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以大師的身價、講師的頭銜做了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擔任的課程先後有普通人類學、人體測量學、古器物學、考古學等，其間還主持了一個考古學陳列室並兼任歷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遺憾的是，在清華任教期間，李濟重點指導的研究生只有一個半。一個是後來中國龍山文化和南詔文化的發現者、著名考古學家吳金鼎；另半個是後來成為著名古文字學家的徐中舒。因徐氏主要從王國維研讀古文字學與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濟的名下只能算半個。
在清華的日子，李濟與各位教授關係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則是比自己大23歲的梁啟超，不僅緣於梁對李進清華有推薦保舉之恩，主要是二人對待近現代田野考古這門新興學科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熱情。梁啟超是最早介紹西方考古學理論、方法，並系統總結中國傳統金石學成果，極富遠見卓識的史學大師，也是一位非常重視遺址搜尋和田野發掘的熱心倡導者。此時的梁啟超正擔任著中國考古學會會長。而李濟則是一位血氣方剛，朝氣蓬勃，滿身透著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學知識與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話說，像“剛出籠的包子”，熱氣騰騰，許多想法與梁啟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師亦友的莫逆之交。由於梁、李都極為重視田野考古發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濟進入研究院後，在梁啟超的鼓動和弗利爾藝術館畢士博支持下，即著手讓考古人類學這門新興學問突破厚重的清華園圍牆，把教研課堂搬到田野中間，放開手腳做一番實實在在的現代學術事業。於是，便有了李濟在中國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質和決定未來田野考古學這門學問路徑走向的山西考古之旅。
1926年2月5日，李濟與地質學家——曾隨瑞典著名學者安特生髮掘聞名於世的仰韶文化的袁復禮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晉南作考古調查。其間發現了幾處新石器時代的彩陶遺址，取得了一些標本。在初步確定幾個可供發掘地點後，二人於3月底返回清華園。同年10月，由李濟直接協調洽談，清華校長曹雲祥出面，清華國學研究院和美國弗利爾藝術館共同組織，並由對方出大部分經費，李濟、袁復禮主持的山西夏縣西陰村田野考古發掘協議達成。按照協議規定，發掘古物永久留在中國，論文用中英文撰寫並在中美兩國學術刊物上發表。 ——這是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學考古發掘嘗試，也是李濟在清華任教的幾年間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發掘事業。對於這次發掘的意義和評價，許多年後，李濟的學生、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曾言：“這第一個中外考古合作計劃所採取的立場是明確的：學術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當時條件下還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國有的。李濟先生的國際地位與國際眼光並沒有使他在愛國、在維護國家權益上作任何的讓步。這種眼光遠大的愛國精神是李濟先生一生從事學問從事事業的特色。”此次發掘，由於其在中國考古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與奠基性地位而載入史冊。
梁啟超對於此項中外合作發掘事宜極感興趣，主動給予大力關懷與支持，李濟後來曾深情地回憶道：“梁啟超教授是非常熱心於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動地把我推薦給山西省模範省長閻錫山。”因有了閻老西政府的撐腰和關照，使得這次考古發掘非常順利。
當此之時，梁啟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國哈佛大學就讀，主攻考古人類學專業。這一專業的選擇來自於梁啟超的精心策劃與安排。具有博大學術眼光和強烈民族責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範圍的考古學迅猛發展，而號稱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境內，從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種名義來華的外國學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達生（Davidson Black）、德國人魏敦瑞（JFWeidereich）、法國人德日進（Pierre.Teilhardde.Chardin）、日本人鳥居龍藏、水野清一等等。對這種現狀頗為不滿和不服氣的梁啟超，很希望有中國人自己出面做這一工作，認為“以中國地方這樣大，歷史這樣久，蘊藏的古物這樣豐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於全世界的考古學上佔有極高的位置”。
