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1992 開封文物盜竊案

1992年9月18日，雨，河南開封包公湖畔，開封博物館。 上午8時30分，服務員馬海娟、崔巧玲像往常一樣，熟練地打開博物館明清宮廷用品展廳大門，準備迎接參觀者。但一進門，她們大驚失色，展廳內一片狼藉，幾個展櫃已空空如也。 8時31分，開封刑警支隊長張天增的對講機“嘟嘟”地響了起來。 “什麼事？” “報告指揮中心，213呼叫！博物館明清宮廷用品展廳大量珍品被盜，請偵查人員速來現場！” 8時40分，張天增率偵技人員迅速抵達博物館，馬上展開勘查工作。 隨後開封市公安局局長武和平、主管刑偵工作的副局長胡安太，也從不同地點趕到現場。 經警方初步勘查，發現展廳中有8個展櫃被撬，69件珍貴文物被盜走，其中國家一級、二級文物59件。明代宣德年間青花纏枝蓮紋盤、明弘治款黃釉瓷盤、明德化窯迴紋三足爐、清雍正年間青花釉里紅折枝果紋扁瓶等4件一級文物是我國窯燒青花瓷器中的極品；而另外3件一級文物，青玉山子、青玉佛手花插、青玉蔡柄活環匝等都是清朝乾隆年間的宮廷用品，其玉質之硬之純，雕刻之精之細實為罕見。這些文物，精緻脫俗，美輪美奐，實為國家瑰寶。按當時市場估價，失竊珍品總價超過億元。

開封博物館內館藏文物較多，其明清宮廷用品是該館最珍貴的館藏文物，可謂鎮館之寶。該館自1988年10月1日建成開放後，曾發生過十起失竊案件，其中文物被盜案四起，那四起案件中被盜的都是一般的文物，但是，這次被盜的文物不但珍貴，數量也驚人，確實令人震驚。 在現場警方提取了紅色平絨布、黑色票夾、玻璃刀、鞋印、撬痕等多種物證、痕跡。 這是建國以來全國最大的文物盜竊案，也是繼“蒙娜麗莎”盜竊案後的世界第二大文物盜竊大案！ 開封市公安局迅速將這一案件上報給河南省公安廳，公安廳又毫不遲疑地報告給公安部。 當天，開封市立即成立了以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徐福潤和市公安局黨組書記吳國強為指揮員的偵破“9·18”特大文物盜竊案指揮部；河南省公安廳成立了以王濟晟副廳長為組長的偵破“9·18”協調組。全省公安干警緊急動員，以刑警支隊力量為主，從市區各公安分局直屬科室以及交警大隊、治安大隊等調集了200餘名精兵強將，各路辦案高手、偵查精英，齊集一堂。

經過對現場初步勘查情況的分析以及對當前國際文物走私大氣候的把握，指揮部迅速制定了“立足開封，面向全省，輻射全國，伸向海外”的偵查方針。從現場勘查、物證排查、走訪調查、贓物控制、社會發動五個方面入手，將參戰幹警分兵五路，以物找人，全面出擊。 現場勘查組經過連續幾晝夜的奮戰，共提取案犯留下的物證、痕跡12種109件。通過對各種物證、痕蹟的科技監測和經驗分析，指揮部認為，這起建國以來全國最大的文物被盜案系流竄犯罪團伙跨地區所為，案犯在兩人以上。 從現場看，案犯對明清宮廷用品展廳及博物館周圍環境情況比較熟悉，事前經過多次踩點、預謀，因此案犯在開封必定有落腳點。 從作案手段看，案犯屬於高智能犯罪，具有撬盜經驗、攀登技術、反偵查意識，且對文物、紅外線報警器有所研究。

直接進入現場的案犯有兩名，一個身高170米左右，身體健壯，體態中等，年齡在25歲上下，此人作案時穿一雙迴力運動鞋；另一名案犯在172米左右，體態偏瘦，年齡約30歲，此人作案時穿一雙弧型鞋。 根據上述結果，指揮部下令開展全市範圍內的排查、走訪，並緊急動員社會各方力量，提供破案線索。 隨著調查工作的深入，各種信息接踵而來。 包公湖魚場工人吳玉柱反映：案發當日的凌晨1時50分，他和同事顧保國等三人巡湖至中坑南環路包府坑加油站北牆外時，發現有一輛白色桑塔納轎車停放在此。吳玉柱用強手電照了車牌說：“這是空軍的車，部隊的車還在這兒搞鬼咧。”因為前幾天夜裡巡湖，就發現一對男女在小轎車裡發生性關係。

