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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我去北京，總是喜歡囚在《當代》，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後樓。在許多著名的院子裡，後樓都是領導幹部的所在。但在著名的朝內大街166號院子裡，它卻是《當代》。所以儘管後了又後，倒比前樓熱鬧開放些。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有話可說，有書可看，有雜誌可拿，有飯可吃的地方。這最後一點尤其重要，臨到中午，《當代》人總是從訂餐的飯店裡拿來盒飯，坐在沙發之間到處都是書、報、雜誌的擁擠的房間裡，圍著茶几，吃著，聊著。他們知道我吃素，給我的盒飯裡一絲葷腥都沒有，感覺爽口而清淨。當然也有宴席，但我常常忽略那是為了我的接風，散場後才意識到，念頭一閃，又忘了，記牢的還是那素素的盒飯、無所拘束的聊天。
除了吃飯，還有穿衣。那次去北京參加一個隆重的集會，人家要求正裝出席，我卻吊兒郎當T卹進京，而且是無領的。所有人都是西裝革履，你怎麼可以雞立鶴群？ 《當代》的楊新嵐拿來她老公的西服，新的，號稱“你們兩個身材差不多”。一穿，褲子寬得能裝我一個半肚子三條腿。那也得穿。可小楊拿了西服，卻忘了領帶。她東跑西顛要了一條來披掛上，突然又傻了：大家都不會打領帶，連北大畢業的新生代編輯石一楓也不會，連時尚女生徐子茼也不會。說是清波會，好不容易等來了，他卻呵呵笑著說：“不會，不會。”神情是落拓不羈的，暗藏著一絲對西服領帶的嘲諷，似乎不會才是自豪的。恰好清波愛人也來了，在我脖子上比劃了幾下，滿懷希望她能打好，結果發現她不是在打領帶而是在系絲巾。昌義更不會了，興高采烈地總結一句：“這就是《當代》。”又不甘心地解釋道，“這幫人曾經也是會打的。”他的意思是：西裝作為“奇裝異服”的時候，我們穿過，後來人都西裝了，我們也就不尿它了。但現在不是總結歷史的時候，現在必須立刻把領帶打好。為了不尷尬，我說：“奇了怪了，那麼小的時候打過的紅領巾，一輩子都忘不了，可是領帶，也算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吧，一晃眼就忘了。”好在人文社人才濟濟，終於從發行部來了一位青年，翹起指頭三下五除二搞定了。就這樣他們不怕麻煩，把我捯飭成了一個乾部，翹著尾巴出現在了北京的大街上。
《當代》就是這樣一幫不會打領帶的當代文人在打造經營，脫略形骸的文人習氣，從容自若的處世姿態，讓他顯得開放而鬆弛。你瞧他一身正裝，有板有型，脖子上卻是沒有拘束的，想吼什麼就吼什麼。所以像我這個粗放的、直率的、獨野的作者，便也有了一席之地。還說領帶，穿西裝打領帶的文學太正式，像場合裡的朗誦；不西裝不領帶的文學太隨便，好比插了蔥的豬嘴，被厚道的人們說成了象；有西裝不領帶的文學似乎剛剛好——要先鋒那是懷舊的先鋒，要時尚那是積澱的時尚，要歷史那是當下需要的歷史，要文化那是可以發行的文化，這大概就是《當代》的模樣。不墮“常邊”，也不墮“斷邊”，中道即佛道。
喜歡囚在《當代》，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羞於見人。這些年我逃避了多少約見和約稿已經記不清了，每一次逃避的成功，都讓我歉疚，有時是見了面吃了飯再逃避的，那就更是歉疚得要死。想一想被我迴避的那些朋友，大都也是辦雜誌、搞出版的，我本事太小，寫得太慢，總不能老是許願而不兌現。想做一個守信的人，就只能不赴宴，不許願，老老實實的，有就有，沒有就沒有，許了第一個，就勇嫁到底。朋友們，我是得罪了你們的，在這慘淡動人的懇摯裡，有你們的寬宥和諒解，那就是我的陽光。
