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看見紅蓮的時候，我想到的就是愛情這兩個字。而且，我直覺地以為；任何人在第一眼看見紅蓮的時候所能想到的也都該是這兩個字。
當時的紅蓮是小酒館裡的調酒師。之前，據她自己說——她還乾過餐廳侍應生、百貨公司化妝品專櫃小姐、美食餐廳二廚、特技表演團助理、醫院特別看護、臨時保母、小學和補習班教師、廣告明星和電影演員、畫室和攝影學會的模特兒、出租車司機和推銷員；她推銷過發酵奶、百科全書曰、房子、保險、窗簾、嬰兒用品、全套健身器材、衛浴設備、進口健康食品、計算機、文具、寵物飼料和水墨書法等藝術品。在擔任調酒師之前，她開過一家園中心。以上所說的這些都是我後來才慢慢知道的；初見她的那一晚，我祇道我遇見了愛情。紅蓮是第一個讓我心目中所無法捕捉的這個詞彙有了形象和內容的人。
當時——也是一九八二年、我研究所的第三年尾、夏天——為了答謝管宿舍的緬甸僑生多年來每逢寒暑假讓我免費住校的恩情，而我又偶然得知他們那一票僑生都是模型飛機痴，卻苦於沒有閒錢可以添購零件。於是我傾盡所有，將從小蒐集的十幾架模型飛機，連同幾十本和戰鬥機、偵察機、轟炸機等相關的書籍裝了二、三十個箱子，全數送給那緬甸僑生了。
根據我冷眼旁觀，僑生是那種很奇特的人類——有如易受驚嚇且永遠過度防衛的野生動物——他們會因為你不意間翻了個白眼而認定你驕妄自大；也會因為你不意間點了個頭而認定你善良又正直。面對那幾十箱我的廢物，他們商量了整整一個禮拜，最後決定帶我到這家叫做“My Place”的小酒館，名目是慶賀我通過硏究所的資格考。但是由於平素鮮少往來的緣故，我們之間沒有一點共通的話題，場面極為尷尬。大家一字排開列坐在吧台前面，我居中，從左至右分別是越南、泰國、緬甸和馬來西亞。當我右手邊的緬甸要和我左手邊的泰國交談，或者是外左側的越南要和外右側的馬來西亞聊兩句的時候，我如果沒有及時將啤酒杯口掩住，就會覺得那啤酒怎麼也喝不完。最後我想了個主意：為什麼大家不按照地圖上各個國家的位置就座呢？於是我換坐到最右邊，一眼看見正對面站在吧台裡的完美的紅蓮。她沖我一笑，道：“恭喜啊！”
“什麼？”
“不是說你剛通過什麼考試嗎？”她繼續微笑著說：“我請你喝一杯。你要什麼？”我知道要什麼才怪；腦子里胡亂地想著的是這女孩子大概剛滿二十，應該是個趁暑期出來打工的大學生，從外國電影或影集裡學會——這種洋派作風的社交服務身段——不消說：學得很地道——“我請你喝一杯。”結果我全猜錯了。這是她第一次請人喝酒。之所以招待一杯，更不是為了拉攏我這個窮顧客。她也不是什麼打工的學生。還有，她已經是三十三歲的老女人了。尤其是年齡這一項，我知道的時候是已經很後來很後來廣。套句爛小說上常用的話：“我已經陷得很深了。”
從換過座位之後，我和那幾個僑生都自在起來。越南首先喝個爛醉，我從斷斷續續聽到的一點談話內容裡得知：越南的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前不久在洛杉磯出意外死了，他們分別只有六歲和七歲。這場飛來橫禍肇因於美國華納公司在拍一部叫《拂曉地區》的電影。越南的弟妹是片中的臨時演員。意外發生時兩個小姊弟被男主角演員維克，莫洛抱在臂彎裡，結果一架飛在他們頭頂上的直升機被一枚莫名其妙的炸彈擊中，當空墜下地來，一片還在高速旋轉的螺旋槳猛可將維克，莫洛和兩個孩子砸得腦漿迸溢。維克/莫洛曾經是我們村子裡一起看電視的孩子們心目中的大英雄——影集《勇士們》裡的桑德斯班長。越南哭著說他們越南人活該要被美國人搞死——無論是在家鄉還是在外地。說完他就趴在吧台上睡著了。