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青在線”網站讀到一條2001年4月9日發布的消息，標題是《千年最富50人中國6人上榜》，全文抄錄如下：
這種大視野看起來很痛快，上下千年，縱橫萬里，但我恰好留心過劉瑾的家當，也抄錄過與明朝國庫有關的一些數字，看了劉瑾家的金銀數目便感覺疑惑，似乎數字太大了。至於明末國庫的白銀存量，更是錯得離譜，張居正改革十年，國庫豐盈，太倉（專門存銀子的國庫，又稱銀庫）的白銀儲備不過600萬兩，亞洲華爾街日報卻說劉瑾一家就有725萬公斤，竟敢說明朝破敗時還有200萬公斤，其誤差恐怕要有十倍百倍。如果崇禎真有這筆相當於二十年中央財政現金收入的白銀儲備，何至於上吊？李自成要是能繳獲這一大筆銀子，何必在京城以至全國大舉搜刮，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我隱約記得在什麼地方看到過一個數字，李自成打下北京，發現太倉裡只剩下二十多萬兩白銀，不禁感嘆道：這麼個大國，只有這麼點銀子，豈能不亡？ ——我查不到這個故事的出處了，姑且擺在這裡，僅供參考。
我相信自己的感覺不錯，懷疑翻譯錯了，就上網搜索原文，結果在The Wall Street Journal(WSJ)的網站找到了出處。翻譯果然有些小錯。下邊是我選譯的劉瑾簡介：
宮廷太監
瀆職
金銀
其實我並不想在數字和細節上較勁，要緊的是劉瑾榮登千年世界級最富排行榜這件事本身。我覺得劉瑾、和珅的上榜，揭示了潛藏在中華文明光輝表面下的大東西。我想深究的就是這種東西。華爾街錯多錯少並不要緊，只要在劉瑾“富可敵國”這個關鍵點上沒錯，我的深究便不會受到實質性的影響。不過，我還是忍不住地想多追幾步，想算算賬，折成人民幣算一算，搞清楚劉瑾家到底有多少錢。我估計有不少人像我一樣對此感到好奇。
這一追還真追出了我自己的毛病，原來華爾街提供的劉瑾家產數字大有根據。
我總共找到了三組數字，第一組就是華爾街所依據的數字，也是最大的數字，即黃金1205.78萬兩，白銀2.59億兩。華爾街把明朝的一兩（36.9克）誤為一盎司（31.103克），因而將劉瑾的家產低估了7.5萬公斤黃金，150萬公斤白銀。我明白，數字太大了讓人眼暈，多兩個零少兩個零早已沒了感覺。這麼說吧，華爾街的這個誤差，僅僅白銀這一項，就超過了明朝全盛時期國庫白銀儲備的六倍。這可不是小錯，如此大刀闊斧地削減劉瑾的家產，犯在他本人手裡，一百條命也丟了。
這第一組數字見於郎瑛的《七修類稿》卷十三，陳洪謨的《繼世紀聞》卷三。 《明通鑑》說王世貞也引用過這個數字。這幾個作者均為明朝人，都不是等閒之輩。其中陳洪謨在劉瑾死時正當壯年，36歲，中進士十餘年，當過刑部和戶部的部曹，最後以兵部左侍郎（國防部副部長）退休。這樣的人寫起劉瑾來，如同今日在財政部和最高法院幹過的人，以高級幹部的身份退休後寫陳希同或成克傑，五百年後的晚輩小子怎敢不洗耳恭聽？
第二組數字見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五，（清）趙翼說劉瑾有黃金250萬兩，銀5千餘萬兩，他珍寶無算。這個數字大約只有第一組數字的五分之一，但趙翼也是大名鼎鼎的史家，這本書又以挑前代史家的毛病著稱，我等晚輩也不敢不重視。
第三組數字屬於滑頭數字。 《明通鑑》卷四十二列舉了第一組數字後，對比了漢朝董賢的42億錢家產，梁冀的30億錢家產，都比劉瑾差了一個數量級，作者夏燮因此懷疑對劉瑾的家產高估了。於是《明通鑑》宣布與正史保持一致，給了個“金銀累數百萬”的說法。 “累數百萬”，到底是一百萬還是九百萬？是金是銀？單位是斤還是兩？這裡的每個差別都能差出十倍，作者一概模糊過去，這樣的數字實在沒法用。當然我們也可以取最保守的態度，一概選擇小頭，說劉瑾至少有幾百萬兩銀子。幾百萬呢？就選個最少的二百萬吧。正德元年（1506年）劉瑾得勢，當年中央財政收入的白銀還不足二百萬兩。從1522年到1532年，太倉平均每年的白銀收入恰好是二百萬兩。
根據會計工作的謹慎原則，我這裡採納第二組數字。不喜歡如此保守的人，不妨把我的估算結果乘以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何一個數，只要不超過五，就不算胡說八道。而擔心後代御用文人將劉瑾妖魔化，拿劉瑾當替罪羊，寧願保守至極的人，只要記住劉瑾的家產和國庫每年的白銀收入相當就行了——這筆銀子的購買力大概相當於如今的八億人民幣。
根據第二組數字，劉瑾有黃金250萬兩，白銀5000餘萬兩。他珍寶無算。我們就不算“他珍寶”，再把黃金按當時的常規一比七折為白銀，劉瑾的家產總值為6750萬兩白銀——比張居正辛辛苦苦十餘年充實起來的太倉還要多十倍。這相當於多少人民幣呢？在當時的平常年景，一兩銀子可以買兩石米，按照米價折算，劉瑾的家產相當於254.88億人民幣。我剛剛上網查了，2000年中國大陸只有一個人夠格登上《福布斯》雜誌的全球富翁排行榜，即前國家副主席之子，中信泰富董事總經理榮智健，身家為10億美元，不足劉太監的三分之一。
我們再冒說一句。有超人之稱的全球華人首富李嘉誠有多少錢？ 《福布斯》雜誌說他的家產為113億美元，2000年在全球排第31名。李嘉誠1999年排名世界第十，這兩年讓那些IT暴發戶擠下去不少。假如劉瑾活著，他的排名恐怕還要下降。只要我們像華爾街那樣選擇第一組數字，也就是把劉瑾的銀兩乘以五，按照米價折算，劉瑾的家產便是1274億人民幣，約153億美元，比李嘉誠還要多40億美元。
這麼大的數字，可信麼？我不敢相信把李嘉誠比下去的第一組數字，但足以把三個榮智健比下去的第二組數字就不好不信了。劉瑾一流的巨富，即貪污受賄瀆職而成的巨富，在中國歷史上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絕非孤立現象。前邊提了一句漢朝的董賢和梁冀，積錢至三四十億。明朝前有王振，後有嚴嵩、魏忠賢，其家產清單開起來也是一長串大數目，我就不拿這些數字煩讀者了。