就在囚於《當代》的某一天，昌義問起我之後的計劃，我談到了倉央嘉措，談到了“伏藏”，但當時我並沒有確定這一定就是我的“下一部”。昌義聽了很激動，比我激動多了，一上午都在說這個話題，吃了盒飯送我去機場時還在說。我很想把我們的談話記下來，卻沒有時間，上了飛機再記，發現許多細節已經隨著激動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猶豫了，就是那個香音無敵的神王、已逝的歌手——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已然是我生活的主宰了，下來唯一要做的就是心無旁騖，專心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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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央嘉措和他的情歌時時刻刻誘惑著我，但這並不是我寫作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理由還在於當下生活中日益嚴重的精神衝突。
精神的衝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發生著，而我們卻毫無察覺。蠅營狗苟的人際以強大的力量拖累著我們，迫使我們用最明亮的眼睛去偵察最渾濁的事態。無聊糾纏著，庸俗糾纏著，乏味糾纏著。我們死了，精神早已在衝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行屍走肉，有多少沒有靈魂的軀殼，我不敢數，一數就會把自己數進去。也許僅僅是為了當別人在清點行屍走肉時，不至於把我也算進去，我才想到了倉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是一本關於人與靈魂的書。靈魂就是信仰。
我是一個信仰佛教的人，一個有神論者，這本書也是表現佛教的作品。但我無意於奉勸大家皈依佛教，因為我並不認為信仰就等於宗教，並不認為皈依了宗教就等於有了信仰。皈依宗教是尋找一個集團，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佛說既沒有眾生也沒有佛，只要你積德行善，你就是佛。作為包括宗教在內的人類精神現象，信仰首先關注的是人類精神的純潔與高尚，是虔誠的自我奉獻而不是可恥的損人利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清貧、節制、利他、救度、和諧等等而不是相反。但在我眼裡，信仰正以驚人的速度向低地滑落，迷惘和無主正在成為刈害生命的幫兇，炸藥嗆人的熱息正在銷蝕所有的涼爽，人心在義無反顧地走進黑夜之後卻沒有迎來朝暾與雲光。
沒有道德約束，沒有良心發現，沒有神，沒有魂，沒有救贖，沒有主宰，自然就沒有誠信、包容和善良，成人之美和與人為善已是難上加難。當世界性的精神危機電掣而來時，當無數人不能用信仰保證自己擁有靈魂時，當早已沉入淵谷之底的“底線”仍然被我們踐踏得七零八碎時，我找到了寫作的現實理由。
中我試圖表達這樣一種信念——其實也是事實：用仇恨消除仇恨，永遠不是我們的需要。世界的力量，能夠撼動我們的力量一定是友善與高尚，是愛的思想。信仰的表現最不摻假的方式就是愛。在文學的範疇裡，那些被苦難培養而超越苦難的精神追求，一定是和信仰殊途同歸的，它們共同組成了人類最美好的風景，就像流淌之於江河、蔥蘢之於林木。雨果告訴我們：完美的人生不是沒有罪孽的人生，而是有了罪孽就懺悔就贖罪的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罪與罰”的命題拷問了人類在善與惡之間徘徊的靈魂，然後得出結論：有愛就有一切。而托爾斯泰卻讓我們幡然醒悟：當生存的危機、不公的待遇、貧富的懸殊已成事實，能夠拯救人類的，只有愛一切包括愛敵人的博愛。為了愛的死亡是再生，為了恨的再生是死亡。愛是情感的、精神的，也是經濟的、政治的，是政治的最高表現：甘地的不抵抗是愛，他因此贏得了一個獨立的印度。馬丁·路德·金的不抵抗也是愛，他因此實現了一個種族的夢想：平等。曼德拉的不抵抗更是愛，他讓我們看到了政治可以達到的寬度，看到了一個和平的南非。
