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學者們於貧困、寂寞中，蟄伏在山坳裡默默做著案頭工作時，一位高個頭、大鼻子、藍眼睛的“老外”，來到了李莊，使揚子江頭落寞的古鎮掀起了略帶鹹澀味的微波。這個“老外”便是後來以《中國科學技術史》為中國學術界廣為人知的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科技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像大多數事業有成的人物留下的傳記一樣，在愛爾蘭成長起來的李約瑟，也屬於聰明好學之士，1922年畢業於劍橋大學，1924年獲該校哲學博士學位。未來的日子，李約瑟以研究生物化學聲名鵲起，37歲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曾經轟動一時的生物化學與胚胎學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學胚胎學》、《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均在40歲之前問世。
可能與人的性格或天性有關，據李約瑟自己介紹，求學時代的他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般對科學史發生了濃厚興趣，後又把目光漸漸移向東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1922年夏天，剛從劍橋大學岡維爾——基茲學院畢業不久的李約瑟，無意中讀到一位中國留美學生用英文在《國際倫理學雜誌》發表的一篇《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的論文。文中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科學，“是因為按照它自己的價值標準，它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來，如果中國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製天而不頌天的思想，那早就產生了科學。”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後來任教清華、西南聯大、北大，並在“文革”期間跟在江青高翹的屁股後面一度呼風喚雨的馮友蘭。當年的李約瑟讀罷這篇奇文，於驚奇不解中生髮出一系列感慨：許多年來，自以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的無知、蔑視與偏見，以霸道甚至是渾蛋的邏輯搞出的所謂“歐洲文明中心論”與“中國文明西來說”等一系列偽學說，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已是極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難道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承認中國有過科學？ ！該文闡述的觀點與自輕自賤的“小賤人”做派，對李氏的精神產生了極大刺激，文章的作者馮友蘭的大名，也一併長久地積存於他的記憶之中。
1937年11月，中國的淞滬抗戰最為悲情壯烈之時，三位中國留學生來到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門下拜師學藝，分別是燕京大學的沈詩章、金陵大學的王應睞和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一位南京藥商的女兒魯桂珍。三位黃皮膚的年輕人不僅給李約瑟帶來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還給他帶來了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堅定信念。這位大鼻子、藍眼睛的“夷人”，於人生中途突然轉向了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研究，而這一抉擇，與他和中國學生，特別是早年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理學院、時年33歲的魯桂珍相遇有極大關係。對於李、魯建立的友愛之情，李約瑟本人曾在多種場合坦承地表示過，魯桂珍晚年也同樣不謙虛地“笑納”了。比魯桂珍大3歲的李約瑟，先是愛慕魯的美貌和她一顰一笑所展現的典型東方大家閨秀的風韻，連帶地引發了他熱愛中國文化的強大衝動與興致。