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雲：您的著作流行於世已久，許多讀者對你個人卻知之甚少。從一般介紹僅能得知，你插過隊，當過編輯記者，現為《炎黃春秋》執行主編。能否具體談談你的人生經歷？
吳思：我1957年生於北京，父親在軍隊雜誌當編輯，母親是大學教師。 1976年1月高中畢業，3月到山區農村插隊。 1978年到198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讀書。畢業後分配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下屬的中國農民報（後來改名《農民日報》），先後任記者、編輯，總編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機動記者組記者。
孤雲：在《農民日報》呆了幾年？
吳思：差不多十年。 1993年，我去了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辦的一家刊物，任雜誌社副社長兼中文版主編。在此之前，我曾經準備出國留學。 1989年夏天開始，用了半年時間複習英語，考托福。有兩所中上等大學的研究生院錄取了我，但是沒有獎學金。我付不起到美國的學費。再加上我當時正在忙著寫作，也就沒有再折騰這方面的事情。
孤雲：這麼說，畢業後你便在報刊雜誌任職，直到現在？
吳思：不是。 1993年我去的那家刊物，不久後便由於種種原因停刊。其後我在一家港資控股公司設立在北京的部門編了半年書。還當過半年《東方》雜誌籌備復刊的執行主編，炒過兩年股票，寫過一年小說。除了炒股票，其他事都失敗了。最終的結果，就是在放棄鐵飯碗之後失業了。於是藉機靜心讀史。本來也有興趣讀史，但讀得三心二意，1996年後心裡比較靜，大概是折騰夠了，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了。
孤雲：後來又是怎麼到目前單位的呢？
吳思：1996年底，我在《農民日報》工作時的一位老領導拉我去《炎黃春秋》雜誌。編這種歷史雜誌正合我讀史的心思，於是就在歷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一晃已經七年了。這七年除了辦雜誌編稿子之外，寫了兩本關於歷史的隨筆，一本是，一本是。現在，我還看不出讀史寫史的盡頭，興致正濃，未來數年大概不會有什麼變化，說不定這輩子就要全搭進去了。
孤雲：上山下鄉是你們這代人的獨特經歷，對你日後的人生選擇也有獨特的影響。能否談談那階段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否因為這一類事情，引發你對歷史的興趣？
吳思：對我來說，那段時間的生活是由一系列的強烈衝擊構成的。當學生的時候，我有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但是，到農村接觸實際之後，這幅觀念中的圖景立刻遭遇重創。用我熟悉的教條竟然無法分析甚至無法表達這種重創。過了很久之後，我才在經濟學裡找到描述這種情況的邏輯和語言。
譬如，人民公社的樣板大寨大隊有80戶人家，你每刨80鎬，才有一鎬是自己的。如果偷懶少刨80鎬，自己的損失只有一鎬，其餘79鎬可以轉嫁給同隊的社員。於是，從經濟角度看來，人民公社體制所提供的激勵，只有自留地或承包田的1/80，如果乾部的道德感召力和行政的威懾力不能長期穩定地補足那79分，在效率上，人民公社必定要敗於大包乾。
這些事實的衝擊，這些觀念和理論上的失敗，迫使我尋找可以解釋中國社會及其歷史的新理論和新說法。我找了很久，總想找到可以替我解決疑惑的新教條，找來找去都不夠理想，於是被迫自己杜撰，也有了自己杜撰的勇氣。
孤雲：也就是說，你極力尋找能夠解釋當時所面對的社會現實的一套方法，這使你一路尋覓到如今？
吳思：是這樣。除了尋找解釋社會現實的社會理論之外，我還在尋覓對人心和人性的解釋。我對人性和自身的看法也曾遭到強烈衝擊。 19歲那年，我當了生產隊指導員，大隊黨支部副書記。一個生產隊57戶人家，每年的工分分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的能力和努力，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都要由我負責安排。整天忙得焦頭爛額，狼狽不堪。我勉強勝任了，但是感覺很痛苦，清楚地意識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意識到人民公社體製造成的惰性，對中國農業和農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觀。
