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李約瑟來到門官田見到這位著名的社會學家陶孟和時，陶正沉浸在失去愛妻的巨大悲傷中未緩過勁來。而與沈性仁生前相識相知的好友，除了陶孟和所在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同仁，包括金岳霖、林徽因等一批自由知識分子，在為沈氏不幸命運扼腕的同時，也陷入物傷其類、兔死狐悲的淒涼之境。
當年浙江嘉興的沈家兄弟姐妹四人，其學識風度，海內外景仰。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熱衷於社會改革，辛亥革命時曾在上海組織女子軍事團，抗日戰爭中又創辦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憶錄》二冊，頗受史家青睞。性真的丈夫乃國民黨元老黃郛，辛亥革命時，黃推陳其美為都督，自己出任都督府參謀長兼滬軍第二師師長，其間與陳其美，外加滬軍第二師第五團團長蔣介石結為拜把子兄弟。北洋時期，黃以教育部長身份，暗中助馮玉祥倒戈，發動了著名的“北京政變”，軟禁了大總統曹錕，驅逐末代皇帝溥儀於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轟動中外的大事。自此，黃郛時來運轉，代理內閣總理，並攝行總統職權，達到了一生的權力頂峰。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後，黃郛又被蔣介石任命為上海特別市市長、外交部長和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等要職。
沈性仁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三是她的弟弟沈怡，最後是小妹沈性元。沈氏家族的這四個姐弟，頗似宋氏家族的四姐弟，各自有著不同的政治抱負、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沈性元丈夫錢昌照（字乙黎），出生於江蘇常熟書香門弟，早年赴英國留學，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牛津大學，師從拉斯基、韋伯等著名學者，並與他的學長陶孟和一樣深受費邊社的影響。學成回國後，在同鄉張謇的引薦下用一年時間遊歷了半個中國，拜訪了當時掌控中國大局的張作霖、張學良、閻錫山、吳佩孚、孫傳芳等實力派人物。不久，錢昌照與才高貌美的沈性元小姐訂婚，因沈氏家族的關係，通過黃郛結識蔣介石，並很快受到蔣的重用。錢昌照先後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國防設計委員會副秘書長；資源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等職。內戰爆發，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之時，錢氏悄然出走香港。 1949年後從香港轉歸大陸，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職。生前留下了一部《錢昌照回憶錄》，於他去世10年後的1998年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內容雖然簡略，但信息豐富，為治民國政治、工業和教育史不可忽視的重要資料。從這部回憶錄中可知，在名噪一時的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開工之前，不只是國內的名流之後、黃炎培之子黃萬里教授極力表示反對，海外也同樣傳出了極富前瞻性和高智商的不和諧之音，而發出這一聲音的就是錢昌照的內兄、沈家的老三以及早年畢業於同濟大學，後留學德國的水利專家沈怡。
沈怡在留德期間專門研究黃河治理，20世紀30年代歸國後從政，曾任上海工務局局長、資源委員會主任秘書兼工業處處長、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南京特別市市長等職。沈怡對黃河治理情有獨鍾，1946年夏，在南京市特別市長任上，仍沒有忘記黃河治理問題，曾專門組織黃河顧問團考察黃河流域，並聘請三位美籍顧問前來考察（包括薩凡奇、柯登等著名水利專家，藉此機會第二次到國民黨擬建的三峽工程壩址查勘地形地質）。 1948年，沈怡出任聯合國遠東防洪局局長，駐泰國數年，領導治理湄公河。再後來，沈怡去台灣，曾任國民黨當局“交通部”部長，任職6年。後因派系傾軋，元老派失勢，沈氏受到少壯派排擠，乃改任“駐巴西大使”，未久離任僑居美國，1980年去世，享年79歲。