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吳晗來說，彷彿一眨眼間，時間就到了1966年6月3日。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長達一萬六千餘言的文章——《吳晗投靠胡適的鐵證——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二年吳晗和胡適的來往信件》，文章的作者就是手搖尚方寶劍，見血封喉，令史學界大小知識分子聞風喪膽、哭爹喊娘唯恐不及的超級紅色巨獸——史紹賓。
按史紹賓的說法：“全國解放前夕，胡適匆匆逃出大陸，丟下了一批檔案，其中有吳晗和他的來往信件。這批檔案，後來保存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由該所有關負責人直接掌握。”又說：“從去年十一月對吳晗的《海瑞罷官》展開批判以來，大家一直期待著，近代史研究所負責的同志能充分發揮本所同志的專長，利用本所的優越條件，特別是他們所掌握的胡適檔案，積極投入這場鬥爭，揭露吳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真實面目。令人奇怪的是，幾個月來，全國范圍內對吳晗的批判進行得這樣激烈、這樣廣泛，許多拿鐵鎚、拿鋤頭、拿槍桿的工農兵群眾都拿起了筆桿，參加了戰鬥。而眾所矚目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該所個別當權者的領導下，卻冷冷清清，不見動靜。”
鑑於近代史研究所領導者裝聾作啞的態度，早已對這批材料垂涎三尺，於摩拳擦掌中等得不耐煩的史紹賓們悄然來到近代史研究所，想從中撈取部分乾貨，以便製成打擊吳晗的砲彈。想不到竟吃了閉門羹，對方拒絕交出任何材料。正在史紹賓們於資料室胡亂轉悠之時，突然看到了一個上書“胡適檔案目錄”的資料櫃，打開一看，胡適與吳晗來往信件的案卷目錄寫得一清二楚，但對方卻以只有目錄，信件“拿到城外去了”和“保密”為由，仍拒絕其觀看。如此往復折騰了十幾天，史紹賓只摘抄了兩封信並於《人民日報》1966年4月13日以《胡適與吳晗》為題發表並進行了批判，其他更為高級的干貨仍未得手。
正在史紹賓們大為惱火又無可奈何之時，由近代史所主辦的《歷史研究》於這年第三期披露了吳晗與胡適的十三封通信並進行了評註。史紹賓們見一次竟有如此多的信件披露，而此前自己一番辛苦奔波卻只得了一點殘羹剩飯，像叫花子一樣被打發出門，惱羞成怒。於是，在已成為“文革”新貴的尹達具體指揮調度下，“史紹賓寫作組”很快將這批信件重新編加按語，作為集捆式重磅炸彈於《人民日報》一齊發射而出。
為發洩當初上門遭拒的激憤之情，在“鐵證”亮出的“前言”中，史紹賓先是將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歷史研究》主編黎澍罵了個狗血噴頭。質問黎澍“為什麼一個多月以前許多單位向你們藉閱這批資料的時候，你們百般刁難？為什麼在'三家村'反黨集團的急先鋒吳晗的反革命的歷史已經真相大白的時候，你們才匆匆忙忙公佈這批資料？”答案是“為形勢所迫，是為了掩蓋你們自己包庇吳晗罪行的資產階級立場，給你們自己臉上抹粉……還有一個可恥的目的，那就是向一些積極批判吳晗的革命者暗放冷箭……攻擊被你們稱為'想在二十四小時裡就一鳴驚人的人'”。而“你們的矛頭究竟是指向誰？我們看來，只能是指向今天那些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同志”。
與“前言”同聲相應的是，當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標題為《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的社論。社論言辭犀利，殺氣瀰漫，在引用了毛澤東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光輝理論之後，含沙射影地對近代史研究所以及領導者之一黎澍痛斥道：“霸占一些史學陣地的資產階級'權威'，在某些部門裡實行了對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利用職權，大放毒草，壓制無產階級左派的反擊。他們對革命的史學工作者，採取各種卑鄙的手段，加以打擊。他們像奸商一樣壟斷資料，甚至在'三家村'反黨集團的急先鋒吳晗已經被揭穿之後，還隱瞞關於吳晗的史料，包庇這個反共老手。他們簡直是史學界裡十惡不赦的'東霸天'、'西霸天'。”
