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總結和展示1949年以後多階段、多波次、多形式、多階層“批胡運動”的成果，北京三聯書店奉命調集多名編輯，對已發表的各種批胡文章收集彙編，陸續出版了八大本，洋洋300多萬言的《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批胡人物以文化教育科學界人士為多，其名流大腕有郭沫若、胡繩、艾思奇、金岳霖、孫定國、楊鍾健、王若水、範文瀾、嵇文甫、侯外廬、陳玉森、馮友蘭、沈尹默、蔡尚思、唐蘭、顧頡剛、羅爾綱、任繼愈、何其芳、余冠英、潘懋元、黎澍、李達、汪子嵩、曾文經、陳元暉、週一良、楊正典、陸侃如、榮孟源、遊國恩、羅根澤、李長之、蔡儀、吳景超、王元化、周谷城、賀麟、白壽彝、王瑤、黃藥眠、趙儷生、夏鼐等，可謂陣容齊整，成就斐然，蔚為大觀。
此舉創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為批判一人發表文章字數最多的紀錄，而這些僅僅是散佈於大報大刊、眾人皆知並在社會產生一定影響的“雄文巨章”，尚有相當一部分以大小字報和內部談話記錄等形式在小範圍和小圈子裡出現的文章未計算在內。據初步估計，若把後一類文字收集加入，字數將達到3000萬甚至5000萬之多，需要幾十大本才能裝下。儘管這些小字報或談話記錄僅局限於小範圍與小圈子，但作為批胡人物以及與胡適的親近關係，許多並不比大圈子如李慎之等輩號稱“短兵相接”的積極分子遜色。如胡適曾熱情提攜過的學生，後來成為著名作家、名教授的沈從文，在受邀與上海市電影局“魯迅傳創作組”談話中，對胡適大半生為人處世和治學成就作瞭如下評價：
胡適實際上很淺薄，他的一些文學上的見解和幾位大弟子一樣的，他發表什麼，提倡什麼，有時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他一會兒忽然想搞《水經註》，一會兒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淺薄無聊，他連卞之琳的十四行詩也讀不懂的，他從來不敢想過搞中國文化史，在文學上也沒有什麼抱負，因為他本身沒有多大能耐。他看了他的學生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嚇得連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卷也不敢寫了。他是依靠控制庚款起家的，慣於吹捧，到處拉手，周旋於英美公使、買辦、政客、軍閥、官僚之間，吹拍逢迎，他靠了用庚款津貼的幾個大學，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機構，成為學界一霸，他是“對內學閥，對外買辦”。
他的一些弟子，靠了他庚款的勢力，分佈國內，像羅家倫掌燕京大學，傅斯年打入研究院……胡適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分佈在各地的弟子都趕來賀生日。他的弟子，想利用胡適這個買辦去國際上走走，都對他捧場。胡適當時他不想做官，因為做官不上算，做了什麼長，一有變動就要下來，他想造成在野名流地位，自己執牛耳，和英美密切聯繫，靠庚款，抓學會，名利雙收。胡適在上海時，住極司非爾路三號，每天要接見許多客人，外國的多，中國的也不少，談論天下古今，言不及義，應酬時連聲“嗯、嗯、嗯”不時打哈哈，談到一些小問題，眉飛色舞。到晚上，從口袋裡掏出自己的《嘗試集》之類的新詩來自我欣賞，以為是最大的樂趣。有一次客人走後，他拿一首《我就來了》的新詩在燈下念，得意死了。
胡適曾加入扶輪社（是否是“三K黨”，不知道），胡適的老婆江氏愛打牌，羅家倫，傅孟真，梁實秋之類為了要討胡適歡心，就常去陪她打牌。傅斯年是胡適最大的走狗，經常跟胡適回家去和他太太打牌。還有一個毛子水，為了要進身，不惜走內線。胡適對事的處理能力也不強的，他在中國公學當校長時，許多學生反對他。中國公學中華僑多，當時也很活躍，陳波兒也是那裡出來的。後來控制很嚴，拿了魯迅的紅封面要被沒收，有一次我拿了一本馬寅初的書，也被沒收了。
李石曾和胡適是死對頭，勾心鬥角都為爭權奪利。李石曾和張靜江、吳稚暉、朱家驊是一夥，朱家驊是張靜江的外甥，中英、中法、中比、中德都在他們手裡。中美則在胡適手裡。兩派爭奪很厲害，李石曾有政治力量，李有吳稚暉靠山。李石曾是做國際間諜則不知道了，但在國際上是有勢力的。李石曾要搞胡適，故意把胡適向宣統請安的條子公佈出來，條子上寫：“臣胡適，今天有事，不能請安。”
胡適和丁文江是老關係，因此孫傳芳等軍閥也捧他，當時一些軍閥，甚至閻錫山也來捧他，他們當他如梁任公一樣，希望胡適能對他們“邦閒”。
胡適在政治上提出來的一套完全是抄襲英美的。國民黨講訓政，他講憲政，結果被國民黨大罵一頓。他抽香煙，但不會跳舞，他說：“我不跳舞，沾了便宜，可以講話。” 家裡僱用一個廚子，一個車夫。
陳源是陰性人，表面上不聲不響，在肚內做功夫。當時和王世傑、高一涵、彭學沛等編《現代評論》。此人現在聯合國文化什麼會駐英國的機關內做事。三年前和凌叔華鬧翻了。凌去新加坡教書。他們有一個女兒，譯意文的翻譯，嫁一個英國人，前不久凌叔華回來過一次，現在回英國了。陳源沒什麼大本領，不及王世傑。他辦《新月》時，胡適、王造時、羅隆基、潘光旦、梁實秋等經常在一起開會，那時聞一多去武漢大學教書了，聞在武大當過（國）文系主任。
