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輪彎月隱進高粱地，幾個鬼影出現在文官屯南面的南滿鐵路上，朝柳條湖方向走去。這是奉天獨立守備隊的島本大隊川島中隊的河本守末中尉，率領幾個鬼子“巡視鐵路”。路東就是駐紮東北軍7旅的北大營，有1公里多的路段與之近乎平行，最近處不到500米。這些心懷鬼胎的鬼子，在超越北大營近1公里處立即動作起來，河本親自把炸藥安放在鐵軌的接口處點燃。
這是1931年9月18日夜10點多鐘。
18日夜10時半左右，在奉天北方、北大營西邊，暴戾的華軍破壞了滿鐵路線、襲擊了我方守備隊，與奔來的我方守備隊的一部分發生了衝突。根據報告，奉天獨立守備第二營已開向奉天。
這是關於“九一八”事變的第一封電報，發報時間是18日晚11時18分，發往日本陸軍本部，發報人署名是兩天后被任命為偽奉天市市長的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大佐——這小子後來迅速擢升為大將，又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絞刑台上第一個墜落下去。
而在柳條湖那聲爆炸後僅5分鐘，17年後第五個走上絞刑台的板垣徵四郎，即以代理關東軍司令官的名義，下達了攻占北大營和奉天城的4道命令。
3小時後，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下達了攻占南滿各軍事要地的8道命令。
8小時後，日本中央軍部會議，認為關東軍的行動是完全合適的。
9月24日和10月26日，日本政府兩次發表聲明，說“帝國政府在滿洲沒有任何領土慾望”，“此次滿洲事變，完全起因於中國軍事當局的挑釁行動”，“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
2007年4月22日，日本《東京新聞》發表社論《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在上個月召開的日本全國報紙評論員會議上，作家半藤一利說：“戰前日本的轉折點是滿洲事變至昭和10年（1935年）左右那段時間。國家從那時起進入了戰時體制。日本現在的情形是不是和那時有相似之處呢？”
昭和十年前後的日本與現在的日本相比，還真有幾點十分相似。
一是“國家統籌教育”，二是“國家統一管理信息”，三是“限制言論自由”，四是“恐怖主義”，社論具體論述如何“十分相似”。
我看了幾遍，有的問題還真看不大明白，但我知道日本有些人在幹什麼。
1945年8月9日零時，蘇聯紅軍150萬兵分4路，對關東軍發起攻擊。攻打東寧縣勳山要塞的戰鬥，持續了10多天。據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最後一次戰鬥，張福忠老人是這最後一戰的最後一幕的見證人。筆者2001年採訪時，老人八十二歲，當年和另外9家人在山下專門給鬼子種菜。
老人說，硬攻，蘇聯軍吃不少虧。俺會點兒日本話，一個官讓俺上去勸降。俺上去喊，你們的天皇讓你們投降了。小日本不信，說“大日本皇軍不投降”。蘇聯軍從牡丹江弄來個日本官（第3軍司令部後勤參謀河野貞夫中佐），俺把他送上山去，這回日本子從洞裡出來了，一個個破衣爛衫那個鬼樣。一個官不服氣，瞪著眼珠子喊：“大日本帝國不會亡，30年後還回來！”有的也跟著喊，鬼哭狼嚎似的。
六十多年了也沒回來，可你能說那“大日本帝國”已經一點兒氣兒也沒了嗎？每年的“終戰日”，那些在靖國神社前列隊的“皇軍”，外面那些吹打著戰時軍樂的宣傳車，叫喚出來和沒叫喚出來的都是什麼？還有沒完沒了的“教科書事件”，還有日本政要的不斷“失言”，還有新世紀伊始，那個叫小泉純一郎的人，為什麼能夠當上日本首相？