“你根據什麼說那輛車是桑塔納轎車？” “我喜歡玩車，知道只有桑塔納轎車的後尾燈位置最高。” “憑什麼說是部隊的車，空軍的車？” “我當過兵，知道帶紅色'K'字頭的白色車牌的車都是空軍的。” “記得車牌號碼嗎？” “只記得中間不是一個零就是兩個零，其餘的數字記不清了。” 專班民警為此又走訪了許多到過博物館及在博物館附近工作的人。不久環衛工人楊長明也印證，案發當日凌晨3時40分許，當他上班行至包公湖中坑南環路包府坑加油站北牆外時，發現那裡停著一輛淺色轎車，因雨夜太黑，沒看清車牌號。 開封中司木業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兩名工人提供線索：18日凌晨3點多鐘，我們起床做飯，看到斜牆上有一個人。此人圓臉大眼，面色較白，很像歌星遲某。

博物館職工李娟和在此值勤的武警戰士則提供了一條更重要的線索，據他們回憶：9月初，有兩個住在東京大飯店的年輕人曾三次到博物館參觀。其中一個自稱“武漢大學教授”，說來開封參加“黃河中下游研討會”。第一次是9月1日下午2點多鐘，“武大教授”獨自一人到館，進展廳前與武警和館內職工聊了會天，詢問了一些博物館內夜間值班的看護情況。交談過後參觀了“明清宮廷用品展”，他好像懂文物，看得非常入神，在廳內停留一個多小時；第二次是9月3日下午2時許，“武大教授”帶一身高170米左右的男子再次來館參觀，因下午學習不開放，倆人沒有進展廳，只在外側參觀了“石刻廊”；第三次是9月17日上午，“武大教授”再帶一男青年第三次進館到一樓北展廳參觀“明清宮廷用品展”。經警方調查，證實9月初開封根本沒有召開過什麼“黃河中下游研討會”。

根據這條線索，警方迅速對全市285家賓館、飯店、招待所、旅社進行排查，確認：自8月31日至9月18日，18至35歲的外地旅客來汴住宿登記的共27200多人，其中武漢籍旅客85人。在距開封博物館200米斜對面的東京大飯店查到，9月2日，有四個來自武漢的男子來此投宿，於9月7日離店。其住宿登記為：李軍，男，28歲，身份證號碼：420111640807053，工作單位：武漢鐵路分局。唐國強，男，32歲，身份證號碼：420111600618123，工作單位：武漢鐵路分局。陳納德，男，32歲，身份證號碼：420111600812041，工作單位：武漢鐵路分局。另一人沒有登記。經查問，武漢鐵路分局並沒有在飯店登記的李、唐、陳三人，他們的身份證是假的。偵查員在與博物館斜對面的迎賓飯店的住宿登記簿上也查到，9月2日李軍、唐國強、陳納德的住宿登記，其身份證號碼與在東京大飯店所填一致，但登記後未在此住宿。

迎賓飯店的女服務員回憶說：“當我看到他們的住宿登記姓名時，突然發現有'唐國強'三個字，以為大明星駕到，見後才知是同名不同人。” 9月29日深夜，喧囂了一天的城市，已漸漸進入了夢鄉。但鄭州市公安局黨組會議室依然燈火通明，偵破開封“9·18”案件第三次工作匯報會正在進行。當金水公安分局局長說起8月5日鄭州金橋賓館發生了一起盜竊桑塔納轎車案件時，立即引起了開封市公安局偵破“9·18”駐鄭工作組的重視。 經了解，7月29日，三個自稱是廣州宏達電子公司的青年，駕駛掛軍牌照K43—1008的紅色夏利車到金橋賓館，進了1003房間與開封機電公司駐鄭辦事處主任傅煥成洽談購車事宜。這三位青年的名字分別叫林沙、李軍、陳納德。