清朝的和珅恨不得比劉瑾還富。 “中青在線”引用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說法，說他有2.2億兩白銀。我還見過更大的數字。據籍沒其家產的清單記載，和珅有赤金580萬兩，元寶銀940萬兩，當舖75座，銀號42座，地產8000餘頃。另有玉器、綢緞、洋貨、皮張等庫多座。沒收的財產總計估銀約8億兩，少說也頂四個劉瑾。乾隆末年，國家財政每年的實際收入為銀4359萬兩，和珅的財產相當於清朝盛世18年的財政收入。當時流傳著一句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可見同代人的感覺也支持了富可敵國的數字。
國庫的銀子匯集百川，來歷分明，大大小小的河道渠道都是可以俯瞰拍照的。忽然間，一座大出十倍的水庫惊現於國庫側畔，地面徑流卻只有孤零零的一條毛渠，即正四品官員每年288石米的俸祿，折合白銀144兩。按照這種流量，一口水不喝，注滿劉瑾家的水庫也需要47萬年。實際上，司禮監太監劉瑾雖然也是四品官，但明朝的立法者認為太監無須拉家帶口，用不了那麼多錢，所以四品宦官的法定收入只有日常口糧和服裝，折成銀子還不及四品文官的十分之一。這就是說，地表徑流需要500多萬年才能注滿劉瑾家的水庫，而劉瑾的積累僅僅用了五年。理論與現實相差如此懸殊，難道可以不去考察解釋麼？
只要一想到解釋，任何人都敢斷定：地表之下必有潛流，有陰溝，有地下河。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我們就借用世界名人劉瑾的聲望，稱這套地下網絡為“劉瑾潛流”。
古有食貨志，今有財政史。我半路出家，孤陋寡聞，看過的史、志似乎都把重點放在地表徑流上：羅列各州縣的錢糧徭役，國家的鹽鐵茶馬，酒榷商稅，著重描述並解釋種種明面上的開支收入及其變遷。但是我們已經發現，地下潛流在資源的總流量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不描寫“劉瑾潛流”的財政史只能叫“財政陽史”，如欲完整，還應該補上“財政陰史”。
“財政陰史”很難寫，那些陰賬暗賬恐怕早在陰溝裡爛沒了，找不著了。這麼說並不是打比方。清朝乾隆年間的著名師爺汪輝祖寫過一本《學治說贅》，其中就紮紮實實地談到賬本問題，他要求建立四個賬：正入簿、正出簿、雜入簿、雜出簿。正入簿“記銀谷應徵之數，及稅契、雜稅、耗羨等項”；正出簿“記銀谷之應解、應支、應放、應墊之數，及廉奉幕修等項”；這兩項都是明賬。雜入簿“記銀之平餘，谷之斛面，及某歲額有之陋規等項。應入己者可質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諱也。若額外婪索，是為贓私，不可以入簿者。”雜出簿“記應捐、應贈之斷不可省者，及日用應費各項。”這後兩項顯然是小金庫的賬。
汪輝祖要求官員們經常算賬結賬。正入簿虧了，可以先用雜入賬上的錢補。由此可見，清朝的小金庫很重要，“斷不可省”，官吏們管理小金庫的賬目也很有一套，來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來源當然是陋規收入，或是下級的孝敬，或是從老百姓手裡搜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則是不能不送的禮物等，也就是對上級的孝敬。同時還包括一些“正出”項目中沒有的日常費用。
假如我們掌握了許多這樣的賬本，“財政陰史”就會好寫一些，不過仍缺少“額外婪索，是為贓私，不可以入簿者”——對這個巨大缺口，恐怕只能拿抄家清單填補一二了。
我下邊要做的，就是在劉瑾周圍蒐集一些歷史碎片，盡量拼湊出“劉瑾潛流”在明朝正德初年的歷史橫斷面。實在湊不上，就用其他年代的碎片代替，聊勝於無而已。
正德初年，劉瑾當政期間，兵科給事中周鑰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那一刀下手很重，身邊人搶救時，周先生已不能言。從者拿來紙筆，週鑰寫下“趙知府誤我”幾個字後便死了。
按照級別，給事中不過“從七品”，還不如七品知縣的官大。按照實際的地位和權力，六科給事中在皇帝身邊負責監察中央六部和天下諸司，各部各地的大員們也不敢不敬畏三分。即使碰到皇帝本人的錯誤指示，只要不合聖人之教、祖宗之法，給事中在名義上也有權“封駁”，頂回去不准下發。科道之官是官場上的鷹，是最高層級的食肉動物，是以各級官員的身家性命為食的動物。在科道任職，成為六科給事中或十三道御史的一員，乃是明朝讀書人的仕宦美夢，一個美夢成真的人何必自殺？
《明史》卷188上說，那時劉瑾當權，甚為驕橫，奉使出差的人回來，劉瑾都要重重地索取一筆賄賂。週鑰到淮安辦事，與知府趙俊的關係不錯，趙知府答應貸給周鑰“千金”，以應付劉瑾，臨走時又變卦了。週鑰“計無所出”，船走到桃源時自殺。
讀完這段介紹，我仍然不懂週鑰何必自殺。一千兩銀子的購買力大約相當於如今的40萬人民幣，誠然是一筆大數。但這筆賄賂即使像債務一樣硬，確實還不起又能怎麼樣？竟值得自殺麼？我猜，他大概太在乎那個給事中的地位了。好不容易登上榮譽的高峰，成了親友和眾鄉親的驕傲，忽然有可能丟官，榮耀將變為恥辱，半生的努力和未來的前程也一併付諸東流，這些東西加起來，不值得自殺麼？ ——對我來說依然勉強。
最後，時人陳洪謨的一段記載幫助我理解了周鑰的選擇。據《繼世紀聞》卷二說，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出京查盤錢糧，返京後劉瑾索賄，嫌那二位給得少，就說他們參劾官員失當，大發雷霆，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將這二位枷於公生門。當時正是夏季，大雨晝夜不停，這二位就在雨中淋著。如果不是這場大雨，恐怕二位早就中暑死了。