《東京新聞》的社論最後說：
“時代的潮流”將轉向何方？警惕重新走上戰爭的道路是過慮了嗎？
汶川大地震，日本搜救隊是第一個趕到震區的外國救援隊，也是新中國歷史上迎來的第一支國際救援隊。在那些特別容易哽咽、落淚的日子，在熒光屏上看到日本救援隊員分列兩行，向被他們從廢墟下搜挖出來的一對母女的遺體默哀時，我被感動了。
那是一個二十七歲的母親，和她的來到這個世界才75天的女兒。可平頂山慘案中的那些死難者呢？那在母親逐漸冷去的胸前拱爬著、吸吮著，被叫做“鬼子”的東西用刺刀挑起來，在空中劃了道拋物線的孩子呢？
不知道各個年齡段的國人，看到這個電視鏡頭會作何感想。對於正在修改本書的人，一下子想到平頂山“照相”、老黑溝“殺大溝”、桓仁“填大江”等，實在是太自然太平常的了。
中國人忘不了1945年前的百餘年的近現代史，尤其忘不了與這個鄰居一衣帶血的歷史。有人說“記住歷史，不要記住仇恨”。我真想在記住歷史時，記住的是恩愛，可事實呢？誰能說美國人記住了“9·11”，猶太人記住了納粹德國，就能忘了仇恨？而且對於我們來說，問題的實質還在於那些叫“右翼”的日本人的鼓譟，又在警示著什麼？
而《東京新聞》注意到，自日本救援隊出現在汶川的廢墟上後，平時總是相互激烈攻擊的兩國互聯網上，也出現了對中國的同情和對日本的感謝。有報紙評說：“中日國民感情慢慢升溫。”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冰融當然也是如此。比如好幾個國家的軍機都運來抗震救災物資，日本航空自衛隊的飛機為什麼沒來？因為日本是與眾不同的。歷史是道坎。
問題在於發展苗頭，就像個病人，病情很重，但在好轉，而且都在小心呵護，就有希望。
那就借用當了不到一年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的名字，祝愿中日兩國關係健康、幸福地發展下去。
但是，誰能擔保什麼時候不會再出個“大泉純二郎”什麼的呢？
筆者從未出過國，如果有這樣的機會，當首選日本，去實際感受一下，聽聽日本人怎樣談說昨天、今天、明天。
而在這裡，我想問問日本右翼：中國、朝鮮、韓國是受日本侵害最重的國家，菲律賓、印尼、越南等國也深受其害，日本自己也有300多萬人喪生，難道這不是事實，還不夠嗎？撲向廣島、長崎的“小男孩”、“胖子”，難道是什麼不明飛行物嗎？那是人類的第一次，難道不應該是最後一次嗎？
和平對誰都是幸福、美好的。
完乎？丸乎？
日本，走好！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為，應把太平洋戰爭的起點，追溯到“九一八”事變。
珍珠港是“事件”，諾門罕是“事件”，張鼓峰是“事件”，怎麼輪到“九一八”就成了“事變”，就弄出了個“滿洲國”？
珍珠港抵抗了，諾門罕、張鼓峰抵抗了，“九一八”為什麼不抵抗？因為力量弱。為什麼弱？從人口到國土面積，中國從來都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國之一，這又“弱”又“大”是怎麼回事兒？連得上嗎？
真的，古今中外，有“弱大”這個詞嗎？
可那時的中國，不就是弱大嗎？
如果沒有西方列強的崛起，不知道中國的封建社會還能走多遠。到了1842年鴉片戰爭戰敗，無論中國的GDP在全球總量中佔多少，從此就開始沒完沒了地簽訂恥辱的條約。
1853年，同樣的命運也落到日本頭上。美國動用了1/4的海上力量，在佩里準將率領下進軍日本，迫使日本低頭。問題在於對比中國弱小的日本來說，這並不是結果。面對西方經濟和軍事技術優勢的挑戰，日本成了人類大學堂裡最好的學生，迅速強大起來，隨即開始了與周邊國家一衣帶血的歷史。