還有特蕾莎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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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修女是阿爾巴尼亞人，她十八歲到印度，每天所做，就是推著小車，去垃圾堆裡、水溝中、教堂門口、公共建築的台階上，揀回奄奄一息的病人和遺嬰，以及垂死的老人，然後四處奔波，為他們尋找食物和藥品。很多人把她當成乞丐和瘋子，罵她打她趕她走。但當他們看到她從水溝裡抱起被蛆蟲吃掉一條腿的乞丐，看到她把額頭貼在瀕死的病人臉上，看到她從一隻狗的嘴裡搶下還在哭叫的嬰兒，看到她把愛滋病患者緊緊摟在懷裡時，他們終於被感動了。她救援的人大多數是和她信仰不同的印度教徒，她尊重他們，按照他們的信仰處理他們的後事。
她創建的仁愛傳教修女會有四億多美金的資產，全世界最有錢的公司都爭相給她捐款。但她一生卻堅守貧困。她的住處只有兩樣電器：電燈和電話。她的全部財產是一個耶穌像、三套衣服、一雙涼鞋。她努力使自己成為窮人，她的修士修女們也都把自己變成了窮人。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服務的窮人才會有一絲尊嚴。她認為，給予愛和尊嚴比給予食物和衣服更重要。
她在全世界一百二十七個國家有六百多個分支機構。她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發展機構，僅1960年一年，就在印度建起了二十六所收容中心和兒童之家。但是她的總部只有兩個修女，一台老式打字機。她的辦公室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她接待全世界的來訪者總是在她的工作崗位——貧民窟、棄嬰院、臨終病房、麻風病院、愛滋病收容所等。來她這裡服務的有銀行家、大企業家、政治家、大學校長、大學生、演員、模特、富家小姐等。他們千里迢迢來到特蕾莎修女身邊，做了他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洗碗、給病人穿衣服、餵水餵飯、洗衣送藥、搬運屍體。之後才認識到：“我們一直在躲避著人類的真正窮困和不幸，其實我們從來沒有真正愛過。”特蕾莎修女的影響能使巴爾幹戰場交戰的雙方立即停火，她來了，愛來了，她要把婦女兒童從槍林彈雨中帶走。尖銳的戰爭突然有了柔軟的抒情，槍砲等待著，直到她和那些被救者離開。
1979年，特蕾莎修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她穿著一件僅值一美元的印度紗麗走上領獎台，因為她沒有別的衣服。她對台下的珠光寶氣、顯赫人等視而不見，說：“這個榮譽，我個人不配，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窮人、病人和孤獨的人來領獎的。因為我相信，你們願意藉著頒獎給我而承認窮人也有尊嚴。”當她知道頒獎大會的宴席要花七千美金時，便懇求主席取消宴席。她說你們用這麼多錢只宴請一百三十五個人，而這筆錢夠一萬五千個窮人吃一天。宴會被取消了，特蕾莎修女拿到了這筆錢。同時拿到的，還有被她這句話感動後的四十萬瑞幣捐款。她一生都以窮人的名義活著，從來不穿遮體禦寒意義之外的衣服，因為世界上還有許多人穿不起衣服。她一拿到諾貝爾和平獎的獎牌就問，去什麼地方可以賣掉它，因為那些窮人需要的不是獎牌而是食品和衣物。
特蕾莎修女去世後，印度人說：“我們的母親去世了。”所有人都跪了下來，跪下的人群裡還有印度總理。當遺體經過大街時，兩邊樓上的人都奔跑下來，因為他們——無論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誰也不敢站得比她更高。印度總理說：“她是少有的慈悲天使，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徵，她抹去了千千萬萬人苦難的眼淚，她給世界帶來了榮譽。”人類固有的罪惡：貪婪、虛偽、享樂、驕傲、虛榮等等，在特蕾莎修女身上沒有一絲痕跡，有的只是被她一生奉行的名言：“你們要彼此相愛。”