徐志摩跳跳打打的，他是一個花花公子，不像梁實秋有一套，文學主張都是梁實秋提出來的。我在《現代評論》社做做收發，幾元錢一月。邵啟文（？）在那里當會計。我的第一篇小說《鋸子》是在《語絲》上發表的……胡適與沈從文早年曾在上海中國公學共過事，胡是校長，沈是低級教師。不僅沈的成長以及後來成名與胡的盡心提攜有很大關係，在中國公學時，生性靦腆的青年教師沈從文狂追被譽為校花的女學生張兆和而久攻不下，還是靠了時任校長胡適相助一臂之力，才把這位貌若天仙的校花兼才女一舉拿下。而當時另一位緊追張兆和的學生吳晗，就此名落孫山，眼望花影叢中沈、張這對初戀情人攜手嬉鬧玩耍的倩影，只有徒嘆“奈何？奈何？！”
在胡適流亡美國之前，胡、沈二人一直保持良好的師生關係，來往也算密切。當胡氏一旦成為“走狗”，一向以老實巴交的“鄉下人”自居的沈從文，也就不那麼老實了。在沈氏的思想概念裡，既然胡的親生兒子都跳出來帶頭一路喊打這位“走狗”老子，胡的入室弟子都能活出《兩個人生》，我這個姓沈的又為何不能緊隨其後敲敲邊鼓呢？既然是在談“魯迅傳創作”的話題，就不能不談到魯迅與胡適的關係，而魯迅是主張痛打落水狗的。因而，此時的沈從文站在壕溝邊望著被批得體無完膚、滿頭污垢與血水交融的胡適的影子，也就毫不留情地開始了嚴厲批判。
面對中國大陸批胡運動越演越烈，直至出現“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的勢頭，漸已衰老的胡適站在大洋彼岸緊鎖眉頭隔岸觀火。他彷彿看見自己思想的幽靈，仍在遠東那片黃土板結的大陸盤桓不去，且不時變成貌若天仙的美女，伴著夜幕的鬼火悄然飄蕩於書生們夜讀的書房，與之同床共枕，聲息相依。於是，胡適抹了把頭上那已不再發亮的稀疏蒼白的亂發，提筆撰寫《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未完稿），認為自己雖已流寓海外，但當年參與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或是由自己命名為“新思潮運動”，或是名之曰“新文化運動”的運動歷程，所遺留下來的最寶貴的思想遺產，便是“一個治學運思的方法”。這個方法在中國大陸不會就此玉石俱焚，無論經歷什麼樣的磨難與打擊，都會生生不息，後繼有人，並對中共的統治起到抗暴消毒的良藥作用。中共發起大規模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要剷除和消滅這筆已深入廣大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內心的思想遺產。 ——胡適的這一判斷，與運動的始作俑者、“我的學生毛澤東”大同小異，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只是此時的胡適心中作如是想，但面對往日的親朋故舊、門生弟子紛紛開槍放炮，甚至揮舞狼牙大棒騰雲駕霧如中的黃風大王高聲斷喝“老賊，拿命來，今日取你狗頭”的奇觀異景，無法如廟中菩薩般端坐不動，心若止水。尤其當他眼睜睜看著自己為之奮斗大半生好不容易奠定的學術地位、人格風範，連同一點點自由主義根基頃刻間土崩瓦解，灰飛煙滅，更是憂心如焚。而對當初那些唯自己馬首是瞻的同僚、門生，如今無情地反戈一擊，其心情更是透著徹骨的悲涼與傷感，在錐心泣血的哀痛中，對一些批判者產生不同的心理反應就成為一種必然。胡適看罷批判文章的真實心情，外界有不同的說法，一種是胡且羞且怒且自傲；另一種說胡看到馮友蘭那些胡言亂語式的批判，看著看著竟突然對他的小腳太太江冬秀哈哈大笑起來，說：“馮友蘭一定是老糊塗了！”後來又對助手胡頌平說：“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130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三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裡都裝滿東西，裝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鬍子，也是不肯花剃鬍子的錢。此外，現在三反五反之後的錢端升、朱光潛、沈從文、華羅庚等人，聽說過得非常的苦。”
除了在談話中對諸如馮友蘭輩諷刺挖苦，從後來披露的日記還可以看出，在靜謐無人處，胡氏內心的波瀾連綿不絕，憤怒與悲傷交織的情感盡傾筆端。 1949年11月21日，胡適在日記中說：“今天看了幾十張《人民日報》，最有趣的是唐蘭的一篇長文《我的參加黨訓班》（Aug。29），此文可與費孝通的《我參加了北平各界代表會議》（Aug.31）'媲美'了！唐蘭說他自己'請求'參加黨訓班，'我只覺得這一回能參加共產黨的黨訓班，是無比的光榮，因為這是學習，我向革命的先進者學習，這是自發的，不是被迫的。'前年中央研究院辦選舉院士，只有唐蘭來'請求'我推薦他。那是'自發的'，因為被選作院士在那時候也是'無比的光榮'。”
