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中文系的研究生，我過的日子已經算是夠簡單樸素的了。我的課程早已修完，每天祇在硏究室、圖書館和宿舍之間往返。不過，我的老師們仍舊認為我的“外務”太多。什麼叫“外務”呢？就是寫小說。他們通常保持著和顏悅色的神情提醒我“應該多花一點精神在論文上”。這話的意思就是“我又看見你在某報某刊上發表小說了”。要不，他們會這麼說：“最近你知名度還蠻高的嘛。”翻譯成我所熟悉的語言，這話其說的是：“我相當懷疑你的學問到底作得如何。”
我一點也不想抱怨我的老師們。他們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的。那是我念硏究所的第三年尾，我祇剩下一年又兩個月不到的時間寫出我的畢業論文——一部當初我在硏究計劃裡決定以三十萬字篇幅完成的《西漢文學環境》——而到一九八二年四月間為止，我祇完成了第一章第一節的九千字。在那之前，我大部分的時間像個植物人一樣把自己種在床上讀各種非關乎論文題旨的雜學書籍，小部分的時間寫稿賺生活費。在沒有應召入伍服役之前，我一直不自覺地以為人生就是那樣的。
然而那一闋小小的〈菩薩蠻〉改變了這一切。我因之而捲入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紛擾、陰謀、鬥爭甚至殺戮；也因之而發現原本生活在我周遭的人都和我一樣（且有的還比我早幾年、甚而幾十年）給捲入了一個我們無力反抗、更無處求援的環境——他們也因此有了全然不同於往昔我所認識的面目和身分。在這整個的“捲入”過程中，我還認識了一些別的人——比方說我曾經提到的紅蓮——這些人原本祇該是和我錯肩而過的路人、同車而行的旅客，乃至連擦身相逢的緣分都不會有。然而，他們畢竟進駐到我的生命裡來，使我忙於付出一些可以稱之為好奇加上眷戀再加上恐懼或憎恨或鄙夷或愛慕的情感。也就因為這裡面有了種種情感，使這“捲入”反而成為日後我再也拂拭不掉的一份記憶。也正因為擁有這記憶，先前我從未眞正認識，卻一直渴望著的“另一種生活”變成比什麼都眞實的東西。關於這個部分，我有一個總括性的評斷，那就是：當人一旦進入了、擁有了眞實的生活，便可以失去一切。在“捲入”的那段歲月裡，我甚至連小說都不寫了。
民國七十一年、公元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七日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宿舍，開了門鎖，扭亮壁燈，發現屋裡坐著、站著四個穿著灰色青年裝的傢伙。從外表上看，他們少說也有五十多歲了——可青年裝是那種官僚機構裡設計出來讓穿者看來較為年輕的服飾。它的上衣其實就是件不用塞進褲子裡的襯衫，上下左右四個口袋，採西裝式領口，但是開得高些。這青年裝的下身必須是同色的西裝褲——總地看起來就是副鐵灰鐵灰的模樣兒。設計這款服裝的人（據說是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先生）似乎有意藉由它輕便的外觀來重新塑造官僚機構裡公務人員那種正兒八經的形象；使之看起來清爽、利落。當然，名之曰青年裝自有它泯除公職人員因年齡分際而顯示資歷分際的用意。換言之：我該把這四個鐵灰鐵灰的人物想像得再年輕一點。
第一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問我：“你是張大舂？”第二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問我：“你父親叫張逵，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幹編審。你母親劉蘭英，沒有任何職業。你家住西藏路一百一十五巷四弄/八號。你是天主教私立光仁小學畢業、私立大華中學畢業、市立成功高中畢業、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現在是中文研究所第三年的硏究生，對不對？”第三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問我：“你發表過三十二個短篇小說，六十篇散文。在大學裡參加過合唱團，唱男高一首。此外，你還是救國團外圍單位中國青年服務社訓練出來的“嚕啦啦”服務員，對不對？”第四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問我：“張翰卿交給你的一塊破佈在哪裡？”