原來是著名的一百五十斤枷。據《明史》卷95介紹，劉瑾通過親信控制了東廠和西廠這兩個特務組織，讓兩廠競爭，調動了特務們的積極性，並且有許多發明創造，用150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們的發明之一。戴了這種枷，“不數日輒死”，《明史》卷192也說，“枷死者無數”，可見擺在周鑰面前的前景多麼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週鑰的自殺便有了選擇安樂死的意思，這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看了這個故事，不知諸位是否發現了點什麼。我初讀時感覺有點古怪，但並沒有意識到什麼古怪，更沒有發現什麼。後來又讀了六七項記載，都是關於劉瑾如何索賄，不如願就變著法收拾人家的故事，讀著讀著，忽然就明白了，原來劉瑾向我們展示了一條資源分配規則。與潛流的比喻對應，我為這條規則想了個名字，叫“抽水機規則”，換一個比喻也可以叫“捕魚規則”。或者，索性就叫“橫（第四聲）規矩”。
我讀到的官場徇私舞弊故事，給我留下一個總印象：面對百姓，貪官污吏通常很生猛，取主動進攻態勢；面對官場同僚，一般則採取“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溫和策略。按說，只要手裡有烏紗帽之類的釣餌，不愁魚不上鉤。烏紗帽意味著合法傷害下級和百姓的權力，拿到這個權力便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這是很合算的買賣。換個比方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只要有利益吸引著，官吏自然會流過去完成權錢交易。但是劉瑾不然。他根本就不用釣餌，根本就不拿利益吸引你流過去，他徑直把釣竿換做魚網，將進京的官員一網打盡，直接往官場裡插一根抽水機管子，開足了馬力硬往上抽。
劉瑾的管子長度有限，口徑也太大，通常夠不著下層百姓。按照渠道系統的分類方式，最高級別的渠道為乾渠，次為支渠，再次為斗渠，下為農渠，最下為毛渠。劉瑾看不上農渠毛渠，主要往幹渠支渠裡插管子。
週鑰、安奎之類的中央監察官員，被劉瑾像堵住籠子抓雞一般地隨意收拾，其實他們出了北京就是官場上的鷹。在他們監視之下的地方官員很願意向給事中和監察御史納賄，明末也流傳著給事中是受賄之王的說法。如今這些大王必須統一向劉瑾納賄了。上述官場之鷹的總數，六科給事中有58人，十三道御史有110人。監察系統還有一批官員，大約20多人，他們掛著左右副都御史（近似監察部副部長）之類的頭銜巡撫四方，常年在外，這些鷹也要統一向劉瑾納賄。
《明史·宦官列傳》說，當時內閣的焦芳、劉宇（近似國務委員），吏部尚書張綵（近似中組部部長），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近似國民黨的中統局長兼中央警衛局局長），都是劉瑾的心腹。他們變更原來的製度，令各地巡撫入京接受皇帝的敕命，同時向劉瑾納賄。延綏巡撫劉宇不來，被逮捕下獄。宣府巡撫陸完來晚了，幾乎被判罪，賄賂了之後才讓他“試職”。 《明史》卷186還提到一個叫冒政的清官，掛著右副都御史的頭銜巡撫寧夏。冒政為官廉潔，劉瑾索賄不得，就找了一個岔子將他逮捕，又罰米三千石。劉瑾死後，冒政才恢復原官職退休。
比監察大員低一個級別的渠道，當屬各省的行政長官。
《繼世紀聞》卷二說，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諸司赴京朝覲。劉瑾下令每個布政司（近似省政府）送銀二萬兩，交了錢才放人回去。銀子則由劉瑾等人分用。各地官員無奈，紛紛向京師巨室借貸，回任後，為了還貸再加倍搜刮民財。這個過程假如反映到賬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雜簿”，各省長官回去後搜刮“雜入”，填補正簿中的“雜出”。而劉瑾等又從宦官的雜簿中領走了自己的一份。
《繼世紀聞》記載的這次大規模索賄已經是第二次了。按照明朝規定，各地官員每三年入京朝覲一次。三年前是正德元年，劉瑾剛剛得勢，便向天下三司官員索賄，一個人一千兩銀子，多的要到五千兩。不給的則貶斥，給得多了則升遷。所謂“天下三司”，指的是當時全國十三個省的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馬、錢糧和刑名，號稱封疆大吏。其中最大的官是都指揮使，正二品，每年的官俸為732石米，按市價折成銀子不過366兩。布政使（近似省長，從二品）的俸祿是每年576石米，折銀不過288兩，三年不吃不喝全孝敬了劉瑾也不夠。這批人的總數，以每個職位至少設左右或正副二職計，大約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萬雪花銀的進項。
劉瑾的抽水管子也插向漕運、鹽政、屯田和科舉這些領域。這些領域的正式製度，譬如鹽引制度之類，解釋清楚已不容易，再講明白其中的貓膩更費筆墨。我在這裡只選一個科舉方面的簡單故事作為示意。
《明史》卷174說到一個叫安國的人，接父親的班當了軍官。正德三年，安國考中了武狀元，分配到陝西三邊當代理師長（進署指揮使）。這時候劉瑾索賄來了。安國和同時中武會舉的六十人都拿不出錢來，劉瑾便發配他們下連當兵（編之行伍），隨時聽候調遣，禁止擅自歸家。這六十人全部陷入困境，和戍卒生活在一起，幾乎難以維持生存。而邊疆的守臣害怕劉瑾，誰也不敢收用他們。直到劉瑾死後，安國才回到考試前的起點——接父親的班當軍官。
劉瑾也乾過許多賣官鬻爵或徇私枉法的勾當，這屬於權錢交易，不是抽水機運轉。除了數額特別巨大，交易對象身份特殊，出賣公眾利益時特別肆無忌憚之外，這些行為並無創立新規則的特殊意義，這裡暫且從略。
總之，劉瑾具有出類拔萃的進攻性。我們可以在上述故事中發現一個共同點：那些官員們付出的賄賂並不是升官發財的投資，而是避禍消災的費用，如同對黑手黨欠下的保護費。漢語好像還沒有對此作出區別，將這兩種性質的錢財潛流統稱之為賄賂。考慮到劉瑾斂財主要依靠讓對方流血喪命的暴力，這筆財富應該叫作“血酬”。
監察御史蔣欽向皇帝揭發說：……昨天，劉瑾向天下三司官員索賄，每人一千兩銀子，甚至有要到五千兩的。不給則貶斥，給了則提拔。全國都感到寒心，惟獨陛下把他放在身邊使用。這是不知道左右有賊，把賊當成心腹了……請立刻殺劉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劉瑾……
這是我讀到的有關劉瑾牌抽水機運行的初次記錄。蔣欽寫到的“昨天”，即正德二年閏正月初八（公元1507年2月19日），初六那天他剛剛捱過廷杖的打，三天后便再次冒死上疏。可見劉瑾抽水也不容易，真有人不要命地跳出來破壞搗亂。