沈氏著有《水災與今後中國之水利問題》、《黃河年表》（1934年出版）、《黃河問題》（1935年出版）等專著，是中國為數不多的水利專家和市政工程專家。 1979年，沈怡被診斷患癌症，希望他僅存人間的胞妹、時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昌照夫人沈性元前去探視。沈性元得電並徵得有關部門同意後，赴美探望。行前受水利部之託，將長江“三峽計劃”的資料帶去，徵求這位水利專家對建造大壩的意見。當沈性元把資料取出時，沈怡卻拒絕閱看，他說：“當年建造黃河三門峽大壩時，我在國外撰文認為乾不得，中蘇專家不聽，鬧成笑話。我又何必操心呢？”沈性元怕回國後不好交差，一再婉轉相勸，並說“祖國尊重專家，遠在國外還鄭重徵求（意見）”云云。沈怡才勉強看了一下資料，寫了幾條意見讓胞妹帶回國內。第二年，沈怡就去世了。
當年沈怡反對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具體意見如何，是否為國內高層和專家學者所了解，不得而知。有研究者後來推測，“在當時，即使他的意見為國人所知，大概也會當作潛伏在國外的階級敵人的惡毒攻擊，反而會增加主建派的砝碼”。事實上，許多政治化的工程都是如此的命運。沈怡生前還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5年後於台灣出版，其中對錢昌照的政治生涯特別是晚年的生活多有批評。
作為民國時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學歐美，在“五四”時期，其翻譯戲劇作品《遺扇記》於《新青年》發表。此劇後來被譯為《少奶奶的扇子》或《溫德梅爾夫人的扇子》，曾搬上舞台演出。這是外國話劇最早的白話語體翻譯劇本之一在中國發表，也是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源頭。正是在這一探索性成果的基礎上，才產生了波瀾壯闊、影響深遠的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此後，沈性仁與徐志摩共同翻譯了《瑪麗·瑪麗》等文學作品，引起文化界廣泛關注，特別受到一代才女加好友林徽因的激賞。
除文學戲劇，沈性仁對社會經濟問題亦有較大興趣，1920年，他與丈夫陶孟和合譯的《歐洲和議後的經濟》（凱恩斯著）被納入《新青年叢書》第六種出版。荷裔美國科普作家房龍的成名作《人類的故事》於1921年出版後僅4年，就由沈性仁翻譯成中文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5年），在中國掀起了一股經久不衰的“房龍熱”。後來成為著名報人、作家的曹聚仁曾回憶道：20年代在候車時偶然買到《人類的故事》中譯本，於是，“那天下午，我發痴似的，把這部史話讀下去。車來了，我在車上讀。到了家中，把晚飯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讀，一直讀到天明，走馬觀花地總算看完了。這五十年中，總是看了又看，除了、，沒有其他的書這麼吸引我了。我還立志要寫一部《東方的人類故事》。歲月迫人，看來是寫不成了。但房龍對我的影響，真的比王船山、章實齋還深遠呢！”
儘管曹氏沒有談及沈性仁的翻譯之功，但若沒有沈氏的努力就不會有中國人如此快捷地看到《人類的故事》並大受影響，這一事實想來曹氏是不會否認的吧。
當年徐志摩自海外歸國，在北平發起了一個文學沙龍——新月社，常來石虎胡同7號新月俱樂部參加聚餐會和活動的人物有胡適、徐志摩、陳西瀅、凌淑華、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語堂、張歆海、饒夢侃、餘上沅、丁西林等一大批大學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黃子美、徐申如等企業界、金融界人士，另有梁啟超、林長民、丁文江、張君勱等資格稍老的社會、政界名流，可謂一時俊彥，大有“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之聲勢。據當時參與者回憶，這些出身背景、年齡、興趣和職業不盡相同的人物，所談話題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到文學，駁雜多樣，所關心的問題也不盡一致，雖然來俱樂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樣的。
