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5日，前往重慶接洽船隻的人員已與民生輪船公司談妥，史語所返京在即。身在北平的傅斯年電示董作賓：“公物即搬山下，弟已分電京渝接洽，船隻恐必須在重慶換船，弟月中返京，盼十月中本所能遷移。前因停船及沿途困難未敢即動，今因江水將落勢須速辦。”董作賓接電後，迅速組織所內人員行動起來。
在這座山坳裡一口氣憋了六年，終於盼到了重返京都的一天，所內男女老少聞此消息皆精神振奮，情緒昂然，大有杜工部當年《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之心情：“塞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眾人於淚眼婆娑中收拾行李，打點包裝，盤算著回到南京將怎樣開始新的生活。
早在此前的幾個月，史語所同仁就決定在這塊哺育過自己的熱土上，留下一個標誌性紀念物。在董作賓具體策劃指揮下，幾十名當地土著和史語所幾位年輕的研究人員，將一塊大石碑從山下運來，於板栗坳牌坊頭最醒目的地方立起——這便是史語所在李莊這塊庇護了“下江人”六年的文化聖地所留下的一件最為重要的歷史見證。
紀念碑碑額為董作賓用甲骨文書丹“山高水長”四個大字，其意乃借用宋朝大文學家范仲淹名句。當年範在他那著名的《嚴先生祠堂記》結尾處，以飽滿的激情與至誠頌揚他的老師：“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而如今，對滋養庇護了自己近六年的山川大地與鄉鄰百姓，史語所的學者們同樣以這一動人的詞句來表達內心的感念之情。碑額下是“留別李莊栗峰碑銘”幾個大字，銘文由史語所才子陳槃撰，勞榦書。文曰：
李莊栗峰張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煥玉先生，以前清乾隆年間，自鄉之宋嘴移居於此。起家耕讀，致資稱巨富，哲嗣能繼，堂構輝光。
本所因國難播越，由首都而長沙、而桂林、而昆明，輾轉入川，適茲樂土，邇來五年矣。海字沉淪，生民荼毒。同仁等猶幸而有托，不廢研求。雖曰國家厚恩，然而使賓至如歸，從容安居，以從事於遊心廣意，斯仁里主人暨諸政當道，地方明達，其為藉助，有不可忘者。
今值國土重光，東返在邇。言念別離，永懷繾綣。用是詢謀，成同醵金伐石，蓋弇山有記，峴首留題，玉跡嘉言，昔聞好事。茲雖流寓勝緣，亦學府一時故實。不為刻傳以宣昭雅誼，則後賢其何述？銘曰：
江山毓靈，人文舒粹。舊家高門，芳風光地。滄海驚濤，九州島蔚灼。懷我好音，爰來爰托。朝堂振滯，燈火鉤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興，泱泱雄武。鬱鬱名京，峨峨學府。我東曰歸，我情依遲。英辭未擬，惜此離思。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仁傅斯年、李方桂、李濟、凌純聲、董作賓、粱思永、岑仲勉、丁聲樹、郭寶鈞、梁思成、陳槃、勞榦、芮逸夫、石璋如、全漢昇、張政烺、董同龢、高去尋、夏鼐、傅樂煥、王崇武、楊時逢、李光濤、周法高、逯欽立、王叔岷、楊志玖、李孝定、何茲全、馬學良、嚴耕望、黃彰健、石鐘、張秉權、趙文濤、潘愨、王文林、胡占魁、李連春、蕭倫徽、那廉君、李光宇、汪和宗、王志維、王寶先、魏善臣、徐德言、王守京、劉淵臨、李臨軒、於錦秀、羅筱蕖、李緒先同建。
有人說史語所於1940年10月遷來李莊，離開的時間是1946年10月，其間正好6年。因此，碑文中所言“五年”，實應為“六年”之誤。其實若細考究起來，無誤，此碑刻於1946年5月，書寫碑文當更早些，這個時候離史語所同仁遷來的時間為五年半左右，或者還不到，因而刻寫“五年”亦可說得過去。當然，若刻“邇來五年多矣”，就更準確了。此為小事一樁，順便提及而已。
