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安定門外的地壇是明朝修建的，當時叫方澤壇。方澤壇西門外的官街叫泰折街，即如今的安定門外大街。明朝的時候，商人們在官街旁搭了一些棚子做生意，按照現在的說法，那就是臨時建築。同今天一樣，這些臨時建築隨時面臨著被官府拆除清理的風險。
按照嘉靖之後的慣例，明朝的皇帝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崇禎十三年陰曆五月三日為夏至（1640年6月21日），陰曆四月二十日，司禮監太監派了兩個宦官到工部營繕司，向該司主管道路的楊所修主事（近似如今的處長）傳達指示，凡皇上所經之處，排棚、接簷、榥竿等一律拆除，以肅觀瞻。楊主事向各坊（近似如今的街道委員會）發出通知後，擔心執行不力，又親赴現場督辦。
據楊主事說，儘管都市之中居處鱗集，大家還是遵守規定拆除了臨時建築。但是，在方澤壇泰折街的牌坊對面，偏偏有一座高架脊棚，侵占官街，棚上有黃紙大書：“司設監堆設上用錢糧公署”。
這幾個字，在當時人看來非同小可。司設監是皇宮內廷的二十四衙門之一，專管御用的儀仗帷幕等物，黃紙上也寫得明白，這裡堆設著皇上用的東西和錢糧。有此一紙坐鎮，誰還敢動這棚子一根毫毛？
但是楊主事又說，他進去看了，裡邊並沒有堆放“上用錢糧”，只是一家開張的燒酒雜貨店，店主是鋪戶趙二。所謂鋪戶，大體就是如今的工商個體戶，他們無權無勢，是太監、官吏和衙役們敲詐勒索的常規對象。
就在楊主事在棚子裡追問店主的姓名身份的時候，一位宦官挺身而出，神態倨傲地反問楊主事是什麼身份，同時又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司設監管理官陸永受。陸太監宣稱，這棚子就是為聖駕往返準備的，如果拆除，萬一皇上怪罪下來，誰來負責？
楊主事並不好嚇唬。他和顏悅色地請陸永受寫下自己的姓名和職務，然後勸說他不要插手此事，最後硬是不買太監的賬，逼令趙二立即拆除高架脊棚。楊主事有備而來，身後又有衙役助威，說拆便拆，哪里肯與趙二羅嗦。
以上故事出自楊所修自己抄錄的劾太監題本，見於（清）姚元之的《竹葉亭雜記》卷二，我的轉述近乎逐字逐句。至於趙二與太監究竟是什麼關係，趙二的那張黃紙是怎麼弄來的，陸永受掩護趙二的動機何在，原本並無說明，我也無從考證。不過，姚元之在《竹葉亭雜記》卷七中又講述了另外一個故事，可以為我們的推測提供一個參考。
姚元之說，聽說明朝在嚴嵩當政的時候，“凡質庫能得嚴府持一帖往候者，則獻程儀三千兩。蓋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
這裡需要解釋兩句。嚴嵩是大名鼎鼎“奸相”，地位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為人陰險，無人敢惹。質庫是從事抵押貸款業務的當舖，這個行業在唐宋時代便相當發達了——別看老也長不大，我國金融資本家的歷史居然悠久到一千多年。而所謂程儀，則是明清流行的禮節或陋規的一種，即以路費的名義送上的禮物或賄賂。那兩句古漢語的意思是：如果能讓嚴府的人持嚴嵩的名片來拜訪一次，當舖願意獻上三千兩銀子作為路費。
三千兩銀子是什麼意思？在嚴嵩當政時代（1550年前後），一兩銀子能買兩石大米，依據糧價折算，這筆銀子相當於今天的一百多萬人民幣。這個數太大了，即使從北京到南京坐馬車走一個來回，也用不了這筆錢的一個零頭。那麼，這筆錢的整數部分究竟買了什麼呢？姚元之說了，買的是“免外侮之患”的能力，也就是消災免禍的保險單，更準確地說，是通過賄賂弄來一張嚇阻豺狼的虎皮。漢語中找不到描述這種交易的體面詞彙，“程儀”二字雖有“以點蓋面”之嫌，古人在遣詞造句時的苦心卻不難理解。
姚元之說他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親眼見過這張虎皮。那是一張五寸長的紙片，滿滿地寫著“嵩拜”兩個顏體字。南京“松茂”號當舖把這張虎皮當作古玩收藏。遙想當年，嚴嵩顯赫一時，大小官員的前程甚至生死都在其掌握之中，而他又是一個睚眥必報的傢伙，某官吏看到這張帖子會有什麼想法？他當然有理由推測，這家當舖或許與嚴嵩有金融往來關係，至少能與嚴府說上話，當舖有如此硬的關係，還是不要敲詐勒索為妙。