正是有了這樣一種眼光和信心，決心以學術薪火傳家立業的“飲冰室主人”，才讓長子梁思成赴美國學習建築，次子梁思永學習考古。這一安排，皆是為了讓當時不受中國學術界重視的冷僻專業，能夠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成長、壯大，“為中華民族在這一專業學問領域爭一世界性名譽。”他在致子女的信中說：“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條路，將來互得聯絡觀摩之益，真是最好沒有了。”後來的事實證明，梁啟超的目的達到了，梁思成與梁思永學成歸國後，分別成為自己專業學科中領一代風騷的宗師，只是天不假年，梁啟超沒能親眼看到這一天的到來。
1926年12月10日，梁啟超在寫給次子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濟的田野考古發掘：“李濟之現在山西鄉下（非陝西）正採掘得興高采烈，我已經寫信給他，告訴以你的志願及條件，大約十日內可有回信。我想他們沒有不願意的，只要能派作實在職務，得有實習機會，盤費、食住費等等都算不了什麼大問題。”此前，梁思永在美國學習期間，曾參加了印第安人遺址的發掘，他寫信給父親梁啟超，表示想回國實習並蒐集一些中國田野考古資料。為此，梁啟超向這位遠在異國他鄉的兒子提供了有關統計資料，還為其回國後的實習機會和條件作了精心安排。從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國，則可跟隨李濟到田野去一試身手。
李濟和袁復禮在山西工作了兩個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結束。此次發掘收穫頗豐，共採集了七十六箱出土器物，分裝九大車，於次年元月初，歷盡數次艱險磨難和幾個晝夜的風餐露宿，總算把古物安全無損地押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成功發掘，揭開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序幕，標誌著現代考古技術在遠東這塊古老大地上作出了突破性示範。作為人類學家的李濟也由這次發掘而正式轉到了考古學領域探索與實踐中，從而奠定了其在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史上開一代先河的大師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華國學研究院歡迎李濟、袁復禮二人山西考古發掘成果的茶話會在眾人期待中召開。繼張彭春之後出任清華大學教務長兼理國學研究院事務的梅貽琦、國學院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及全體助教、研究生出席了會議。李濟首先介紹發掘西陰村遺址的情況，選擇這個遺址是因為《史記》上記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這些行政名城都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又說這次發掘不是亂挖的，而是嚴格地一層一層挖下去。袁復禮插話補充說：“我同李先生從某地尋找到某地，我敢於同他賭咒：如果能在這裡找到新石器文化遺址的話，我決不相信。後來到了西陰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認輸。我們用的'刮地皮'（的方法），一層層刮……”當時罵軍閥搜刮民財稱“刮地皮”，袁復禮把這個名詞移到考古發掘的方法上，頗為形像生動，師生們聽罷不禁開懷大笑。
西陰村遺址的出土物大多是殘破的陶片，因知識與眼界所限，研究生們看罷有點不知所云，當一個半腐的、經過人工切割的小小蠶繭現身時，大家的興趣才一下子提了上來。只見：
助教王庸端著一盒子遺物上來，其中有被割裂過的半個蠶繭。同學都伸長了脖子看。有人說我不相信年代那麼久還是這樣白（實際是用棉襯著）；有人說既然是新石器時期的遺物，究竟用什麼工具割它？靜安先生說，那時候未始沒有金屬工具。 （他）同時提到加拿大人明義士的話說：“牛骨、龜骨是用耗子牙齒刻的。”李老師拿出一塊彷彿石英一樣的石片，說這種石頭是可以刻［割］的……呈絲狀的半個繭殼，顯然是用銳器切割過，用顯微鏡考察，割的部位平直，繭殼仍舊發光，與西陰村現在的蠶繭比較，比那最小的還要小一點。展覽中，李濟特別強調：“這繭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會是後來的侵入，因為那一方的土色沒有受擾的痕跡；也不會是野蟲偶爾吐的，因為它是經過人工的割裂。”而這半個經銳器切割的蠶繭，當是一種“文化的遺留……這個發現替我們闢了一條關於在中國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徑。中國有歷史就有關於蠶業的記載，它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指數，較之安特生所說的陶鼎與陶鬲尤為可靠。”