另一點需要提及的是，碑文落款名單中，有的人當時並不在李莊而在其他機構服務，如李方桂正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教，凌純聲調任教育部邊疆教育司司長等。此碑鐫刻之時，董作賓曾專門去函詢問李方桂何去何從，是否有與史語所同仁一起復員回京的打算。 1946年5月24日，李方桂回函董作賓說：“家母已八十，非飛機無法返平，而弟又必須陪走，故恐不能與所內同仁同行。經與薩總幹事商議，已蒙允許，囑弟函告吾兄，補一申請先行返都手續。”
就在李方桂準備陪母返北平的時候，在美國由耶魯大學轉入哈佛任教的趙元任曾動了攜家回國，繼續到史語所當他的語言組主任的念頭。趙向學校當局遞交辭職書時，校方不允，趙只好推薦李方桂接替他在哈佛的職位，以換取回國的機會。身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教，但仍兼史語所語言組代主任的李方桂，接到趙的信函，當即決定攜家赴美。對於這個頗為匆忙的決定，李氏後來在他的訪問錄中透露：“（我）必須去哈佛的真正原因是為了領薪水，因為我沒有錢了。”說這話時，李方桂顯得相當輕鬆、乾脆和直白，似乎再也沒有其他的理由，去美國就是為了一個“錢”字。
1946年夏，李方桂託人把老母送往北平，自己攜家眷離開成都，轉赴上海搭乘一架美國海軍的軍用飛機直飛檀香山，未久來到哈佛大學欲替換趙元任，但趙元任卻由於其他原因未能成行。後來又因哈佛在人事安排方面發生變故，趙、李二人分別轉入伯克萊大學和華盛頓大學任教。李方桂此次美國之行，成為西去的黃鶴，一去不返，自此與史語所同仁隔海相望，莫之奈何，趙元任也暫時打消了回國的念頭。當複員回京的中央大學學潮迭起，原校長辭職，國民政府欲請趙元任回國接替校長一職，趙在給朱家驊的回電中謝絕未就。當內戰爆發，國共翻盤，江山易主之際，經中共統戰人員秘密做的“政治思想工作”，趙、李二人再度動過回大陸的念頭，但學校當局不願放人，二人亦未再固執己見。自此，“趙元任的回國夢在伯克萊結束，而我的夢在西雅圖化為泡影。事情的結局總是這樣。”李方桂後來如是說。
李方桂飛抵美國弄錢去了，在李莊的學者們卻還在為生計與復員還都之事大為犯愁。 1946年8月9日，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致函傅斯年，表示自己患病非常嚴重，無法隨史語所同事一道返京。
傅樂煥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濟南著名的耆紳張英麟。
自傅氏家族於晚清趨於破落後，傅樂煥的父親攜家離開聊城，來到濟南投靠岳父張家謀生。可惜好景不長，隨著整個國家政局崩潰，張家也一步步走向沒落。樂煥的父親雖在先人的餘蔭下躋身於紳士階層，然而隨著家庭破敗和生活的拮据，再也沒有紳士風采與派頭了。當時在濟南的傅家可謂上有老下有小，不僅樂煥有胞弟樂忻、妹妹樂淑，另外還有孀居的嬸娘與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當時的社會風俗和道德理念，那些所謂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頓沒下頓，也不肯把困難透露給外人，只有悄悄變賣家中的衣物維持生活，更不肯赧顏向親友借貸求援。 ——這與半個世紀之後“文革”結束，特別是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世人為“求生存、圖發展”，皆如春天出洞之蛇鼠爭相從親友或國家銀行想方設法賒金借銀，且越多越榮耀光彩，而一旦折本便不想還貸，溜之乎也，讓對方呼天搶地滿地亂滾莫之奈何的道德觀念與行事準則大不相同。像當時的傅樂煥家族，更多了一層顧慮，怕家人出面借貸，有失傅家和樂煥的外祖父張家家族的體面。在這種處境下，樂煥的父親既不能仰事俯畜，盡當家人的責任，又無法周旋於親朋好友之間以引橋補路渡過難關。在長期窮困潦倒而看不見點滴希望與光明的境況中，樂煥的父親終於忍受不住物質與精神雙重擠壓與煎熬，對人生徹底絕望，遂於1929年年關即將到來時，在雪花飄零的夜晚，獨自來到濟南火車站旁一個小賣店，用兜里僅有的三元錢打了二兩白酒，買了一袋平時最愛吃的鹽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進肚中，而後藉著酒勁，迎著刺骨的寒風和飛舞的雪花，踉踉蹌蹌爬上了碎石與木樁鋪就的路基，臥軌自殺。