我把特蕾莎修女的故事講給一個喇嘛聽，喇嘛說：“你不知道，你說的這個修女，她就是觀世音菩薩的轉世啊。”所以，中，“七度母之門”的第七門是踐行之門，我盼望有更多的“菩薩轉世”，走出殿堂，澤被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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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人的道德性和社會性的體現，讓佛教閃爍人性之光，是現代佛教光大自己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一直在尋找，希望有一種改造世俗而不是投身世俗、洗滌罪錯而不是再造罪錯的精神支柱，能從渾濁而盲目的崇信之中，清醒而健朗地挺起。雖然沒有找到，但畢竟有了曦光。那就是倉央嘉措，是倉央嘉措寧死肉體不死愛的無量之情和犧牲自己從而消弭新仇舊恨的天然佛性，是他用純情博愛對冷冷的世界給予的熱熱的擁抱，是“伏藏”提供給我們的走向崇高的無限可能和再造心靈的努力。它在我的小說中變成了“七度母之門”。
“伏藏”就是把信仰或經典埋藏起來，讓千百年後的信徒發掘而成為當代的精神資源。 “地伏藏”是埋藏在岩石、湖泊、寺廟中的伏藏，“意伏藏”是埋藏在後人靈魂、內心和意識裡的伏藏。從2007年底告別“藏獒三部曲”之後，我就投入之中，斷斷續續歷時兩年多。我以為這是一種發掘，作為責任編輯的周昌義以掘藏師的執著和熱情在我心靈深處發掘出了先人或先聖的伏藏，他的督促關心以及各方面的幫助、他的洋洋八千言的建議、他晚上從家裡打來的連續三小時的電話、他“夜半醒來”，“豁然開朗”的郵件，如同灌頂的醍醐，激醒著我的愚鈍，又似剛猛的經咒，總讓我的精神時時堅挺。畫上句號的時候，我發現是我迄今寫作時間最長的一部長篇。時間長是因為難寫，最難的是我必須和作品中的人物共同思考那些宗教文化的密碼，共同經歷那些危難和恐怖以及所有的未知，幾乎每一步我都不知道下一步會怎麼走，直到寫出結尾，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這樣。
寫到這裡，又想起了領帶。出版的時候，我依然不會打這玩意兒。這說明我的生活一如既往，不喜歡應酬，不喜歡會議，不喜歡社會活動，不喜歡熱鬧場合。也不應景文章，不公眾人物——走在大街上被人認出是十分不幸的，恍然之間便把自己疏離在了遙遠而沒有雜草的光丘上，而我向來以為平凡、平淡、平和、平靜是最好的狀態。 ——我是草，一棵迎風搖曳的無花之草，而且是雜草。孤雲野鶴，老子婆娑，在寂美守拙之中獨立著也清潔著，和僅屬於自己的世界繾綣纏綿，歌哭而慟。對朋友們曾經和即將的邀請，對我曾經和即將的拒絕，我只能表示歉意，並誠摯鞠躬，唯願他們因為我的缺席而更加稱心滿意。
最後我要鄭重感謝給了我知識資源和思想資源的老師們：於道泉、曾緘、牙含章、葛桑喇、李雪琴、劉家駒、劉希武、王沂暖、索朗嘉措、周良沛、黃顥、吳碧雲、潘知常、何訓田、陳慶英、降大任、段寶林、毛繼祖、于乃昌、王振華、胡秉之、楊恩洪等等，正是他們給了我寫作的靈感。其中莊晶老師蒐集翻譯的一百二十四首倉央嘉措情歌，因其數量超過他人，成為我欣賞、學習、參照、引用的主要藍本。尤其重要的是，讓我從其著作中獲益匪淺的著名藏學家諾布旺丹先生，在繁忙的科研和教學之餘，“較長時間斟字酌句地研讀”了拙作，最終給了我鼓勵並以“審慎的態度”提出了意見，這些中肯的意見成為最後的修改。可以說，沒有以上各位老師的“授記”，就沒有我的。再次感謝。另外我在小說最後引用了不少人都在傳抄的《那一日，我聽了一夜梵唄》，這是一首現代版的倉央嘉措情歌，是轉世者或代言者的美麗作品，也是我藉以傳述的發自肺腑的祈願——祈願朋友們如意，祈願所有人吉祥。
楊志軍
2010年2月28日於青島長春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