同時，我在艱難困苦中發現了自己的另一面，原來我並不是自我想像的那個樣子，原來我身上有許多我根本不知道的暗處，原來我的本性與想像中的樣子相去甚遠。這些看法也影響了我對別人的看法，對一般人性的看法。
上述理論的無力和缺陷，一直是我努力填補或重建的。從上大學到現在，我覺得自己一直在做這類事情。我關注的與其說是中國歷史，不如說是對中國社會及其歷史的解釋。我在應對自己的失敗，努力在失敗和崩潰後重新站起來，重新找到可以把握真實世界的觀念。在這個意義上，插隊生活對我影響非常深遠，直到現在，我仍在應對二十多年前的失敗，仍在對這個失敗做出反應。我知道，在很大程度上，這不是我的個人問題，我的特殊性中，高濃度地包含著普遍性。
孤雲：這樣的經歷，在你們這代人裡並不罕見，但你好像得到了更多的感悟。
吳思：自我感覺就是大開眼界，有了理解重大歷史變革的感性基礎，形成了對重大問題的直覺，因此就有了拿出自己的答案的勇氣。看看那些表達我們經歷的老詞語，就不能不對時代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感到驚訝。從“紅衛兵”到“插隊落戶”，從“人民公社”到“生產隊指導員”，我使用的重要概念及其所指，幾乎全部消失了，每個概念都需要解釋，還要有許多製度性介紹才能被後人或外人理解。滄海桑田般的歷史變遷，就在我們的生命歷程中發生了，就在我們眼前發生了。
孤雲：及剛出版的，正是你多年來對所關注的問題，往中國歷史傳統探尋的結果嗎？你是否認為，中國歷史猶如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看到我們身處的社會的影子，並可從中找到問題的答案？
吳思：我獨立完成的第一本書是《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那本書直接探討了學大寨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失敗的原因。如果滿足於追究這種失敗，對我來說，一本書就夠了。但是，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又遇到了大量新問題，新老問題交織在一起，需要一個更深廣、更有說服力的解釋，需要重新建立一個解釋力更強的框架，和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
“歷史是一面鏡子”這種說法並不錯，但是還不夠準確。鏡子是身外之物，而歷史是我們的昨天。昨天沒睡覺，對今天是有影響的。小時候沒上學，對成年後的生活和處境是有影響的。祖上溺水而死，後代對游泳的態度便與常人不同。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是我們今天生活的一部分。至少，我所關注的歷史是這樣的歷史。
孤雲：“潛規則”一詞的貢獻在於，它提供了解讀中國社會的新視角，也是一種新工具。通過這麼一個高度概括的詞語，歷史上那些上不得檯面的官場運作規則，有了“明白”的解釋，從而形成一套有別於“正史”的新話語模式。這很重要，因為，“潛規則”所指的那些東西，一直不為正統歷史學家所重視，或者是有意忽視。你覺得呢？
吳思：確實有“話語模式”的問題。中國的史家前輩對潛規則運行的記錄並不少，也做過表達和概括的努力。孟子就說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這種東西。但是，中國傳統的歷史理論或社會理論並沒有展開這方面的分析。不僅這方面沒有展開，比起上個世紀西方傳入中國的各種社會理論和歷史理論來，儒家的許多見解都處於混沌未開的階段，許多萌芽沒有長大，許多枝條沒有抽出。文藝復興之前的歐洲也和中國差不多。在這方面，我們是比較幸運的，我們有更開闊的視野，更多樣的話語體系，更精緻的分析工具，有可能發現一些前人忽視的東西，並給出更透徹的解釋。
孤雲：那麼，何謂“血酬定律”？它體現了你在歷史探索中哪些方面的努力？