為了理解當事雙方的勇氣，劉瑾抽水的勇氣和蔣欽跳出來砸抽水機的勇氣，我們要追溯發生在數月之前的一場殊死搏鬥。
劉瑾很會哄孩子。正德皇帝登極時不過十五歲，喜歡玩打仗，劉瑾是個粗人，頗能理解頑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監一起與皇上“擊毬”，“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還帶著皇帝微服出行。小皇帝玩得“大歡樂”，對劉瑾便日漸信用。
文官們聽說以劉瑾為首的八位太監引誘皇帝“遊宴”，不學好，便紛紛上疏論諫，大學士（近似政治局常委）劉健、謝遷、李東陽帶頭，一堆尚書（近似部長）、給事中和御史呼應，形成了外廷文官對內廷宦官的攻擊之勢。小皇帝煩透了那些文官講大道理，卻被五官監候（正九品，近似天文局曆法科科長）楊源拿星相變化說事的一篇上疏說害怕了。見小皇帝有點怕，劉健等人發起一輪更兇猛的攻勢，要求皇帝誅殺劉瑾，以戶部尚書韓文為首的眾大臣搖旗吶喊，聲勢大振。小皇帝心虛了，有讓步的意思，就召來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司禮監太監王岳等人，讓他們閣臣們商量，把劉瑾等人發到南京閒住。
正德元年十月十二日（公元1506年10月27日）這一天，王岳等人代表小皇帝往返三次，與大臣們討價還價，皇帝希望緩和處理，大臣非要殺人不可。大臣中有人勸劉健也讓一步，以免過激生變，但劉健寸步不讓。
據說太監王岳比較正直，又有些嫉妒劉瑾。劉瑾是皇帝的親信，而他這位地位更高的太監卻常常被晾在一邊。在傳話的過程中，王岳就加上了自己的評論，對小皇帝說，閣臣們的意見對。於是劉健膽氣更壯，與眾大臣約定次日早朝“伏闋面爭”，誅殺劉瑾，王岳為內應。
當天晚上，吏部尚書焦芳派人向劉瑾報警。劉瑾大懼，連夜和他那幾個太監哥們儿伏在小皇帝周圍磕頭痛哭。哭到小皇帝動了心，劉瑾說，王岳想害奴等。他勾結閣臣，目的是管制皇上的進出行動，我們不讓他管制皇上，他就要鋤掉我們這些障礙。再說了，玩鷹玩狗有什麼大不了的，有點損失也不過萬分之幾。如果司禮監太監用對了人，那些文官豈敢這麼鬧？
小皇帝一下想通了，這些人內外勾結是要管住他，不讓他玩，頓時大怒，立命劉瑾出掌司禮監，另外兩個趴在地上哭的太監出掌東廠和西廠這兩個特務組織，並逮捕王岳等三位幫助文官的太監，連夜發配南京充軍。
次日早朝，眾大臣正要伏闋面爭，發現形勢已經大變。其實，在與皇帝討價還價時，除了說兩句“皇上，這樣對陛下不好，那樣對陛下更好”之外，大臣手裡並無王牌，皇上決心一下，他們除了乾瞪眼，只剩下辭職一途。劉健等三位閣臣立即辭職求去。按照常規，辭職報告連上三次皇帝再予批准才算不失禮貌，但劉健等的報告剛送上去就批下來了，除了李東陽誰也不挽留。在官場的語言中，這就等於讓劉健等人滾蛋。同時，任命焦芳入閣為大學士。劉瑾初戰告捷。
劉瑾立刻開始鎮壓反對派，殺人立威，擴大戰果。首先派人追殺充軍的王岳等人；其次“杖責”上疏請留劉健的六位給事中和十三位御史；再次把上疏為給事中挨打鳴不平的王陽明等四人打了一頓板子，撤職貶謫；然後又杖死楊源——那位拿星相說事，險些要了劉瑾性命的天文局小科長。直打得朝廷上下鴉雀無聲，劉瑾大獲全勝。
《明史》說，劉瑾用事後，每當向皇帝請示匯報時，必定先偵察一番，專挑小皇帝玩得上癮的時候。皇帝煩他打擾，火急火燎地揮手趕他走，說：我用你是乾什麼的？一件一件的老來麻煩我！從此，劉瑾便奉旨獨斷專決，不用向皇上匯報了。
劉瑾牌抽水機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出廠的。由於出廠許可證是最高領導簽發的，許多隱蔽和偽裝無須再用，潛規則就在很大程度上轉變為橫規矩。
遙想劉瑾當年，手握重權，口含天憲，連戰連捷，心氣難免大壯。實際上，明眼人早把這種變化看在眼裡，主動向權力靠攏的聚集運動已像百川歸海一般濫觴了。
大約在正德元年歲末，右都御史劉宇（近似監察部常務副部長）通過大學士焦芳的介紹拜見了劉瑾，劉宇的見面禮是上萬兩銀子（約400萬人民幣）。據《明史·閹黨列傳》記載，這是劉瑾收的第一筆上萬兩銀子的賄賂。 《明史》說，當時劉瑾“初通賄”，對賄賂的期望值不過幾百兩銀子，見了萬兩銀子不禁大喜，說：“劉先生何厚我。”劉宇的投資迅速獲得回報，正德二年正月，劉宇升為左都御史（近似監察部部長）。
劉宇知恩圖報，成為“閹黨”的核心成員之一。他發現劉瑾特別恨御史仗著諫官的職權說三道四，便請來一道聖旨，發布了管制御史的新政策，有點小過失就打他們一頓屁股。劉瑾見劉宇能封住部下的嘴巴，有真本事，便給了這位御史首領新的獎賞，讓他當上了兵部尚書（近似國防部部長），加太子太傅——僅次於太子太師的至尊頭銜。劉宇在兵部尚書的位置上“賄賂狼藉”，獲得了豐厚的利潤，以至當他再次高升，當上中央六部中地位最高的吏部尚書後，發現文職官員的賄賂不如武官出手大方，竟挹挹歎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劉瑾的勢力壯大了，政策選擇空間也大了，便把“等水政策”改為“抽水政策”。 “抽水”並不排斥“等水”，主動流過來的照舊接納就是，但遇到缺乏自覺性的干部，劉瑾可以直接過去抽，這就主動多了。顯然這是一項對劉瑾更有利的政策。政策頒布試行後，總的反應也是好的，只有蔣欽等個別人跳出來反對。
蔣欽已經隨著眾多御史跳出來一次，要求皇帝挽留劉健，結果全體挨打，各自三十廷杖，其中一位被打死了。挨廷杖的打是有生命危險的。按照明朝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廷杖時可以穿棉裹氈，劉瑾改了規矩，廷杖要扒下褲子打。據說劉瑾訓練打手很有一套，做個皮人，裡邊塞入磚頭。練狠的，就要平平常常地打下去，打完後看那皮子依然完好，裡邊的磚頭卻要粉碎。練輕的，就在皮人外邊裹上一層紙，重重地打下去，打完後連紙都不許破。行刑時，只要監刑太監的腳站成外八字，就輕打。如果站成內八字，就往死裡打——當然，這些都是難以得到確證的傳說，不過，設身處地替蔣欽等人想一想，誰有膽量去試試真假？