梁啟超聽取了李、袁二人作的長篇報告並觀摩了實物，精神亢奮，欣喜逾常，回到寓所的當天晚上，便以極大的興致給遠在大洋彼岸的兒子梁思永寫了一封長達二千餘字的長信。信中充滿激情地說道“他（南按：李濟）把那七十六箱成績，平平安安運到本校，陸續打開，陳列在我們新設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復禮（是他同伴學地質學的）在研究院茶話會裡頭作長篇的報告演說，雖以我們的門外漢聽了，也深感興味。他們演說裡頭還帶著講他們兩個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學者（濟之是學人類學的），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還在美國——梁先生的公子。'我聽了替你高興又替你惶恐，你將來如何才能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家'這個名譽，總要非常努力才好。”
梁啟超在信中談到出土器物有銅器、石器、骨器以及復雜的陶器花紋問題時說：“此外，他們最得意的是得著半個蠶繭，證明在石器時代已經會製絲……這幾年來（民國九年以後）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肅、奉天發掘的這類花紋的陶器，力倡中國文化西來之說，自經這回的發掘，他們想翻這個案。”“（李濟）所說'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國，遍地皆黃金，可惜沒有人會揀'真是不錯。”梁啟超再次建議兒子回國後“跟著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說，“即使因時局動盪而無法外出做田野發掘，在室內跟著李濟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斷不至白費這一年光陰……”酣暢淋漓的翰墨，透著一個父親對兒子的舔犢之情與殷切期望。按梁啟超的打算，他還想讓梁思永豐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識，多參觀幾個新成立的博物館，然後再去歐洲深造幾年，那時再回國於田野考古這門學科上一試身手，定會創造一番偉業。
梁思永接受了父親的建議，於1927年7月回國。令人扼腕的是，此時的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王國維已鑽入湖底，命赴黃泉，李濟的田野發掘計劃也成為泡影。
王國維在清華大學執教的兩年中，儘管生活趨於平靜，學問越發精進，但仍“時時以津園為念”，每年春節都要去天津覲見早已遜位的“皇上”，常為“有君無臣”而憂慮。
1927年5月間，聽說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將北渡黃河，掃蕩華北，入主京師。又聽說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等一代名儒為北伐軍或農民協會的人抓起來砍了頭，王氏甚為恐懼，認為北伐成功之後，自己也不會被國民黨所容，乃於驚恐中常與吳宓、陳寅恪等朋友密謀應變之策。期間有人勸其避居國外，但王大師總躊躇不定，只是經常深夜枯坐居室流淚。
延至6月1日，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二屆學生畢業，典禮過後，下午舉行“師生敘別會”。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位教授各人一席，李濟、梅貽琦等在座，師生暢談別情。據當時在場的研究生柏生回憶說：“座中（王國維）先生為吾儕言蒙古雜事甚暢，其雍容淡雅之態，感人至深。”宴席將散，梁啟超起立致辭，歷述同學們之研究成績，並謂：“吾院苟繼續努力，必成國學重鎮無疑。”眾皆聆聽，王國維亦點頭表示同意此說。宴畢，王國維與眾師生作別如平時，爾後隨陳寅恪至南院陳宅，二人暢談至傍晚。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會見謝國楨等同學，依舊是談笑和怡。 6月2日晨，王國維餐畢，八時至研究院辦公，料理事務如常，並與同仁談及下學期招生事宜。隨後離奇地向事務員侯厚培借了五元錢，獨自悄無聲息地走出清華園，在校西門僱一輛洋車徑赴三里地的頤和園，花六角錢買了一張門票，囑車夫在原地等候，約十時左右獨自向園內走去。在園內，王國維悶不作聲地徘徊於長廊之間，後踱步至魚藻軒前的昆明湖畔獨立沉思，盡紙菸一支，約十一時左右，怀揣剩餘的四元四角和一紙寫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塋地”等字樣的簡短遺書，縱身一躍，沉入湖底。雖有園丁“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但王的頭顱已插入淤泥，前後不過兩分鐘即氣絕身亡。 ——代國學大師由此告別了凡塵滾滾，充滿血腥、苦痛與悲傷的世界，時年51歲。
王國維沉湖而死的消息傳出，全國學界一片嘩然。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陳寅恪懷著極度的悲傷與哀痛，以他深厚的學術造詣與犀利的洞世眼光，揮毫寫下了哀婉淒絕的輓聯：
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陳寅恪詩文向來以隱晦難解著稱，此詩算是較為淺白的一個例外，但對個別字詞的理解也曾引起學術界不休的爭論。王國維在遺書中曾有“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之語，陳詩中所謂“謬承遺命”當特指王氏遺書所言。顯然，王國維是把陳寅恪、吳宓視作他的知已的。面對知已，陳氏於“倍傷神”中又發出了“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風義平生師友間，招魂哀憤滿人寰”的深切悲鳴。