吳思：人類在拿命換錢的時候，或者在以錢買命的關頭，如何評估盈虧得失？這是一個非常古老又非常基本的問題。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沒有看到前輩學人提出並解答這個問題。血酬定律就想揭開潛藏在人們心底的計算方式，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勞動換取的收益叫工資，土地換取的收益叫地租，資本換取的收益叫利息，那麼，流血拼命換取的收益叫什麼？我稱之為“血酬”。血酬的價值，取決於拼爭對象的價值。如果拼搶的對像是人本身，譬如綁票，“票”價取決於當事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願。這就是血酬定律。在此過程中，人們的核心計算是：為了一定數量的生存資源，可以冒多大的傷亡風險？可以把自身這個資源需求者損害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這個概念可以簡明有力地解釋歷代興亡。打天下的過程，就是以生命換取生存資源的過程。坐江山的製度，就是用暴力攫取生存資源的製度。這個概念還可以解釋那些憑藉害人手段榨取的錢財的本質，包括“潛規則”帶來的灰色收入的本質。
孤雲：與相比，在哪些方面有進一步的開掘？
吳思：首先是更深入了，我在中繼續追究潛規則所依據的合法傷害權，順著這條路，追出了血酬，即買命和賣命的錢。其次是寬廣了，潛規則處理的主要是官吏、民眾和皇帝之間的關係，血酬定律又增加了土匪、黑幫之類的暴力集團，同時也更仔細地探討了在橫規矩和潛規則之中的生存策略，探討了這些生存策略對當事人的身份和性質的影響。
孤雲：正如你所說，在中，之所以關注歷史上的官吏集團，是因為“這個社會集團壟斷了暴力，掌握著法律，控制了巨額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的命運。”而在，關於民間（“農工商生產集團”）與底層（“仰仗暴力謀生的非法團體”）的內容佔了一半以上的篇幅，這能否說明，你的關注點由官場規則轉移到一般民眾的生存之道？
吳思：確實有所擴展。上本書沒有談到的東西，這本書就要多談一些。但這不是平面移動，我想挖掘得更深入一些，就要擴大挖掘範圍，畫一個更大的圈子往下挖。
孤雲：可否認為，與乃是從兩條不同路徑進入歷史的核心，由此勾勒出中國社會全景。這便是你在中提到的“全局性視野”吧？
吳思：和的寫法都是劍走偏鋒，專攻一路，不顧其它。這兩本書，自我感覺都寫得比較深入，尤其是血酬定律，我確實有了探入歷史核心的感覺。但是，這兩本書並沒有勾勒出中國社會的全景，深入了，卻不夠廣闊，更說不上完整。我最近比較著迷的問題，恰好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也許以後可以畫出一幅比較完整的全景圖來。
孤雲：還應該提到一個新詞——元規則。照你的說法，“所有規則的設立，說到底，都遵循一條根本規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一條'元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這是否意味著，它實際上是潛規則與血酬定律之上的創造性的統領整個歷史觀的根本原則？
吳思：元規則自然是決定潛規則和其它各種規則的。誰的真實傷害能力強，誰就可以擴展自身的利益疆界。但血酬定律卻是元規則的內涵之物，並不是兩個東西。血酬定律所討論的是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元規則說的是暴力決定生存資源的分配規則，增加了一個規則因素，即用鮮血和生命打造生存資源的分配規矩，並且用暴力保護這種規矩。如此行使暴力，用生命換取資源，到底合算還是不合算？賺了還是虧了？這就需要根據血酬定律計算一番了。
元規則可以解釋重大的製度變遷，好像具有根本性的意義，但我不敢說這是最根本的。生產力和暴力哪個更根本？我沒有想透徹，回答不好。似乎生產力更重要，暴力本身並不創造價值。但也未必。如果看得更遠一些，猴群並不種樹，只摘果實，暴力比較強的群體和個體可以獲得比較豐富的生存資源，在優勝劣汰中活下來。或許追問最根本的思路就不對，好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個問題的思路一樣不對。有陰有陽，陰陽對應，並無先後之分。
孤雲：也許你說得對，陰陽消長乃世界常道。但是，我還有一點不太明白，元規則的核心內涵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話似曾相識，可在閱讀作品的過程中，又讓人感覺煥然一新。我說不清楚這是什麼原因，能否解釋其中微妙之處？