社論在結尾處，嚴厲警告以黎澍為代表的“惡霸”與“老爺”們：“對於你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史學陣地，我們就是要去佔領。在你們看來叫'侵略'，在我們看來叫'奪權'……在你們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地盤上，重新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
正因了史紹賓與代表中央口徑和政治態度“社論”的喊打，《歷史研究》被迫停刊，主編黎澍從此被打入另冊，接受批判與勞動改造，開始了為期八年的苦難歷程。
此前的若干年，吳晗應一些報刊約稿，陸續寫了一些自傳中夾雜了鼓吹社會主義好得不得了的短文，後來結成《春天集》出版發行。在講述自己早年求學歷史時，吳晗說道：二十年代末期，我“到上海進中國公學大學部，念了兩年”。 “在中國公學的最後一學期，寫了一篇論文《西漢的經濟狀況》……這篇論文是在胡適之的中國文化班上寫的，他很賞識。這學期結束，胡適之被迫離校，在那時候他是反對蔣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國公學再念下去也無聊……就糊里糊塗跑到北平。”“一九三一年夏天考進清華大學歷史系二年級。還是由胡適之介紹，系主任蔣廷黻給我一個工讀生的機會；每天工作二小時，每月得十五元的報酬。”
1959年，吳晗在《我愛北京》一文中，又講述了自己留校任教的往事：“那時候大學中間有句名言：'畢業即失業！'大體上，每個人在畢業前一年半年就得費盡心思，計較上哪裡去。”“畢業後，因為我專治中國歷史，專治明史，當時各大學的歷史系還沒有開明史課程的，我就被留在學校，講明史。”——這些回憶，在當時看來不過是一些吹牛皮兼抬轎子的應景文章，沒有人把它當回事，但後來就變得大為不同和十分重要了，重要得竟要了吳氏的卿卿性命。
以尹達為掌門人的史紹賓，此次在《人民日報》亮出的“鐵證”，時間跨度為1930年至1932年，大體圍繞吳晗由上海到北平，並由胡適推薦到清華大學讀書的一段生活，其中一大部分牽涉到了吳晗當年吹牛的回憶文章。 “鐵證”白紙黑字地將當年的實情真相一一列舉開來，令讀者不容置疑。如：
吳晗致胡適（一九三零年三月十九日）適之先生：
去年我做了一篇《中國古籍上之南洋諸國研究地名索引》，是預備做南洋諸國研究的初步工作材料，是把二十四史、稗史、唐人宋人筆記小說等等有關於南洋的圖書匯集的分析起來，做成功一個索引。今年開學的時候，我又找到幾部書，預備把它重新編制一下。
上星期在整理《佛國記》的時候，忽然引起我研究法顯的興味，內中有幾點：
1。 《佛國記》稱中天竺為中國（自稱則為秦人漢人）。
假能找到達摩瞿締與高德沙門之生卒葬期，則法顯回時之年月問題當不難解決了。因為先生現正在研究佛教史料，所以我把我的疑問提出來，寫信給先生，並且希在可能範圍以內給予我下列幾點幫助……明知先生現在很忙，不過除了先生以外，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比先生更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和指導路徑的人。希望先生能化（花）幾分鐘的工夫給我一個回信。
學生吳春晗（吳晗原名）上三月十九日［史紹賓］按：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四年，胡適為什麼對佛教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自己說得很清楚：“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企圖乞靈於菩提達摩之流的幽靈，來抵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效勞。吳晗知道胡適“正在研究佛教史料”，急急忙忙投其所好，以作進身之階。