蔣欽第二次跳出來後，又被打了三十廷杖，打完後關入監獄。第二天，蔣欽又在獄中動筆寫上疏，大意如下：
昨天臣因為上疏受杖，血肉淋漓，伏在獄中的枕頭上，終於還是難以沉默不語。 ……請陛下將臣與劉瑾比較一下，是臣忠呢，還是劉瑾忠呢？忠不忠，天下人都看得明白，陛下也很清楚，為什麼如此仇恨臣，而信任那個逆賊呢？臣的骨肉都打爛了，涕泗交流，七十二歲的老父親也顧不上贍養了。但我死了並不足惜，陛下隨時可能遭到亡國喪家之禍，那才是最大的可惜！希望陛下殺掉劉瑾，懸首於午門，使天下都知道臣蔣欽直言敢諫，知道陛下英明誅賊。如果陛下不殺此賊，就請先殺了臣，使臣能夠與龍逢、比干同遊於地下。臣不願與此賊同時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據《明史》和《明通鑑》共同記載，蔣欽在獄中起草上疏時，燈下微聞鬼聲。蔣欽猜測這是祖先之靈在警告自己，怕他上疏之後遭遇奇禍，於是整頓衣冠道：如果是我的先人，何不大聲告訴我。果然，牆壁中傳出更加淒愴的聲音。蔣欽嘆道：我已經獻身國家了，按照忠義的要求不得再顧私利。如果從此沉默不語，對不起國家，那才是對先人的羞辱，是更大的不孝！說完繼續奮筆上疏，說，死就死，這份稿子不可更改！於是鬼聲停息。
上疏遞了進去，又換來三十廷杖。三天后蔣欽死於獄中，終年四十九歲。
實踐檢驗證明：抽水政策是行得通的，反不掉的。於是，這條低成本高效率的橫規矩就在各種備用規則中橫空出世，成為劉瑾的標誌性特徵。
其實我們也不好過分責備劉瑾。抽水機規則行得通行不通，並不是劉瑾這位太監所能決定的，劉瑾不過是在皇權不受制約的環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已。他甚至不得不追求更大的權力，因為有人想要他的命。而權力一旦到手，那些巨大誘人的物質利益就顯得唾手可得，伸手即得，叫世間凡人如何按捺伸手之心呢？
換句話說，只要帝國的權力格局不改，抽水機總是難免出現的。只要存在個別思想沒有改造好的凡夫俗子，只要他們將幾顆管用的官印混到手，有了蠻橫加害的能力，劉瑾的徒子徒孫便難免繁衍開來。這種繁衍與性能力無關，與武器裝備有關。身懷利器，殺心自起，要他幾條人命都沒事，要幾個錢又算什麼。
週鑰自殺事件發生後，那位惜貸的趙知府被逮捕問罪，討債一般逼人致死的劉瑾卻什麼事也沒有。此事傳得沸沸揚揚，影響自然很不好。於是，閹黨骨幹張綵找劉瑾談了一次話。張綵說，如今天下送給您劉公的財富，並不都是私財，往往先借貸京師，回去後動用官庫中的銀子償還。劉公您何必搜斂怨恨、遺留禍患呢？
劉瑾深以為然。他早已不缺銀子了，安全卻越來越可寶貴，抽水機繼續狂轉下去已經得不償失。這時候，御史歐陽雲等十餘人恰好按照老規矩納賄來了，劉瑾揭發檢舉了他們的行賄行為，將他們全部治罪，給自己換來了拒賄一次的名聲。隨後，劉瑾派遣十四位給事中和御史下去，嚴格盤查各地官庫。官庫的銀子早被劉瑾等人抽虧空了，如何經得住那些鷹犬的嚴查？於是，各地政府爭相厚斂百姓，彌補虧空，眾多小抽水機響成一片。
現在我們進入了潛流網絡的下幾個層級，斗渠農渠毛佢係統。我們應該考察那些向劉瑾輸送錢財的人如何抽取錢財，他們抽取的錢財又來自何方，如此一層層地追根尋源，把下層網絡的所有源流、節點和流量描繪清楚，然後再把其中的利害關係與演進歷史講清楚。不過，這項工作太嚇人了。
實際上，每個官、吏、役的職位，包括臨時性的職位，都是潛流網絡中的一個節點。不同節點所連接的潛流數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與苦差之別。這是一幅複雜得可怕的龐大圖景，即使我們生活在明朝正德年間，並且獲得調查採訪的自由，這些隱秘知識也只能先切成條條塊塊，分開掰碎了向各處的內行人請教，再逐步拼湊成一幅接近完整的畫面。我了解的情況既不完整也不深入，但細寫起來仍將篇幅浩大。這裡暫且以概述與示例相結合的方式，把手中的碎片拼湊一二，粗淺地勾勒一個輪廓。
我們先說“官、吏、役”中的官。全國上下文武官員之“缺”數以十萬計，每個位置都有或多或少的陋規和常例的滋養。這種斷言涉及十餘萬職位，很難證實，但我們可以試著證偽：看看最清苦最沒人愛幹的官能不能得到陋規和常例的滋養。據說，明朝最清苦的官是州縣級儒學教官。卷二十六開篇道：“天下的官隨你至卑極小的，如倉大使、巡簡司，也還有些外來錢。惟有這教官，管的是那幾個酸子。有體面的，還來送你幾分節儀；沒體面的，終年也不來見你，有甚往來交際？所以這官極苦。”話雖如此說，作者接下去卻講了一個學生當了御史，老師去看望，眾人為了巴結御史紛紛巴結御史的老師，那清苦教官竟然得了二千兩銀子的故事。這套陋規也是有名頭的，屬於“打秋風”名下的“撞太歲”。這就是說，教官的座位下即使沒有固定潛流的滋潤，未必沒有間歇泉或季節河的接濟，而季節河的來源最終也是眾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膏。再說，說得也不全對。教官與學生的關係能夠影響助學金的發放，這就生出了私下的利益交換。更何況那“幾分節儀”也不能不算常例，不過尺寸小了點而已。在這些私人性的交易中，教官出售的實際是國家財政的教育撥款，還有升官發財的才能——最終仍要由百姓付錢。
我們再說說“官吏役”中的吏。吏員之“缺”的數目，在名義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實際數目卻可能多出三倍五倍甚至十倍。這些嚴重超編的吏員靠什么生活呢？中央財政的地方存留中沒有他們的位置，少數在中央財政安排中有位置的吏員，名義收入也少得可憐。但他們的生活卻很不錯，並不比如今縣委縣政府的中層幹部的自我感覺差。他們是各項工作的具體執行者，收取陋規和常例的機會也多得多。
我在《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冊）讀到過《巴檔抄件》中的一封揭發信，清朝一位戶房書吏因內訌而把這個位置上每年的陋規常例條分縷析地開列出來，結果，總數大得嚇人：巴縣戶吏彭澤膏每年可以吞蝕銀子一萬六七千兩。其中最主要的源頭是巴縣每年的田土房屋牲畜等交易的契約，總價值約一百數十萬兩。按照慣例，每百兩收三錢契稅，稅率是千分之三。這就有四千兩之數。這筆錢用來支付眾吏役的伙食費已經綽綽有餘。而這位戶吏每張契約又另收銀子一兩二錢。巴縣每年一般能有三四千張契約，僅此一項，一年又能多收三四千兩銀子。
