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當年的謙德莊》描繪了一塊地盤，勾畫出民國初年的一個強人，這個人運籌經營，憑藉暴力定分立規，留下了另一種發財致富的故事。我先摘錄這個故事的原文，然後挑幾處我認為值得強調的地方，做一番解釋和補充。
謙德莊位於天津城南，方圓二里多地，這裡的居民多數是指身為業、賣苦力氣的人。民國六年（1917年）鬧大水，一些災民流落在此謀生。這片土地基本上屬於兩家所有：一是天津有名的富戶“李善人”，一是天主教會崇德堂。
謙德莊初開闢時，本是韓慕蓮父子的天下。韓慕蓮是天主教徒，崇德堂的收租人。他有個兒子韓相林在謙德莊開了韓家小店，暗設寶局，招賭窩娼，從中抽頭漁利。父子二人四方進財，腰包越來越鼓，這就惹得附近西樓村的李珍、李玉兄弟倆眼紅起來。
惡霸李珍，是天津青幫頭子白雲生的徒弟。李玉綽號“花鞋小李三”，在天津也是個知名的“混混兒”。李家兄弟自幼不務正業，遊手好閒，專幹騙人、訛人、坑人的勾當。他們勾結小王莊地保甄連發——這個人手眼寬，能串通官府，鬧起事來打官司，甄連發在衙門裡有人——又買通路春貴當“肉墩子”（肉墩子是挨刀的意思）。此人是西郊辛家院人，擔筐臥簍一條扁擔來謙德莊一帶找飯吃，李家兄弟看他身高體壯，有個虎把勁，就指使他去打頭陣。路春貴前往韓家小店砸寶局，刀砍韓相林。韓家父子人單勢孤，打官司又輸在堂上，從而氣走塘沽。
擠韓奪地，李家兄弟如願以償了。為了在這塊地上站住腳，免得再被別人擠走，李珍走了三步棋。
第一步，由甄連發出面，花錢運動鄉西五所（類似今日的警察分局）的毛署員，辦下來幾套警察服，兩條大槍，在謙德莊義園前建立了“小局子”（即警察局派出所），先後幾任警長都是李珍的心腹。乾脆說，“小局子”等於是李珍開的。
第二步是建立組織。李珍糾結了甄連發、路春貴、穆文彬，還有人販子程海庭等，成立了一個名叫“保安公司”的機構，網羅了一批地痞、市儈、訟棍、刀筆。在謙德莊它佔著天，霸著地，平地摳餅，雁過拔毛。
第三步是廣收門徒。保安公司的杏黃旗一舉，開山門，擺香堂，三山六岳的妖魔鬼怪，江河湖海的魚鱉蝦蟹，都聚集在李珍門下。
李珍走了這三步棋，坐鎮保安公司，勾掛官私兩面，上有官府托庇，下有爪牙驅使，不幾年的功夫，就羽毛豐滿，獨霸一方了。
保安公司的一項主要收入是經管房地產。在謙德莊養房產的，不管你是誰，都得由保安公司代收代管。崇德堂該如何？樹德里房產的主家是下野軍閥孟恩遠，又該如何？都得買保安公司的賬，否則就要落個不素靜。
有這樣一件事：西樓村村董曹八，據說其祖父是光緒皇帝七叔的“替僧”（替主人出家修行），有財有勢，也算個人物。曹八在謙德莊蓋下了連榮裡、福厚裡，養房吃租。李珍找到曹八，提出要代收代管，同時還要把福厚裡租給開窯子的。曹八也不是省油燈，一口回絕：“不行！”李珍揚言“若是不拿下曹八，保安公司就乾不成啦！”便唆使手下流氓二十餘人前往曹八家鬧事。哪裡知道曹家早有準備，從院裡竄出十來個身穿軍裝、手提匣槍的大兵，這一夥流氓一看傻了眼，俗話說：“光棍不鬥勢力”，一哄而散都跑啦！原來曹八在天津營務處有人，事先他聽到了點風聲，便花錢雇來大兵，嚴陣以待。事隔三日，幾個穿軍裝的來到了保安公司，二話沒說就把李珍綁走了。保安公司於是趕緊花錢托門子，把李珍搭救出來。
李珍豈肯善罷甘休，回來以後揚言要“二打曹八”。真是強龍難壓地頭蛇，曹八服輸，託中人出面擺席請客，依從李珍經管房產，才算了卻這一場風波。殺—儆百，連曹八都軟了，其他房主就更不在話下了。
保安公司的所謂代收代管，實際上形同霸產，這邊剋扣房主，那邊勒索房客，一面兩吃，肆意盤剝。
