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陳寅恪南北呼應的是，此時身處北國的汪籛早已不是“又紅又專”的“黨內專家”和著名馬列主義新史學的帶頭人了。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身份勸說陳寅恪北歸任職無功而返，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學教育界高層人士的信任，同時被當局認為是三國時代盜書的蔣幹——兩面無功式人物，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輕視。汪氏本人弄了個灰頭土臉，從政治的高空墜入低谷。而自郭沫若於1958年公開點名批判陳寅恪時候起，作為陳門弟子的汪籛隨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來自同一戰線革命戰友的批判和圍毆。面對突如其來的巨變奇劫，汪籛精神受到極大刺激，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大病一場後，由一個一百五六十斤重的大胖子，一下子減為不足百斤。不但掉了五六十斤肉，還差點在悠忽中登了鬼錄——這是一個信號，此次的劫數，為他在七年之後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筆。
當“文革”風潮興起，汪籛這位早已失勢的原陳寅恪得意弟子，便落入造反派的“法眼”。歷史系的革命小將們特意在汪家的房門上貼上“封條”狀的大字報，以示警告，並有刁難、挑畔之意。翌日，當革命小將前來檢查時，發現大字報竟變成了幾塊碎片在地下飄搖。
關於這一變故有兩種說法：一說大字報是被風自然吹掉的；另一種說法是汪要出入房門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報撕扯下來。憤怒的革命小將見狀，開始譴責汪出於仇視“文革”而故意破壞搗亂，企圖阻止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事情很快告發到中央“文革”駐北大工作組，工作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來，命令他當面向昔日的學生、今日的文化革命“英雄們”認錯並回去把大字報貼好復原。汪籛只得在造反派的看押下按工作組的要求一一照辦，但他的內心卻無法忍受“革命者”對自己這位“黨內專家”的羞辱。或許是“士可殺，不可辱”的古老教義和內心的道德律在不斷敲擊著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當天夜裡，汪氏壓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發，於不能自製和難於擺脫中打開家中備藏的殺蟲劑“敵敵畏”喝了下去（其時家人住城內）。未久，“敵敵畏”毒性發作，汪籛痛苦不已，開始在家中號叫並且以頭撞擊牆壁。鄰居於漆黑的夜幕中聽到隔壁突然傳出如此淒慘可怕的聲音，於慌恐中急忙召呼眾人前來施救。但汪顯然是去意已決，早已反鎖了家門，外人無法進入。當眾人把門強行撞開時，發現他早已氣絕身亡。 ——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籛50歲。
汪氏之死，開了“文革”中北京大學教授自殺的先例。而死後被工作組定為“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的罪名。這個罪名並未阻止“自絕”者的步伐，更多的受辱者紛紛選擇了這條路。
事隔一個星期後的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園內發生了著名的“六一八事件”。
這一天，幾乎北大所有的黨政領導人都被定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揪上了“斗鬼台”。據一位目擊者事後回憶說，只見幾十名紅衛兵瘋狂地衝到中文系辦公室所在的“二院”，高聲斷喝：“把程賢策揪出來。”程是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突然聽到這一聲喊，立即意識到大事不妙，衝出門外企圖逃竄，慌忙中竟衝進了一個女廁所。正在廁所中小解的一位女職員見狀，大驚失色，但一看老程滿面驚慌，又聽到外面紅衛兵們的怒喊，立刻明白過來，快速站起一邊勒著腰帶，一邊把程擋在身後，繼而衝到門口，試圖阻止革命小將闖入。小將們追至廁所門口不見程賢策的人影，又見女職員手抓褲腰帶站在門口神色慌張，立感其中有詐，不顧女職員的阻攔，硬是衝進廁所把程抓了出來。一群人蜂擁上前揪住程的頭髮，反扭胳膊，押進一間小黑屋進行“化裝打扮”，以便送上“斗鬼台”進行批鬥。
此時酷暑已經來臨，全體中文系師生被召集到北大辦公樓大禮堂，因有外系“革命者”紛紛前來“取經”，一個容納八百多人的大禮堂被擠得水洩不通。一時間，人聲鼎沸，議論紛紛。突然外邊一聲大喊，大堂內鴉雀無聲。緊接著一聲呼嘯，程賢策被一群紅衛兵簇擁著架上了高高的“斗鬼台”。眾人望去，只見程賢策已是全副武裝，頭上戴著一頂呈鋼盔狀的白色紙帽，臉上被潑了黑紅混合的墨水。身前身後糊滿了大字報，大字報上佈滿紅叉，周邊散落著濃黑的墨汁，猶如一副生鏽的鎧甲。程賢策如同一個戰敗的逃兵，確切地說像一個犯罪後即將開刀問斬的奴隸——或許還不如，被勒令站在一條支鋪板床用的木質窄凳上，搖搖晃晃地接受批鬥。在一陣高過一陣的呼聲中，程賢策神情委靡，面如死灰，汗珠和著淚水，又伴著黑紅混和的墨汁順著面頰嘩嘩地流淌下來。未過多久，“撲通”一聲跌落於條凳之下，身旁的紅衛兵見狀，滿臉憤怒地一擁而上拳腳相加，繼而在一片革命口號的聲浪中，程賢策被連拖加拉地押出禮堂遊街示眾。
