊生。
誰知，陳俊生是個辦事一絲不苟的人，再說這事又有那麼多的中央領導批了字，盯著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做出的這個結論，疑竇頓生：到底是新華社的記者“謊報軍情”，還是有人在搞欺騙呢？需要關心的，似乎已經不應該是這事處理的情況，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質了。
陳俊生把問題交給新華社回答。
新華社接到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的電話後，覺得事有蹊蹺。因為安徽分社記者孔祥迎的調查文章寫得已經十分具體了，那些事實不可能是坐在辦公室憑空捏造得出來的。但為慎重起見，還是把陳俊生的電話內容及安徽省報上來的意見，一併通知了安徽分社。
現場採訪和處理稿件一向認真嚴謹的孔祥迎，看到了安徽省對丁作明案件所作的調查結論，十分意外。他感到這樣的事情不應該發生。安徽的這種結論，無疑是對他了解到的事實的一種徹底的否定。他當然不能接受。
所以，安徽分社回答總社的態度十分堅定：為了澄清事實，請求中央直接派人調查。
一個由中央紀委執法監察室、國務院法制局、國家計委、國家農業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有關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迅速組成，他們沒同安徽省的各級領導打招呼，從北京出發，就一路南下，直接開進了紀王場鄉路營村。
中央聯合調查組一竿子插到了案發現場，這使得安徽省阜陽地區及利辛縣三級黨委政府有關領導都大出意外。
調查組首先對丁作明的家人進行了慰問，然後就同路營村的村民們見面、開座談會。可以看出，調查組的調查範圍顯然沒有囿於一個路營村，還擴大到了附近的黃樓和彥莊。調查時，不讓地方乾部陪同，並對被調查人實施政治上的保護，於是乎，周邊的村民們紛紛找上門，向調查組反映實情。
於是，京城下來了“包青天”、“微服私訪”的消息立馬傳遍了利辛縣。
2000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安徽省委大樓的一間辦公室裡，當了十七年省農經委副主任的吳昭仁，接受了我們的採訪。外面的走廊裡十分寧靜，寧靜得我們可以毫不費勁地分辨出走廊上傳來的忽遠忽近的腳步聲，但是，當吳昭仁回顧發生在七年前中央調查組來安徽的那段往事時，周圍所有的動靜就全在我們的腦海中消失了。
我們發現，退居二線，已經身為“安徽省人民政府諮詢員”和“安徽省農業經濟學會理事長”的吳昭仁，談起當年這個調查組的事，好像那一切就發生在昨天。他說，是他把聯合調查組一直送到北京的。他強調他同調查組的同志踏上同一趟進京的列車，是因為他也正有事要進京，屬於“順便”；但他並不迴避，當時的省裡領導確也極想知道這些同志下到利辛到底調查到了哪些情況，又形成了哪些看法。
由於工作上的關係，他至今還能說出國家農業部參加到調查組中去的兩位成員的名字，他們是合作經濟指導司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處處長李顯剛和副處長黃煒。黃煒是個十分能幹的女同志，李顯剛曾是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的秘書。農業部分管“農民負擔監督管理”的正副處長一齊上陣，也說明了對這事的重視。
聯合調查組的負責人，是中紀委執法監察室的曾曉東主任。
吳昭仁告訴我們，曾曉東在談起利辛縣農民的生存狀況時，眼淚止不住地就流了出來。這個細節，給吳昭仁的印象可以說是刻骨銘心。在人們的想像中，執法監察幹部早就練就了一副鐵石心腸，但是，講到調查見聞，感情竟一下變得如此脆弱。他紅著眼睛說：“真沒想到，解放都這麼多年了，農民還這樣苦，負擔會這樣重，有些黨的干部對農民的態度竟又是這樣惡劣……”
他一邊流著淚，一邊甩著頭。
他告訴吳昭仁：“我們實際調查到的，其實比新華社記者反映的情況還要嚴重！整個路營都很困難，只有村支書和幾個村幹部住的是瓦房，問題一看就十分清楚。路營有兩個生產隊，連續幾年就靠賣血為生，苦到這個樣子，各種各樣的負擔還沒完沒了，大大超出中央規定，已是讓人無法忍受。丁作明根本不是他們講的什麼'計生問題'，只是因為他反映了農民的負擔，就被活活打死！”
這位中央特派員本不應該是個愛激動的人，他說到這兒話卻被打住，因為過於激動了，下嘴唇不由自主地顫抖著，淚珠劃過兩頰跌落在手上。
他說，反映問題的農民見到他們，首先就是長跪不起，其中有的竟是步履蹣跚、白髮蒼蒼的老人。他感受到有生以來從沒有過的震撼。試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過久的壓抑，一個閱盡人間滄桑的老者，怎麼會不顧屈辱和難堪地雙膝觸地，給一個可以做自己兒孫的調查人員施此大禮呢？
