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詭譎之處還在於，就在史紹賓拋出《吳晗投靠胡適的鐵證》的當天下午四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播出中央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消息之後，接著播發了新華社另—條電訊：
中共新改組的北京市委決定：（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二）撤銷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佩雲的一切職務，並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三）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
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社論，痛斥“三家村”反黨集團，連帶地提出北京大學也是前北京市委控制的一個“最頑固的堡壘”。
此前的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了《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乾了些什麼？ 》的大字報。 6月1日，毛澤東命令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等人書寫、火藥味嗆人的號稱“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指責陸平、彭佩雲實行“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號召全國人民“堅定地、徹底地、乾淨地、全面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在大字報內容播出的當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出由江青、康生等人實際掌控的工作組進入北京大學，取代了原來的領導班子，陸平、彭佩云作為“黑幫分子”被革職查辦。
6月4日《人民日報》社論稱：“現在，北京大學已經出現了一個轟轟烈烈的革命形勢。聶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報，打響了第一炮。這張大字報在電台上一廣播，在報紙上一發表，全校人心激動，一片歡騰。無產階級革命派揚眉吐氣，左派隊伍迅速擴大。千萬張大字報，像排炮一樣，打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頭上。”
就在千萬張排炮一樣的大字報在北京大學“反動分子”頭上狂轟亂炸之時，有幾張不幸落到了歷史系教授汪籛的頭上。因了這幾張大字報，汪籛命赴黃泉，成為北京大學“文革”中第一個罹難者。
汪籛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史學系，後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拜在陳寅恪門下讀研究生。 1940年6月，陳寅恪受牛津大學之聘離昆去香港轉赴英國講學，汪氏又受鄭天挺指導，後隨史語所遷往李莊板栗坳，與張政烺、任繼愈、逯欽立、楊志玖以及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等人一起在李莊居住生活達六年之久。在讀書和做研究期間，享受傅斯年專門批發的每月30元津貼補助。據當年與汪氏同在李莊生活的同學周法高回憶：“汪籛和下一屆的研究生王永興都是在陳寅恪先生指導之下念中國中古史的，汪籛的碩士論文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關於汪在昆明、李莊時期的學習、生活狀況，周法高的評價是：“汪籛人很聰明，可是讀書沒什麼恆心和耐心，有時好多天不看書，有時好多天挑燈夜讀。這種起居無節、作息不時的習慣，不大適宜做沉重的學術研究。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顧炎武的詩句說：'道遠不須愁日暮。'胡適先生晚年時常提到這句詩，意思是說：不必愁年紀的老大，路程的遙遠，只要有智慧有毅力有恆心就可以一直向前完成大業。汪籛是屬於智慧型的，而缺少恆心，我在後來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發表。不過由於他的聰明、博學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學裡作教授，也許很叫座。在某些中國史大學教科書前面，有時看到他列名於集體編撰者之中。1954年，中國科學院曾經決定請陳寅恪先生由廣州嶺南大學到北平任歷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長，就是派汪籛去的，後來陳先生沒有就聘。”