剩下的三個彷彿這才得到解脫，開始大談模型飛機和剛結束的福克蘭群島戰役的話題。完美的女子這時朝越南呶了呶嘴，低聲說：“他弟妹還眞多。有一次他說西貢淪陷的時候一個光著身子跑在馬路上的小女孩——就是登上《時代》雜誌封面那張照片裡的小女孩啊——是他妹妹。現在又冒出一個來。”說著的時候她目不轉睛望著嘴角順出酒汁口涎來、開始打鼾的越南；彷彿並沒有太多嘲笑的意思。她的睫毛輕緩地眨了兩下，十分之捨不得將視線移開越南的樣子，才又說：“如果他眞有妹妹，做他妹妹一定很幸福。”
“你怎麼知道他沒有妹妹？”我問。
“天上的事我知道一半兒，地下的事我全知道。”她說，同時在我面前用力搖起一隻銀亮銀亮的小壺。這時候我已經把越南和他的什么妹妹拋到九重天外，專注地看著、想著面前這個完美的女子。她的左手腕橈骨內側，有個模模糊糊的紅印子，在昏黃閃爍的燈光下看它不清——也許是個胎記罷？如果是個十分明顯的胎記，那算不算破壞了完美呢？應該不算。我在肚子裡跟己說，隨即打了個酒嗝兒。這是我第一次打酒嗝兒，我的感覺是希望時間就在這一刻永遠靜止。在我過往的二十五年生命裡，從來沒有一刻如此接近完美。因為就在這一刻，紅蓮把她的左手伸過來，往我的右手背上磨了一下，我看得更清楚了些：那像胎記般的圖案是一朵赭紅色的蓮花。 “我叫紅蓮。”紅蓮說：“很高興認識你，張大舂。”
對於紅蓮是如何知道我這個人的，我並不特別好奇。也許那幾個僑生先已告訴了她，也許她讀過一些我為了賺生活費而寫的小說或散文。總之，我並沒有懷疑她該不該認識我這件事。
接下來的一切都顯得十分自然。紅蓮一杯接一杯地為客人們調著酒，再把酒杯底下托上一張張由廠商所提供的、印著各種啤酒商標的杯墊，順手抹淨了檯面，便踅回我面前來，有一搭、沒一搭地和我說著閒話。我從來沒和人說過那麼多話，事後卻連一個話題也不記得。祇知道她總是這麼開始的：“對了，從前我在做二廚的時候……”，或者是：“以前我在開出租車的時候……”，或者是：“我在買賣房屋的時候……”
我的老天爺，她好像什麼事都做過。她的聲音並不特別低，卻總能在震耳欲聾的重金屬音樂和顧客喧嘩聲中遞進我耳鼓的深處。她說話的時候也全然無意以她那豐富的工作歷練向我炫耀什麼，或訓示什麼；反而像是在和我一道打開一扇又一扇朝向世界的窗口。每一扇窗口外面都有一個讓我們同樣感到驚奇、詭異、燦爛、美好或滑稽的人生景緻。坦白說：我從來無法想像的“另一種生活”忽然就在這個夜晚洶湧澎湃地朝我衝襲而來。前所未有地，我終於知道“社會”這兩個字強勁飽滿的意義。有那麼幾個瞬間——在我喝到不知第幾杯“螺絲起子”、“血腥瑪麗”或“龍舌蘭日出”之後——我想起了小五，隨即在同一剎那自骨髓深處湧出一種莫名的愧疚或嫌怨之感。好像我在替小五自慚形穢一樣。和紅蓮比起來，小五的嫻靜溫柔乃至美麗都變得那樣平庸、俚俗、小家子氣起來。 （小五此刻一定在她家客廳裡那架只能映出紅藍紫三色的彩色電視機前面織織鉤鉤著什麼東西罷？）這種替小五自慚形穢的感覺不多時便會浮現一下，且越來越強烈、越來越令人煩惡、越來越讓我恐懼不安起來。我不時地抗拒著這感覺，但是抗拒只會使它更延滯、更清晰——最後我不得不痛苦地發現：它其實和小五一點關係也沒有！此刻儘管小五的確在家裡打著毛線、看著電視、跟著庸俗低劣的電子影像哭哭笑笑，然而我在紅蓮面前所意識到的愧窘只不過是我對自己的不滿、卻把它轉移到小五身上而已。
明白了這一點並不能改變什麼；相反地，這祇能使我在酒精浸透了的意識裡更加嫌厭小五和囚禁小五的那個監獄古井一般的村子，以及更加嫌厭我自己。然後，我狂暴地嘔吐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