胡適向當時的“少年朋友們”兜售實用主義的“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吳晗就向他獻上諛詞：“除了先生以外，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比先生更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和指導路徑的人。”這就是說，吳晗是心甘情願地請求胡適牽著他的鼻子走，走上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路徑”。
吳晗致胡適（一九三零年六月二十九日）適之先生：
《胡適文存》二集卷四P。 174《跋紅樓夢考證》有這麼一條：
“（3）曹雪芹的兒子先死了，雪芹感傷成病，不久也死了。據此，雪芹死後，似乎沒有後人。”
前幾個月我做《西王母與崑崙山》的時候，翻了很多書，當中有一部清梁恭辰《北東園雜錄》（道光癸1843A。D。），內中有一條提及此事，當時把它鈔下來，預備你來中公的時候來問你，可是終於沒有機會。今天翻讀《胡適文存》的時候，又看見了這一條。連忙去找從前鈔的來對照，又忘記夾在什麼地方去了。現在把梁書提及的大意述之如下……學生吳春晗六，二九。又，我下半年要轉學到北平燕大去讀歷史系去，想請先生寫一封介紹書，不知道可以嗎？
吳晗致胡適（一九三零年×月二十八日）適之先生：
先生的《紅樓夢考證》頁三十七，以敦誠兄弟的詩斷定曹雪芹的生卒時代——生約1715—1720，死乾隆三十年左右，約1765——這是一個極精確的論斷，但是先生的話只是假設，並沒有什麼強硬的同時代的證據。
近幾天在《延芬室稿》找到一些可以證實此問題的材料，特地鈔了獻給先生……以上這些是因為我先做了《延芬室稿》中的《志學編》的跋，近幾天重讀先生的考證，見有引永忠的去處，便開始注意這部破稿本，果然找出這麼一些來，高興極了，立刻寫信告訴先生。
據這書的內含而論，內中一定還有關於曹雪芹的詩，我明天還要細細地找去。 （因為紙已陳舊，只能慢慢地翻）或者再有發現，亦未可知。
敦誠一輩人的生卒事蹟，有否再考查的必要？假使先生要，我可以把一切永忠和他們投贈的詩鈔奉。生卒也有查出的可能。
明陳文燭的《二酉園文集》有沔陽盧氏《湖北先正遺書》本，已請圖書館購得。附聞，專此謹頌康健。
學生吳春晗上二十八日晚［史紹賓］按：胡適關於的“研究”，是洋奴買辦文化的一個標本。 “適之先生”作了“大膽的假設”，“學生吳春晗'連忙'小心的求證”。
一九六二年五四青年節，吳晗在《關於研究歷史的幾個問題》這篇講話中，坦率地向青年推薦自己的“經驗”：“抄書這一關很重要，要眼勤手勤，否則就要吃虧，我是常吃這個虧的。”讀了這封信可以知道：吳晗的所謂“眼勤”，就是要看準主子的喜好。所謂“手勤”，就是要勤抄書，進獻資料；勤寫信，表白忠忱。所謂“吃虧”，就是漏抄了一條可作敲門磚的材料，後悔莫及。吳晗的一整套“經驗”，就是這一類奴才趨炎附勢的登龍術。
吳晗說：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由《紅樓夢研究》批判引起的胡適批判，他所以一聲不吭，是因為參加了政府工作，公務繁忙，手頭又沒有一本胡適的書。這封信拆穿了吳晗的彌天大謊。原來，當年的吳晗就是胡適派“紅學”的一個小嘍囉，他不願意背叛師教，看來不是沒有緣故的。
吳晗致胡適（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適之先生：
在兩個月以前，找到一篇《婺書》中吳之器撰的《胡應麟傳》。撰者的時代稍後於胡氏，在這篇傳中說胡氏的卒年是在萬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歲。這可以把顧頡剛先生在《四部正訛序》中所提及的應麟卒年問題解決了（他在序中據江湛然的話推存年在六十以上）。恰巧前幾天由燕大圖書館借來一部《少室山房全集》和《弇州四部稿》，就費了將近半個月的工夫在二書中輯出關於胡氏生平的事歷，另外翻了一些和應麟同時代人的詩文集和地志，以及《明詩綜》、《金華藝文志》、《全浙詩話》一類書，和中海圖書館所藏的《太函集》《二酉園文集》諸書，草成了一篇將近三四萬字的《胡應麟年譜》……這作法不知道對不對？請先生能費一點工夫，多多指教。我所參考的書很有限，也希望先生能另外介紹一些給我。