除了經管房地產，保安公司還有很多來錢的路子。你開商店，它代徵捐稅；你做小買賣，它要“地份錢”；走江湖的吃“毛鈿”；開賭場的拿“掛錢”，就連掏腰包的扒手也不能隨便來到謙德莊作案。拿妓院來說，除了向保安公司交租納捐而外，還得租保安公司的門，賃保安公司的被子。說起來好像是笑話，租房哪有不帶門的？不行，門租單收；開窯子的哪能沒有被子？不行，給你抱來幾床被，用不用按天算錢。
對一般居民鋪戶，徵斂的名目也很多，什麼衛生費、路燈費、修路費、自治費……，接三差五地總來斂錢，說多少就得交多少，言無二價，誰敢不給。李珍夠得上十六路進財了。
三十年代是謙德莊的興旺時期。在謙德莊中心，永安大街的方圓左近，開設了一些茶園、酒肆、落子館，光戲院就開了六個。再有說評書的，唱時調的，說相聲的，演皮影戲的，大小商店也佈滿周圍。一些像樣的買賣都得有李珍的“乾股”，就是掛個名字，坐享其成。如寶興戲院、寶興池澡塘，都有李珍的股。李珍號叫寶軒，所以這兩家字號中都有一個“寶”字。
李珍死於一九四○年，在謙德莊橫行霸道了二十幾載。
在整個故事中，最搶眼的衝突，要數李珍鬥曹八。用李珍的話說，這關係到保安公司能不能干成。
曹八養房吃租，又有些勢力，房客不敢賴帳，自己經管房產自然合算。李珍橫插一手，非要代收代管，這分明是硬搶，曹八當然想對抗。問題在於，究竟是對抗合算，還是依從合算。
如果選擇對抗，收益明擺在哪裡，假定每月可以少損失一百塊大洋。風險呢？李珍派二十多個流氓來曹家鬧事，將造成多大損失？這取決於鬧事者打算鬧到什麼程度，鬧多久，是傷人還是毀東西。無論如何，損失必定超過每月一百大洋，不然就失去了威懾力。在不知道對方來多少人鬧，什麼時候來鬧，鬧到什麼程度的情況下，曹八花錢雇了十多個大兵，應該說，這是很叫人為難的決策。設身處地替他想想，僱一個還是僱二十個？僱一天還是僱一個月？僱這麼多大兵要動用多少關係？花多少錢？合算不合算？
曹八顯然認為合算，他以為可以把李珍嚇住，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他甚至更進一步動用關係，把李珍綁走了。但是李珍方面在官府也有關係，花錢托門子把李珍撈出來了。李珍不屈不撓，揚言要二打曹八。曹八失算了。
曹八失算，是因為他光想到了自己的損失，沒有算清楚人家的損失。假定曹八贏了可以節省每月一百大洋的“代理費”，李珍栽了不僅拿不到這一百，還可能失去幾十戶甚至上百戶人家的代理費，單憑這筆賬曹八就要輸。再說，曹八即使輸了，不過輸掉一筆代理費，大部分房租仍在，李珍輸了卻要一無所有，只能背水一戰。更何況他把李珍一綁，讓人家威風掃地，在李珍的行當裡，沒了威風便沒了活路。曹八搏的不過是那點錢，李珍除了搏錢，更多的錢，還要搏前程，搏活路，這簡直就是博命。曹八打算為節省一點“代收代管費”而博命嗎？曹八知己而不知彼，理當一勝一負。
此時曹八有三種選擇：一是繼續走官路，靠官府解決問題，這就要花錢託人拼關係。真拼起關係來又將如何？曹八買通官府的最高出價不過每月一百大洋，李珍買通官府不僅可以贏來曹八的一百，還可以橫徵整個謙德莊，因此他的出價必定高於曹八，曹八並無勝算。第二種選擇是僱人自衛，但是僱傭的規模和時間很難掌握，而且防不勝防，開支不小，效益不高。第三條路就是向李珍讓步，每月讓人家橫吃一口。三條路條條受損，三害相權取其輕，曹八認為向李珍讓步的損失最輕。
曹八是大房主，有錢有勢，值得對抗也有能力對抗。他認為讓步合算，其他房主就更不必說了。於是，房產的代收代管費，便成了保安公司的主要收入。