周法高所言大體不差，就汪的才分而言尚屬人中少有的才子，只是缺了一個“恆”字，這個說法得到了資料的支持。 1942年2月6日，鄭天挺曾為汪籛留校事致函傅斯年徵求意見：
汪籛人甚聰明，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規律，用功時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時或竟數日不讀書，以故論文尚未做好。弟個人頗覺其將來可有希望，前言之湯公（用彤），欲俟其畢業後留之北大，不知兄意云何？
讓鄭天挺失望的是，汪籛隨史語所自李莊返南京後，沒有留在史語所工作，也未能進入北大，而是遠赴吉林長白師範學校教書。是否傅斯年也與周法高有同樣感受或有其他復雜的原因而沒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有據可考的是，汪籛對北方嚴寒感到極不適應，並不斷致函鄭天挺訴苦求援，希望導師能“拉學生一把”，讓自己重返北大。 1947年4月9日，汪在給鄭天挺的信中寫道：“自來吉林，十旬瞬屆。……關外奇寒，去冬特甚，經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尤甚時竟至零下三十八度。……堅冰在須，亦屬常見之景象矣。……雖燃壁爐，仍未能免［於奇寒侵襲］也。”繼而說教學工作之忙亂與生活之無趣，“益感心力交疲，精神全竭，以是亦大少研讀進益之餘暇。長此以往，心致孤陋寡聞，不能複振，寧不可哀？！故企盼吾師遇有機緣時，予以提攜為感。”最後特別強調“名義、待遇，在所不計”。
正在鄭天挺為汪籛重返北大想方設法時，汪實在耐不住長白師院的生活而捲起鋪蓋欲自行離開。當他得知陳寅恪已回北平清華大學任教後，在未受到任何機構聘用的情形下，以他固有的性格和特殊的讀書、處事方式，隻身來到陳寅恪家中要做陳的助手。陳寅恪一看這位昔日弟子如此莽撞與天真熱誠，出於同情和愛惜，便把汪氏留了下來，與從北大借調的弟子王永興共同協助陳氏著述。半年後，經陳寅恪與鄭天挺、傅斯年、胡適溝通，為照顧陳氏面子，也為了卻鄭天挺等人的一塊心病，北京大學決定聘用汪籛為副教授，並以此名義繼續做陳的助手。於是，汪籛在陳寅恪南飛之前這段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成為拿著北大薪水為清華導師服務的特殊人員。這兩年多的時日，汪籛吃住都在恩師家中，與陳寅恪朝夕相伴。而他的人生經歷也與導師相似，年近四十歲才成就婚事，在北京安了個簡單的家。
歷史賦予這對師生的最後兩年中，汪籛顯然比在昆明和李莊時期用功、用心了許多，並得到了陳氏治史方法的真傳。這個時期的汪籛不僅協助陳寅恪著述與修改、校正書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見解，並為陳氏所接受和採納。儘管在以後的幾年，汪氏像他的同學周法高所言，沒有發表太多的研究論文，但在中國史學界隋唐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受到越來越多的同行矚目與尊重也是事實。這一事實用傳記作家陸健東的說法，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汪籛公開發表的為數不多的論文，大部分都有獨創性”。據說後來汪氏也開始靜心治學，準備成就一番大事業了，可惜時不我待，“文革”不期而至。有人說，假如汪籛不是在生命的中途自殺身亡，其學問之造詣與成就並非在台灣孤島上自視甚高的周法高輩所能望其項背的。惜哉天不假年，汪氏英年早逝，遂為後繼乏人的中國史學界又添一悲劇。
1948年底，當陳寅恪與胡適倉皇離開北平南下之時，年輕的汪籛沒有排在傅斯年擬就的“搶救學人計劃”名單中而留了下來。當然，即使名單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時思想已急劇變化的他也會與恩師分道揚鑣，毅然決然地去走他的陽關大道的。留在北京大學的汪籛很快成為中共所信任的人物和新時代的寵兒，並於1952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作為北大教師隊伍中一顆騰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前身）帶職學習，很快成為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追隨者與前程不可限量的中共後備領導人才。