次日中午，林沙等人要求試車。其中一人駕駛白色桑塔納在賓館院內試車時，突然駕車駛出賓館大門，約40分鐘才返回。 幾天后，傅煥成發現那輛被試過的白色桑塔納不翼而飛。 經查證，得知李軍、林沙、陳納德等人包住金橋賓館1203、1201兩間房。但是住宿時填寫的個人資料是假的，使用的身份證經技術偵查也是偽造的。 接到赴鄭工作組報告，大家預感到案件可能已出現轉機。指揮部的決策者們立即展開了討論： “林、李、陳、唐四人同時都在鄭州金橋賓館和開封東京大飯店住過，且在兩地都出現過帶K字頭的軍牌照車，這意味著什麼呢？” 鄭、汴兩地出現的林、李、陳、唐四人是不是一個團伙？ 經過細緻分析和對比，大家一致認定：兩案系一個團伙所為。

根據鄭、汴兩地飯店賓館服務人員以及開封機電公司職工提供的李軍、陳納德等人的體貌特徵，專案指揮部對李、陳等4人進行了摹擬畫像。經李娟和武警戰士辨認，陳納德即是“武大教授”。 河南省公安廳廳長李志斌在聽了整個情況匯報也推斷：“桑塔納轎車可能就是突破口。”指揮部當即決定兩案合併偵查，以車找人或以人找車。 但在全國幾百萬輛機動車，要找一輛最最普通的白色桑塔納，無疑於大海撈針。幹警們奮戰了50多個日日夜夜，案情仍沒有大的突破。破案工作陷入了僵局。 經過一番縝密的分析，指揮部的決策者們把偵查重點指向了江城武漢。開封市公安局長武和平立即率一支精幹的偵查小隊進抵武漢。此時，武漢市公安局副局長潘賢仁和他的助手們，正組織三鎮幹警與先期到達的開封市公安局張天增支隊長率領的工作組並肩戰鬥。

