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台大隻是一個懵懵懂懂的助教，因為初到，落腳住在馬家，卻看到台大初具規模的大局。不久即出任校長的陸志鴻教授和另外幾位早期教授，住在前面兩條巷內。幾乎每天往返與馬叔叔等討論校務，有時也與尚佳青田街等待遣返的日本教授詢問原有各事。走到門口就常聽到馬叔叔宏亮的笑聲，他們想的都是未來遠景，最早重點是保持台北帝大最強的熱帶生物科學研究和醫學院，切實地充實台大醫院的教學
與服務。當年奠下的基礎至今仍是堅強的。
到台灣三個月之後，在台大外文系面對著那兩屋的書，開始一堆一堆地整理，一本一本地看，大致作個歸類，其實是個很能忘我的幸運工作。但是，我的心是飄浮狀態的，下了班，沿著榴公圳往和平東路、青田街走，心中是一片空虛，腦中起起伏伏想著:寒假要不要回上海的家?回去了要不要再來？再來，除了搬書，沒有任何需要我的事。在台灣大約只有六個人知道我的存在。滿懷愁緒，落寞孤獨的一個人，在黃昏的圳沿走回一個鋪著日本草蓆的陌生房子。
除夕那天，鎖上外文系的門往回走，天黑得早，到了青田街巷口，靠街的一間屋子燈已亮了，由短垣望見屋內一張桌子圍坐了一家人，已開始吃年夜飯。那情景之溫馨令我想念北平的媽媽、妹妹和上海的爸爸，思及我自己這種莫名其妙的“獨立”，眼淚湧出。疾行回到馬叔叔家，餐桌坐著幾位單身來台的長輩，喝著日本人的溫熱的清酒。
新年後某一天午後，我這全然的孤獨有了改變。
那天，雨下得不停，百無聊賴之際，我穿上厚重的雨衣，到巷口和平東路搭公共汽車去榮盯（今衡陽路、寶慶路、博愛路一帶）買一些用品，那時只有三路公交車在警察派出所門前（六十年後的今天仍未變）。
雨下得不小，只有我和另外一個女子等車。她全身裹在雨衣裡，雨帽也拉得很低。車子許久不來，我就看看她，在那一剎那，我看到了一張似曾相識的臉，她也看我，我們幾乎同時問道，“你是武大的楊俊賢嗎?”，“你是武大的齊邦媛嗎？”
如此奇妙，我找到了連綴過去的一環。
楊俊賢是早我兩屆的經濟系學姐，在女生宿舍見過，但並沒有交往，她隨姐姐來台灣進入電力公司會計處工作。同來台灣的還有她的同班同學余貽烈，在台灣糖業公司營業處工作，兩人已訂婚，那時都住在姐夫戈褸江（我們叫他戈桑）農林處的日式宿舍，大約是青田街九條通，與馬家只隔三、四個巷口。楊大姐希賢在師大家政系任教，是前三屆的系主任。他們夫婦二人豪爽熱誠，女兒戈定瑜（乳名寧寧）當時四歲，和父母一樣經常笑口常開，有時給我們唱個幼兒園新歌加上舞蹈。戈家漸漸成為對我最有吸引力的溫暖之家。許多年後我教英國文學史時。每讀到十三世紀比德（Bede的《埃德溫阪依記》，念到他們形容信奉基督教前後的景況就如飛進宴飲大廳的麻雀，廳裡有爐火有食物，飛出去則只有寒冷和朔風，正如我一人在台初期的感覺。
過年後，俊賢和貽烈邀我同往參加武漢大學旅台校友會。那時在台數十人，多數是理工學院和法學院的早期學長，在政府機構工作，或者教書。知道我剛畢業，來台灣不久，會長李林學（化工系畢業，在石油公司任高職，對來台校友幫助謀職安頓，照顧最多。享高壽，可以說是校友會的靈魂人物）請我報告一下近兩年母校情況。我站起來就我所知作了個報告。當時在座的有一位電機系學長羅裕昌。在鐵路局工作。據他日後告知，當天他在校友會看到我，下定決心要娶我回家。
校友會後三、四日，他和譚仲平校友（機械系畢業，在樂山團契與我見過）到青田街馬叔叔家來看我。客廳中坐了一陣，我並末在意，但下個星期又來一次，邀我去拜訪楊俊賢，在她家坐坐談談來台校友近況。他們三人同屆，是在樂山畢業的最後一屆，又都是最早來台灣的技術行政人員。所以共同話題很多，對我這不知世事的文藝青年都有些識途老馬的架勢。我們在台灣相聚整整五十年，他們對我的這種保護心理始終未變。