王國維之死，之所以引起陳寅恪如此悲傷，自是與二人在過往的歲月裡結下的深厚友誼，並對天命人事在心靈深處產生共鳴有極大的關聯。
面對王氏離奇的跳湖自盡，學術界產生強烈震動的同時，坊間對他的死因也產生了種種猜測議論，以致有多種說法流傳於世，如殉清說，自殉文化說，悲觀哀時說，羅振玉逼債致死說，王國維“妻妾出軌受辱”說等等，一時甚囂塵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為一個人言言殊的謎團。
王國維的遺體入葬後，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對其死因作了解釋和評價，其說成為眾說紛紜中最有說服力的論斷，為天下士林廣為矚目和重視。在陳寅恪眼中，王國維是亦師亦友的人物，也是極少可以引為知己者，王的自殺絕非世人所說的由於個人恩怨，或後來的溥儀所說是經濟方面的索債等等。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見到即將衰亡的中國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愴結局而死，其一死是對當時混亂無序的時局和世風日下的現實作出的近似“屍諫”的抗爭。陳寅恪以他對師友的深切理解與同情，在挽詞中云：“凡一種文化，值此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又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雲。”
陳寅恪挽詞和序文一出，時人紛紛讚之，王國維的好友兼親家、著名甲骨學家羅振玉更是讚譽有加，謂：“辭理並茂，為哀挽諸作之冠，足與觀堂集中《頤和園詞》、《蜀道難》諸篇比美；忠愨（南按：遜帝溥儀賜給王氏的諡號）以後學術所寄，端在吾公矣。”
顯然，陳氏之說較之世人流傳或溥儀道聽途說，更能接近事實本質和王氏內心之痛楚。作為死者的知己，陳寅恪對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國維九泉之下自當頷首。
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已，要為天下哭先生。
——這是1922年，王國維的知己，也是陳寅恪的師輩人物，清末著名詩人與學者沈曾植去世時，王國維為其撰寫的輓聯，其悲慟愴懷之情溢於言表。當王國維紀念碑在清華園落成後，陳寅恪再以悲天憫人的大情懷、大心願，以明晰的哲理與深邃的思想，為其書寫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借碑文而抒發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情懷，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噴，再次展現了內在的文化精髓與人性光輝，於蒼茫的天地間揚波激浪，振聾發聵。此文一出，世人莫不為之動容。
王國維奇特、詭異、神秘地離去，在給世界留下一串謎團的同時，也昭示了一個不祥的預兆，清華國學院“四大”支柱轟然斷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馬上就要坍崩——這便是學界中號稱泰山北斗，被陳寅恪譽為“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耆哲”的梁啟超。
早在1926年初，梁啟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顧朋友們的反對，毅然住進北京協和醫院，於3月16日做了腎臟切除手術。極其不幸的是，手術中卻被“美帝國主義派出的醫生”、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恆與其助手，誤切掉了那個健全的“好腎”（右腎），虛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殘留的一隻“壞腎”（左腎）來維持供給。
此時西醫在中國立足未穩，大受質疑，而手術主要主持者乃是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醫學博士、協和醫學院院長劉瑞恆。劉的副手則是純種的美國人，聲名赫赫的外科醫生。為了維護西醫社會聲譽，以便使這門科學在中國落地生根，對於這一“以人命為兒戲”的事故，作為親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
的情形下，梁啟超不但沒有狀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學生陳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丟腰子”（徐志摩語）通過媒介向協和醫院進行口誅筆伐、興師問罪之時，梁啟超仍把西醫看做是科學的代表，認為維護西醫的形象就是維護科學，維護人類文明的進步事業。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訴法庭，不求任何賠償，不要任何道歉，並艱難地支撐著病體親自著文為協和醫院開脫。 1926年6月2日，《晨報副刊》發表了梁啟超《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內中詳述了自己此次手術的整個過程，同時肯定協和的醫療是有效的。梁啟超說：“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想我若是真能拋棄百事，絕對休息，三兩個月後，應該完全復原。