1953年10月，以中共延安時期有名的大才子陳伯達為主任的歷史研究委員會作出幾項重要決策：盡快在中國科學院再增設兩個歷史研究所；創辦一份代表新時代歷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歷史研究》，目的是要確立馬列主義在史學研究中的領導地位，以便更好地對人民群眾進行教育，讓中共實際控制的大陸地區人民盡快走上馬列主義這軌道上來。這個方案上報後，得到了高層人物的嘉許，著名才子陳伯達高興得三天三夜不能合眼。兩個月後，郭沫若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撰文聲稱：“學習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的研究中國的歷史”，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文化建設的新高潮云云。由於中共上層如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密切關注並不時下達一點詔諭，陳伯達、郭沫若輩未敢忽視偏居於西南一隅、遠在幾千里之外的陳寅恪的存在。鑑於陳氏在學術界的赫赫聲名與不可撼動的學術大師地位，陳、郭等在擬定的歷史研究所所長名單中，頗為識趣地作瞭如下安排：郭沫若、陳寅恪、範文瀾，分別出任第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個所的所長。
這個名單很快得到了最高當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認可，但就陳寅恪的性格和一貫提倡的“獨立之精神”，能否痛快地北返並出任所長一職，一時成為操作者們沒有把握、頗感頭痛的難題。
當年陳寅恪離開北平南飛時，據他自述，多半是因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適合南方氣候，抑或怕共產黨來了，只能吃小米，或買不到對自己嚴重失眠症至為重要的進口安眠藥云云。但據浦江清日記載：陳寅恪此前早有南行之意，“上回我為了系中同人提出添聘孫蜀丞事，特地去看他，徵詢他的意見。陳先生說，此刻時局很危，不宜在此時提出。他雖然雙目失明，如果有機會，他願意即刻離開。清華要散，當然遷校不可能，也沒有人敢公開提出，有些人是要暗中離開的。”又說：“我告訴他，都是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人未必就是俄國共產黨人。學校是一個團體，假如多數人不離開，可保安全，並且可避免損失和遭受破壞。他認為我的看法是幻想。”
陳寅恪沒有聽從浦江清幼稚的規勸，毅然為“避秦”而南飛。只是令陳氏想不到的是，隨著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他此前預想的中國再現南北朝格局的事實化為泡影，國民黨的地盤只有一個海峽阻隔的台灣。此時奉命主持史語所和台灣大學的傅斯年，數次致信陳寅恪，請其赴台到史語所與台灣大學任職。陳寅恪心理複雜，猶豫不決，始終沒有對這位老友的邀請作出答复。陳氏當時的心境與真實想法，後世研究者已很難窺知，唯可沿著歷史脈絡和陳氏性格推想的是，假如陳寅恪響應傅斯年的呼喚登船赴台，一旦孤島失守，一家老小又何以自處？而落入作為“解放者”出現的中共軍政人員之手，又情何以堪？事實上，當年與梅貽琦一起南飛的清華數學系教授楊武之，也就是後來的諾獎得主楊振寧的老爸，抵達南京後轉赴昆明接家眷到上海，迎接“解放”。當清華“解放”後，新的主人卻把他一腳踹出圈外，拒絕續聘，理由當然是他追隨梅貽琦出走的“罪過”，楊氏在清華兢兢業業服務16年的業績也一筆勾銷。此舉對楊武之極大刺激，只好留在上海，投奔同濟大學任教。經清華當權者如吳晗等人的一擊，楊武之身體很快垮了下來，1952年再轉入復旦大學任教，未任多久即因病回家休養，精神鬱悶，甚感苦痛。直到1957年楊振寧與李政道一起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後，楊武之才引起中共高層的重視，但此時楊氏已年過六十，且已退休，無法以在職教授身份實現重返清華園的夢想了。中共高層只是令有關方面對此多加照顧，並把楊振寧的岳父、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前線總指揮杜聿明將軍作為“特赦”戰犯從監獄裡放出來，以示給楊振寧一點面子和爭取的砝碼。據清華物理系教授虞昊說，楊振寧自美國退休後到清華居住，並給大一學生上課，還帶研究生，清華領導方面的邀請是一個方面，但楊的內心深處還是埋藏著實現父親重返清華園的未竟之夢。楊振寧之由美國返清華，實則是楊武之心願的一個延續。 ——當然，這都是後來的事，至於楊在清華以82歲高齡抱得一個28歲的美人翁帆歸，則與楊武之的夢想沒有關係了。
當年楊武之被清華新貴拒之門外的事實，由北平南飛的陳寅恪一年之後才從朋友處得知。此時陳氏的心境是，既感到國民黨不可靠，對共產黨也不太感冒。正是因了這一系列的緣由，蟄居於嶺南大學的陳寅恪於天崩地裂的最後時刻，在去留之間再次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最後還是在“一動不如一靜”的心理作用下，於觀望中沒有邁出生命中的最後一步。而台灣方面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第一組主任之職仍虛位以待，雖指定由勞榦代理，但一直不能“真除”，直到陳寅恪於1969年去世，史語所同仁為陳氏開過紀念會之後，勞榦才正式繼任此職——此為一種期待，更是同仁們對陳寅恪人格學問的尊敬。