嚴嵩晚年失寵，威風不再，那張虎皮嚇唬人的有效期最多不過二十年，每年分攤的嚇唬費高達五萬元人民幣。這五萬元花得值嗎？即使可以有效地嚇阻豺狼，嚇得住狐狸或豹子嗎？
我在段光清的《鏡湖自撰年譜》上讀到過一個向當舖勒索陋規的故事。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段光清在浙江省寧波府慈溪縣當知縣，遇到了三件要花錢的事：一是寧波新知府到任，二是浙江巡撫（省府一把手）到寧波閱兵路過慈溪，三是浙江學政（主管教育的副省長）到寧波監考途經慈溪縣境。遵循潛規則，縣里照例要掏錢意思意思，偏偏縣財政緊張，拿不出錢來。財政方面便向段光清請示，說慈溪有一個慣例，城鄉各當舖此時都要幫貼費用，是否發文催促一下？
段光清說，此等陋規，怎麼能發公文呢？你等去和他們好好商量，各當舖自願幫貼，我便接受。如果不肯幫忙，你也別多說什麼。
好好商量的結果，各當舖果然“自願”掏錢，“幫貼公費數千串”，相當於上千兩銀子，而且不留文字。
我覺得我們的祖先說話特別高明。用現在的表達方式，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就是亂攤派嗎？但是仔細品品人家的措辭，“幫貼公費”——行為的主動發出者一舉從索取方變成了掏錢方。在“公”字面前，人家“自願”，表現出很高的覺悟和境界，這能和攤派搭界嗎？幫貼不是攤派。群眾的自覺行動，怎麼能叫攤派？
俗話說：“滅門的知縣，破家的縣令。”意思是縣令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子民折騰到傾家蕩產的地步。掌握瞭如此手段的縣太爺和顏悅色地來了，找你商量“幫貼公費”的公事，而且又不是找你一家，公費的去向又那麼尊貴，一個開當舖的，即使身上披著虎皮，真有膽量拒絕嗎？畢竟那張虎皮不過是一張皮，並不是真虎，連“為虎作倀”的“倀”也不是。這“倀”也不知用什麼手段從主人家弄出來一張名帖，賣了三千兩銀子，一旦真鬧出事情讓老虎知道了，他能有好果子吃嗎？我在後邊還要接著開頭的故事講陸太監把事情鬧大後的情況，諸位自會發現“倀”們鬧事也是有風險的。更要緊的道理是：當舖方面不過買了一張虎皮，只出了一張虎皮的價錢，並沒有提出售後服務的要求，也沒有支付售後服務的費用，難道可以指望倀們學雷鋒嗎？
這就是說，那家當舖每年花費五萬人民幣，買來的並不是全保險，而是部分保險的可能性。至於這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為現實，還要看豺狼狐狸方面的後台、膽略和智慧。我們所能確信的只有一點：當舖方面最了解自己的生存環境，他們的這筆投入，應該低於因官員敲詐勒索而造成的損失的預期值。
除了嚇阻作用之外，虎皮會不會有助於擴大市場份額呢？如果有這種作用，價值評估就要引進新的因素。不過，根據我的當代生活經驗，生意做得好壞，與虎皮的關係不大，忽略不計也罷。我認識的某些朋友，就在自己公司裡掛著某首長的題字，或者掛著與某領導的合影，或者給自己的公司找了頂紅帽子，據我所知，這對他們的產品競爭力並無幫助。我在某些賓館飯店裡也見過這類當代虎皮，作為一個消費者，我知道這東西對我的選擇並無影響，或許還有一些宰客欺客的負面擔心——老虎總是可以引發這種擔心的。
其實，不僅在古今中國，披虎皮的策略在整個生物界都是很普遍的，因為那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行為生態學上有一個詞：“擬態”——明明是沒有毒的蝴蝶，偏要長成有毒蝴蝶的模樣；明明是低毒性的蝴蝶，偏要長成劇毒蝴蝶的模樣。有毒的昆蟲往往色彩張揚，不但不肯偽裝隱蔽，反而生怕捕食者認不出自己。錢商和鋪戶在市場上買進賣出，和氣生財，並無可靠的加害能力和防御手段，可以類比為無毒物。官員和太監可以影響行政，調動合法暴力自衛或者害人，不妨比喻為毒物。
在自然界的擬態關係中，模擬者是佔了便宜的。它們無須自己製造毒素，節省了資源，又獲得了近似毒物的安全度。在人類社會中，模擬者要佔這個便宜，就必須分肥。鋪戶和錢莊老闆每年要拿出部分利潤，從不好惹的人手裡買一身不好惹的裝扮。