吳思：大概是理論徹底的緣故吧。馬克思說，理論徹底才能征服人。把一種邏輯貫徹到底，用這種邏輯解釋眾多的歷史現象，而且是互相關聯的現象，顯然比孤零零的一兩句箴言更有力量，更容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更何況，“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句話並沒有被哪套社會歷史理論整合進去，至少我不知道有這樣的理論。 “霍布斯叢林”很有名，其基礎卻是契約論，大家商量著辦，而“暴力最強者說了算”恰好是打你沒商量。毛澤東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被蘇聯所代表的馬列主義正統理論視為異端，因為馬列主義並不那麼抬舉暴力。而毛澤東的這句話，也是安置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歷史唯物主義框架中的，槍桿子只是上層建築改朝換代的工具，只是階級鬥爭的最高級手段，並不那麼具備根本性。
孤雲：閱讀，我對其中關於民間與底層部分的內容尤為興趣。比如《庶人用暗器》，說的是老百姓自有自己的“利害計算”，這個道理正好解釋了你上面所提到的當時在大寨所遭遇的困惑。 《出售英雄》，更進一步說明正義與“利害計算”之間的較量。歷史上相關事例真是不勝枚舉。
吳思：我覺得寫“地霸秩序”的那篇也很有意義。這兩年，學界在解釋黑社會現象的時候，常常提到“西西里化”，這個說法是一個進步，因為提出了一種民間暴力控制社會的模式。缺點是，當代西西里的政治制度與我們不同，黑社會的生存和發展策略也隨之不同。中國歷史如此豐富，如果我們可以從自己的歷史中發現民間暴力控制社會的模式，並且把來龍去脈講清楚，豈不更有解釋力？
孤雲：還有幾篇文章，比如《硬夥企業》與《洋旗的價值》中所提到的，在那個歷史階段企業所需支付的非正常交易成本，這在當下仍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能否談談，在完善市場經濟方面，這兩則故事所能提供的啟示？
吳思：這兩個故事刻畫出一種有中國特色的企業。不知道你注意沒有，中國企業實際上是有等級身份的。按照公開宣稱的說法，應該是人人平等，法人也人人平等，但是，如果企業是縣太爺的兒子辦的，就可以像縣太爺一樣享受本縣百姓根本不能享受的特權。同樣道理，皇家企業有皇家特權，黑道企業有黑道人物事實上享受的特權。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身份和相應的權利，最弱的是沒有任何硬關係的平民身份。在中國，身份是企業構成的一個要素。
請注意：什麼是企業？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的說法，企業就是一組合約，關於資本、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合約，這組內部合約替代了市場交易。譬如我租兩層臨街樓開餐館，僱十幾位廚師，幾十位小工，再請一位總經理，送他一些管理股，這家企業就是投資者與經理、廚師、小工和房東之間的一組合約。可是，我們在中國企業裡發現了什麼？我們發現了執法官員或黑幫老大的干股乾薪，或者，發現了一張誰也不敢欺負，否則就要引起外交糾紛的洋面孔。這些人本來與生產無關，然而，這些歐美國家視為公職、公器或公共安全的東西，卻像私人物品一樣進入了中式企業合約，他們的身份也隨之成為企業特徵。試問：這樣的企業應該叫什麼企業？這樣的社會又應該叫什麼社會？再追問一句：那些乾薪乾股，很可能是被迫奉送的，是在送錢或送命的形勢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結果，這也能算“合約”嗎？企業真是一組合約嗎？如此提問，可以逼迫我們正視中國社會的特點，正視中國企業的特點，或許還可以擴大我們對一般企業性質的理解。
科斯對企業的定義仍是以契約論為基礎的。但是契約關係並不是天生的，就如同所謂的天賦人權其實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一樣。契約關係的建立，需要真實而嚴格的條件，即欺詐或偷竊或暴力之類的手段不合算，不如自由交易合算。在這項條件不具備之前，中國的企業就不是西方經濟學意義上的企業。
孤雲：在談論西方思想學術大師的時候，你已經兩次提到“以契約論為基礎”了，而且很不以為然。那麼，你認為應該以什麼為基礎？
吳思：有一種更深刻的理解歷史的方式，更靈活寬廣的智慧。儘管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術語和名稱，但思路大體是一致的。譬如，陰陽五行，一物降一物的相生相剋，這叫什麼論？陰陽論？鬥法論？還有我們都熟悉的矛盾論，如今正在流行的有博弈論，或者叫對策論，等等，古今中外都有。相比起來，契約論就要狹窄一些。如果鬥法的雙方可以選擇一百種招數，契約論的圈子裡只圈進來十種。可以討價還價，卻不許欺詐，不許動刀子，不許砸玻璃，不許開飛機撞大樓。作為一種理想的規範，應該如何如何，以契約論為基礎的研究當然不錯，但我們的目標是實事求是地解釋歷史。站在契約論的狹窄基礎上，理解社會和解釋歷史就難免捉襟見肘。