“先帶大家遊覽一下如何？”武和平笑著問道。 “好。”武漢公安局副局長胡安太心領神會地答道。於是在年輕局長的導遊下偵查員驅車進入鬧市區。這群不速之客，首先來到了中南商業大樓。接著，車又停在了武漢鐵路分局。此時，偵查員們恍然大悟：這不是嫌疑人在東京大飯店住宿時填寫的單位嗎？ 使人驚詫的是，鐵路分局對面是一個軍事機關，而距此不遠的珞珈山麓則坐落著武漢大學。 “陳納德”等人在鄭州金橋賓館“買車”時曾自稱是“省軍區的”，到開封博物館“參觀”時又稱是“武大教授”。 偌大個武漢市，這三個單位恰好如此集中地在一起！ “我們就以這一帶為重點，重點調查。”武和平斷然下令。 武漢市公安局副局長潘賢仁與市局刑偵處處長，在聽取了武和平的提議後，經認真研究，當即召開了專門會議，要求各城區刑警隊長及市局防暴、治安、戶政、交通的負責人到會。全市的行動開始了。 通過十多天的緊張工作，武漢公安機關發現了一些與“9·18”案件有關的線索，偵查範圍逐漸縮小，最後縮小到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範圍。 同時指揮部命令從小在武漢長大，對武漢地理、人際關係較熟悉的王偉，同在局治安科工作的妻子李靜萍一起攜女兒以探親訪友的名義前往武漢開展工作。 12月1日上午10時，身著便裝的王偉攜妻帶女在漢口南京路由東向西漫步。 行至鄱陽街與南京路十字路口時，由北邊駛來一輛白色桑塔納。說時遲，那時快，夫妻倆犀利的目光同時盯准車牌：“K43－1008”！ “快叫的士！”王偉邊給妻子下達任務，邊飛步追向“K43－1008”駛去的方向。 “跟上那輛車，我是公安局的！”小王坐上“的士”，出示工作證，命令司機加速前進。 寬闊的馬路上，“的士”緊緊咬住“K43－1008”。拐過幾個彎兒，目標在武漢海關大門外北側戛然停下，從車裡走出的兩個人步入海關大院。這時，王偉指揮“的士”也悄然停在了海關大門外的南側。王偉舉起事先準備好的照相機一面拍照，一面命令妻子“給指揮部打電話報告情況”。拍完照後王偉又走進海關院裡查看，“的士”中只留五歲的小女兒坐守。 接到李靜萍的電話，張天增支隊長率領偵查員火速奔向海關。 然而，在張天增一行尚未到達時，“K43－1008”已駛離海關，飛馳在車水馬龍的大街上，王偉乘坐的“的士”緊追不捨。追逐中，突然一輛公共汽車斜插過來，“的士”司機只得猛踩剎車，當“的士”超過公共汽車時，目標已無影無踪…… 經辨認，王偉所照的司機就是化名叫唐國強的人。得知這個消息，武漢市公安局潘賢仁副局長立即表示：“既然目標在武漢，我們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揪出來！”當晚，武漢市公安局3000多名幹警分扼三鎮主要街道、路口，張網以待。 2日，通過對海關的調查，查明了乘白色桑塔納轎車到武漢海關辦事的人叫劉昱，男，30歲，住江岸區花橋二村67號4樓2號。劉昱於1日上午8時15分左右到海關辦理到珠海拱北海關摩托車轉關手續，並已於當天上午11時50分乘飛機去廣東拱北海關提貨去了。 下午3時許，“K43－1008”終於出現了。武昌交通大隊民警王先進在武昌區小東門發現並扣留了一輛掛K43－1008軍照的白色桑塔納轎車及司機的駕駛執照，司機同一乘車的女人卻狡猾地溜掉了。根據被扣駕駛執照，了解司機名叫劉進，男，1959年12月17日生，身份證號碼是420102591217001，家住武昌民主路458－6－3－5號，女的是劉的愛人艾某。查對白色桑塔納轎車發動機號，知其確係鄭州金橋賓館內被盜車輛。 而此時劉進已成了“熱鍋上的螞蟻”。他實在太愛玩車了，對這輛嶄新的白色桑塔納轎車更是愛不釋手，而且他自認為“9·18”案件作的天衣無縫，警察無論如何也不會找到他頭上。因此儘管他一向佩服的“大哥”警告他“千萬不要再開車出來，不然會惹禍”的忠告，他也不屑一顧。三天前，他就開始四處兜風。 當被交警攔住時，劉進這才感到大難臨頭了，於是他四處託人打探消息。 “K43－1008”被扣，成了公安機關順線追踪、偵破“9·18”的突破口。警方決定按兵不動，守株待兔，讓罪犯自投羅網。 