最後要多說幾句官吏役中的役。差役之缺（正役）的名義數量已經多於吏員，實際數量還要多出數倍以至數十倍。 （明）佚名《虞諧志》中說到了蘇州府常熟縣的衙役數量：“計常熟皂隸、快手、健步、民壯、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號曰'正身'，每正一二副，號曰'幫手'。每幫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計'。合之得萬餘人。是常熟有萬餘虎狼，橫行百里之中，弱肉強食無已時也。凡鄉愚良善，亡家亡命，皆由於此。”名義上不過二百個編制，實際上竟然有萬人，相差五十倍，讀起來未免駭人聽聞，難以置信。但我在清代道光年間人劉衡的記錄中看到過類似的佐證。劉衡說，他當四川巴縣的知縣時，衙門裡有七千多名衙役。巴縣的正役名額只有70個，名實之間相差100倍。
這批數目驚人的差役幾乎沒有正式收入。正役的名義收入也微薄到了難以維持生活的程度，所以他們主要依靠陋規和常例生活。
現在我們進入了官場的最底層，也是潛流網絡的最底層，直接與老百姓血肉相連的毛佢係統。實際上，最基層的毛佢係統恰恰最穩定的，就好像基本建築材料一樣，不管建築樣式或表面裝修如何隨著權力分佈的變化而花樣翻新，基本構成總是秦磚漢瓦，永遠是衙役們面對百姓時的那副抽水機嘴臉。
清代退休高官李榕《十三峰書屋書札》卷三也講了一個親身見聞的故事。
故事說，四川劍州有一種“查牌”差役，有時四五人，有時七八人，四散於鄉，既不知道這份差使起於何時，也不知道他們究竟負責查什麼，鄉下人只管他們叫“查牌”。查牌差役所到之處，市鎮街坊上的生意人，有的為他們安排酒食，有的送他們一些盤費。這些差役到了路邊小店或偏僻零星人家，也必定吃人家一頓，還不斷抱怨自己幹的是苦差。從來也沒有人敢和他們對抗。一旦遇到有酗酒的、賭博的、偷竊瓜果雞狗的，這些人立刻竄入其中，上綱上線，動不動就要將人拘拿捆走，再根據其貧富程度訛一筆錢，至今也沒有真把什麼人抓到官府去。
李榕說，近年來有一些小販，從廣元販運硫磺去中壩的花炮廠，路過他們那一帶，多次被查牌差役敲詐勒索，本地的無賴子弟也和他們串通起來敲詐分肥。這些小販多次跑到我家哭訴，我只能勸他們改業，安慰一番後勸走他們。因為無人向查牌差役討個說法，這些差役的膽子也就越來越大。
李榕寫道，昨天聽說街坊的一個酒館，查牌差役徑直闖了進去，把酒壺收走，還用酒壺敲打著酒館老闆說：縣長大人下令禁酒，天旱缺糧，不許用糧食煮酒熬糖。說完轉身就走。今日我們這裡所有與酒業有關的老闆都來到我家，向我打聽煮酒到底犯的是什麼法，說這關係到我輩的家業資本，怎麼能說禁就禁？我還聽他們說，查牌差役已經在鄉下敲詐了某酒館很多錢了。
後邊還有很多話，最後一句話是：天下衙門如此，又怎麼能怨恨洪秀全呢！
細品上述兩個故事，毛佢係統中體現出來的實力格局，屬於加害能力相差懸殊的捕魚格局或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交換格局。這與劉瑾是一樣的。我不能給你什麼甜頭，但我可以讓你嚐嚐苦頭。我成事不足，但我敗事有餘。你不想被害得傾家蕩產，就要掏錢。橫規矩就是這麼牛氣。差役和劉瑾一樣想害誰就害誰，被害一方完全是任人宰割的魚肉，只能找鄉紳哭訴一番。按照李榕的說法，由於被害者不敢和差役們對抗，差役的膽子便越來越大。但是替那些小商販和小老闆想一想，究竟是對抗合算還是屈從合算呢？只要不封商店，只要差役的敲詐策略是分步驟進行的——先賣鼠藥，再賣盒子，再收罰款，一筆錢分成三次敲，每一次敲詐的數目都讓對方不值得翻臉拼命，那麼，個體小商販還是屈從合算。如果小商販膽敢拼命，“妨礙公務”，差役們更有機會敲詐一筆，小商販更不合算。
不過也可能有另外一種計算方式。假如李榕這位鄉紳答應小商販和小老闆們的請求，專門替他們打抱不平，成立一個商會之類的自我保護組織，按期收一筆會員費，鄉紳本人在必要時可以直接找縣太爺告狀，縣太爺處理不利時便聯合別的協會提出罷免案，那麼，基層的利害計算就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小商販單兵作戰的時候，每個人都不值得為了一筆小錢與官家衝突。如果有了商會，為了眾人的一點點小錢便值得衝突甚至上訪。從李榕的角度考慮，越顯得自己有用，越有理由多收會員費。從會員的角度考慮，養活李榕一人比養活一堆差役便宜多了，而且交過會員費後，只要找李榕一說，李榕就去找縣太爺，差役的頂頭上司就心慌了，就要處分人了，這該有多麼省事，多麼牛氣？據說民主不能當飯吃，據此判斷則不然。商會之類的聚集民間實力的製度，可能保護小商販安心幹活掙錢吃飯，讓那些搞米麵加工的小老闆有動力去生產更多的大米白面，讓那些在酒館打工的人保住飯碗，不至於失業。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權利是可以換算成大米白面的，而且價值不菲。
當然，扯這麼遠已經屬於暢想了。李榕的時代是官員們替民做主的時代，民眾要自己做主，官吏們當然要堅守陣地；民眾想加大壓力逼官吏退讓，官吏們豈能向壓力低頭。如此一來二去，難免就有點“聚眾鬧事”的味道，更準確地說，是“聚眾抗糧”，“聚眾罷市”。 《大清律》規定：“抗糧聚眾，或罷考、罷市至四五十人，為首者斬立決，從者絞監候，被脅同行者各杖一百。”假如不罷市，不抗糧，單找縣太爺討個說法呢？那也很危險：“如哄堂塞署，逞兇毆官，為首斬梟示，同謀斬立決，從犯絞監候。”
總之，在潛流的發源之處，官吏衙役們擁有重重保護之下的合法傷害老百姓的權力，至少是低成本、低風險傷害老百姓的實力，平民百姓幾乎沒有任何合算的反製手段。
