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之事，常有峰迴路轉的奇妙現象。我在武大時，沒能趕上錢穆先生講學的盛況。沒想到在編譯館這位置上，卻因“武聖岳飛事件”，讓我有機會與錢穆先生聯繫上。
在我進館之前。 “大學叢書”收到一份台大歷史系林瑞翰教授的書稿，尚在審查階段，是否出版未定，卻有報紙報導:林瑞翰教授所著是台大一年級必修的中國通史課本，竟誣衊岳飛跋扈，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十二道金牌才召得他回朝。宋高宗為什麼殺他，並不是那麼單純的事。如此不敬之言，台大竟作教材。而國立編譯館竟然接受林教授《宋史要略》書稿，將要出版，簡直是動搖國本!
有一位自稱是岳飛小同鄉的李某，連續寫了數篇，說:“你們侮辱武聖。就是數典忘祖……”還有一位罵得最兇的立法委員吳延環。不但以筆名“誓還”在《中央日報》專欄不停地討伐，並且在立法院正式提案，令教育部答詢。王天民館長雖在各報來訪時詳細說明:“館裡接受書稿，既尚未審查，更未有出版計劃。”但是各報繼續登載責罵的文章，有一則報導竟然說:“據聞該館負責此事者，系一女流之輩，亦非文史出身。”王館長是歷史教授出身，知道當時各校學者無人願審，亦無人能抵擋此政治意識的洶湧波濤，命我去拜見由香港來台灣定居的錢穆先生，請他作個仲裁，說幾句話，指引一下國立編譯館對此書處理的態度。
我對於前往錢府的事感到萬分躊躇，不願再遭遇坐與不坐、茶與不茶的場面。待我一向非常客氣的王館長說:“沒別的辦法，委屈你也得去一趟。”
錢先生來台灣居住的素書樓，位於台北士林外雙溪東吳大學後面一個小山坡上，有一條依坡而建的石階路。我去外雙溪的路上實在不知是何場面，深悔誤入宦途。車到外雙溪，沿東吳大學山徑到山坡盡處，按了門鈴，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階。錢先生出見時，尚未坐下便說，“我已在電話中說不能審查。”我困窘至極，懾儒而言:“我剛由學校來國立編譯館三個月，這份書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輿論責難不止，請您看看，我們當如何解此僵局?”大約全出於同情心吧!錢先生接過書稿，放在几上。我道謝後倉皇辭出，幾乎是奔下石階，心想大約再也不用來了。
誰知三天后意外接到錢先生電話，說請林瑞翰教授去談一談。再過數日，林教授親自到館裡，他毛筆工整細密的手寫稿二十二頁，綜合加添了錢先生面談時給他的六種新資料，補充他書中岳飛部分。數據非常充實穩妥，提供了多面的論述。
但是仍救不了我們，教育部來了一道公函，轉來立法院的質詢提案，“國立編譯館擬靠錢穆先生的聲望，將諷毀武聖岳飛的作品，作大學用書出版，動搖國本……。”命令館長隨教育部長羅雲平去立法院說明。質詢之前數日，我帶了許多資料去立法院圖書館謁見吳延環委員，詳細說明《宋史要略》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無人肯審，更不會近期出版。質詢日，我坐在備詢官員最後一排硬椅子上，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不忙，質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台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沒想到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竟到這裡來看著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形態指責，如此傷尊嚴，多麼不值得!我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回到館裡，即寫辭呈，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麼?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麼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掛號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隨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千四百元。一紙便籤上寫:“無端捲入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茲退回審查費，今後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內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致歉，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份。轟轟烈烈的岳飛事件之後，是仍健在的陶百川、黃季陸、陳立夫、王世傑等長輩，他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至少，那時的教育部長羅雲平實際上是支持的。在陳述編書理想時，我終於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從那時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益，去得很勤。後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離開素書樓。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楓樹長得很高了。一九八五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掂念。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裡積滿了台灣少見的紅楓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後，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麼是不能越過的界限。當他問我坊間有什麼新書時，我有時會以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胡塗地帶給他館裡出版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楊的書，送給他。
我回台大之後，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對於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其實，一九八三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於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大時，在雲南宜良北山巖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當然，一九七五年後，錢先生面對蔣總統去世前後的種種變局。憶及抗戰前後中國之動盪，以史學家的心情觀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終於失望的是一個安定的中國。 《國史大綱》完成之時，昆明、重慶在日本轟炸下，前線將士血戰不休，該書《引論》說:“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全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此段文章使我更具體地了解他為什麼肯在蔣總統邀請下，舍香港而來台灣定居，以為可以安度餘年，因為他也和那時所有中國人一樣，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國的必要，而一九五0年後台灣仍是捍衛中國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進入史學範疇，但是對於文化史極有興趣，尤其註意知識分子對政治變局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點。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麼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蔣總統文告裡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想不到，一九七0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
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並不少，那時的影響。大學時代《國史大綱》曾是我們的教科書，在人生許多不同階段也曾重讀。
近日知《國史大綱》在大陸又成必讀之書，果真如此，書中首頁“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的要求:“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對中國半世紀動盪，飽受摧殘的人性應該有增加溫厚自尊的影響吧。