噩耗傳出，傅家老小悲慟不已。時年16歲、正在初中讀書的傅樂煥，突遭如此慘痛打擊，心情更感苦痛，待堅持讀完初中，已無力繼續升學。此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已遷入北平北海靜心齋，傅斯年聞訊，顧及同族親情，於1930年把傅樂煥叫到北平，以勤工儉學的性質讓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語所抄寫員（南按：時傅尚未與俞大綵結婚）。與此同時，為了弟弟妹妹能夠繼續讀書和維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樂煥主持把濟南濼源門外好一點的住宅賣掉，全家遷居城裡歷山頂街南頭大灣街一個小巷的貧民窟艱難度日。
身兼管家和抄寫員的傅樂煥在北平的日子並不輕鬆，對於一個初中剛畢業的學生而言，置身於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同事、朋友之間，就需頭腦靈活，事事加倍小心謹慎，處理好各方面的關係。否則飯碗不保，未來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設想。好在樂煥是個聰明伶俐又有志氣的青年，除了把工作與人事關係處理得井井有條，還擠時間刻苦自學，終於得到了傅斯年的賞識和信任。 1932年寒假後，在傅斯年支持下，樂煥得以到北平私立立達學校高三年級就讀，並於暑假前拿到了高中畢業證書，同時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其時，傅樂煥在濟南時一個叫嚴薇青的初中同學也考入北大歷史系，兩個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平時傅樂煥還要經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務，以便取得經濟上的資助。據嚴薇青回憶：“從一些生活細節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氣可能不小。比如有一個初冬下午，我和樂煥約好，跟他到西鐵匠營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樂煥原來的房間。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樂煥屋裡頭坐了一會兒，他帶我去看傅的書齋兼客廳。那是三大間北房（樂煥住的就是最西頭的一間耳房），房內雖是舊式的方磚鋪地，沒有地毯，但是打掃得非常乾淨，寫字台上也是一塵不染。書櫥裡絕大部分是外文書，而且是物理方面的。據樂煥介紹，傅斯年出國最初學的是物理。等我看過出屋的時候，樂煥小心翼翼地又仔細檢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進屋的痕跡，而後才把門關好。傅斯年的衛生間在院內西南角上一座小屋裡，也是抽水馬桶。由於沒有暖氣沒備，屋裡生著爐子。在我用過並沖洗之後，樂煥又重新沖洗、檢查一遍。從樂煥這些細心檢查的活動來看，傅斯年對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過去為這些瑣事發過脾氣，所以樂煥才不厭其煩地一再查看。同時也說明過去樂煥住在他家，大概總是提心吊膽，看來這家主人並不是好伺候的。”嚴薇青還說：“有一次，一個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學來看我們，當我談到想家、想濟南時，他說：“你不過是想家，樂煥卻是'掛家'，掛著家裡如何生活。 ”這一說法在嚴薇青看來“是十分中肯的”。1936年，傅樂煥於北大歷史系畢業，進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歷史組工作。