至於其它的病態，一點都沒有。”至於該不該割去右腎的問題，梁啟超提出責任不在協和。他說：“右腎是否一定該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但是那三次診斷的時候，我不過受局部迷藥，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診查的結果，我是逐層逐層看得很明白的。據那時的看法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後來回想，或者他'罪不該死'，或者'罰不當其罪'也未可知，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門家，很難知道。但是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文章的最後極為誠懇地講道：“我盼望社會上，別要藉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啟超默默承受著內心的煎熬與苦痛，維護著他篤信的科學與進步事業，而代價是他的整個生命。與其說梁啟超“白丟腰子”是被他所“篤信的科學”所害，不如說他為科學所作出的犧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這年6月5日，梁啟超在致女兒梁思順的信中委婉地說道：“近來因我的病惹起許多議論。北京報紙有好幾家都攻擊協和（《現代評論》、《社會日報》攻得最厲害），我有一篇短文在《晨報副刊》發表，帶半辯護的性質，諒來已看見了。總之，這回手術的確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後身子沒有絲毫吃虧，（唐天如細細珍視，說和從前一樣。）只算費幾百塊錢，捱十來天痛苦，換得個安心也還值得。現在病雖還沒有清楚，但確已好多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或者是協和的藥有效（現在還繼續吃），或者是休息的效驗，現在還不能十分休息（正在將近畢業要細閱學生們成績），半月後到北戴河去，一定更好了。”讓梁思順看到的是，不但梁啟超的北戴河之旅未能成行，原有的理想也被擊得粉碎。
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黨人、軍閥之間無休止的混戰和社會在一片“革命”與“打倒”的號角聲中急劇動盪，病中的梁啟超陷入了憂心戚惶的境地。 1927年1月2日，他在給孩子們的信中說道：“時局變遷極可憂，北軍閥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北京政府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但一黨專制的局面誰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動工潮，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舖子什有九不能開張，車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結果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我想他們到了北京時，我除了為黨派觀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約還可以勉強住下去，因為我們家裡的工人老郭、老吳、唐五三位，大約還不至和我們搗亂。你二叔那邊只怕非二叔親自買菜，二嬸親自煮飯不可了。）而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放火容易救火難，黨人們正不知如何以善其後也。現在軍閥遊魂尚在，我們殊不願對黨人宣戰，待彼輩統一後，終不能不為多數人自由與彼輩一拼耳。”
此時的梁啟超對北方軍閥、共產黨和國民黨人皆不滿意，認為全是胡鬧，屬於社會的亂源與民眾的剋星。他在公開發表的演講和給朋友、孩子們的信中，多次坦白地表述這一思想觀點：“近來的國民黨本是共產黨跑人去借屍還魂的。民國十二三年間，國民黨已經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如段祺瑞、張作霖等——依然是不能發展。適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著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於是拿來了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窮），倒行逆施，競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孫文病倒在北京時，一切行動都在鮑羅庭和汪精衛監視之下，凡見一客都先要得鮑羅庭的許可，每天早半天鮑或鮑妻在病榻前總要兩三點鐘之久，鮑出后孫便長太息一聲，天天如是，此是近來國民黨人才說出來的，千真萬真。）自黃埔軍官［學校］成立以來，只有共產黨的活動，哪裡有國民黨的活動。即專以這回北伐而論，從廣東出發到上海佔領，哪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揮而成功者。（說來真可恥，簡直是俄人來替我們革命。）黨中口號皆由第三國際指定，什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階級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來。除了這些之外，國民黨還有什麼目標來指導民眾？”又說：“思永來信說很表同情於共產主義，我看了不禁一驚，並非是怕我們家裡有共產黨，實在看見像我們思永這樣潔白的青年，也會中了這種迷藥，即全國青年之類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國前途擔驚受怕。”