衝著前三個問題，我只有點頭的份兒。關於第四個，我遲疑了一下，正想答以：“什麼破布？”的時候，緊靠著我身邊站著的第一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微微抬了抬腿，盯著他的大皮鞋道：“上面好像不許踹人了現在，嗯？”第二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坐在我的床沿上直了直身子道：“別嚇著人家孩子。”話才說完，第三個五十多歲的青年豁地從椅子裡竄起來，重重地把一本《史記會注考證》砸在桌面上，道：“你不是咱們黨員嗎？”我剛點了點頭，腦子裡閃過一個“當年加入國民黨總算沾上關係，占到了便宜”的念頭，那第四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已然接腔說道：“黨員有他媽屁用，黨員更他媽該老實點兒。”
在那一瞬間，我猛可有一種被侵犯的感覺——你可以說這感覺來得遲了些；因為早在我扭亮壁燈的時刻就該感覺自己被侵犯了。而事實上早在那之前不知許久他們已經進入了我的宿舍，侵犯了我老鼠窩一般零亂的、污穢的、臭不可聞的生活空間。你也可以說這被侵犯的感覺之所以如此強烈，其中還含有老鼠自覺其不堪的惱羞之怒在內。他們四個並沒有指責我，他們甚至既不在意，也不意外於我過得像一隻老鼠——唯其如此，一隻像我這樣過純正老鼠生活的人反而非常不舒服——好像你把一切攤在人的眼前，無所遁形；人卻視而不見。當人對你的一切瞭如指掌又視若無物的時候，你就更卑微了一點。
在那個極度卑微的瞬間，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畬到寫小說的樂趣——它不再是我為了賺稿費而乾的活兒，卻登時成為我眞實生活的一部分。我應——聲對那四個穿青年裝的傢伙答道：“那塊破布是一封血書。”
四個傢伙驀地你看我、我看他、他看你了起來。一種姑且可以稱之為面面相覷的情況。我立刻知道：他們給誑進我的小說裡來了。血書太離奇、太詭異、太不眞實、太令人音？外。正因為這樣，他們既失去了對一切瞭如指掌的控制，又無法對我的敘述抱持原先那視若無物的態度。在這個面面相覷的剎那之間，四張嘴巴不約而同地動了動，重複了“血書”二字。接下來——一個重要的技巧——用最不離奇、最不詭異、最寫實的、也最吻合經驗或邏輯法則的細節描述來贏取讀者進一步的信任：“乍看那字跡是黑色的，但是絕對不是墨水寫的，是血——因為年代久了，所以看起來發暗、發黑而已。還有，那其實也不是什麼破布，是一塊有點像府綢料子的手帕，祇不過很舊了。”
接著，我把那塊虛構出來的手帕講得十分詳細——包括它的精絲滾邊，一角上繡了個“潘”字（字體是帶有魏碑式棱角的正楷）等等細節——之所以如此乃是由於我還不知道一封血書該有什麼樣的內容；我需要一點時間。那四個五十多歲的青年之中的兩個居然還從口袋裡掏出小記事本子來寫著了。一面寫，一個傢伙看似漫不經心地問廣句：“那麼東西呢？不是交給你了嗎？”
“又被那個開救護車的萬老頭拿回去了。”我盡可能讓自己的臉看來比清白無辜還要再清白無辜一點：“他說東西本來就是他的——你們知不知道我老大哥從前是混老漕幫的？”最後一句我故棚意放低了聲，帶點克制不住的興奮。結果沒人理我。
祇那原本想拿大皮鞋踹我的徑自問道：“手帕上寫了些什麼？”
“沒寫幾個字。寫得很潦草，是那種比行書還難認的草書——所以我老大哥才找我去認的，他以為讀中文系的什麼字都認得。”我皺著眉，看似想得很吃力，其實也的確想得很吃力地把我記憶之中和老漕幫有關的一點知識拼成下面的話：“坦白講：第一個字我認不出來，第二個是個“物”字，動物植物的物。接下去是“在大通悟學之上”。上面又有兩個認不出來的字。然後是“密取”。然後又有四個認不出來的字。最後是“戒所得”。就是這樣了。”
“什麼物在大通悟學之上什麼什麼密取什麼什麼什麼什麼戒所得。”摔我的《史記會注考證》的傢伙把他所記的句子念了一遍，像是在向我求證似地深深望我一眼。
我點點頭。其實這段話可以說根本沒有意義。我在一個字、一個字念著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家父。因為他也是在春、夏、秋三季裡穿著青年裝去部裡上班的那種標準公務員。我老大哥曾經告訴過我：家父從前在幫字輩是“理”，所以我腦子里胡亂轉出來的第一個字是個“理”字，由此我又乾脆用了個和“理”同音的“禮”字編出“禮物”這個詞。可是有誰會在一封血書中赫然提到什麼“禮物”呢？於是“禮”字必須說成是一個我認不出來的字。
有了第一個詞，接下來的句子就方便了。我暗自想著的句子是：“禮物在大通悟學之上宜速密取勿為豬八戒所得”。大通悟學是“理”字輩底下的四個字輩，底下的“宜速”以及“勿為豬八”根本就是我隨便想到，也隨口說成是我認不出來的字——如果這整句話有任何意思，也不過就是在罵這四個人是得不到禮物的豬八戒而已。
這四個豬八戒相互使了個眼色，似乎並不滿意，卻不得不滿意的模樣。我隨即表現出想多幫一點忙的樣子說道：“我聽說大通悟學是老漕幫論字排輩的四個字譜。是什麼意思我就不懂了。”“你最好別懂。”第一個豬八戒說。 “你忘了更好。”第二個豬八戒說。 “我們根本沒來過，這樣你明白嗎？”第三個豬八戒說。 “能明白就再好不過了。”第四個豬八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