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講幾個離鄉農民的簡單而平凡的故事——絕對不是什麼英雄故事。
1999年5月下旬，我在長江北岸走村串戶，走了三個村莊，串了十三戶人家，在每家坐上兩三個鐘頭，聽農民講了許多關於他們自己的事情。我的身份是官方的調查研究人員，我按照千篇一律的方式提問並且記錄，問題全都是中性的，沒有任何感情色彩。作為記錄者，我這方面也沒有任何虛構。
小劉是個33歲的男人，在家種地，還要帶兩個孩子。他的妻子小葉在天津當保姆，每個月掙500塊錢，佔他們家總收入的80%。小劉告訴我，1992年村里鬧災，他的妻子小葉跟著熟人去天津找活干，這一走就是七年。小葉每年春節回家看看。有一年回家，小的孩子見了母親竟然不認識，小葉的眼淚刷地就下來了。
小葉每年會往村里打六七個電話，打到一個裝了電話的鄰居家。在電話裡小葉經常訴說委屈，說她想回家。小劉完全理解小葉的心情，他說，小葉在外邊省吃儉用，住在一間小屋裡，自己做飯吃，每年攢二三千元帶回家。儘管如此，小劉仍然不贊成妻子回家，妻子一回來，生活就難以維持了。兩個孩子要上學，每年的學雜費需要一千多元，再加上生活費，加上各項稅費，就所剩無幾了。其實，人們的悲歡離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筆又一筆枯燥無味的家庭收支賬目決定的。這套賬我就不在這裡細算了。
1998年村里又鬧災，水災之後鬧棉鈴蟲，棉花幾乎絕收，化肥種子農藥錢都收不回來，家里便欠了一些債。小葉計劃再乾一兩年，還清債務之後就回來。小劉最後說，妻子究竟回來不回來，還要看孩子的情況。如果孩子有能力，是讀書的材料，小葉就要多幹幾年，多積累一些錢給孩子當學費。如果孩子沒出息，還了債，攢些錢就回來。
小葉回來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居然是孩子是否有出息，是否值得培養。這個說法讓我心裡一動。這裡好像藏著一個意思。這個意思使我想起了另外兩個小伙子給我講的故事。
一個小伙子姓邱，31歲，小學文化程度，目前在家種田，他曾經外出挖了五年煤。他在私人開的小煤窯挖煤，住在工棚裡。每個班大約幹六七個小時，定額背五六噸煤。在完成定額的條件下，每天的工資在二三十元之間。就在這個地方，他們村的三個人死於小煤窯冒頂。我曾經去一位死者的家裡訪問，現在死者的妻子已經和死者的弟弟結婚了，弟弟和哥哥一起挖煤，哥哥死了，弟弟僥倖活了下來。有了熟人死亡的教訓，危險就變成了很具體的東西。小邱害怕了，就回到家種地。但是種地是掙不來錢的，沒有錢就不能蓋房，也不能娶妻生子，這些人生的大事很難完成。於是他再次外出挖煤。每天掙20元，又乾了四年，1997年徹底不干了。他說掙錢雖然不少，就是太苦。背煤比種田要苦，趴在地上爬，而且非常危險。結婚後，他的妻子也認為太危險，不讓他乾了。小邱說，他以後也不想再挖煤了，挖煤已經掙下了蓋房的錢。他帶回來的錢大約有二萬元，這筆錢主要用於蓋房。
小邱反复幾次談到了掙錢蓋房。他說，不出去掙錢是蓋不起房的。他家的住房是1996年蓋的，磚水泥結構，共三間，面積大約有六七十平方米。蓋這棟房子花了他一萬五千元。
另外一個姓李的小伙子，也用同樣的口氣講到了外出和蓋房的關係。現在這位小伙子還在家鄉和上海之間來回跑，他是做裝修的水暖管子工，有活干就進城，沒活干就回家種地。他家的房子也蓋起來了，但是比較小，他計劃掙夠了錢再接出一間來。
講完了三戶農民家庭的收支狀況，我應該老實交代其中隱藏著的那點意思了。這就是：在他們的敘述中，我似乎看到了一種人生的收支預算，一種以整個生命週期和核心家庭為單位進行的預算。外出打工，不管是當保姆是挖煤還是搞裝修，乃是這個整體預算中的一個必要部分，任務是掙蓋房錢和孩子的教育費等。沒有這宗收入，單單靠種田養雞，收支賬是做不平的。這是一種以家鄉種田養雞為出發點和歸宿的人生設計。外出只是一個填補蓋房之類的額外用度的青春期插曲。如果外出者沒有在中途轉變立足點，沒有發生整個人生設計的改變，這些農民早晚是要回鄉的。別小看這項簡單的賬目計算，它決定了數以億計的當代中國農民的人生模式及悲歡離合。這是一個巨大的群體的基本故事。
在我訪問的三個村莊里，有外出打工經歷的農民，最少也占到勞動力總數的25%，最多的竟占到88%。他們中的大多數都生活在這個基本故事之中。
這個故事還有一個主要變型：有一部分農民從家鄉出發，走到半途，徹底改變了原來的人生計劃。他們不回去了，不再種田養雞了。原來的人生插曲演變成了主旋律。這樣的人我聽說過幾個，也親眼見過一個。
我訪問的這位“變型”農民姓丁，是長江上一條百噸級的運輸船的船主。他的兒子剛到入學年齡，為了孩子上學，他賣掉了船，回到家鄉。他打算歇業兩年，把上學的兒子安頓好，再找個同伴重操舊業。歇業是沒有辦法的事。船主的生活本來是很穩定的，一家三口住在船上，好像一個水上運輸個體戶。生活和收入都很好，本來就這樣過下去就行了。丁家在村里沒有房子，原來的房子毀了，他也不打算蓋。他的承包田已經轉給了哥哥。這一切都說明他不打算回來了。但是兒子沒法上學，這個問題難住了他。於是妻子被迫下船，回到家鄉帶孩子讀書。只剩下一個人，船上的活就沒法乾了，於是他被迫歇業。但是丁船主仍然不打算蓋房，他寄居在親戚家裡，一旦有條件就會繼續當他的船主。對他來說，回鄉反而成了一段插曲。