此時的梁啟超不只是替兒子擔驚受怕，隨著形勢發展，自己也越發驚恐緊張起來。 1927年4月2日，他給女兒梁思順信中說：“我大約必須亡命，但以現在情形而論，或者可以捱到暑假。本來打算這幾天便回天津，現在擬稍遲乃行。”19日給孩子們的信中又說：“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島死去，前日我們在京為他而哭，好生傷感。我的祭文，諒來已在《晨報》上見著了。他身後蕭條得萬分可憐，我得著電報，趕緊電匯幾百塊錢去，才能草草成殮哩。”5月31日又說：“本擬從容到暑假時乃離校，這兩天北方局勢劇變，昨今兩日連接城裡電話，催促急行，乃倉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閱成績恰已完功，本年學課總算全始全終，良心上十分過得去。今日一麵點檢行李，（因許多要緊書籍稿件擬帶往津。）下午急急帶著老白鼻往墳上看一趟，（因為此次離開北京，也許要較長的時日才能再來。）整夜不睡，點著蠟結束校中功課及其他雜事，明日早車往津。”
第二天，梁啟超入城，尚未登車回津，突然得到王國維自沉頤和園的噩耗，驚愕中復奔回清華料理王氏後事，直至8日才返回天津。
天命人事，伴著刀割針刺般的噩夢不斷糾纏於梁氏的身心，原本十分虛弱的病體越發不支，而北伐軍勢如破竹的銳風與王國維自殺身死的悲劇，給梁啟超以巨大刺激。兔死狐悲，粱氏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不得不反復到醫院救治，且不斷靠輸血予以維持生命，其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將走到盡頭。
這年夏天，梁思永自海外歸來，本想做一番事業，因時局變幻紛亂，黨人與各派軍閥之間激戰正酣，使得李濟精心籌劃，準備與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區兩次田野考古發掘皆成泡影。梁思永無奈，只好以清華國學研究院梁啟超助教的名分暫時留下來，除到城內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參觀，並向郭寶昌等鑑瓷名家和文物專家請教外，大多數時間憋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古物陳列室，整理、研究李濟從西陰村田野考古發掘帶回的古物標本。 1928年5月底，清華國學研究院學期結束，梁啟超將學生論文評閱完畢，身體不支，即請假回天津養病。 6月8日，北伐軍擊潰奉系軍閥，攻占京師，北洋政府宣告覆滅，國民政府旋改北京為北平。清華學校由梅貽琦“暫代校務”，聽候接管。未久，梁思永帶著未完成的研究報告和一顆痛苦、滴血之心，再度赴美深造。當他剛踏出國門，死神悄然逼近梁任公的府第，父子倆這一別竟成永訣。
8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議決，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任命“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留學歐美的著名“海龜”羅家倫為校長。自此水木清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年9月底，梁啟超再度入協和醫院，治病期間託人覓辛棄疾材料，以便撰寫《辛稼軒年譜》。一日，忽得一朋友送來的《信州府志》等書，梁氏不勝狂喜，遂不顧病情未癒，攜書出院回到天津家中扶病連續筆耕七日。此時死神已開始“嘭嘭”叩擊梁府大門那個怪獸狀的銅環，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乾薪盡，回天乏術，只能聽從死神的召喚了。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57歲。噩耗傳出，學界政壇天下同悲，清華同仁撫棺慟哭，樑的友朋故舊、學生與家人泣不可抑。
泰山崩塌，樑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間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發出了“痛斯人之難再，嗟舉世之皆瘖，天喪斯文悲天憫人”的哀嘆。
四個月後，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宣告解體。
1930年夏，梁思永於美國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歸國，此時李濟已離開清華投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組主任。感念舊情，李濟把梁思永推薦給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分配到考古組工作。自此，繼梁啟超之後，命運之神又賦予了李濟一段奇特的因緣，與梁思成、梁思永兄弟，開始了近20年密切合作與交往的人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