說到現在，我仍沒有直接回答劉瑾時代的小抽水機們是如何補充各級官庫的虧空的，因為我沒有找到那兩年的資料。我手頭倒有一份明朝洪武年間官員如何填補虧空的資料，洪武年間的官場是整個明朝最謹慎廉潔的，用這塊比較乾淨的積木填補這處空白，可以避免誇大陰暗面之嫌。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發現戶部侍郎（近似財政部副部長）郭桓與各地官員串通貪污作弊。譬如某地應當上繳中央400萬石糧食，只要賄賂郭桓50萬兩銀子，就可以少繳一半，地方官員私下分贓。朱元璋順藤摸瓜，追根尋源，殺人成千上萬。據朱元璋計算，郭桓案造成的損失，價值2400萬石精糧，應當追討的數目為700萬石。於是朱元璋派人去各地追贓。此時此刻，各地官員的處境與劉瑾派人下去嚴查官庫時的處境是一樣的，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他們必須填補倉庫的虧空。
朱元璋描述了當時各地官員的對策。例如大名府開州州判劉汝霖，明明知道本州官吏羅從禮手中寄存有一萬七千貫贓款，卻發了一個通知，向鄉下農民收費。他發的通知說，如果百姓不以朝廷的追贓工作為重，抗拒交納，就要關押起來嚴肅處理。朱元璋說，許多地方官員藉此機會在全縣范圍內科斂百姓，等於加徵了一道稅。收稅的總額之中，大約上繳百分之一就足以補償贓款，其餘部分便落入自己的腰包。原來收藏的贓款自然還是自己的。
朱元璋說的是巧立名目橫徵暴斂的情況，是抽水機加速運轉時的情況。橫則橫矣，未必能代表常規。借用朱元璋的描述，我們再看一眼潛流最穩定的主要源泉是如何湧流的。這是沒有額外抽水時的狀態，是每年交皇糧時的模樣。劉瑾死了也好，活著也好，對這種狀態都沒有多少影響，在兩千年的帝國歷史上，我們隨時可以找到相似的描述。
朱元璋寫道：在浙江西部，府、州、縣的官吏們像“虎狼”一樣科斂老百姓。譬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不收糧食，要百姓折鈔票交納，每石米折鈔二貫（引者註：即二千文，而市場價格不過五百文），他們巧立名色，另外索取“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管倉庫的衙役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根據朱元璋提供的數字，我們可以算出，正額二千文，竟有額外索取九百文，多收了45%。如果從根本上算起，每石米的價值不過五百文，官吏們竟然收二千九百文，多收了5.8倍。
“問佢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劉瑾潛流的水量如此充沛，如此源遠流長，秘密就在於：虎狼與牛羊的傷害能力相差懸殊。牛羊們在虎狼的包圍中出血流膏，勢在必然，一味責備虎狼的道德修養不好，未免強“人”所難。
巨量的資源通過潛流網絡流向劉瑾集團了，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許多太監自稱洒家，尊奉佛教，喜歡投巨資建立廟宇，因而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旅遊景點，這不挺好嗎？即使不建廟宇，我在劉瑾家產的清單上見過“寶石二斗、金鐘二千、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等成堆的寶物，這不也創造出了珍貴文物嗎？誰都知道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不合帝國的財政規範，那麼頤和園便是潛流的輝煌結晶了。我們一邊讚賞結晶，一邊罵潛流，是不是應該打個磕巴？
再進一步說，修建頤和園花費的巨額銀兩，轉個身就變成了手工藝品製造者、木匠、油漆匠、泥瓦匠、土木小工等平民的工錢，從他們手裡再轉個身，又變成了糧農菜農小商小販的收入。如此追究下去，“劉瑾潛流”究竟有什麼不好？對中國歷史的走向又有什麼影響？這個問題似乎還可以提升為更大的長期性問題：腐敗且不斷膨脹的官吏集團，對中國歷史的走向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 ——後邊這個問題泛了些，不容易說清楚，這裡還是收斂一些，揪住劉瑾不放。
我們可以拿劉瑾與其他千年世界級巨富做個對比，從來源和去向這兩個方面討論劉瑾潛流的影響。
在排行榜上，中國人比較熟悉的名字有軟件大王比爾·蓋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鋼鐵大王卡內基。這些人財富的來源與劉瑾截然不同。人們主動購買他們提供的產品，因為他們的產品質量比較高，價格比較低，物有所值，買了之後可以獲得福利而不是損失。
這些人手中財富的去向也與劉瑾截然不同。巨量的財富集中到他們手中之後，小部分被個人消費掉，這相當於劉瑾的金鉤玉帶。大部分卻不像劉瑾那樣藏在家裡，而是繼續投資。無論這些資本家如何追求壟斷地位，如何大魚吃小魚，從總體上看，他們的投資還是變成了更新、更好、更便宜的產品，變成了更大的廠房，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工資。而工資等等轉個身又拉動了衣食住行的消費和生產，這些消費和生產再轉個身又推動了軟件、鋼鐵和汽油之類的產品的消費和生產，如此循環往復，經濟逐漸發展起來，社會也進步了。
等到這些世界級富翁走近生命的終點時，洛克菲勒用自己的財富建立了基金會，資助教育等社會福利事業，卡內基用自己的財富修建了2811座圖書館，蓋茨也表示將來要做類似的事情。這就是說，在我們所能追踪到的個人財富源流的盡頭處，這筆巨量財富又開始為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傳播服務。
在華爾街的千年世界五十最富排行榜上，我辨認出了七類身份，其中以暴力為後盾的統治者最多，佔22位；貿易商或金融商，與生產商（蓋茨、洛克菲勒等）並列第二，各有9位；官場上的貪污受賄者第三，共有4位，中國和法國各佔2位；並列第四的有三種身份：殖民者2位，教皇2位，官商2位。兩位官商都是中國人。