對顧頡剛、沈尹默、蔡尚思等人的批判文章。胡適於1952年1月5日讀後做瞭如下記錄：“胡家健從香港剪寄來香港《大公報》，有十二月二日《大公報》在上海開的'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的記載與資料。那天出席的人有這些：沈尹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顧頡剛（上海學院教授）、蔡尚思（滬江大學教授）、劉咸（復旦大學教授）、張孟聞（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復旦大學教授）、吳澤（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由《大公報》編輯王芸生致開幕辭。胡君寄來的三篇，好像都是事後由各人寫出發表的。蔡尚思的一篇明記著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時草成。蔡尚思是一個有神經病的人，但他寫《胡適反動思想批判》參考了不少書，引了我許多話。頡剛說的是很老實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評他的兩點（《繫辭》的製器尚像說，《老子》出於戰國末年說），也是他真心不高興的兩點。沈尹默的一篇則是全篇扯謊！這人是一個小人，但這樣下流的扯謊倒罕見的！”對於親炙弟子羅爾綱的批判文章，胡適雖然堅持認為是羅的無奈之舉，但終究難以釋懷。
許多年後，三聯書店的一位老編輯曾對胡適的研究者、北大史學教授歐陽哲生說：“當年那八大本的《胡適思想批判》，是作為應急的任務臨時編輯出版的，因為時間緊，任務急，只好將稿件派發給全社的編輯分頭去做，所以沒有一個編輯從頭至尾看過這八冊書稿。按這位編輯的估計，恐怕全世界只有一個人看過這八本書，這就是胡適本人。”
這位老編輯估計得大致不錯，就在批胡運動如火如荼進行時，身在美國的胡適一邊埋頭研究他的《水經註》，一邊“欣賞”大洋彼岸上演的鬧劇和發射到自己影子上的千萬發砲彈。後來，他在紐約東八十一街一零四號那座普通的公寓裡，極富耐心地陸續看完了由香港傳入的北京三聯版八大本《胡適思想批判》。從後來出版的胡適日記可以看到，內中有不少胡適當時收集的剪報和閱後的批語，證明胡適確是看過了這八大本文章。但可能還有一個意外，據歐陽哲生說，他後來去芝加哥大學訪問時，得悉在那裡還保存著一本當年研究批胡運動的英文博士論文，作者是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的連戰。不知這位後來成為台灣孤島上“一筐爛柿子中最好的一個”（李敖語）的政治人物、國民黨黨魁，是否全部讀完了這八大本奇文高論？
另據胡適研究專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史家唐德剛說，有一次他在紐約胡適寓所指著這些書問道：“這幾百萬字的巨著裡，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
胡適斬釘截鐵地答复：“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
胡適說這話的時候，可能這位留洋美國的“後生小子”唐德剛尚不知道，甚或世人早已忘記了在1949年的春天裡，滿臉憂鬱的胡適在開往美國的客輪上，面對浩瀚的太平洋，和著碧綠無垠的浪海，在蒼茫的曙色微明中，奮筆疾書寫下的《＜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以及文中“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等句。胡適當年的好友，後來成為對立面的魯迅說過：中國人都不大有記性，因為“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依然活著”。二者相較，胡適算是一個異數。 1930年4月30日，胡適在致楊杏佛的信中曾這樣說過：“記得五六年前曾與週豫才先生兄弟閒談，我說，的'八十一難'，最不能令人滿意，應該這樣改作：唐僧取了經回到通天河邊，夢見黃風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來，叫三個徒弟駕雲把經卷送回唐土去訖，他自己卻念動真言，把當日想吃唐僧一塊肉延壽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請來，他自己動手，把身上的肉割下來布施給他們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極樂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結束，最合佛教精神。”
接下來，胡適拿這個例子喻自己的經歷：“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如果有人說，吃胡適一塊肉可以延壽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願自己割下來送給他，並且祝福他。”最後，胡適說道：“此是說明我對於此等事的態度。至於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歡迎的。”話雖如此說，但面對往日的親朋故舊、同事、門生於政治風浪中倒戈相向和取心掏肺的砍殺撕噬，胡適自有一種“人為何物”的悲涼縈繞心頭揮之不去，身體也伴隨心靈的煎熬垮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