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九月我由德國柏林途中經過英國，在牛津大學參加了一個國際文化研討會，我發表了煞費苦心寫的論文《台灣中國現代詩的成熟》。回到已是空巢的台北家中，準備開學上課。
開學前的禮拜日清早，原與好友貽烈、俊賢和寧媛約定去登大屯山，我們五個人一起登山已十年了，貽烈稱為“阿呆登山隊”。五個在現實生活裡很有頭腦的人（貽烈是台糖副總經理，俊賢是台電會計處副處長，裕昌是台灣鐵路總工程司，寧媛任中興票券公司副總經理，我在台大教書）十年來風雨無阻，專找遊客少的景點，爬遍了台北郊區的山，裕昌是可靠的司機。自以為已是半職業登山水平啦!我們到了山里，跳、叫、呼、嘯，全然回歸自然，進山後頭腦放空，如同呆人。
這個禮拜天清晨，這位可靠的司機必須去開會，我自己到麗水街口對面的師大人行道等出租車，沿路去接他們三人。夭太早，人車不多，我專注地往左看有沒有空車，突然十字路口一輛摩托車橫衝出來，被遵守綠燈行駛的出租車攔腰撞上，摩托車彈至半空，一些閃光的碎片在陽光下四散，朝我站立的樹下飛來。我下一個知覺，發現自己頭枕在一隻破球鞋上，而我的左腳不見了。我的右臂也不能動，勉強用左臂支持坐起，我看到我那穿了新鞋的左腳，像折迭椅腳似的，折斷了，被壓在左腿下面：右臂也斷了，空蕩在袖子裡。但是尚未大痛，只感麻痺而已。這時有三、四個路人俯身來看我還活著，其中一個人問我名字，我請他立刻打電話給我丈夫。一輛汽車停下來，一個壯漢走下來，看到我血流如注，立刻將我抱起放到他車上後座，一位路人說:“你不能動她，必須等警察來。”他怒吼道:“等警察來時她已流血過多死了。”他一面開車一面問我要去什麼醫院，我說:“三總!（三十年來一直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但請先在建國南路口轉一下，有人等我。”到了橋下看到貽烈焦急地站在那裡張望。我還清醒地告訴他去接我妹再去三總!我記得到醫院拉住這位送醫者的衣袖，問他大名，但他不願說，勉強留下個地址，我家人後來始終沒有找到他。但我一生忘不了他。
這一切都發生在十五份鐘之內，那闖紅燈的年輕人剛剛退役，被撞斷雙腿的他，和被撞解體的摩托車由半空飛落到我站立的樹下，一些零件擊中了我，醫生說右肩那一片離我頸動脈只有一吋。我倒地時，頭部倒在那騎士軟軟的破鞋上，下面是一堆石頭，所以它保護了我的頭。
多年來我百思不解，為何像我這樣一生與世無爭的人，會遇到這種飛來橫禍?莫非那也是上帝的意思，教我親身體驗這一層的人生苦難?是懲罰我歐洲之行太快樂，縱情於歷史陳跡和山川美景，不知躲避這塵市街角的殺機?
在三軍總醫院八樓的外科病房一個多月，我似真正走過“死亡的幽谷”。撞擊初期的麻木過後，全身劇痛，止痛針、呼喊訊咒都沒有用，我仍能維持一些沉靜的自尊。那痛徹骨髓的疼痛，隨著日昇月落運行全身。左腿折斷之處骨碎不能接合，膝蓋之下須植入約八吋長的鋼釘加以固定，右臂手術接合，盼能自然癒合。為我做這些手術的醫師林柳池是神采煥發、英俊自信的年輕主治醫師，他除了手術台上操刀，每天清早來查房，總是說:“今天我們要進行……他的笑容帶我回到人間，也是終身難忘的。
那個酷暑尾聲的初秋，漫漫長夜，我怎樣度過的呢？只記得努力擺脫但丁《神
曲》地獄十八層的景象，攀爬到華茲華斯《露西詩》中最寧靜的那首:“當我靈魂暫息，我已無塵世憂懼。”
我必須站起來，重拾大步行走的快樂：不長期依靠止痛劑。必須靠自己的心智抵抗這樣暴虐的疼痛。一年之後，我按照台大復健科醫師的指導，靠骨內鋼條撐持，回校上課。
感謝天主，媽媽已經安詳逝世，她不必再為我流這一場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