這筆貌似代理費的收入究竟屬於什麼性質？其價碼又是如何確定的？
細品《話說當年的謙德莊》的原話，保安公司“佔著天，霸著地，平地摳餅，雁過拔毛。”“平地摳餅”這個說法，來自天津混混兒的傳統用語，蘊涵著當事人對這筆錢的性質的理解，牽連著一種源遠流長的資源分配方式。
在《舊天津的混混兒》一文中，李然犀先生寫道：“天津城廂一帶，需用青菜瓜果甚多，都來自四鄉和外縣。鄉民運貨來到天津，在沿河一帶及沖要地點躉售，自由成交，並無任何花銷。左近的混混兒就出頭把持行市，硬要全數交給他們經手過秤，轉賣給行販。成交後，向雙方取傭。初時當然無人聽從，他們便使用武力解決，打翻幾個，不怕你不俯首帖耳，百依百從。這叫作'平地摳餅，抄手拿傭'。打下來的天下成為定例，便作行規。最大的要數西頭老老店，是大批瓜菜總匯，當初設立時不知經過幾次惡戰，傷亡了多少人，才奠定根基。”
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打翻幾個”是索取“佣金”，建立“行規”和“定例”的關鍵。
肉體傷害是有價格的，任何損害都是有價格的，在歷史事實中，甚至人命也是有價格的，其價格取決於被害者對損害的估價，取決於他實際支付多少錢避害，取決於受害者的支付意願和支付能力。譬如綁票贖票，民國初年華北一帶小康人家的“票”價大概在銀洋二百元上下，而富裕人家的票價動輒成千上萬，人命的價格差距數十倍。
實際上，決定損害價格的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即避害的其他方式的成本，套用經濟學術語說，就是避害選擇的機會成本。譬如受害者家屬可以請警察出面解救人質，曹八可以請軍閥出面收拾李珍，菜農也可以要求官府維持市場秩序。這樣做要花時間，打官司要花錢，託人走後門還要花比較多的錢，甚至可能出現加害方和受害方爭相抬價買通官府的場面。同時，受害方還有進一步遭到報復的風險，官方解決問題的效率和成功率也未必理想。人們通常會依照潛規則的標準估計官家出場的價格和出場後的態度，這種貨色質次價高，但畢竟是一種替代選擇，可以視為避害產品的價格競爭。受害方將選擇風險和成本最低的避害方式，避害的價碼由此確定。
按照中國民間慣例，牙行的佣金為成交額的3-5%，由買賣雙方分擔。菜農拿一車菜價的2-3%買個平安，免得被人“打翻”，顯然是合算的，對抗和告狀卻不那麼合算。而混混兒之所以滿足於3%而不追求20%甚至更多，是因為3%可以叫佣金，牙子（經紀人）空手拿佣金並不犯法，20%以上卻近似“買路錢”，那是土匪剪徑的勾當，容易招致菜農反抗和官府鎮壓，風險大且難以持久。
總之，“抄手拿傭”也好，代理費也好，從受害方的角度看，都是消災避害的費用，都是對破壞力量的贖買。從加害方的角度看，都是平地摳餅，無中生有，強橫加害，掙的是破壞錢。這筆錢不是對生產要素的報酬，而是“破壞要素”參與資源分配所得的份額。土地要素的報酬叫地租，資本要素的報酬叫利息，勞動要素的報酬叫工資，破壞要素的報酬應該叫什麼呢？考慮到暴力與流血的必然聯繫，考慮到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互換關係，我們不妨稱之為“血酬”。
這個稱呼與當事人的認識是一致的。在江湖黑話中，錢就被稱為“血”，錢多就是“血旺”。送錢叫“上血”，每天送的陋規叫“日血”，每月送的陋規叫“月血”。山東匪也把綁票得來的錢稱為“紅錢”，借用了血的顏色。