因為沒有和先生直接談過話的緣故，最後要替我自己介紹一下：我是一九二九進中國公學的學生，去年先生離開中公後，我也立刻到北平來轉燕京大學，不料到北平後燕京又不許我入學，因為我在中公的英文成績是C，雖然在轉學時他們曾寄入學允許證來。後來頡剛先生介紹我到燕大圖書館中日文編考部作事。現在我又要想下半年到北京大學史學系插班，因為恐蹈去年的覆轍，就辭了燕大的職務，先時預備功課，所以現在有時間來寫這篇年譜。
學生吳春晗五月五日［史紹賓］按：吳晗拍馬有術：先是提問題，後是獻材料；眼看時機成熟，隨即“自我介紹”。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第二天，佳音傳到。吳晗在解放後無恥地為胡適辯解，說胡適因為反對蔣介石，被迫離開中國公學。並且撒謊說“他一走，我想在中國公學再念下去也無聊”，“就糊里糊塗跑到北平”（《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這封信說明，吳晗千方百計地鑽進美蔣奴才胡適的門下，死心塌地跟著他走，完全清清楚楚，哪里糊里糊塗？
胡適复吳晗（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春晗同學：
我記得你，並且知道你的工作。
你作《胡應麟年譜》，我聽了很高興。
前年我曾推斷胡氏“死時年約五十歲”（見我的《文存》三集》頁六三零），但我的根據很少，不過是一個假定而已。今得你尋出吳之器所作傳，考定他死在萬曆三十年，年五十二歲，與我的假定相差甚微。
但你信上在萬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錯。不知何以有此誤。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
你的分段也甚好，寫定時我很想看看。這星期有暇請來談。羅爾綱君住我家中。胡適廿，五，六［史紹賓］按這是胡適給吳晗的第一封信，對吳晗阿諛和逢迎的“工作”，表示“記得”和“知道”。主子給奴才下了第一道嘉獎令，並且立即召見。從此，吳晗登堂入室，得附驥尾，成了胡適手下一名反革命的“過河卒子”。
吳晗致胡適（一九三一年×月十九日）（本件上缺］去年冬間，發心編一個《四史人名索引》——＿我以為研究古代史，應該從兩漢倒溯，但是苦於事蹟的不集中，無法整理，所以有編人名、地名和其他索引的必要——到現在已經寫好了四五萬片子，經過兩三度的校對（底本用殿本，校本用百衲本的景祐本和金陵本）和排比，大約下半年如能入學，年底可以成功。可是困難的問題極多，現在舉幾個大的請你指教……以上幾條，不過是其犖犖大者，此外如去取，婦女，神仙之甄錄，有名無姓或僅一字，匈奴南蠻之氏族等等，這些均成問題。盼望你能簡單地指示給我一條明路！
上次你所說的北大旁聽生製度，我已去問明，據說現在沒有這種制度了。現在我對於英文、西洋史、邏輯等尚有法可想——英文我現在能夠看書，就是文法不了了——就是數學要抱佛腳，也來不及。這真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又，我想找出錢牧齋批評胡應麟的話，這幾天曾把四部叢刊本的《初學集》和《有學集》翻了一遍，不料竟找不出來。不知道是否在旁的書中？你能告訴我嗎？
學生吳春晗上十九日午［史紹賓］按：為什麼不能到北京大學去旁聽，就那麼喪魂落魄？很簡單，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胡適，已經以一個美帝國主義代理人的身份，出現在政治舞台上。吳晗看準了胡適是能夠給他“指示”“一條明路”、掌握他命運的靠山，因此，不能到北大去當胡適的跟班，對他“真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南按：吳晗人北大未能成功，轉考清華，僥倖錄取。胡適於1931年8月19日，給清華大學代理校長翁文灝、副校長張子高寫信，請求給吳一個工讀的機會，並附上吳的《胡應麟年譜》，請求把此稿讓清華史學係與中國文學系的教授一閱，以便給吳晗創造一個“助手”的機會。未久，清華史學系主任蔣廷黻閱看了此稿，感到吳氏有栽培的希望，便指教其專治明史。由此，吳晗步上了明史研究之路。）胡適复吳晗（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春晗同學：