孤雲：據說寫陳永貴的那本書後來還惹了一場官司，陳永貴的後人告你侵害名譽權？
吳思：是啊，去年4月《北京青年報》連載那本書，其中提到陳永貴參加過日偽特務外圍組織“興亞會”，當過大寨村偽維持會的代表。陳永貴的夫人和兒子告我和北京青年報侵犯陳永貴的名譽權，說我無中生有，杜撰情節。今年4月北京市西城區法院一審判決，認定我和《北京青年報》侵權事實成立，責令我賠償陳永貴親屬精神損失兩萬元，《北京青年報》社賠償兩千元。但是我們不服，已經向中級法院上訴了。
孤雲：你認為，輸掉這場官司的原因在哪裡？
吳思：法庭認為，我提交的4條證據權威性不足，不足以證明陳永貴參加過興亞會、當過偽代表是事實。但我認為我的證據是很強的，而且幾個證據之間互相支持。最硬的一條證據，來自當時山西省革委會主任、省委書記謝振華，他也是中共九大代表資格審查小組的組長。他在自己的回憶錄裡寫到，在審查九大代表資格期間，陳永貴曾經向他哭訴，說自己參加過興亞會，當過偽代表，還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罪”。
另一條證據，來自著名通訊《大寨之路》的一位作者，新華社記者範銀懷，他說他奉新華總社之命去查陳永貴的入黨時間，因為誰也說不清楚，後來就去縣委組織部查檔案，查到當時的黨員登記表，在參加過何等反動組織一欄裡，填著“參加過興亞會”。範銀懷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談到此事。還有陳永貴的長子在《我的父親陳永貴》的文章裡寫到，他的父親當過偽代表，他說，在那種特殊的情況下，這種行為客觀上保護了大家。
還有好多證據，至少可以找七八條，當時我覺得夠了，懶得找了，就交上去四條。沒想到居然輸了。這次二審不敢再掉以輕心，請了名律師莫少平，補充了新證據，其中有縣志的材料，還有一份1980年中共中央轉發中組部的文件，《關於陳永貴同志歷史問題的審查結論》，最後有陳永貴自己簽名同意。我書裡面提到的陳永貴的歷史問題，這份文件裡都有，而且講得更具體。
孤雲：對此你有何觸動？你認為，這對一個研究歷史“潛規則”的學者意味著什麼？
吳思：輸了官司當然不是好事，損失兩萬元，頂我一年的工資了。再加上律師費，一本書的一半稿費就沒了。但我也另有所得。最大的收穫，就是對司法系統的了解，對敗訴者的心境的真切體驗。平常說起來，好多事情我都懂，在道理上懂，對古往今來的潛規則也挺熟悉，但是認識與體驗畢竟不一樣。當真發生在自己身上，才能體會到非常飽滿的情緒、湧動的情感、微妙的心境。
另外，寫一件事，歷史和新聞寫作究竟需要多強的證據才算合法？法律對證據的要求很苛刻，歷史和新聞寫作對證據要求的強度如果是六七分，法律要求的強度就是九分十分，這是很不一樣的。報導遠遠弱於法律判決。如果按照法律要求的強度去寫作，新聞和歷史行業恐怕就要被卡死了。如果我的案例對他人也適用，中國的記者和學者面對的職業風險將大幅度提高，這是一個全行業性的標準問題，這本身也是很有意義的。總要有一個人出頭替本行業討個公道，這個責任砸到我頭上了，我既不能逃脫，也不想逃脫。
孤雲：除了和之外，你還創作過哪些作品？
吳思：我的第一本書是和《農民日報》副總編王太合寫的關於中國個體戶崛起的調查，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第二本是我牽頭翻譯的《怎樣與你的孩子休戰》，1992年初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第三本是《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199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孤雲：您平時有什麼個人愛好？
吳思：讀書。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因為學校長時間停課，被父母鎖在家裡，一邊管弟弟，一邊亂七八糟地讀書，主要讀小說和回憶錄。閱讀嗜好大概就是那時養成的。從那時起，三十多年來，有閒功夫就看書，也算得手不釋捲了。中間有幾年下圍棋上癮，耽誤了讀書，後來戒了。
孤雲：能不能開個書目，談談對你的思想產生影響的書籍？