我還見過其他叫法。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四輯，《川北土皇帝黃清沅》一文中就出現過“混財”的說法。民國初年，黃清沅的父親替兒子選擇人生道路，想讓他當袍哥，“提起腦袋耍”。當父親的說：“人無混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後來黃清沅當了渾水袍哥（土匪），果真大發了一筆混財。 “混財”，泛指打破公平交易的常規，蠻橫耍混弄來的財富。這個說法有點意思，但不夠一針見血，稍有粉飾之感。倘若缺了“提起腦袋耍”的氣概，不流血殺人，單靠混豈能發大財？
總之，把破壞要素之所得稱為“血酬”比較貼切。需要強調的是：破壞力畢竟不是生產力，血酬是第二性的東西，血酬的價值決定於所能損害的正面價值。
李珍發財故事的第二個亮點，他發財的第一步，就是指使路春貴砸賭局。李珍勾結好“在衙門裡有人”的地保甄連發，又買通了靠一條扁擔吃飯的路春貴當“肉墩子”，讓他去韓家小店砸寶局，刀砍韓相林。韓家父子人單勢孤，打官司又輸在堂上，從而氣走塘沽。李珍“擠韓奪店”成功。
如果把打曹八和打菜農比喻為肉食動物吃草食動物，那麼，砸賭局的故事就有了狼吃狼或黑吃黑的性質。整個過程說來簡單，背後卻隱藏著深厚的傳統和精巧的利害計算。
十九世紀末，天津混混兒已經發展出一套爭奪賭場的完善規矩。 《舊天津的混混兒》一文介紹道：
如何理解上述規矩呢？在混混兒的術語中，上門找打叫“賣味”，這是赤裸裸的以血肉之軀的痛苦換取“掛錢”的交易。順便提一句：我不清楚“掛錢”一詞的來歷，《話說當年的謙德莊》說到李珍拿“乾股”時解釋道：“就是掛個名字，坐享其成”。似乎也可以如此解釋“掛錢”：掛個名字拿錢。
在“賣味”交易中，賭局方面的計算與曹八和菜農的避害計算是一樣的。人家打上門來，他們不能不拿東西對付。賭博是著名的無痛稅收，開賭場如同開稅務所，因此，賭博一般都是官府壟斷的生意，要買通官吏和衙役才能悄悄營業。在這種情況下，賭場方面的選擇空間很小。正式求助官府意味著自殺。容人家搗亂下去，賭場就沒法開了。打死人家，光天化日之下鬧出人命案，賭場也沒法開了。於是掏“掛錢”擺平破壞要素，就成了“諸害相權取其輕”的最佳策略。
同時，也要注意把破壞者打“夠樣兒”。打輕了，讓人看到破壞者掙錢容易，就會引發更多的圖謀。打得太狠，“血債”太重，恐怕“掛錢”也要多掏一些。
從賣味者的角度說，壞人家的好事也有點迫不得已。富裕人家絕不肯親身從事。而路春貴那樣的人，“指身為業”，全憑一身力氣和一條扁擔生活，如果沒人僱傭他，唯一的“生產要素”賣不出去，就進入了“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境地。於是，用血肉之軀所受的傷害，換取這個軀體生存所需要的資源，就成為一種“活路”。土匪綁票的道理也是如此。被綁者的家庭願意用一二百銀洋買親人的命，綁票者則願意為一二百銀洋鋌而走險，前者拿錢換命，後者以命換錢。土匪的賣命生涯，也顯現出他們對自身性命的估價。
賣命者的核心計算是：為了獲得生存資源，可以冒多大傷亡的風險？或者，可以把自身這個資源需求者損害到什麼程度？用古人一句更簡明的話表達，就是“身與貨孰親？”孰親呢？那就要看身是誰的身，別人的身還是自己的身，百萬富翁之身還是飢寒交迫之身，身也要看具體部位，是小手指還是整個腦袋，是鋼琴家的小手指還是乞丐的小手指；貨也要分什麼貨，錦上添花的貨還是雪中送炭的貨，百兩銀子的貨還是萬兩銀子的貨，等等，不可一概而論。權衡種種利害之後，依然打上門去，說明賣命者認為這是合算的買賣。破壞方和賭場方都找到了合算的策略，有關賣味和掛錢的規矩便形成並固定下來。
