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交換教員進修回來，回到台中一中教書滿兩年後，一九五八年秋天，轉任台中的台灣省立農學院教大一英文，事實是學術生涯的開始。
台灣省立農學院在一九六一年改為省立中興大學，而後才又改為國立中興大學。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還有國文、歷史、三民主義、體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員休息室聽多了“雜拌”的言談，下定決心一定要推動中興大學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學同道。
一九六0年左右，學校開設兩班大二英文課程，請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這一年正好是約翰·肯尼迪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就職演說以及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適先生最後的演講稿，加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說“I Have a Dream”，我在台中美國新聞處取得這三篇稿子，我大約讀遍了那裡的文學書。當時台中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的英文數據少得可憐。
我拿這些篇章。再加上讀書時讀過的一些好散文，還有狄金蓀（EmilyDckinson） 、惠特曼與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詩作教材，並且比較中西文化的差異。學生對我講的都覺得很新鮮。尤其在肯尼迪總統和金恩博士被暗殺後的國際氛圍中，大學畢業去美國的留學潮已經開始，有關美國文化的，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歡迎。
這門課是選修的，約有七、八十個學生選，但上課時擠了一百多人。教室大約只有七、八十個位置，學生因為座位不夠，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來坐，常起糾紛。那時的校長是林致平和後來的湯惠蓀，劉道元校長時期我開始向校長要求設立外文系，他們也常常在重要場合請我出席。
一九六五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Friedrich a Hayek）到台中各校演講，我受命擔任現場翻譯。他對我說:“待會兒我講一段，你就幫我翻譯一段。”我心裡志忑不安，因為我大一雖然修過經濟學概論，但並不懂，所以很緊張。到了會場，看到台北還有好多人陪他來，包括台大名教授施建生、華嚴等，整個會場都坐滿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沒有給我演講稿，而且他講的英文帶有德國腔，不容易聽懂;他往往一說就是五、六分鐘才讓我翻譯，這真是很大的挑戰。還好，他偶爾會在黑板上寫幾個字。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losed Society”跟“Open Society”這兩個詞，我想“Closed”是封閉，“Open”是開放，所以就翻成“封閉的社會”與“開放的社會”，應該不會錯吧。後來大家果然繼續這麼用，這給我很大的鼓勵。台大法學院長施建生後來對我說:“我帶他們走了這麼一大圈，你是當中翻譯得最好的。”而且也對別人這麼說。
後來。很多重要人士來台中，我曾為浸信會主教翻譯，這種翻譯我還能勝任。六0年代左右，蔣總統邀請《讀者文摘》總編輯來台，因為他曾寫過一篇關於台灣是個新寶島的文章，到台中來他曾請我幫他翻譯，這些經驗給我很大的鼓勵。當然，緊張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戰士披著盔甲上戰場，總想怎麼樣能生還才好。文學作品的翻譯必須到達精深的層次，日後我推動中書外譯的一些計劃，那是更高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