12月3日下午6時，武昌交通大隊、漢陽分局民警得知，有一稱楊長明的人在打聽扣車的事，並要求將被扣留的白色桑塔納轎車取走。潘賢仁副局長和胡安太副局長果斷決定：“抓獲楊長明，順藤摸瓜！” 12月3日，漢陽公安分局將楊長明等人在漢陽區和平新村4門4樓抓獲。 12月6日晚，公安機關依法對楊長明家進行了搜查，在梅岩村44號，刑警搜出了五件文物，其中有萬曆哥窯青花蝶紋瓶、青花繪紋瓶、黃釉瓷爐等。經查對這五件文物，都是“9·18”開封博物館被盜的珍品。 在鐵的事實面前，楊長明交代了內弟劉農軍（化名陳納德）夥同劉進（化名林沙）、文西山（化名唐國強）、李軍四人9月18日盜竊開封博物館的事實： 1992年9月20日，劉進、劉農軍等人，從鄭州開白色桑塔納車回武漢，打BP機給楊長明，讓他準備一些紙箱和碎紙條等包裝物，說是有一批東西需要打包。楊長明就找了幾個紙箱和一些碎紙條。後來劉農軍又問楊長明“有沒有空房子”，楊長明說“有”。 當晚，楊長明去找劉農軍時，他神色詭秘地讓楊長明在門外等一會兒。約過半個小時，楊長明進屋發現劉農軍的朋友彭堅（武漢監獄民警）和汪義強（彭堅之姨夫、亮晶晶精品店經理）也在屋裡。當楊長明看到屋裡那些包裝整齊的紙箱問“是什麼玩藝”時，劉農軍神色陰鷙地說：“文物。說出去就會交炮（槍斃）！”那12箱文物，當晚轉移到彭堅家9箱，劉農軍和李軍帶走1箱，剩下兩箱放到了楊長明父親家。 12月6日，武漢市公安局將彭堅抓獲。彭堅交代：10月12日，彭堅和汪義強用一個18吋凱歌電視機箱子和兩個音柱箱將9箱文物偽裝，於13日由彭國禮開車，汪義強、彭堅護送，將其運到王家墩機場，送上4031號飛機，運往廣東佛山機場。爾後，劉龍軍、汪義強倆人乘當日飛機至佛山，到佛山機場接貨。 12月10日，公安部向全國發出了通緝令，對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劉龍軍、劉進進行通緝。 迫於政策和法律的強大攻勢，南逃廣州的汪義強返回武漢投案自首，並提供了劉農軍、劉進在廣州的活動情況。 武漢告捷，並沒有使偵破“9·18”案件的指揮員們心頭的大石落下：案件雖已明朗，但犯罪分子很可能聞訊藏匿起來，為下一步的抓捕和追贓增加困難。 為防止被盜文物和主要案犯出境，指揮部決定集中優勢兵力，在廣州一舉圍殲案犯。 十多天后，一個神秘的電話打到廣州市公安局，表示願意將文物交出，但懼怕抓人，不敢前往。 經廣州市公安局11處的同志精心運籌，55件被盜文物輾轉至穗，於12月23日0點55分交到廣州市公安局11處。 喜訊傳來，“9·18行動”指揮部一片歡騰，一顆顆憂慮已久的心瞬時間得到平靜。祝賀之餘，公安部領導要求參戰幹警一鼓作氣抓獲另外四名主犯，其餘的九件文物終於“完璧歸趙”。 1993年1月9日12時40分，赴廣州工作組獲取了一條重要情報：劉農軍派人於當日到廣州活動，籌集出逃所需的資金。 情況緊急，關係重大，如何引蛇出洞呢？參戰幹警與犯罪分子開始了鬥智斗勇。工作組留守人員在童年根的主持下，制定出一套戰斗方案。 1月9日下午2時40分，當一個穿茄克、戴墨鏡的年輕人神情慌張鬼鬼祟祟地出現在廣州街頭時，被守候在此的干警當場擒獲。從他身上搜出了劉農軍與其妻凌海濱的兩本化名為凌達偉、凌海紅的委內瑞拉護照、兩張香港至倫敦的飛機票以及其他錢物。據其交代，劉農軍正潛伏在青島，準備做整容手術後出境。 這一情報的分量不言而喻，赴廣州工作組的同志於當日下午5時將信息反饋到指揮部。青島市公安局聞訊而動，於1月9日晚抓獲了“9·18案件”首犯劉農軍。 劉農軍，29歲，武漢市武昌區人。中學畢業後，在武漢市公安學校就讀，曾因盜竊學校教學器材被開除。之後，在湖北江漢大學自修畢業。 1983年以來，他長期流竄在外，並與港、澳黑社會組織搭上關係。為了盜取文物走私境外，他閉門謝客，潛心鑽研文物書籍。由於他反應靈敏，詭計多端，黑社會稱之為“計算機”。 劉農軍自以為“9·18”案作得天衣無縫，公安機關根本無法破案。於是，當公安人員訊問時，他像沒事人一樣，時而答非所問，誇誇其談；時而態度傲慢，避而不答。面對不可一世的劉農軍，幹警們不急不火，將計就計，先任其大講特講，而後從中找出矛盾與漏洞，集中火力一一批駁，挫其銳氣。