抗戰爆發後，陪傅斯年的母親先入安徽鄉下避難，而後轉長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親沒有逃出來，在暴跳如雷的同時，當場扇了兩個侄子耳光事，其中一個就是傅樂煥（南按另一個是傅樂成，後去台灣成為著名歷史學家）。史語所遷昆明，樂煥隨往，並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讀碩士研究生，與逯欽立、楊志玖、張政烺、鄧廣銘等友善。後來楊志玖在南開大學任教時曾對他的弟子們提及在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讀書時的情景，說昔日眾所推服的同窗中，傅樂煥不苟言笑，鄧廣銘（字恭三）頗恃才傲物，張政烺則書生氣十足。為此，同學們則取笑說“樂煥不樂，恭三不恭，張政烺不懂政治。 ”每講到這些在弟子們看來並“不太逗樂”的往事時，楊氏的臉上就會蕩起孩子般的笑容，且還嘿嘿地笑出聲來，眼睛也在鏡片後瞇成一條縫，似乎又回到了那難忘的讀書時代。
當史語所遷李莊後，傅樂煥以副研究員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從事宋遼金元史的研究。 1942年發表了著名的《遼代四時捺缽考》，以遼帝春山、秋水等行跡為主線，對有關地名進行了全面考察，這篇文章的問世，對了解遼代的疆域和地理狀況具有重大價值。由於這項研究成果在歷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貢獻，榮獲中央研究院頒發的楊銓獎金。
傅樂煥在李莊時，他的老母仍在濟南，妹妹傅樂淑則在昆明西南聯大歷史系讀書。樂煥掙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寄往昆明與濟南，以盡家中長子之責。時濟南已淪陷，連寄款的線路都成了問題。據樂煥的同窗好友、時在濟南一所中學高中部任教的嚴薇青說：“這時樂煥的母親來找我，說是樂煥來信，讓商量一個從後方寄錢來濟南的辦法。以後通過我父親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親戚，讓樂煥設法把錢交給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數送錢給柳老親戚家，柳老在濟南接信後再如數把錢給我，我再轉交樂煥家裡。這個撥款的辦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戰勝利。”
1944年秋，國民政府鑑於抗戰勝利有望，為在日軍投降前進入山東，掌控政局，乃任命曾任山東省教育廳長的何思源為山東省政府主席，到敵後發展組織。何思源上任後，有一次與傅斯年在重慶見面，傅想起侄子傅樂煥一家在濟南的窮苦，便托這位北大與柏林大學同窗、五四運動時代的好友，就近照顧一下傅樂煥的家人。何思源自是應承照辦，遂經常派人探望一下，到了過春節的時候，又派人送傅家麵粉兩袋。後來感到傅樂煥家中日子過得實在艱難，何思源又以“主席私人所送”及“抗屬某某之費”的名義，撥給傅樂煥家二十萬元以示救濟。消息傳到李莊，傅樂煥深感不安，特於1945年3月27日致函傅斯年，說明情況並擬請何思源的堂弟何茲全代為轉還這筆錢。
因李莊醫療條件缺乏，加之長期焚膏繼晷攻讀著述，傅樂煥患上了嚴重的心髒病，以致到了返京之日，由於病情極其嚴重而無法隨返。唯恐耽誤全所集體回遷，傅樂煥於1946年4月9日致函傅斯年，說明病況，並表示“侄如能走，自將隨同東返，如事實上必不可能，止有暫留。如果暫留，擬請研究所改發半薪”。幾個月後，傅樂煥的心髒病並未好轉，當傅斯年最後一次回到李莊時，探視傅樂煥病情。望著侄子蓬頭垢面，骨瘦如柴的病相，念其早年喪父，命運多蹇，流徙西南而只能翹首北望，家有老母卻不能即行相見，不禁潸然淚下。確認在短時間內無法回京，萬般無奈中，只好托李莊鄉紳羅南陔在鎮內找了個稍好一點的房子，為其日後養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