你的信使我很高興。蔣張諸公之厚意最可感謝，甚盼你見他們時為我道謝。
蔣先生期望你治明史，這是一個最好的勸告。秦漢時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學所能整理，可讓成熟的學者去工作。材料少則有許多地方須用大膽的假設，而證實甚難。非有豐富的經驗，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
晚代歷史，材料較多，初看去似甚難，其實較易整理，因為處處腳踏實地，但肯勤勞，自然有功。凡立一說，進一解，皆容易證實，最可以訓練方法。
你問的幾項，大致可以解答如下……胡適廿，九，十二吳晗致胡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適之先生：
憑著著先生的好意，得入清大，一眨眼又是三星期了。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幾項，讀後恍如在無邊的曠野中，夜黑人孤，驟然得著一顆天際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在上星期已託人買了一部崇文本的《明史》，逐日點讀，另外做了幾千卡片裝了幾隻匣子，分為（1）人名（2）書名（3）紀事三種，按類填寫。比較複雜的就寫上札記簿。準備先把明史念完後，再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
關於工作方面，上星期蔣先生說（在向他道謝的時候）校務會議已經規定：“研究生欲在校內兼任工作者須得主任允許，工作時間每日不得過二小時，報酬月不得過二十五元。”生的工作範圍，已定整理檔案，不過因為新圖書館內部佈置尚未完工，須一月後方能開始工作。這事始終都是先生的力量，謹在此向先生致最懇摯的謝意！
《胡應麟年譜》的稿子，原只是一個極潦草的初稿，因為知道先生很注意他，所以才敢送給先生看。
在寫好後到現在又陸續找出這些材料，恐怕將來把這些東西丟了，或者竟會失去對他的興趣，所以生現在預備把它再寫一次，在寫二稿前想請先生指示在初稿中的錯誤和應注意和簡略及其他地方，不知道先生能夠應許不？此稿現如在先生處，並請寄還，以便重寫。前寄給先生的《婺書》，無需（須）寄回，就請先生替我們家鄉永遠保存著（著）吧！謹頌康健學生吳春晗上廿六日［史紹賓］按：這是一來一往的兩封信。 《北京日報》曾經發表了一篇《史家談治史》的吳晗訪問記（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宣揚吳晗成為“明史專家”的經過，說什麼一九三二年前後，由於發現了胡惟庸黨案記載的矛盾，“揭開了吳晗同志研究明史的序幕”。這兩封信告訴我們，吳晗研究明史，完全是奉胡適、蔣廷黻之命。 《北京日報》完全是在幫吳晗撒謊。胡適關於如何研究明史的幾點指示，其中大有奧妙。吳晗對這些指示心領神會，身體力行，三十多年來一貫“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他很會用“札記”的形式，借歷史的“小題”，“大做”反革命的文章。 《海瑞罵皇帝》就是個典型。在這以前，吳晗已經完全接受了胡適“度與”他的實用主義“金針”，為什麼還會有“恍如在無邊的曠野中，夜黑人孤”的感覺呢？那是因為他在政治上還沒有成為胡適的心腹。這時，依靠“先生的力量”，得到“主任允許”，每月有一二十塊錢的賣身銀，特別是領到了一張“訓練自己作—個學者”的保票，這樣，胡適就成了吳晗的“一顆天際明星”，“光耀所及”，一直照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