國共兩黨在大陸正式翻盤之後，已在嶺南大學校園定居的陳寅恪，抱定“從今飽吃南州飯，穩和陶詩晝閉門”，不問世事，終老嶺南的決心。而這個時候的他不僅不去國民黨統治的台灣，連新中國的首都北京也不願重返了。與楊武之命運不同的是，陳寅恪的名氣實在太大，大到使一切當權者都不便或不敢在中共政權剛剛建立、尚未站穩腳跟之時，就將其當做一個可有可無的黑色足球踢出圈外——這不僅是學術和用人制度的問題，更是一個關於江山社稷，鼎之輕重的政治問題。
於是，清華園被中共政權接管之後，陳寅恪一些故舊門生如已實際掌控清華大學黨政事務的吳晗，曾與校務委員會主任葉企孫聯名以信代電，勸陳氏重返清華效力，但均未奏效。 1949年10月25日，陳寅恪致函葉企孫、吳晗，陳述了不能遵命北返的理由：
企孫春晗兩兄同鑑：
頃奉逈電囑令即返校任教，當即復一電，其文云：因嶺大關係難即返，函詳。想已先此函達覽。電中所謂嶺大之關係者，即弟在嶺大其薪水係向華僑募捐而來，嶺大當事人曾向捐款人言，在此聘約期內弟不他往。故弟今夏受其一年聘約時，已同意此點，以免嶺大失信於人，此弟所以不能即返之最大原因也。又北地苦寒，煤炭火爐設備等等，耗費極巨，值此時艱，北地此項禦寒工具，恐亦更難與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又第二小女小彭，今夏已考入嶺大農學院，嶺南規章，每一學生之學雜費，其數甚鉅，約合數百美元，惟教員子弟，可以優待。若弟一旦他去，小女又不能中途轉學，則亦頗困難，此等又其小原因也。遭此兵戈之際，累承諸友關念，感激之忱，何可言喻。實有苦衷，未能遵命即返，想亦能蒙鑑原者也。匆此奉复，順頌研祉。
弟寅恪敬啟十月二十日校中諸友芝生、伯倫、心恆、一良、永興兄等均此不另，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閱。賜示請寄：嶺南大學東南區十三號就在陳寅恪明確拒絕葉、吳二人邀請不久，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又向陳氏發出了邀請信息。據梁方仲之子梁承鄴透露，1952年，時任中科院副院長的陶孟和曾致函時在嶺南大學任教的梁方仲，商談梁氏北調中科院社會學所事宜（南按：梁氏於1949年1月為照料患病的祖父母，脫離陶孟和主持的社會學所回到廣州，任教於嶺南大學經濟商學系），同時提到“陳寅恪先生近況如何？科學院前年曾擬請其來京主持歷史研究，迄無結果。請便中一詢（最好直接不要經過旁人），並代述科學院擬借重之意。陳先生離嶺南有無問題，也請調查一下為感。”由此可知，陶氏是以中國科學院領導人的身份，請梁方仲對陳氏轉達邀請北上之意。信中所稱的“前年”，即1950年前後。邀請之意，是讓陳寅恪出任即將組建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非後來的三所之一）所長。
梁方仲接信後，遵陶孟和之囑向陳寅恪作了轉達，陳氏又托樑方仲回复陶氏，言明無意北上，並推薦1926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抗戰時期與陳氏共同執教於成都燕京大學的徐中舒“以自代”。陳氏薦徐的意見後來沒有得到認同，陳氏也留居嶺南堅不北返，並作《庚寅人日》詩一首以明心志。詩的最後四句是：“催歸北客心終怯，久味南烹意可嗟。閉戶尋詩亦多事，不如閉眼送生涯。”
對於陳寅恪拒不北返的真正內因，有研究者說，陳氏在給葉企孫、吳晗信中的一個“畏”字，即神形俱現地表達了其心理與感情。 “畏寒”自是一種推託的理由，當年在清華研究院做導師時的陳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豈有“畏寒”之理？而“畏人”則是他內心的真實寫照。這個推斷大體不差，陳寅恪詩中的“催歸北客心終怯”，也對這種情形作了清晰的透露，所謂“心終怯”，自然體現一個“心”字，而不是陳氏所說的諸如學校“募捐”、孩子上學等凡俗之事。許多年後，出身清華的史家趙儷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名噪一時的創造社驍將成仿吾時，曾有過這樣一段涉及陳寅恪的描述：
華北大學，是以範文瀾為校長的、設在邢台的北方大學與以成仿吾為校長的、設在張家口的華北革命大學——兩校合併改組而成的。改組後範、成擔任副校長，另由更加德高望重的吳玉章擔任校長。 ……成仿吾，他是一個倔老頭，當年“創造社”時期翻譯法、德詩歌散文的那種才華，已經蕩然無存了，只剩下當年罵“文學研究會”、罵茅盾為什麼“群鬼”的那股橫勁兒。我自己想來也感到奇怪，在30年代我在文藝界有來往的，全是“文學研究會”的人，如鄭振鐸、葉聖陶、茅盾、王統照等，而與“創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則從來就是“不相與謀”的……有一天，一輛中型軍吉普從平山開來，直開到小學十字街吳校長門口。車上下來的是周揚，他是中宣部副部長。此來，是下達中央命令，北平即將和平解放，進城後接管大專院校和文化部門的任務，就交給華北大學了。要大家組織討論……討論一直很熱烈。