這不都是常被我們掛在嘴上，說是已經翻身做了國家主人的中國農民嗎？他們那被壓彎的脊樑和被扭曲的靈魂，使聯合調查組的每一個人無不在吃驚之餘陷入到長久的沉思。
丁作明的死，引起中央的重視無疑是空前的。就在丁作明慘死後的第二十六天，即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聯合下發了《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緊急通知》；接著，同年六月二十日，國務院就在京召開了全國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會議。這以後，僅僅又只過了一個月的時間，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再次聯合發出《關於涉及農民負擔項目審核處理意見的通知》，將涉及農民負擔強制攤派和搭車收費行為的有關項目，取消、暫緩執行、修改或堅決予以糾正的項目總計一百二十二項之多！
這麼短的時間內，針對農民負擔問題不僅迅速下達了緊急通知，而且這麼快就拿出了一系列的相應措施，並召開了全國性的工作會議，這一切，在人民中國的建國四十四年的歷史上從未有過！
為維護法律的尊嚴，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嚴厲打擊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安徽省阜陽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於同年七月二日，在利辛縣城公開審理了在“丁作明事件”中負有法律責任的六名罪犯。依法判處王進軍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趙金喜無期徒刑，紀洪禮有期徒刑十五年，彭誌中有期徒刑十二年，祝傳濟有期徒刑七年。
同時，為嚴肅黨紀、政紀，阜陽地委和行署，在此之前，還分別做出了以下決定：給予利辛縣縣委書記戴文虎黨內警告處分；副縣長徐懷棠行政降職處分；紀王場鄉黨委書記李坤富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鄉黨委副書記、鄉長康子昌留黨察看、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處分；鄉黨委副書記任開才撤職處分。並要求全區人民群眾更好地監督幹部認真執行黨的政策，責令各縣(市)務必進一步採取措施，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大快人心！
2001年早春二月，我們走進了丁作明的家。我們發現，一個六口之家，因為喪失了丁作明這個主要勞力，有如大廈折梁，當地政府雖然為這個不幸的家庭免徵了農業稅，可是生活卻依然過得十分艱難。我們注意到，大門上貼著的，分明不是紅紙寫就的對聯，那對聯慘白中透著淺紫，可以看出，他們至今沒有從巨大的悲痛中走出來。
丁繼營老人因體弱多病，已蒼老得無縛雞之力，回想起當年的情景，依然老淚縱橫。他拿出過去的《判決書》和地區法院開出的收據告訴我們，白紙黑字的《判決書》上判決的附帶民事賠償，至今沒有兌現，他們多次找過阜陽地區法院執行庭，並在幾盡一貧如洗的窘境中，交納了對他們不啻於天文數字的執行費，但時隔七年，當時判決的賠償款，至今杳無音信。
丁作明母親丁路氏現癱瘓在床，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苦不堪言。丁作明愛人祝多芳在一次外出拉化肥時摔斷了右臂，基本上不能再乾重活。三個孩子被學校照顧可以免繳學雜費用，但十四歲的丁艷和十二歲的丁衛，還是中途輟了學，不得不在家幫助媽媽做些力所能及的農活，過早挑起生活的擔子。
離開路營村時，我們去了一趟丁作明的墓地。陰陽相隔的現實，使我們無法和他進行對話，但我們還是默默地祈禱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
丁作明以他年輕生命的隕落，震驚了中央，從而使得九億農民終於有了呵護自己的尚方寶劍。
本來，我們以為他是第一個殉道者，也應該是最後一個。然而，接下去，當我們走近固鎮縣唐南鄉張橋村小張莊時，才知道，丁作明的悲劇並沒結束。它不但依然在延續，而且發生在小張莊的血光之災，其性質之惡劣，更加令人觸目驚心；場面之血腥，以致讓人無法相信。它發生在“丁作明事件”後的第五年，並且，是在中央已經三令五申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