而對中國文化強烈的喜愛，又促使李約瑟提出並思考一系列問題，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中所言：“我對他們的了解越深，我與他們的思想就越相接近，這就導致我尖銳地提出一問題：為什麼在公元1—15世紀的漫長歲月裡，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比西方更為有效並遙遙領先？中國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及其貢獻？為什麼中國的傳統科學一直處於原始的經驗主義階段，而沒能自發地產生近代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這一連串的疑問，就是後來世人津津樂道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Puzzle）的雛形。
既然疑問佔據了李約瑟追求真理與科學精神的心靈，就要設法去解答、破譯，於是，李約瑟自內心深處發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對此，李氏說道：“我深思熟慮地用了這個詞，因為頗有點像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命運使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國文化價值和中國文明這方面來。”
《聖經》上說，猶太教徒掃羅在前往大馬士革的途中，忽然被一束強光罩住，並受到耶穌的責備。此後，掃羅反省了三天三夜，耶穌派了亞拿尼亞去看望掃羅。從此掃羅皈依了耶穌，並改名保羅，成為耶穌直接挑選的使徒。李約瑟形容自己的這種轉變“頗有點像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墜入中華文化的'愛河'”，“對漢語、漢文、漢字和自古以來傳播於中國的思想，產生了激情。它們把我引入了一個我以往一無所知的新天地”。
正是這一思想和學術價值觀的轉變，使37歲的李約瑟開始向魯桂珍和劍橋另一位著名漢學家古斯通夫·哈隆（Gustav Halouu）發憤學習漢語，並渴望在有生之年破譯這個“李約瑟難題”。當魯桂珍即將畢業離開劍橋時，李約瑟與她合寫了第一篇中國科學史論文，並相約：今後決心要在這方面做出一番事業，猶如羅馬國會上主張“迦太基不滅，我們就要被滅亡”的誓言一樣。
此時的李約瑟立志要寫出的是“一冊過去西洋文獻中曠古未見的關於中國文化中的科學、技術和醫藥的歷史專書”，並通過這部著作，解開這個令人困惑的難題——這就是後來震動世界，由最初的一冊而延伸到30多卷冊的皇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得以問世的胚芽。 1942年秋，英國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最為重要的轉折時刻，決定派遣一批著名科學家與學者赴中國考察訪問並給予人道主義援助。作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兼及初通中文，並對東方文明懷有濃厚興趣的李約瑟有幸被選中，他與牛津大學的希臘文教授ER多茲（ERDodds，又譯為道茲或託德斯）組成英國文化科學使團，前往中國。 1943年3月，李約瑟與幾位同事從印度加爾各答經中國與外界相連的唯一通道——著名的“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進入雲南昆明，自此開始了長達4年的在華考察生涯。
在昆明逗留期間，李約瑟訪問了西南聯合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天文、化學和工程研究所，並為這幾家機構輸送了部分圖書、儀器等緊缺物品。
3月21日，李約瑟一行由昆明飛往重慶。翌日一早，前往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拜訪總幹事葉企孫，討論戰後中國與歐洲科學合作事宜。其後與當時正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政治、科學、教育、文化界大員吳鐵城、陳立夫、王世傑、翁文灝、張道藩、蔣廷黻、蔣夢麟、朱家驊、梅貽琦等人分別作了晤談。受朱家驊聘請，李約瑟與ER多茲出任中央研究院通訊研究員。在英國駐華大使西摩的理解和支持下，這年6月，通過中英政府的共同努力，在重慶成立了中英科學合作館，李約瑟出任館長，辦公地點設在英國駐華使館一側的平房內，人員由6位英國科學家和10位中國科學家組成。