同一天，已從批鬥程賢策的革命行動中取得“真經”的紅衛兵，又很快把中文系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向景潔等抓來，推上“斗鬼台”。陣陣口號中，一學生從廁所找來一個大便紙簍，“嘩”的一下扣在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而後以拳頭和棍子猛力抽打。一革命小將掄動銅頭皮帶，只幾下就把彎腰低頭、戰戰兢兢的王瑤打翻在地。幾乎與此同時，全校的“革命者”都行動起來開始四處抓捕漏網的教授進行批鬥。程賢策的連襟、北京大學生物系講師兼總支副書記胡壽文，被革命小將捕穫後，用一根繩子套住脖子拽倒在地，然後像農民莊稼地裡拖拉一個捆起的谷個子一樣拉著就走。胡氏被拖得血跡斑斑，幾乎窒息昏死過去，當被抬到“斗鬼台”時已奄奄一息。
這一天，北京大學各系共有60多名教授被用各種野蠻的方式拉上了“斗鬼台”，遭受批鬥與毒打。因程賢策青年時代曾參加抗日青年遠征軍到緬甸作戰，被紅衛兵視為“深藏黨內的歷史反革命”和“深藏的蔣匪特務”，為了找到“特務”罪證，在程賢策被遊街示眾放回後，一夥紅衛兵又闖入他的家查抄，並把程賢策按倒床前，用席子捲起來毒打，逼其招供。程賢策被打得皮開肉綻，只能喘氣但已無力說話，紅衛兵無功而返。據與程賢策同在中文系任教的女教員樂黛雲回憶：“這一天的革命行動終於告一段落，我們都被放回了家……我去小雜貨舖買醬油時，突然發現程賢策正在那裡買一瓶名牌烈酒。他已換了一身乾淨衣服，頭髮和臉也已洗過。他臉色鐵青，目不斜視，從我身邊走過，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沒有看見我，還是視而不見，還是根本不想打招呼。總之，他就是這樣從我身邊走過，最後一次！我當時默默在心里為他祝福：'喝吧，如果酒能令你暫時忘卻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又說：“後來，我被告知我心中的那個歡快、明朗、愛理想、愛未來的程賢策就在我買醬油遇見他的第二天，一手拿著那瓶烈酒，一手拿著一瓶敵敵畏，邊走邊喝，走向香山的密林深處。”未久，人們在香山的一棵樹下發現了程的屍體，程雙手摟住小樹的底部，滿臉透著死前掙扎的痛苦，身邊不遠處倒放著一個“敵敵畏”毒藥瓶。
程賢策斃命兩個月後的8月18日，毛澤東身穿綠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約一百萬紅衛兵，再次表示支持“文革”和紅衛兵行動。此後，革命熱情越發高漲，暴力事件也隨之升級，有人被活活折磨死。 8月24日，是北京紅衛兵暴力行動掀起大規模高潮並處於失控的最為瘋狂的日子，整個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四處竄動著抄家打人、燒毀文物、沒收財產，滿臉汗水與血污混和的紅衛兵的身影。在北京西郊大學區，清華大學紅衛兵邀請清華附中紅衛兵出面，用大卡車裝了12所中學的紅衛兵來到清華大學，一面撕毀清華校園裡出現的攻擊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的大字報，一面在清華和北京大學的校園裡開始對教授展開抄家與戮殺。造反派在北大燕東園的牆上用黑色大字寫上了毛澤東所說的“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而後加以發揮創造，又寫出了“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等警句格言。
這一天，孤身一人住在燕東園30號的北大西語系英國文學教授、曾昭掄夫人俞大絪，被北大西語係紅衛兵揪著頭髮摔在地下，繼之拖到校內40樓前的“斗鬼台”參加批鬥會。俞大絪被強迫跪在台上接受批鬥。經過近一天的反复折磨，俞大絪幾次昏倒在台上，而造反派將其拖下去稍微緩解之後，又拖上台繼續批鬥污辱，直到傍晚才被釋放回家。未久，只聽“咣當”一聲巨響，一群紅衛兵把門踹開，蜂擁而入。此時俞大絪躺在床上，處於半昏迷狀態，全身腫脹疼痛，動彈不得。紅衛兵見對方並不主動起身低頭彎腰向自己匯報請罪，認為是對革命小將的大不敬，盛怒之下把俞大絪從床上拉於地下，揪住頭髮往牆上亂撞，讓其交代罪行。俞據理力爭，並斥責紅衛兵私闖民宅、無法無天等。紅衛兵們索性把俞大絪按倒在地，幾人一齊動手打她。俞大絪被打得滿地亂滾，哀號不絕，直至昏死過去，紅衛兵才將其家中的財產查抄，把值錢的東西裝上卡車拉走了事。
從閻王爺與小鬼的懷抱重新回到陽間的俞大絪，醒來時夜幕已降臨大地，想起經受的毆打與人身污辱，悲不自製，當天晚上在家中服安眠藥自殺——這是北京大學自殺的第一位女教授。
第二天，俞大絪冰冷的屍體被找上門來欲繼續將其弄到“斗鬼台”批鬥的紅衛兵發現，並報告中央“文革”北大工作組。工作組簡單了解情況，向俞大絪的丈夫、時在武漢大學接受“改造”的曾昭掄拍發電報，限其三日之內回京處理妻子的屍體，若三日不到，則拉到焚屍場火化，骨灰揚棄，財產充公，房屋收回。曾昭掄接到電報，當場昏倒，醒來後速到學校黨委請示，但得到的答復是不能回京。面對這一結果，曾昭掄無以宣洩心中的悲痛，只好獨自跑到校外一塊荒地，以頭拱地，面北而泣，直至淚盡泣血，昏死過去。
此時的曾昭掄已隱約意識到，隨著愛妻的慘死，自己的生命也將走到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