像丁船主這樣的人，在他的村莊里有將近二十個。有的人買了上千噸的大船，很難想像這些人會再回來種地養雞了。在外邊發財買房子的人，找到永久性職業的人，在我去的各個村子裡都有幾個，有的連戶口都轉進城鎮了。他們的外出已經成為遷移。對他們來說，以家鄉農業為出發點和歸宿的人生設計早已徹底改變。願意作這種改變的農民大有人在，問題是缺乏能力和條件。
當代農民的基本故事和變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命中註定的，但也包含了人為的因素。
決定基本故事的因素，包括沉重的稅費負擔，低廉的農產品價格和狹小的土地。在人均不足一畝的土地上，種植賣不出幾個錢的農作物，再無償上繳二三成的收入，這就注定了農民要向外尋找機會。只要地少人多，只要世界市場的農產品價格不暴漲，只要吃皇糧的干部職工不減少，農民外出的基本故事就要繼續演下去。
決定變型故事的因素，包括城市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城市經濟提供的就業機會，戶口政策，教育政策及相關的財政政策，等等。這方面的內容就更加複雜，但也更容易有所作為。
我訪問了好幾戶外出回來的農民家庭，一個經常聽到的回鄉原因，就是孩子讀書。城市的教育體系排斥和歧視農民，因為他們沒有城市戶口。於是，由於城里人或者教育部門的利益，另外一種人生故事便不得不上演。這並不是由於農民不肯幹，不能幹，而是由於他們面對著一種歧視性規則。譬如最開始談到的小劉和小葉，他們為什麼不能舉家遷入天津？小房已經有了，並不需要多少額外的代價。小劉也說，九八年大災之後他去了天津，還找到了一份在食堂打雜的工作。他對天津的印像極好，認為工作的機會很多，收入也比在家種地高好幾倍。他給我舉的例子有餐館打雜、賣菜、賣水果和看收費廁所，這都是城里人不願意做的。但是他不得不回來，因為孩子在城裡無法上學。讓孩子上學的要求簡直太正當了，按照九年義務教育的法律規定，這份正當還得到了法律保護，如此既正當又合法的要求居然不能得到滿足，這使我想起了在南非之類的地方發生過的事情。至少從道義的角度，我看不出這種城鄉分割政策與種族隔離政策和種姓歧視政策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但我懷疑中國能否產生馬丁·路德·金，或者曼德拉那樣的人物，這不是人種問題，而是土壤和氣候問題。
制約著這種變型故事規模的，還有許多政府方面的因素。為了迎接建國五十週年大慶，北京和上海清理了許多路邊的攤點，結果有大量農民被無償趕走了。這樣的農民我遇到了兩個。他們本人倒沒有多少怨言，似乎理當如此。這又讓我想起了《湯姆大叔的小屋》裡的那個老實的黑人。但無論他們如何老實，不敢以城市為家的念頭總是抹不掉的。那裡顯然是一個很不安全很不穩定的地方，一旦政府心血來潮，他們就可能衣食無著。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變型故事恐怕也不會多到哪裡去。
其實，這種城鄉隔離政策也在傷害城里人。大量的下崗失業，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內需不足。而內需為什麼不足呢？佔了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市場，購買力上還比不過城市市場。中國號稱有一個十二億人口的大市場，其中一大半是不能當整數算的。這並不完全是因為他們不願當個整數，而是遭到了限制。
總之，這許多人為或自然因素的變化，將決定變型故事能不能由弱轉強，演變為主流故事或者叫基本故事。那將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一個徹底改變中國的故事。
我參與的這項農村調查，正式題目是“中國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研究”，課題主持人是白南生和宋洪遠。 2002年9月，研究成果正式出版，書名是《回鄉，還是進城？ 》。在這本書的扉頁上，我讀到對古詞的幾條解釋：
雁戶這個詞讓我大吃一驚，原來，唐朝已經有瞭如此貼切的命名和相應的戶籍分類。按照這種比喻，我說的主流故事和變型故事，無非是雁戶定居城鎮，或者回歸鄉村，兩者必居其一。但是，流庸這個詞又把我帶入了更深遠的時空，使我意識到，在上述兩種故事之外，中國古代還有一種多次重複的故事。
始元四年的詔書說，“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描繪了公元前83年的情景。此時，假如在家吃不飽，在外又找不到工作，流庸們將演出什麼故事呢？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唐朝大詩人白居易的名字就被時人開過玩笑，所謂“長安居，大不易”，進城農民想必感受更深。在城鎮找不到活路，無人僱傭，流庸就不能叫流庸，要叫流民，更古老的用詞是“流氓”，當代人熟悉的詞是“盲流”。流民遍地，博命謀生，嘯聚山林，天下大亂，這是中國人非常熟悉的歷史故事，也是歷朝歷代總也鬧不好的悲劇故事。
現在，雁戶越來越多了，關於他們歸宿的主流故事和變型故事，正是在數千年的悲劇背景上展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