有一天，討論到北平各大專院校教師都要到軍管會的文管會報到、並辦理登記的問題。有人主張，不管年齡老少，全要親自前來報到。於是有人說，譬如像陳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體也很衰弱，由家屬或朋友代替報到就行了。這時，成仿吾副校長用洪亮的湖南話發話了。他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機關來報到，來辦理登記，一定要親自來，本人來，不得由別人代替，因為……”他特別提高了聲音說，“這是個態度問題！”
他這句高亢的湖南話，叫人聽起來特別刺耳。會場上鴉雀無聲。我當時的內心活動很多。我想，這是把自己當成征服者，把知識分子當成被征服者，要他們“迎降”，在文管會門口辦個受降儀式吧？我又想，同是共產黨領袖，為什麼在河南三位高級將領前來拜訪我們，陳毅將軍還講了“兩條戰線的合流”那樣的話，而成仿吾則一口咬定即便像陳寅恪那樣國際聞名又那麼病殘的人也要親自來報到呢？
於是，我發言了。
我說，我講點題外的話。我讀過一些列寧的傳記。十月革命後，俄國知識分子可比中國知識分子兇得多，囂張得多，像巴甫洛夫，他開口閉口罵布爾什維克“匪幫”（thebandits）。可是列寧怎麼樣呢？他隔幾天就拿著黑麵包和黑魚子醬來看望巴甫洛夫。他罵，列寧並不抓起他來，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轉意，替蘇維埃共和國工作。我說：“這一切，我覺得值得我們大家學習。”話假如只講到這裡，將會一切太平無事，可是我卻提高嗓音說：“特別值得成校長學習！”
這一句話，可把馬蜂窩給戳下了。當時在會場上，仍是鴉雀無聲，沒一人反駁，沒一人表示同情。事隔幾十年，當我在北京又遇見李何林同誌時，他對此事記憶猶新，他親切地握著我的手，對旁邊的幾個人說：“在那種場面，講那樣一段話，可是需要勇氣啊。”
我說：“也需要接受懲罰。”
他說：“我聽說了，貶到山東一年。不過，你當時沒進北平也好，那裡面五花八門，你應付不了的。”
在那次發言後三天，我接到華北大學調離的通知。通知說，現在山東已經解放，山東分局來函，要求華大在幹部人員上提供支援。趙儷生同志是山東人，理應支援桑梓……云云。我看了公文後對妻說：“我被開除了。”
趙儷生所述的這一切，陳寅恪不見得知道，但對政治與人事比較敏感的他完全可以從飄浮的空氣中感受到時代的冷熱，以陳氏的性格和思想，不願充當“被征服者”而北返“受降”已是必然。對此，在清華與陳寅恪做了幾十年同事的馮友蘭，曾引俞樾會試典故引出陳寅恪學術思想之根本。遙想當年，浙江湖州府德清縣才子俞樾（南按：紅學家俞平伯曾祖父）道光庚戌進士，改庶吉士，以復試詩有“落花春仍在”之句，為曾國藩所賞識，散館授編修，俞樾因其名所居曰“春在堂”，所著有五百卷學術巨著《春在堂全集》。
按馮友蘭的詮釋，曾國藩之所以賞識這句詩，除本身是留戀光景的佳句，當別有所感，即“西學為用”。中學的地盤必有許多為西學佔據者，此乃“花落”也。但“中學為體”，則乃“春仍在”也。陳寅恪曾言自己“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所乎湘鄉南皮之間。”而湘鄉（曾國藩）認為太平天國之亂是名教中的“奇變”。所謂名教，就其廣義說，是中國傳統文化，洪楊之亂就是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毀滅中國的傳統文化，曾國藩與太平天國之間的鬥爭，就是名教與反名教的鬥爭。曾氏本人也主張引進西方文化和科學工藝，但要使之為中華文化服務，即“同治維新”的主體。而南皮（張之洞）則對這一思想作了進一步發揮並用八個字作了概括，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這就是陳寅恪所說的“湘鄉、南皮之間”的議論。詩無達詁，俞樾這句“花落春仍在”的詩，可以看作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寓言。
由俞樾的詩和曾湘鄉、張南皮的思想一路延續下來，便有了王國維與陳寅恪在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的內心痛苦，從而在社會劇變和鼎革之際，王、陳二人，一則自沉，一則突走。據此，馮友蘭認為：“靜安先生聞國民革命軍將至北京，以為花落而春意亡矣；不忍見春之亡，故自沉於水，一瞑不視也。寅恪先生見解放軍已至北京，亦以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義亦一也。一者何？仁也。愛國家，愛民族，愛文化，此不忍見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門人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怨乎？'孔子回答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靜安先生、寅恪先生即當代文化上之夷齊也。”馮氏之言，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陳寅恪突走的不易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