與蓋茨等生產商比起來，劉瑾自然很不是東西。與貿易商和金融商比起來，劉瑾照樣不是東西。皮茹茲（Peruzzi，死於1303年）在整個歐洲的範圍內做批發生意，放貸，開酒店，搞運輸，他的財富來源於他為歐洲提供的金融和商業服務，他降低了交易成本，讓人們可以更加容易地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而劉瑾潛流的來源恰好相反。那些差役們敲詐酒店老闆，封掉酒店，設立關卡，刁難商販，他們的財富恰恰來源於提高交易成本，使人們更不容易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使產品交換所支撐的社會分工及其擴展變得困難重重，社會分工導致的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社會經濟組織的發育也被迫停滯。劉瑾的財富，乃是暴力勒索而來的財富，是“血酬”的巨量匯集，潛流的網絡則是“血利”的流通渠道。
順便交代一句：皮茹茲的財富最後在國王們的沒收、賴賬和處罰之下消失了，歐洲的資產階級後來之所以鬧革命，就是企圖控制經常被國王濫用的破壞力。
我們再拿劉瑾與皇帝國王之類的統治者比較一番。
統治者的財富主要來源於稅收和掠奪。從掠奪的角度說，劉瑾比成吉思汗、忽必烈之流溫和多了，從稅收的角度說，劉瑾卻不如他們。忽必烈打下中國當了皇帝，掠奪收益便逐漸減少，稅收最終成了大頭，而稅收是有最佳比例的。儒家聖賢總結歷史經驗，發現最有利於社會安定，統治者也不至於感覺匱乏的比例是10%。在兩千多年的帝國歷史上，這個數字在理論上便成為納稅集團與食稅集團和平共處的疆界。統治者當然願意多收，但是秦帝國橫徵暴斂、二世而亡的教訓太慘痛了，他們不大敢放縱。
劉瑾則不然。天下乃皇帝之天下，並不是劉瑾的天下，亡了國也是亡他朱家子孫的國，劉瑾沒兒沒女，死後不怕洪水滔天，憑什麼不能放縱？劉瑾不忌諱殺雞取蛋，反正那是別人的雞。因此，在雞的眼睛裡，劉瑾肯定是比皇帝壞得多的東西。他的腐敗收入是強加於百姓的額外稅收，他侵入了納稅集團的疆域，因而破壞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劉瑾之流的行為可以導致秦帝國的命運在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我們也確實看到這場戲重演了一遍又一遍。在劉瑾活著的時候，這場戲已經在大同一帶開演了，起因正是劉瑾派下的御史搜刮過度，把軍隊農場刮得心理老大不平衡，於是隨著一位親王造反，還打出了清君側的古老旗號。這正是劉瑾之流嚴重破壞儒家均衡後的標準結果。這次造反使劉瑾很不安，給了爭寵者說劉瑾壞話的機會，最後導致劉瑾被皇帝處死。
在來源方面，劉瑾潛流對百姓造成的損害已經超過帝國稅收，在去向方面，給社會帶來的福利卻不如帝國開支。秦始皇和忽必烈之流掠取的財富，除了個人消費外，大量投向了開疆闢土的戰爭和帝國擴張，而在歷史學家的評論裡，譬如在司馬遷的評價中，秦帝國一統天下是一件大好事。司馬遷說，秦帝國為天下提供了秩序，制止了戰爭，元元之民得以安定生活，獲得了當時天下的擁護。忽必烈也有同樣的功能。他打通了亞歐大陸的貿易通道，維護了秩序，平息了戰爭。秦帝國和元帝國都曾逼反百姓，但那是在修建長城的時候，在治理黃河的時候。長城和黃河畢竟關係到公共福利，而劉瑾的錢根本不會往公共福利上投。據我所見，劉瑾的開支至少有一部分變成了家奴的收入，龐大的家奴隊伍又狐假虎威，到處敲詐勒索，也就是說，劉瑾的開支製造出來更多的小劉瑾，更多的掠奪者，而不是阻止掠奪的設施。
我好像把劉瑾說得一無是處了。這有點不公平。從愛國主義的角度看，劉瑾並沒有把家產轉移到國外，他甚至從日本使臣那裡敲了一萬兩銀子的賄賂，如此說來，劉太監也可以算愛國人士。不過，他對邊防和國力的損害又遠遠不止幾萬兩銀子。另外，從當時人的角度看，畢竟劉瑾為手工藝匠人提供了一些就業機會，也創造了更多的家丁和狗腿子的就業崗位，不過，他剝奪的就業機會又要多得多。從後代的角度看，某些精美文物的製造和保留也要托劉瑾之流的福，不過，沒有劉瑾，我們的祖先可能要少經歷許多戰爭，少被人家掠奪多次，有機會創造並保留更多的文物。劉瑾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小成績還是有的，整體上卻得不償失。
但劉瑾還是留下了一項確定無疑的功績，思想建設方面的功績，這是幾乎與劉瑾同時的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1431-1503）啟發我想到的。這位教皇排在千年最富的第16位，據說是歷史上最腐敗的教皇。他的腐敗和放蕩激起了宗教改革運動——再虔誠的信徒也無法繼續相信這傢伙可以代表上帝，於是就轉向自己的內心尋找上帝。
劉瑾也逼出了儒家最後一個高峰，逼出了心學大師王陽明的成就。在劉瑾“杖責”為大學士劉健說情的眾御史的時候，王陽明是國防部的一個處長（兵部主事）。王陽明跳出來為眾御史說情，說杖責御史將堵塞信息通道，不利於皇帝全面了解情況，不合聖賢的教導和祖先的規定等等，說得堂堂正正，無法辯駁。劉瑾根本就不辯駁，下令打了王陽明四十廷杖，又在監獄里關了數月，然後撤消幹部身份，貶為貴州龍場驛丞，當了偏遠地區的小郵局兼招待所的職工頭頭。
王陽明在逆境之中反思自己的作為，追問自己到底要什麼，尋找支撐正義行為的精神力量。最後他發現那力量無須依賴外人的獎罰，因為它不在身外，而在自己的心靈深處，名曰“良知”。 “良知”被後世的哲學家們罵作主觀唯心主義。我讀不明白這些唯心唯物的高論，只見那些認識的字句在眼前飄過，卻一句也不能落入心裡。但我卻可以從心底理解王陽明。他在惡人得勢、好人倒霉的處境中冥思苦想，以決定自己未來如何生活，在這種處境中的人們應該如何生活，要不要繼續自找倒霉，等等。換了我也會苦想，儘管未必能想出他那種簡潔有力、以聖賢之道為根據的觀點。我認為他的觀點的正確性不足一半，但我仍然替王陽明高興，他找到了一種善行的基礎，找到了對抗“欽定真理代表”的力量，因而獲得了許多精神上的安寧和解放。
總之，上述比較表明，劉瑾潛流的潛作用幾乎是各種歷史選擇中最糟糕的一種，破壞性大於建設性，簡直就是死路一條。我們祖先創造出來的大筆財富就這樣走上了死路。
好在還有希望。法國和中國一樣也出產劉瑾式的人物，但是法國在英國鄰居的挑戰下洗心革面，繼而脫胎換骨，八九十年後初得正果。法國走得通，中國更大更集權走得自然要慢一些，最終卻也應該能走通。從戊戌變法開始洗心革面，中國一路血雨腥風地走到現在，已經一百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