這時是寒假了，我自除夕在街角看到那家人吃年夜飯的情景，心中就盤旋著回家的念頭。先回上海，也許媽媽終會和爸爸再回南京重建我們自己的家，我也可以安定下來找一個工作。所以我就丟航空公司用回程票訂了一個一周後的機位。回到青田街，馬叔叔說，“台大給你發一年的助教聘書，你才來了一學期就走，學校不易找到人，外文系一共不到十個人，你應該做到暑假再說才好交代。”俊賢也說，“你還沒看到台灣是什麼樣子就走，太可惜了。”過了兩天，羅裕昌和譚仲平也到馬家，說了許多挽留的話。
我正在猶豫難決的時候，到馬家來拜年清談的郭廷以教授（台大歷史系任教，後轉中央研究院創辦近代史研究所）是我父親朋友，勸我留下幫外文系整理那些散滿兩室的書，自己也可以靜下心看看書。他說，“現在大陸情況相當混亂，北方尤其動盪不安，各大學都仍在復員過程，你到那裡也讀不了書。”郭伯伯正好要退掉台大溫州街的一間單身宿舍，搬到家眷宿舍。他去和總務處說，把那間宿舍撥給我住，可以安定下來，走路上學也很近。
在這樣多的規勸聲中。我去退了機位，準備搬到單身宿捨去。
那時台大和許多公務機構一樣，仍在“接收”過程。我收到那張毛筆寫在宣紙上的是“臨時聘書”，今日大約有一點“文獻”價值。人事和校產也尚未有明文規章，所以我以一個助教身份，可以正式接住一位教授的單身宿舍。我原曾申請一間單身宿舍，是台大剛剛在榴公圳旁空地用水泥蓋的一幢軍營式平房，一溜八間，但當時均已住滿。經濟系的助教華嚴，中文系的裴溥言和廖蔚卿也住在那裡。
搬去溫州街宿舍那早晨，俊賢來幫忙。實際上我並沒有什麼可搬的，仍只是一個小皮箱，前兩天在榮盯買了一床棉被和枕頭，還有剛來時在騎樓下，日本人跪在那裡擺的地攤上買的一個一尺高的小梳妝箱，有一面鏡子和兩、三個抽屜，像份家家酒用的衣櫃，可以放一些小對象。秀桑幫我用洋車拉了送去。以前郭伯伯住在裡面，所以我並沒有去看過，第一次看到沒有桌椅和床的日本屋子（馬家有床和一切家具），真是憂愁。
早上俊賢來的時候，羅裕昌也與她同來。他看了那房間一下，和俊賢說了幾句話就走了，說他等一下再來。在中午之前，他又來了，帶來一床厚重的日式榻榻米用褥子，一把水壺，一個暖水瓶，兩個杯子和一個搪瓷臉盆。並且在小小的公用廚房給我燒了第一壺開水，灌在暖瓶裡。這些東西我從來沒有買過，也沒想到它們是生活的基本要件。
中午，戈家請我們午餐。我出去買了一些必需品，晚餐回馬叔叔家吃飯，俊賢和貽烈送我回溫州街。他們走後，從屋外走廊的落地窗往院裡看，假山和沿牆的大樹只見森森暗影。第一次睡在榻榻米上，聽窗外樹間風聲，長夜漫漫真不知置身何處。那時期的我，對裡上仗的來臨又恢復在西山療養時的恐懼。我住那間在最右端，大約有八坪，外面還有單獨的走廊，與別的房間有些距離，白天也很少看到人走動。直到兩個月後，鄰近那間住進了一對助教夭婦，夜半他們家的嬰兒哭聲，成了我每夜期待的甜美人間訊息…
過了幾天，羅裕昌與另外兩位同學來看我，他帶來一個木盒的自製收音機，他們說他現在是台北朋友圈中有名的修收音機專家。他說，在校時電機系公電力、電訊兩組，他主修電訊，所以來台灣前考取經濟部技術人員的交通部門。分發志願填的是鐵路，因為在四川時受到外省同學嘲笑沒有見過火車，決心從事鐵路通訊的工作，而不去電力公司。在當時，電力公司的一切條件都比鐵路局好，那時的鐵路通訊設備還相當落後。閒暇時，他自己裝設收音機玩，也免費為熟人服務。
他送我的這一台大約是比較成功的，可以收聽台北本地電台的節目。它大大的驅散了我寂靜中的孤獨感。每晚除了新聞、音樂，多為日人留下的古典音樂和日本歌，其中我多年不能忘的是夜間聽《荒城之夜》，在音樂中忘記它是日本歌，有時會想起逃難時，荒郊寒夜的風聲犬吠，想想那數百萬死在侵略中國戰場上的日本人，雖是我們痛恨的敵人，家中也有人在寒夜等他們回家吧。初到台灣時處處仍見待遣送的日本人，看著他們瑟縮地跪在台北街頭擺地攤賣家當，心中實在沒有什麼同情，但是也知道他們不是該償還血債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