如今回憶近二十年，隔著小方桌，聽錢先生說話，如同他的《引論》。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變局中，對中國文化重作剖析。錢先生說話有時平靜，有時激昂憤慨，在座有時僅我一人，有時和錢師母三個人。他的無錫話多半圍繞著這個心思意念，並不難懂。
我記得後來一次談到文革紅衛兵對師長和文化人的摧殘，待這批人長大，統治中國，他們的暴戾人性會將中國帶到何處去?我深以為憂。錢先生說，文革結束後，五十歲左右的人仍會保存一些國粹，他們有說話的一天，中國文化仍有延續的希望。
那些年錢先生也常談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對變動政局的態度。談到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由昆明遷回平津，還鄉者幾乎行李尚未安頓，戰禍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樣，亦不知何去何從。錢先生回到無錫家鄉，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等課，兼任文學院長。他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時:“學校風潮時起，蓋群認為不鬧事，即落伍，為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慢步，心憂家國，以五彩筆纂集莊子各家注，於一九五一年出版《莊子纂箋》。一九四九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倖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
一九五0年錢先生由廣州去香港，與友人創辦新亞學院，最早只有數十個學生，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三人，其中最傑出的余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文中談當年簡陋艱困的情況和師生的“患難之交”，他對老師重要的著作和做學問開放的態度有扼要的見證。一九六七年錢先生遷居台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天年。
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台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一九九0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台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兩個月後逝世。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願維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台灣悲。而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後來任總統八年。
十二年後，二00二年三月，台北市長馬英九主持開啟“錢穆故居”典禮，將它
開放作為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沉重。石階上的院子搭了一個小篷子，典禮下午開始時春雨下得豐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場面相當凌亂。我進去後，在後排找到個可以不被人發現的位子，可以聽聽，仔細想想這三十年間事，錢師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產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為他整理、校訂舊作。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麼?”他們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麼？”
余英時追悼錢先生寫了一副輓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想用這副輓聯來象徵錢先生的最終極也是最後的關懷。 “未學齋”是以前錢先生書房之名，是他苦學自修的心情，素書樓“今天已不復存在了。”這大概是余先生以國際史學家的身外，厚道的說法。錢先生自十六歲（一九一0年）讀到梁啟超《中國前途乏希望與國民責任》，深深為梁氏歷史論證所吸引，一生研究歷史，希望更深入她找尋中國不會亡的根據。他希望國家社會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而不是悍於求變，以戾氣損傷文化。余英時說:“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然而他並沒有絕望……他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為一種祥和的綺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他八十歲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農場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此乃常縈餘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餘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此文後與《師友雜憶》合集，充滿了家人、友情溫暖的回憶，也充滿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亂世，顛沛聚散的感嘆:“餘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餘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餘之十幾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這也是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錢穆先生說的話。
我近年遷居，目前的書房正壁上掛著一幅錢先生贈我的墨寶，錄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絕句五首，開始一首即說出他在外雙溪定居的隱逸心情:“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往……。”署名“丙辰重九錢穆時年八十有二”。那時他視力已差。這幅字更是珍貴。在它對面牆上，掛著莊靈所攝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闊葉樹，上面的枝葉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錯的山岩上——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為什麼願意與我談話?他是學術思想史家，在製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會經濟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到台灣後又著手《朱子新學案》、《古史地理論叢》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賢、何澤恆等協助校閱。他與我談話，從不論及更學研究，但談人生，如他在《八十憶雙親》書中說：“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檸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竊謂理學家主要吃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他認為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捨，力避紛擾，所以抗戰勝利之後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太湖畔讀書，再曲雲南去香港，來台灣，至少保住了不說話，更不必在中共批鬥中“坦白”的尊嚴。到台灣後應文化學院（現為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聘，每週兩小時曲學生到外雙溪上課，並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生活得以安排，從未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如余英時文中說，“時間老人最後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於自售，致為時代風氣卷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
自一九九0年八月三十日錢先生逝世，我都念著，有生之年能寫此記憶。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