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祖母帶我兩位姑姑也從東北到了北平。父親已先託人把我母親和我兄妹由南京送到北平，對朋友們說是要去照顧婆婆。父親由哈爾濱回到北平後，決定盡可能地留在華北，用種種方式和東北的地下抗日工作人員聯繫，以便掌握局勢。那時候北平不太安全，沒有什麼保護，時常有日本奸細蒐集數據，因此我們就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哥哥則留在北平陪祖母，我母親有時還能從天津去探望他們。這期間，母親開始扮演這一生的新角色：接待來自家鄉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學生。記得有一天，有位蓋伯母和我媽媽在屋子裡哭，媽媽叫我帶她兩個小男孩到院子玩，蓋家小兄弟說：“不知為什麼我爸爸的頭掛在城門樓上？”二○○○年，在瀋陽已復校的中山中學“齊世英紀念圖書館”開幕時，有人贈我《勿忘九一八》紀念畫冊，有一張全頁照片：古城樓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壯漢頭顱，怒目齜牙，血淋淋的國恨家仇，全未放下，與我童年記憶印證，永難抹滅。
但是，即使在租界，仍然不很安全，姓“齊”很惹眼，所以父親就常常改姓。
我記得我們最常姓“王”、“徐”。姓“王”的時候，我在讀天津“老西開小學”三年級。因為家裡不敢讓一個小女孩在大城市裡跑路，就僱黃包車接送。我記得我坐黃包車離開學校的時候，有時會有調皮的同學在後面喊：“王八圓！王八圓！”我被喊得很生氣，回去就哭。
過了一陣子，父親又改姓“徐”，因為改姓，我不得不換一所學校。那學校有一些英國傳教士，會教一點口語英文，可是三、四年級時學的英文，平時不用，後來就完全忘了。
姓過一陣子“徐”後，我還姓過“張”。因為父親必須不斷地改姓，母親也不斷地做“王太太”、“徐太太”……。我上學前常常問：“媽，我今天姓什麼？”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問“我姓什麼？”真的很可笑。
在危機四伏、不斷搬遷的日子裡，母親不再是個哭泣的女人，她與我父親兩人的感情，在那樣動蕩的局勢下開始建立起穩固的根基，她覺得能與他共患難是幸福的，那種全心全意的接受與奉獻，給我成長過程最大的安全感。她八十三歲去世前不久，我們曾談到新時代女性有選擇權的婚姻，我問她現在是否仍會選擇嫁給爸爸？她當時未答，過了幾天，她說：“我還是會嫁給他。他雖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溫和潔淨的真君子。”
從天津回到南京後，我家先租屋住在傅後岡街。
那是一間小小的新房子，對面有一大片空地，長滿了高大的槐樹，初夏時開著一串串淡黃色的香花，是我終生的最愛，和芍藥花一樣，給我強烈的家的幸福感。
每天早上，我和鄰巷的同學段永蘭及她的表哥劉兆田，沿著新修的江南鐵路鐵軌去上“鼓樓小學”，路上有開不盡的蒲公英和雜色小花。
一九三三年剛放暑假的時候，媽媽生了我的大妹妹，爸爸為了紀念故鄉遼寧，為她取名“寧媛”。
她是個圓圓胖胖極健康可愛的嬰兒，白天笑口常開，但常常到了晚上就哭一陣。媽媽怕她吵爸爸睡覺，只得抱著她滿屋子走。
剛來幫忙帶孩子的李媽愁於幫不上忙，有一天求一位來南京述職的地下抗日同志楊夢周先生(他那時住在我家，等待去新疆投效盛世才)，幫她寫了一幅她家鄉安徽鳳陽的敕令：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行人君子念三遍，一覺睡到大天亮。”求我哥哥上學時貼在大路的電線桿上。
我們天天經過都注意，有沒有停下念三遍的人，又很怕被爸爸發現會生氣。他參加南京中央政府最大的理想就是破除迷信和陋習，全民建設新中國。
我讀鼓樓小學的時候南京充滿了新氣象，我已經九歲了，記得到處都是“新生活運動”的標語；我們小學生還去幫忙貼標語，諸如“不許吐痰”、“振作圖強”……等等。
這些話今天已經沒有人講了，可是回想我們剛來台灣時，“不許吐痰”還是一個奮鬥的目標，街上還掛過標語，勤儉、不喝酒、不賭博、破除迷信……等等。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為首都的中國充滿了希望，到處都在推動新建設。那段時期，近代史上有人稱為“黃金十年”。日本有正式記錄提到，軍方主張早日發動戰爭，不能再等了，因為假如現在不打中國，待她國勢強盛起來，就不能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