三天后，劉農軍最終交代了策劃、指揮、盜竊開封博物館文物的犯罪事實。之後，偵查員在劉農軍的一個落腳點摸清了文西山的潛藏地址。 文西山，33歲，湖南省東安縣井頭圩鎮有江村人。 1983年他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 1986年5月被減刑提前釋放後，長期流竄作案，在黑道上號稱“江洋大盜”。 文西山在與其他盜犯分開後，一個人偷偷溜到了東北。當獲知同夥一一落網後，文西山準備再次潛逃。正當他於吉林市勞動局招待所匆匆結算完住宿賬目準備逃離時，幹練的吉林市公安局刑警隊員們如神兵天降，擋住了他的去路。 文西山與劉農軍被捕的消息，讓幹警們為之振奮。大家信心十足力求盡快抓獲其餘二犯，追回被盜文物。 1月17日下午4時許，赴廣州工作組接到一個可靠情報：劉進將於晚間6時在廣東省中醫院門口出現。 劉進，30歲，住武漢市武昌區民主路458號。他15歲那年因殺人被少管；1982年因盜竊被勞教，解教後長期流竄在外。 17日下午6時10分，廣州惠府路。一輛紅色桑塔納轎車由南向北駛來，駛進中醫院門口。守候在此的開封市公安局刑警蔡永剛、許大剛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躍身翻過路邊護欄，飛步向那輛車奔去。此時，那輛車正緩緩而行，劉進發現車後有兩名北方大漢向他衝來，意識到事情不妙，遂關緊車門向司機吼道：“快開車！快開車！”但為時已晚，許大剛已手持手槍以身體抵在車前，將槍口對準司機，大聲喝道：“不許動！”面對黑洞洞的槍口，司機熄了火。與此同時，蔡永剛緊緊握住右後門拉手，腳蹬車體，運氣用功，只聽得“嘣”的一聲，鎖壞門開，蔡永剛如餓虎撲食般沖向車內。劉進驚恐萬狀，驚問：“幹啥？幹啥？”蔡永剛怒目圓睜，伸開鐵臂，像老鷹抓小雞似地將劉進從車內提出，摜出車外，周圍幹警一擁而上，將其捆綁。 1月19日，劉進、文西山分別被押解至開封，此時，“9·18”案件的主犯只剩下了李軍。 李軍，年至而立，吉林省吉林市永吉縣人，長期流竄作案，從事流氓、炒車票等違法犯罪活動。 開封市公安局預審組抓住案犯驚魂未定之機，對文西山進行了突審。經審訊，文西山不但交代了作案全過程，而且提供了李軍在吉林的隱藏地點。信息再次反饋到吉林，吉林市公安機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正在家裡準備過年的李軍生擒。 隨著國際文物走私黑浪捲起，劉農軍早已把貪婪的目光投向了開封博物館館藏文物。他於1991年6月在廣州將各懷“絕技”的犯罪分子劉進、李軍、文西山糾合在自己麾下，開始了盜竊文物的罪惡勾當。為增強作案的機動性，他們先在廣州竊得一輛紅色夏利車。然後通過彭國禮將駐漢某部“K46－1008”軍車牌照改為“K43－1008”，掛在車上。 1992年7月，劉農軍一夥先後兩次到開封博物館偵查情況，並合謀制定了作案計劃。為了保證作案後能迅速逃離現場，劉農軍等覺得夏利車車速太慢，於是又盜走了開封市機電公司正出賣的白色桑塔納轎車。 9月2日，劉農軍等三進開封博物館踩點，他們繪製出詳細的展廳文物分佈圖和路線圖，伺機作案。 9月16日，天空佈滿陰霾，他們帶著作案工具，駕車離漢赴汴，17日駛入開封市區，到博物館觀察情況，發現無異常變化後，即竄至蘭考縣縣委招待所養精蓄銳。是夜9時30分，劉農軍一夥從蘭考潛回開封，在博物館周圍窺伺動靜。 18日凌晨1時許，他們將“K43－1008”轎車停在包公湖中坑南岸的加油站北牆外，劉農軍和劉進龜縮車內，用對講機遙控指揮；文西山和李軍翻牆入院，撬窗入室，實施作案。凌晨5時許，室內撬盜完成，劉進即開車至博物館北圍牆外接應，將盜得文物放置在轎車後備箱後，立即逃竄。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就是這樣一起精心策劃的盜竊文物大案，在公安干警的不懈努力下，千里追踪，不僅主要案犯無一漏網，而且被盜文物也全部完璧歸趙，此案正應了中國一句古話：手莫伸，伸手必被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