吳思：第一本，我很不情願，但是又不得不承認，對我影響極大。十七歲那年，我就把保爾那段“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的名言抄在日記本的扉頁上。二十歲前後，我把這本書放在枕邊，經常翻看保爾修鐵路的那一段。當時我在山里修路，幹的活和保爾差不多，瑣碎而艱辛，還吃不飽，很需要用人生意義之類的說法來支撐自己。
可是，六年前我重讀此書，竟有不忍卒讀的感覺。保爾的褊狹和自負讓我大吃一驚。難道這就是我當年的偶像嗎？我竟然努力模仿這種人？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不會向我女兒推薦這本書，我以後也不會再讀，除非要挑毛病說壞話。
二、托爾斯泰的或《安娜•卡列尼娜》。在主人公安德列、彼爾和列文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靈魂。我覺得托爾斯泰的句子可以直達我的心底，讓我在不同的狀態中再生活幾遭。
三、《唐詩三百首》。這本書是中國古典詩詞的代表，我已經翻爛了一本，以後還會一讀再讀。古詩詞可以迅速調動起我的人世滄桑感，呼喚出我的“根本性焦慮”。人生短暫，年華易逝，這種感覺讓人的心境深遠厚重，超越蠅營狗苟，進入造化的幽深，以至言語寥落，欲說還休。古詩十九首、宋詞、元曲、也有類似的功能。
四、貝克爾的《反抗死亡》。這本書對我的影響超過各派心理學的作品。這本書，還有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氣》，幫助我理解了人心和人性———超越動物的獨有特性。 10年前讀畢此書，嘆為觀止，從此不再看心理學方面的書。
五、。莊子描繪的人生和宇宙圖景很精彩，可以把我們拔出自負和局促的泥潭，讓我們面對那些最要緊的問題，同時又不至於沉溺太深，忘記自己在天地中的真實位置。
六、微觀經濟學，任意一本。儘管書中分析的是市場，但是理性清明，分析精巧，對我理解人心的一般狀態和人際關係的均衡狀態大有助益。讀後有散光眼配了眼鏡之感。
七、制度經濟學，任意一本。用微觀經濟學的清明理性來分析制度變遷，這是一門歷史學可以藉用的好手藝，一旦領會了這種思路，想忘掉不用都難。
八、黃仁宇的。 1986年初讀此書，便生出歷史還可以這麼寫的感慨。數年後我也轉向歷史，多少受了這本書的影響。我還模仿過這本書的筆法，但不如我原來的寫法順手，只好作罷。至於寫作深度，沾了“形像大於思想”的光，給讀者留下了見仁見智的餘地，大體沒什麼問題。不過，真到了說幾句硬話解釋歷史的關頭，黃老先生的概括往往傷痕累累。
九、林達的。這本書讓我領會了美國及其政法制度的實質和演進歷史。最難得的是，我覺得自己似乎隨著林達在那個世界生活了一遭，所得所思格外深切。
如果再提煉一下，超越專業或職業需要，上述諸書，《唐詩三百首》和對我最為要緊，其次是托爾斯泰的書。知識無涯，可多可少，靈魂卻只有一個，不能讓他枯萎了。
孤雲：有哪些書對你分析歷史的方法產生影響？是否因為在作品中引入製度經濟學等新方法，所以作品顯得那麼獨樹一幟？
吳思：微觀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對我有影響，博弈論和進化論也有影響。生物學，行為學，生態學中的許多觀點對我也有影響。中國古代的聖賢，譬如韓非子和孫子，很擅長利害計算，他們對害的計算也對我有很大影響。不過，作為一種歷史哲學，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們最熟悉的，是學校教育塗上的底色。我在分析和寫作時，一定要處理與歷史唯物論的關係問題，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如果想調整，則需要想出道理來。在這個意義上，影響最大的還是歷史唯物論。
獨樹一幟大概是不倫不類造成的。說文學不是文學，說史學也不是史學，說社會理論又不是社會理論。第一版的分類號是隨筆散文，屬於文學類，第二版分類，改為社會問題。但是到國家圖書館去查，又擺在歷史通論的架子上。我不靠體制化的學術吃飯，敢由著性子寫，根據我的興趣和我對讀者興趣的了解寫，於是就有了這種非驢非馬的東西。
孤雲：你認為，你所做的這項工作的意義在哪裡？
吳思：重新理解中國歷史，重建對中國歷史的解釋。過去的解釋不足以回答當代人的疑問，結果，中國人面對自己的歷史陷入了失語的境地。我們找不到合適的詞句，不容易說清楚自己是從哪裡來的，現在走到了什麼地方。因此我們就不容易說明白自己是誰。對一個民族來說，不了解自己，不能理解自己，說不清楚自己的問題，這個問題太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