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的勝利，是中國八年血淚堅持奮戰得來，但由於原子彈而驟然來臨，使政府措手不及，“勝利”二字所帶來的期待未能立即實現，前線後方共患難的日子一去不返。自華北開始，共產黨在戰線後方，以土共和農村宣傳的力量急速擴張，對不滿現狀、充滿改革熱情的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滲透與說服魅力。勝利後三個月，十一月二十九日，昆明的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校“前進”學生，以反對內戰、反對美軍干涉內政為名發動學潮，有激進分子投手榴彈炸傷學生十三人。造成四人死亡。教授決定罷課，數十人發表告各界書，同情反內戰學生，至十二月十七日才復課。
學潮在全國各大學擴散，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大學校園充滿了政治動盪與叫囂，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佔據全國，之後的四十年，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成為政治工具，學術傳授及專業標準近於切斷。
在我所親身經歷的學潮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西南聯大的聞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年）教授。他是著名詩人。其感時之作《死水》和哀悼夭折幼女的葬歌《也許》是當年文藝青年爭誦之作，我至今仍能記憶《也許》十六行的全文，仍很受感動：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那麼叫夜鶯不要咳嗽，
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
不許陽光撥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能驚醒你，
撐一傘松蔭庇護你睡。
也許你聽這蚯蚓翻泥，
聽這小草的根鬚吸水，
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
那麼你先把眼皮閉緊，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著你，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聞一多自幼有文才。十三歲由故鄉湖北考入清華大學前身的清華學校，讀完中學及大學課程，西學亦打下根柢。他的愛國情懷強烈，參加過“五四運動”，在美國進修藝術時，與同學組織“大江學會”。奉行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回國後從事藝術教育，積極參與文化活動，豐富的詩作使他成為名詩人。抗戰初起，他與清華、北大、南開的學生由湖南徒步跋涉到雲南新成立的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文學院。研究《楚辭》頗有成就。戰時昆明，教授生活清苦，聞一多有子女五人，薪水之外刻印補助生活所需。日軍的轟炸，民生的困頓和中共對知識份子的積極滲透，使聞一多自一九四四年起，由閱讀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一書開始研究共產黨制度，地下黨的朋友勸他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更有利於民主運動。 《聞一多》 （作者聞立鵬、張同霞，為聞一多之子、媳）書中提及。他是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精神迎接新的鬥爭生活。他的老朋友羅隆基說:“一多是善變的，變得快，也變得猛。”
聞一多開始寫文章、演講，激烈批評、攻擊政府及一切保守的傳統，如罵錢穆等為冥頑不靈。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一場追悼李公樸殉難的紀念會後的下午，聞一多被暗殺，留下五個未成年孩子。
聞一多之死成了全國學潮的策動力量，對延安的中共而言，他的助力勝過千軍萬馬。對於中國的命運更有長遠的影響。因為他所影響的是知識分子對政治的態度，更值得文化史學者的研究，但是在目前兩岸的學術界，尚少見有超脫自身範圍的回顧與前瞻。
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我常想聞一多到四十五歲才讀共產製度（不是主義）的書，就相信推翻國民黨政權換了共產黨可以救中國，他那兩年激烈的改朝換代的言論怎麼可能出自一個中年教授的冷靜判斷？而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衝動激情的後果嗎?
《聞一多》一書記載，他的遺物中有一枚沒有完成的石質印章，印面寫著“其愚不可及”!無論怎麼詮釋，說是他在生死關頭，“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留下這枚“自勵章”表白心志，決心以“追屈原、拜倫踪蹟的莊嚴表示”作最後的遺言，正常的讀者很難不聯想到懊悔與自譴;到底他曾經寫了許多情深意明的好詩，深研過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個字，應是先在內心琢磨過它的意義的。雖然，在那狂熱的兩年中，他未必預見到自己的死亡，並未能給他深愛的國和家換來幸福。
一九四五年的中央政府，若在戰後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養，以全民凝聚、保鄉衛國的態度重建中國，是否可以避免數千萬人死於清算鬥爭、數代人民陷於長期痛苦才能達到“中國站起來了”的境況?
這是多年來我回想在四川、武漢多次被迫參加遊行時，內心最大的困惑與悲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