本書寫到這裡，正看電視的妻子突然叫了聲“阿信”——熒光屏上又出現了國人二十多年前已經熟悉的日本電視劇《阿信》。
從挨打受辱，到自食其果，日本兩次都迅速崛起了。
比之亞洲一些國家的憤怒和警惕，俄羅斯、美國對日本右翼的劣行，似乎並未怎麼往心裡去。除了受害程度不同，美國與日本的特殊關係外，還有什麼原因？日本為什麼那麼在意美國說什麼？
諾門罕，蒙語意為“和平”。蘇聯知道東線需要和平，也有能力讓它和平。蘇軍的空地火力，特別是大草原上那滾滾而來的坦克群，那種鋼鐵與技術的摧毀力，讓崇尚“白兵主義”的武士驚駭不已。自日俄戰爭後就以勝利者的架勢遙望北方的鬼子，沒討到便宜不說，還被打歪了嘴巴。待到正式開戰，就滿地找牙了。
美國呢？你小日本敢再弄出個珍珠港什麼的事件，還把你揍出屎來。
“抗戰到底！”
“趕走日本子，推翻滿洲國！”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東北的大山里，有一種“標語樹”，就是刻在大樹上的標語。有的是一刀一刀割去樹皮，露出裡面白生生的干部形成的。有的是刮扒去樹皮後，硬生生地在那白生生的干部上刻寫的。
在長白山天池溫泉附近的原始森林裡，一棵“標語樹”上鐫刻著：“抗聯從此過，子孫不斷頭！”
破衣爛衫，蓬頭垢面，性別的差異幾乎就剩下了鬍鬚，維持呼吸運動的幾乎全憑著意志。一切都是非人、非常規的，就像野獸出沒的深山老林裡的“標語樹”與當年和今天人多熱鬧處的廣告。藍色的火苗，咆哮的大煙泡，子彈在大山里飛嘯。像在熱炕頭上睡著了的，最後一絲熱力也快被風雪劫掠去了的，依然喘息著向前的，任傷口流血只管專注地瞄準的。紅的雪，熱的雪，冰雕雪鑄的先人，生生不息的民族魂。
當人類已經進入20世紀中葉科技文明的快車道，這片生我養我的黑土地上的不願做奴隸的先人，彷彿又回到了曾經延續數万年的原始社會。肉體的精神的承受力，早已超越了極限。許多人崩潰了，更多的人依然勇往直前，一批批地戰死、凍死、餓死，寧死不屈，萬難不屈。
到了這種境地，抗聯當然仍在消滅、牽制敵人，自然也就更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了——可這樣的命題真的還有多麼重要嗎？
就在筆者寫著這百餘萬漢字時，又有幾位抗聯老人辭世了。有的曾位居高官，有的筆者採訪後還要去街頭賣雞蛋，還有的前面已經說過了。
生者與逝者，無論屬於自然法則辭世的，還是青春的鮮活的生命戛然而止的，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都是金子般的民族英雄。即便曾為打家劫舍的鬍子，也是這片黑土地上鐵錚錚的血性先人。
除了那個時空的境遇外，他們與今天大街上和萬家燈火的窗口裡的人們一樣，由基本性質並不比誰更好的血肉和頭腦構成。但他們又確實是與眾不同的，因為他們曾用血肉、頭顱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抗聯沒留下一支建制部隊，但她給我們和我們的後人留下了一種精神，一種照耀歷史與未來的、任是什麼樣的敵人也不可能征服的精神。
這是一部不屈不撓的強者的英雄史話，是這個星球上有著共同歷史、文化的最大的一群人的一筆巨大的無形資產。
我們必須精心培育、呵護、強健我們的精神體魄，因為任何綜合國力都不能忽視精神的力量。
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再強大的物質力量也是難以持久的，缺乏凝聚力的。
當我們努力為民族振興打造和諧、和平的內外部環境時，尤其需要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