我想再強調幾句。生存資源是分層次的，所謂身外之物，只能用以稱呼那些生存必需品之外的金錢貨物，這條界線之內的則是“等身之物”，那是養身活命之物，甚至是命根子。在飢寒交迫瀕臨死亡者看來，寥寥衣食就意味著性命本身，絕非身外之物。這道界線是一條“命-物等價線”。突破了這條線，博命換物就可以視為等價交換。此線之下的人類行為特徵，就是追求生存機會的最大化。突破越深，交換之利越大。突破越廣，博命之人越多。龐大的博命集團的存在，不斷製造這個集團的社會機制的存在，乃是解釋中國歷史，理解中國社會的核心要素。
其實，正如“賣命”這個常用詞所表示的那樣，生命和生存資源之間的交換關係早已得到大眾的深刻理解。在意識到這種關係之前很久，早在與猴子分道揚鑣之前，人類已經熟悉了這種計算。辛亥革命的領導者之一，民國總統黎元洪，對這種歷史悠久的交換常規還做過一句時髦的概括。他對馮玉祥部下的士兵訓話說：“什麼叫做革命？就是拼過命的必定都有飯吃。”黎大總統生活在流行革命的時代，為賣命披上了革命的外衣。不過，革命者大體都是博命者，這一點並不錯。在動物世界裡，進食次序的改變，也往往需要流血，這就意味著：生存風險與生存資源的換算已經在動物的心中完成。這是動物界最古老的計算之一。
我們已經見識了賭場的“掛錢”，保安公司的“代理費”，抄手拿傭的“佣金”，再加上順便提到的贖票錢和買路錢，“血酬”已經有了五種表現形式。 《話說當年的謙德莊》提到的形式至少還有五種：
“乾股”就是企業無償贈與的股份，這個詞用得併不錯，但還可以更準確。我在四川《彭縣志》上看到過這樣一句話：（袍哥大爺劉治平）“坐吃牙行鬥秤、煙館賭場硬股”。初讀此句，猶如醍醐灌頂。 “硬股”這個概念和“賣命”的說法一樣，蘊涵著造詞者和用詞者對這種社會現象的透徹理解，這是地道的中國思想和民間智慧。這種智慧給予我巨大的啟發。我還見過當代民間的一些語言創造，譬如黃股（資金股）、白股（技術股）、紅股（實權人物的干股）、黑股（送給黑勢力的股），以及“權力股”和“好漢股”等等，但我認為，這些概念都沒有達到“硬股”的深度。硬股，正是“血酬”在股份制中的存在形式。這種東西的存在，勾勒出中國“成事要素”的常規範圍，反襯出官府提供的公共安全的欠缺。人們對這種欠缺習以為常，發展出彌補的辦法，並成為固定的規矩。
資源分配必定遵循某種規則，必定發展出某種規矩。在我們看到的情景中，無論是打翻菜農“抄手拿傭”，還是砸賭場“拿掛錢”黑吃黑，這些規矩都赤裸裸地建立在強橫的基礎上，建立在以暴力損害對方的基礎上，因此，我稱之為“橫（第四聲）規矩”。在中國歷史上，橫規矩一直肩負著資源分配的重擔，據此分來的資源，便是不斷改頭換面、與時俱進、因地制宜的“血酬”。
血酬和橫規矩並非一無是處。小偷不敢隨意在謙德莊行竊，土匪不許客匪在自己的地盤內搶劫，這未必不是平民之福。從老百姓的角度說，流寇不如土匪，業餘土匪不如專業土匪，短期撈一把的專業土匪又不如土匪世家。真把一塊地盤當成自己的家產了，反而不肯胡亂糟蹋了。隨著預期統治時間的延長，為了追求長期利益的最大化，狼群也要調整自己與羊群的關係，培養稅基，確定最佳屠宰率，保護草場，維護羊群生存繁殖的有利條件，打退其他肉食動物的入侵。在這種情況下，血酬與報酬、掠奪與皇糧正稅、橫規矩與天經地義之間，確實存在相當大的重合部分。