就在這個機構組建時，李約瑟因對昆明和重慶幾所大學與研究所的訪問，越發感到中國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埋藏在心中的陳年舊夢開始復蘇，他找到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陳立夫，陳述自己除承擔的中英文化交流工作，還有一個研究中國古代科學的計劃，擬在自己最感興趣的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科學思想及其人類文化史上的價值方面，做深刻比較、研究，寫一部專著，名為《中國的科學和文化》（南按：即後來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陳立夫聽罷，“以其所志正獲吾心”，當即表示讚賞與支持，並鼓勵道：“這個計劃非常好，這本書由你寫比我們寫好，因為你不是中國人，由一個非中國人來談中國事物所編寫的書必然有更大的價值。”為配合李約瑟這一工作計劃，陳立夫許諾政府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全力支持。出於對這位外國學者所立志向的敬重，陳立夫還當場贈給李約瑟前後《漢書》各一部。事隔42年，李約瑟訪問台灣時，還未忘記就贈書一事再次當面向陳氏道謝。
李約瑟的研究計劃，曾遭到部分在華外國集團勢力反對，其中反對最激烈的就是當時在重慶的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官員、後來成為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的費正清。據費氏回憶，他當時“曾和李約瑟就他對中國科學技術的研究計劃進行過激烈的爭論”。這個爭論一直持續到後來在羅馬召開的第12屆歷史學家代表大會。不過當時的李約瑟並沒有把這個政客學者費正清放在眼裡，更不顧及費正清無休止的囉唆與胡言亂語，外加行動上的為難與阻撓。既然決心已定，又有中國政府要員如陳立夫、朱家驊、翁文灝等名流大腕強力支持，一個小小的美國文化官僚與政客費正清又何懼哉？李約瑟決定立即行動起來，向自己的既定目標奮進。 1943年初夏，李約瑟帶上助手，開始了中國西南地區的考察，從而有了與中國科學、教育界人士接觸交流的機緣。
李約瑟一行到達成都不久，正逢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哲學系教授馮友蘭受邀在成都華西壩幾家大學講演。在一次演講中，馮友蘭聲稱：道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道的唯一不極度反對科學的自然神秘主義云云。當時李約瑟正與助手坐在來賓席上靜心聆聽，面對馮友蘭的面孔與聲調，李約瑟忽然記起這個呈慷慨激昂狀的人，就是20年前在《國際倫理學雜誌》上公開放言中國沒有科學的那位中國留學生馮某，遂當場產生輕視之意，對其學說不以為然。這個時候的李約瑟已經開始認識到，真實的中國道教文化與馮氏所言恰恰相反，道教是非常贊同科學的，可以說是科學的啟蒙老師。
5月3日下午，借華西協合大學邀請演講的機會，李約瑟於該校體育館以《科學與社會》為題作了演講，並針對馮友蘭的學說特別提出：“科學是人和人的合作，以及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而累積起來的結果。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曾對科學有所貢獻。在遠古時代，埃及、巴比倫、中國和許多地中海國家，都對數學、天文、醫藥、化學及地質有過貢獻。在這些科學中，古代中國對煉丹術及在工程方面貢獻特別偉大。”按李氏的說法，“煉丹術”這個名詞就發源於中國。當時尚在成都的馮友蘭是否前往聽講不得而知，但從翌日《中央日報》引用一個學生的筆記所作的報導看，這個夾帶著對馮氏學說反擊的演講頗受聽眾歡迎，以至當李約瑟“結束他的演說後很久，似乎還有餘音繞樑之慨”。
隨著李約瑟對中國古代文明和科技成果有了更多、更進一步了解和認識，他開始在論文中公開提出：中國文化技術中，“哪裡萌發了科學，哪裡就會尋覓到道家的足跡。無論你在哪裡發現煉丹術或古代化學，你就能在哪裡發現道家的影子，他們總是在那裡——煉丹房裡進行著世界上最早的科學實驗”。如晉代的葛洪，被李約瑟稱為“他那時代最偉大的煉丹家和中國最偉大的煉丹術作家”，葛氏所著的閃耀著科學思想光輝的名著《抱朴子》，極富科學哲理地探討了通過人為的方法來延長壽命或達到物質不朽的可能性。而整個道家思想體系，直到今天還在中國人的思想背景中佔有至少和儒家同樣重要的地位。這是一種哲學與宗教的出色而極其有趣的結合，同時包含著“原始的”科學和方術。它對於了解全部中國科學技術是極其重要的。處於對中國道教的推崇與迷戀，李約瑟取了“十宿道人”等三個道號，自詡為“榮譽道家”。李氏在論述道家對古代科學技術的貢獻時，沒有忘記對20年前的馮文舊事重提，並毫不客氣地對馮友蘭那篇《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進行尖銳批評，稱之為“年幼的悲觀（YouthfulPessimism）”，同時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人並非如馮友蘭所斷言的對外界自然無興趣”等。 1943年6月4日，李約瑟完成了對四川成都、樂山一線幾所大學與科研機構的訪問，在戰時遷往樂山的武漢大學石聲漢教授陪同下，與助手黃宗興及秘書等人於五通橋搭乘一條鹽船沿岷江漂流而下，於次日下午到達李莊碼頭，隨之進入坐落在李莊鎮中心禹王宮的同濟大學校本部進行考察交流。