按說政府應該保護他們不讓人欺負，國家已經徵收了稅費，官吏們也從國家領取了俸祿，這種私下的二次分配在名義上不應該存在。實際上這套規矩卻很流行，因為欺負人的人通常就是官府中人，或者是官府支持的人。而且，三千兩銀子的開價表明，私下規矩的分寸相當精確。同時也表明，商人的安全很稀缺，父母官的恩情很昂貴，整個政府則既無能又昂貴。這種昂貴將抑制甚至阻塞一個新方向的摸索和進展，遏制一個在今日社會分工中極其重要的集團的成長。
當楊主事扯下黃紙，拆了鋪戶趙二的棚子的時候，他便損傷了虎皮的價值。經此一傷，假如嚴府的家僕再賣名片，便難以賣到三千兩銀子了。假如陸太監和趙二之間有某種交易，以後再進行交易的時候，太監的身價也必將下跌。根據這種邏輯推測，太監們為了維護產品的聲譽和原來的價格，必須採取報復措施，為自己挽迴聲譽。
楊所修是什麼人呢？在《明史》中，楊所修這個名字多次出現於崇禎年間，他先當諫官，又投靠著名的惡棍太監魏忠賢，給魏忠賢當鷹犬，爬到副都御史（近似監察部副部長）的高位，崇禎登基後，他又首先揭發魏忠賢以洗清自己。但是到底也沒有洗乾淨，終於被撤職處分，最後發回河南商城縣老家。崇禎末年，農民造反軍攻陷商城縣城，楊所修被持“大罵而死”。
此楊所修和彼楊所修是一個人嗎？我考證不出來。楊所修並非常見名，同時、同名、同在中央供職的概率似乎不會太高，這兩個楊所修很可能是一個人。拆棚子的楊所修的職務是“署……主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代理處長”，這或許是那個給太監頭子當鷹犬的楊所修被處分後擔任的臨時職務。果真如此的話，這個人便不是海瑞式的清官。楊主事很難纏，但也可能被收買。
楊主事究竟該不該拆那個棚子呢？按照正式規定當然該拆，他代表的是維護皇帝尊嚴的秩序，這在當時是最硬氣的理由。但是，從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利益出發，這棚子就不該拆，因為雙方都需要它。這在今天是最硬氣的理由。假如這棚子侵占官道，妨礙公共交通，該不該拆就要兩說了，我們要看它究竟侵占了一寸還是一丈，左右是不是早已被別人侵占，等等。不過楊主事沒有強調這一點，我們也不必把事情複雜化，只管像他那樣考慮維護皇家秩序即可。
即使完全為了維護皇家秩序，這棚子也是有理由不拆的。太監已經在上邊貼了存放御用物品的黃紙，標明這是皇家秩序的合法組成部分。楊主事進去檢查，陸太監又親口證實了這一點，同時還簽下自己的名字和職務，並無皇上追究時推卸責任的跡象。更何況，皇帝哪會管這等閒事，很難想像崇禎也像楊主事一樣跑進來查看。既然拆不拆兩可，楊主事為什麼非拆不可？
我猜，楊主事是被神態倨傲的陸太監激怒了。你不過是一隻小倀，還敢在我面前充大，你以為我是誰？
假如陸太監不充大，換一種策略，把楊主事拉到後邊坐下，讓隨行的衙役們也在前邊坐下喝一杯，然後，誠懇地告訴他，上用的東西還沒有到，棚子閒著也是閒著，先租出去兩天給宮裡的哥們儿賺點茶錢。最後，再塞給楊主事一個紅包，天熱了，隨便叫冰敬或瓜敬或程儀都行，總之要利益分沾，不要獨吞賣虎皮的收益，更不要既當婊子又立牌坊。如此這般，此事未必不能找到兩全其美的解決之道。
奈何太監們霸道慣了，非要吃獨食不可；楊主事背後有真老虎，也沒有忍氣吞聲的道理，於是矛盾升級。楊主事有備而來，當下拿趙二的棚子開刀，賭氣吞了這隻羊，同時也傷了與羊合伙的倀。
數日後，皇帝祭地大典的前五天，工部的部長和副部長率領一個檢查團到方澤壇視察準備工作，檢查團成員有工部的一些司局長，幾位給事中（近似總統辦公室負責監察工作的秘書），還有幾位監察御史，楊主事也帶著他手下的衙役隨行。進入祭壇禁地後，陸太監率領打手王識貨和十多個宦官擁上前來，揪住楊所修連罵帶打，還扯碎了他的官服。跟隨楊主事的衙役們也挨了暴打，其中一個叫董科的衙役，大概是那天拆棚子最積極的人，竟被按在地上重責二十二板，打個半死之後，又鎖上關了起來。
眾大臣在一旁看著這齣武打戲，誰也不動。
事發後，楊主事立刻寫本向皇帝告狀。他說，拆除棚子是為了“淨街道肅觀瞻而光大典”，陸永受竟敢不遵守命令，毆打主管官員，在祭壇重地擅自行刑，這是“事出異變”。他伏乞皇上命令司禮監將陸永受和王識貨一併嚴提究治，以維護皇家體統。
