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夏天，在台大外文系教英國文學史的李達三教授到香港去教書，侯健邀我回台大專任教這門主課，這是我終身志趣。
在編譯館的歲月，風夜從公，我非常認真而勇敢地做了很多改革，完成文學文化的計劃，包括:翻譯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進軍世界文壇，放下“政治正確”的尚方寶劍，從文學的角度新編國中國文教科書，以及編纂西方文化經典和“現代化叢書”。
很多人以為我會繼續這份工作，但我內心真正喜歡的是回校園教書，因此當我離開時，也就無所眷戀了。
離開國立編譯館那早上，我獨自一個人站在曾度過五個夏天的辦公桌前，望著窗外那棵美麗的變樹。在一切俗務煩惱之外，我曾多少次從那台新的電動打字機上抬頭，看到日影移動的神奇，多少次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升起《樹》歌（JOyceKilmer"Trees”）之中的讚嘆：
A tree that looks at GOd all day.
And lifts her leafy arms to pray.
這樹整日仰望上帝。
高舉枝葉茂密的手臂禱告。
啊!它使我想起，這些年中我曾度過多少“難過苦關頭”，尋找了多少解決難題的方法，請教了多少學者專家，折衝、討論。達到一個“國家出版人”的穩妥結論。
他們的審查意見，在那個沒有復印機，沒有計算機的時代，都是一頁一頁的墨寶……這些學者的大名可以說涵蓋了一九六0到八0年代的台灣文化史，他們的聲音笑貌，這棵變樹隔著窗子，看得真切。
一九七七年暑假，王館長已退休，我從編譯館全身而退，他全心而退，回到台大那寧靜的文學院老樓，斑駁而明亮的迴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