同濟大學自昆明遷川，主持籌劃和負責大局工作的是在教育界頗具聲望的校長周均時。周氏早年在德國柏林工業大學留學時，與第二次赴德留學的朱家驊同學，期間還結識了陳寅恪、傅斯年、俞大維，甚至後來的中共領導人朱德等勤工儉學的留學生，並與之結為好友。 1924年，周氏歸國，先後執教暨南大學、中央大學、重慶大學。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週均時臨危受命，擔任同濟大學校長並負責大學南遷事務。無論是同濟大學在昆明還是在李莊期間，週均時按照同濟是中國唯一一所用德語教學的高等學府，並肩負溝通中德文化交流重大使命這一特點，積極主張在抗戰期間仍然要盡可能地吸取德國的先進科研成果，為國家培養堪當大任的實用人才。只是好景不長，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香港等地相繼淪陷，國學大師陳寅恪生死不明，西南聯大爆發學潮。消息傳到李莊，與陳寅恪在歐洲留學時期交情甚厚的周均時，頗為孔氏家族的霸道與陳寅恪等文化知識界人士的命運不平，遂以激憤之情，親自鼓動、帶領同濟大學師生上街遊行，共同聲討“飛狗院長”孔祥熙及家人的惡行，並將同濟大學的行動和言行通電全國。在重慶的蔣介石通過孔係人物暗中相告與挑撥，大為惱怒，認為周氏煽惑學生，有意給當局製造難堪。一氣之下，便通過陳立夫把持的教育部，撤銷了周的同濟大學校長職務，調任重慶大學教授兼工學院院長，同濟大學校長一職由剛從德國歸來不久的丁文淵接替。
丁文淵（號月波）乃原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文江的四弟，江湖上號稱丁老四。 1920年畢業於同濟大學醫科，後留學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醫學院並獲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參議，考試院參議，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參事等職。珍珠港事件後，隨著中國對德、意、日法西斯邪惡軸心國宣戰而被招回國內，代替週均時來到李莊出任同濟大學校長。儘管丁文淵和丁文江屬於同胞兄弟，但無論是當時還是之後，這位丁老四在學問和為人處世等諸方面，都無法與著名的“丁大哥”相提並論，尤其是人品道德，可謂與“楷模”丁文江背道而馳，被世人廣為詬病。
丁文淵一到同濟大學，除不遺餘力壓制正義力量和學潮，還經常乾些雞鳴狗盜、見不得人的惡事、醜事和上不了檯面的齷齪事，出任校長不到兩年，就被同濟大學的童第週、王葆仁、唐哲等24位知名教授告垮弄翻，成為教育界的反面教材和一個教訓。當時在同濟大學擔任招生委員的李清泉（李莊人）曾有過這樣一段回憶：“週均時校長是學土木工程的，曾在德國留學和工作達十八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戰柏林被圍時，他曾與當地人民同甘共苦，但對德皇威廉第二和納粹黨很反感。他平易近人，生活儉樸，雖在國外多年，卻沒有洋氣息，沒有穿過西裝，一頂舊呢帽不知戴了多少年，已成了暗褐色。他用人標準講究德才兼備，聘來的教授、講師，大多是國內的知名人士。後來接替他的丁文淵校長就與他剛剛相反，官僚架子十足，是蔣幫的一個文化特務。他在李莊郊外購有住宅，出入不管遠近都要坐轎，每天所著西裝都要換上幾次，一副假洋鬼子像。對比之下，印像很深。解放後我才知道周均時校長自李莊卸職後回到重慶，即被蔣幫把他關在中美合作所，於1949年殺害。雖已事隔多年，思之令人淒愴不已。”
李清泉回憶此事時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難免沾染了那個時代的特徵。從其他旁證材料看，丁文淵在李莊同濟大學的所作所為，令大多數有正義感的師生深惡痛絕應是事實，但要說是一個“文化特務”，還沒有足夠的資料加以認定。週均時離開李莊赴重慶後，亦沒有被關押，仍在重慶大學任教，後被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繼而遭槍殺，是1949年的事情。一個剛正不阿的著名學者最後竟慘死在蔣系特務的槍口之下，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