五月二日，祭地的前一天，崇禎批示，要求司禮監問明情況回報。司禮監立刻向皇上匯報了事情經過，皇上再次批示，說街道應該清理。陸永受擅自毆打官吏，屬於認識問題，降三級，打二十板。工作照舊。王識貨釋放，別人不再追究。
此事就這樣處理完畢了。
在我看來，這是一場打著皇家旗號，依仗合法傷害權，重新瓜分“血酬”或“法酬”的戰鬥。血酬——破壞性要素應當分到的資源——必定會有，但是分配必須公平，必須依據破壞能力的變化而靈活調整，否則就難免開戰。
中國企業家創造了適應“破壞力水平”的多種生產關係形式。買虎皮算是一種簡單形式。趙二不僅買了一張虎皮，還把“倀”——太監——拉了進來，這是比較緊密的合夥形式。趙二當然明白倀要吸血，但是面對吃人的毒蛇猛獸，趙二甘願出血。為了生存，他反正要出血。在江湖黑話中，送錢就叫“上血”，每月送的陋規叫“月血”從官吏方面看，把企業說成罪犯，挑毛病收拾企業，並不是什麼難事，有這種合法傷害權的部門可以開出一長串。如果說，商場競爭決定著企業的興衰，官場競爭往往決定著企業的生死。於是，中國企業被迫創造出“上血”的各種形式。按時送錢似乎是破壞要素分肥的最常見的形式。再過二三百年，股份制在中國漸漸流行，趙二們還會與時俱進，創造出相應的“硬股”——包括黑股和權力股。所有這些生產關係形式，都體現出中國企業家“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明智。
那麼，花錢買虎皮，按時主動“上血”，拉權勢入夥，被迫送硬股，這一系列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企業應該如何稱呼，以區別教科書上的企業呢？套用“硬股”和“合夥”的造詞思路，我們不妨稱之為“硬夥企業”——合夥對像都是那些很有害人本事或人家惹不起的硬傢伙。這種企業形態的流行，表明了企業自身的欠缺——缺少抵禦侵犯的能力或權利，換一個角度說，也表明生存環境中破壞因素的濃度超常增加。
硬夥企業的硬度大有差異。明朝社會是一個行政權力支配下的社會，身份等級制度嚴格細密，不同身份和級別的人擁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這意味著不同的損害能力和防禦能力。於是，硬夥企業也呈金字塔狀，有特硬企業，部級硬企業，省級硬企業，還有縣硬鄉硬等等。上個世紀我在安徽農村調查，聽說某縣把產值超過一千萬元的民營企業家一概定為副鄉級待遇，以對抗本地小官吏的騷擾，這是硬夥企業系列中的新創造。
實際上，硬伙的損害能力和防禦能力因人而異，隨時變化。同樣是內閣大學士，嚴嵩不可一世，一張名片價值三千兩銀子，徐階就要弱一些。楊所修在工部當主事，缺少損害商人鋪戶的機會，論權勢也敵不過太監，但是皇帝要舉行祭祀大典，他負責清理臨時建築，損害能力和相應權勢便臨時壯大了。實力一變，分肥的份額就應該及時作出調整，太監不肯調整，這才打了起來。
如何評價參戰各方的得失呢？被代理的皇帝大獲全勝。出血的鋪戶雞飛蛋打。爭奪血酬的雙方兩敗俱傷，都挨了打，都付出了血的代價，誰也沒有得到好處。其中太監方面吃虧更多，除了各自二十大板基本持平外，另有降三級的額外損失。
如果總結經驗教訓，那麼，從太監方面來說，最要緊的一條便是認清局勢。虎皮是可以嚇唬人的，也是可以賣出好價錢的，但是要看嚇唬誰。自己已然理虧了，對方又有能力直接向老虎告狀，就要順應臨時變化的形勢，利益分享，不能太獨。
從主管官員方面來說，則要注意掌握分寸，攻勢不宜太猛，不妨躍馬盤弓，引而不發，給對方一個討價還價的機會，不能得理不讓人，硬斷人家的財路，偷雞不成還挨一頓打。
從皇帝方面來說，則要加大挑撥離間的力度。要鼓勵內官和外官互相監督，互相告狀，千萬不能讓他們團結一致，找到合作之道。以此標準衡量，皇上應該讓楊所修有所收穫，值得為皇上繼續得罪人。
從趙二方面來說，硬夥企業仍要辦下去。虎皮還是有威懾力的，太監們的售後服務也比較認真負責。不過，合作前最好看清楚嚇唬的對象，別做披上虎皮嚇唬倀甚至嚇唬老虎之類的買賣，否則就難免出血之後繼續大出血。 ——如此要求趙二，真所謂求全責備，但是，百姓方面的改進餘地確實所剩無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