《話說當年的謙德莊》描述了保安公司的建立過程：開山門，擺香堂，招攬地痞訟棍。看起來這不像辦公司，倒像建立黑幫組織。用幫會開山門的儀式開公司，說明當事人在自我意識裡並沒有把“公司”當真。與關東馬賊辦團防，湘西土匪辦保安團同樣，這不過是一張糊弄人的畫皮。套用《水滸》中瓦罐寺老和尚的話說：“這兩個那裡似個出家人（公司經理），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齣家（辦公司）影佔身體。”之所以選擇公司的形式，因為這種組織形式既流行又合法，如此冒充一下，橫規矩就顯得比較順，血酬也可以顯得比較平和。
不過話又說回來，公司和保護費之類名號的出現，也反映了時代和社會的進步。否則，像《水滸》時代那樣直接叫“供奉”，或者稱之為貢、稅、餉、捐，橫主兒和地霸們直接索貢、徵稅、派餉、喊捐就行了，此乃替天行道，天經地義，何必塗上平等交換的油彩？
博命組織的內部關係也值得一說。無論在“公司”內部，還是在土匪和黑幫內部，博命者之間的關係並不平等。 1913年12月10日，四川都督胡景伊想解散哥老會，特地發布《四川都督民政長勸告哥老改行通告》，挑撥袍哥組織的內部關係，描述了哥老會內部的不平等，通告雲：
建立和維護橫規矩是要付出血肉甚至生命代價的，這個代價，往往要由老么（洪門）、門徒（青幫）、嘍羅或崽子（土匪）支付，收益的大頭卻歸“大爺”或“掌櫃”。在李珍指使路春貴當“肉墩子”砸賭場的案例中，路春貴賣命為李珍奪來了韓家小店，他自己得到了李家保安公司骨幹的位置，從此有了穩定的職業和收入。他本人或許很滿意，可這兩者的價值並不相當。即使扣除了買通官府、應付官司和策劃運作的費用，其中仍有類似“剩餘價值”的東西，我們可以順著“血酬”的思路稱之為“血利”。李珍經營和追求血利，便超越了個體博命者的水平，進入了“血本”經營家的層次。
血本經營是一門大學問。經營者要估算自身的風險，扣除賄賂官府和建立保護傘的費用，應付同行的挑戰，爭奪其他橫主兒的地盤以達到合理規模，還要鎮壓受害者的反抗，建立並維持一套橫規矩，支付部下的賣命錢，等等，最後還必須有餘利。比起尋常的企業經營來，這個過程更加複雜，更加驚心動魄。這等大題目需要專文細說。
謙德莊方圓不過二里，距首都不過一百公里，卻成為特色鮮明的“特區”，這並不是當時的特例。與官府規定的社會秩序大有差別的地霸秩序，或者中性一點稱作地盤秩序，隨處都可以見到。前邊提到的湘西土匪和關東馬賊，那裡就有一套匪世界的秩序，廣東則有“大天二”秩序，中原一帶有“土圍子”秩序，上海青幫使當地秩序嚴重變形，四川袍哥同樣如此。更高一層，天津先後成為不同軍閥的地盤，四川的軍閥防區製度則有更強的獨立性，每個防區近似戰國七雄的一個獨立王國。再高一層，山西廣西等省又有自己很穩定的一套秩序。放眼望去，中國有大大小小的地盤，大圈小圈，條條塊塊，層層疊疊。每塊地盤上都有一套橫規矩，有一個地霸，或軍閥，或民團，或黑幫，或豪門大族，或道門教會，或貪官污吏，或里長保長之類的村幹部，或者直接就是土匪。這種地盤秩序充分發育的社會形態，佔據主導地位的社會形態，見於春秋戰國前流行的封建制度，層層疊疊分封下來的製度，許多小王架著一個大王的製度。這種體制在魏晉時期也興旺過一陣子。
毛澤東說中國“百代都行秦政制”，當然是不錯的，這是“真龍”橫空，百獸退避的格局。可是“飛龍在天”，不能一天到晚不睡覺，一年到頭不休假。龍也有強有弱，有老有幼，有勤有懶。即使是一條勤快的強龍，高高在上，一雙眼睛豈能看住偽裝良好遍布天下的地頭蛇？與真龍天子的控制強度反向對應，有多少漏洞死角，就有多少毒蛇猛獸。因此，帝國製度必定伴隨著“半封建”或“小半封建”或“隱形半封建”制度，體現為地盤或地霸秩序。 ——越說越像是說大話了，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