就在這一時期，沈性仁與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胡適，甚至生性靦腆的朱自清等男性文人學者，相識相交並成為要好的朋友。後來，隨著梁思成、林徽因由東北大學返平，住北總布胡同3號以及“太太客廳”的形成，陶孟和與沈性仁便成為“客廳”中的主要賓客。冰心的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裡邊的“科學家陶先生”，指的就是陶孟和——假如一一對號入座的話。
對於沈性仁高雅的儀態與美輪美奐的容貌，作為女性的林徽因既羨且佩，而對林徽因傾羨、愛戀了一輩子的金岳霖，初次見到沈性仁時，即驚為天人，大為傾心動情，平時不作詩的老金，一反常態地作起愛情詩來，並在題贈沈性仁的一首藏頭詩中寫道：
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蘭香靜處風。
老金以婆娑的竹影與蘭花之香來比喻“性仁”風采麗姿，其傾慕艷羨之情溢於表裡。
被譽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唐德剛語）的胡適，曾主張作為一個具有現代知識的人，就需要有幾個女友，因為男女之間在觀察處理事物、性情陶冶方面常有互相彌補的益處云云。他在1918年4月5日由北平寫給家鄉母親的信中，說到當日應邀在丁（文江）先生夫婦家吃飯，同席有陶孟和及其未婚妻沈性仁，還有另外一位沈女士，大家在一起聚談。然後說：“我在外國慣了，回國後沒有女朋友可談，覺得好像社會上缺了一種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幾個月，只認得章行嚴先生的夫人吳弱男女士。吳夫人是安徽大詩人吳君遂（北山樓主人）先生的女兒，曾在英國住了六年，很有學問。故我常去和她談談。近來才認得上面所說的幾個女朋友。”無論是此前還是之後，胡適都需要有女朋友助談，特別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而沈性仁正是他心中所謀求渴望做異性朋友的絕佳人選。
或許生性過於靦腆，或許心中過於憂傷，在清華任教的文學家朱自清，每見到漂亮或心儀的女人，都有精細的觀察，且在日記中有簡約記載。如：
1924年9月5日，由溫州乘船赴寧波任教。 “船中見一婦人。臉甚美，著肉絲襪，肉色瑩然可見。腰肢亦細，有弱柳臨風之態。”
1932年8月16日，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處，遇鄧明芳女士，頗有標格”。 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楊今甫處午飯，飯後論《啼笑姻緣》及《人海微瀾》。 “旋陶孟和夫婦來，陶夫人餘已不見數載，而少年似昔，境遇與人生關係真巨哉。”
朱氏記載的陶夫人即沈性仁，“少年似昔”，當是指已近中年的沈氏美貌風采均不減當年，仍是妙齡春色，甜怡透人。而不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俗世比喻。從這句頗為含蓄的隱語中可窺知沈性仁當年奪人心魄的高雅氣質和朱自清內心艷羨動情的波光流影。
一切都如朱自清筆下的荷塘月色般悄然流逝。抗戰爆發後，沈性仁隨陶孟和開始了流亡生活。幾年的戰亂與生活困苦，使她的身體受到巨大耗損，生命在磨難中一點點走向消亡。
自從社會科學研究所由昆明遷到李莊後，由於環境和氣候的變化，特別是如德國人王安娜博士曾說過重慶一帶的環境一樣，由於川南一帶含硫量很高的煤塊燒出來的煤煙混在一起成了煙霧，而這些瀰漫著硫黃味的濃煙整日徘徊於李莊及周邊地區上空不散，與林徽因的遭遇幾乎相同，沈性仁也患了嚴重的肺結核，且日甚一日，幾度臥床不起。陶孟和想方設法為其醫治，但鑑於李莊缺醫少藥的現狀，陶氏本人甚至同濟大學道業高深的醫學教授都深感無能為力，只有看著俏麗文靜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942年秋，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組織一個考察團去西北各地旅行，並有在蘭州設點的打算。陶孟和聞訊，找到連襟錢昌照，讓沈性仁順便搭車去蘭州治病。當時沈怡正在蘭州，而陶孟和也正進行社科所蘭州分所的籌備，他認為自己或許很快就能率部分人奔赴蘭州，所以讓夫人先走一步在其弟處落腳治病。在陶、沈夫婦看來，西北空氣比李莊清爽得多，對患有肺病之人大有益處，加上蘭州城的醫療條件更是李莊沒法相比的，因而沈性仁毅然奔赴西北而去。意想不到的是，這一去竟成永訣。 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在蘭州撒手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