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中國銀行哨擷零

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西交民巷（當時叫反帝西路）入口處，坐北朝南依次排列著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中國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這是我國最高級別的一大保險機構和兩大金融機構。我連派出三個班負責我國金融界與保險界三巨頭的警衛。 當時，這三家辦公樓房均是西式建築，且較陳舊，但內質依然堅固結實。我們依據警衛目標安保任務的輕重，全部食宿在中國人民銀行大院內，而訓練和出操多在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南院（副辦公區）。 20世紀70年代，保險業務對於中國人來說是比較陌生的，人們很少涉足。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主要承擔一些對外業務，所以門前冷落，來者寥寥，去者疏疏。但與其比鄰的中國銀行門前則車水馬龍，裡出外進一片繁忙。這不僅是因中國銀行是管理兌換外幣的最高權力機關，而且還因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外幣兌換部是北京唯一承兌外幣的單位。另外，自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後，一位接一位的國賓來到中國訪問，一批又一批的外國友人向潮水一般湧入打開國門的東方大國——中國。加上常住北京的外國使館工作人員，京城驟然聚集起一個龐大的“外國軍團”。這麼多外國人的日常吃、喝、住、用、行都需要花錢，而花錢就必須用其本國錢幣兌換成中國的人民幣才能在我國流通和使用。兌換錢就得到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的外幣兌換大廳來兌換，這是形成中國銀行外幣兌換大廳業務繁忙的主因。

中國銀行總管理處是一座面街的灰白色小樓，外幣兌換大廳設在一樓。外賓來此，將車停靠路邊，上五六個台階，便可進入大廳。大廳內，潔淨的大理石地面映人照物，雪白的牆面一塵不染，潔白的漢白玉櫃檯光亮新潮，各種飾燈交相輝映，處處彰顯著這一涉外場所的高雅與精美。 我們的哨位設在大廳門外，根據任務需要也可站在廳內，主要負責外賓兌換錢幣特別是大額錢幣下車至入廳、出廳至上車時的安全，防止無關人員進入大廳，確保大廳內中外錢幣的安全。 到大廳兌換錢幣的大都是駕著使館車輛的大使館工作人員。這些車輛的車牌都有醒目的紅色使字打頭，一看便知是大使館車。為了辨別是哪國大使館的車輛，做到心中有數，以利警衛任務圓滿完成，我們都對各國駐京大使館車輛的號碼進行了背記。當時駐華大使館有車輛的達70多個國家，記起來非常麻煩。那時的敵、友觀念特別強，一看車號是友好國家便態度和善；反之，則神情嚴肅，不卑不亢。朝鮮、阿爾巴尼亞、越南、老撾、柬埔寨等國使館人員，見到哨兵，都會莞爾一笑，打聲招呼。

在外幣兌換大廳前上一段哨的哨兵，都會發現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因國家貧富情況不同，在兌換錢幣時間上，分成經常來、過段時間來和過很長一段時間來三種情況。經常來的是那些第三世界國家，如非洲的馬里、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贊比亞……亞洲的老撾、不丹、印度、尼泊爾、印尼、巴基斯坦、越南、菲律賓……過段時間來的是第二世界的中等收入國家，如羅馬尼亞、伊拉克、伊朗、墨西哥、新加坡、南斯拉夫、瑞典、瑞士……過很長時間來的是第一世界的富國和最富國，如英國、蘇聯、意大利、西班牙、西德、日本、美國、加拿大等。 《參考消息》曾刊登香港《明報》一篇題為“全球國家貧富分五級”的文章。文章指出：1977年，世界銀行按人口平均每年收入的多少，把他們劃分為最貧窮的、貧窮的、中等的、富的、最富的五等。凡每年平均不到200美元的列為最貧窮的國家（或地區）；在200美元至499美元之間的，列為貧窮國家；在500美元至1990美元之間，列為中等國家；在2000美元至4990美元之間列為富國；在5000美元以上的列為最富國家。從世界銀行按上述標準列舉的最貧窮的和貧窮的國家中與我們在哨上看到的經常來兌換外幣的國家使館基本吻合；列舉的中等國家與我們所看到的過段時間來兌換外幣的國家使館基本一致；而所列舉的富國和最富國家則與我們看到的過很長一段時間來兌換外幣的國家使館基本相同。這說明，一個國家使館的經濟實力是與本國的窮富有直接聯繫的。富國使館有錢，他們不在乎國際外匯市場隨時確定的各國貨幣法定含金量給中外幣兌換帶來的不停匯率變化而影響到本國錢在兌換人民幣後而帶來的增減值。所以他們來時，經常是帶著幾大箱本國幣，走時再搬走幾大箱人民幣，走道也是趾高氣揚，顯擺著自己的財大氣粗。這就是他們很長一段時間來兌換錢的原因。中等收入國家的使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他們往往根據實際需要，有計劃地選擇對其兌換人民幣有利的一天前來兌換，每次也不多換，夠一段時間用或夠安排一次重大活動用即可，他們並不在手中存放過多的人民幣，以免本國幣在兌換人民幣時升值而受到損失。這是其過段時間換幣之因。

從我保留的上面兩張（前一張是在部隊，後一張是回地方剪貼的）人民幣對主要外幣匯價表來看，1976年4月1日與相隔五年的1981年4月17日，人民幣與外幣的買價、賣價是有很大不同的。就拿美元來說，1976年4月1日，100美元，人民幣的買價是195.93元，賣價是196.91元。而到了1981年4月17日，同樣是100美元，人民幣的買價卻降至為167.14元，賣價也降至為167.98元。同樣是100英鎊，1976年4月1日，人民幣買價是367.72元，賣價是378.60元，而到了1981年4月17日，人民幣買價為361.78元，賣價為363.60元。而同樣是上述兩個時間，十萬日元在前者時間，人民幣買價為651.51元，賣價為654.83元；而到了後者時間，人民幣買價卻漲到了769.73元，賣價也漲到773.59元。這說明，不同國家貨幣因幣值升降與人民幣的匯價在不同時期是不一樣的，所以中等收入的國家大使館，還是關注不同時期人民幣買賣價，擇機兌換一定數量的人民幣。對於大多數貧窮國家駐華大使館來說，他們關注的是本國幣與人民幣兌換中的每天變化，唯恐自己兌換的人民幣沒花完，本國幣兌換人民幣突然升值增量，所以寧肯多跑路，也要從那不斷的微妙變化中捕捉有利信息和時機，獲取點小小的贏，而避其微微的虧。他們每次來都僅兌換很少一點錢，有時隔日來一次，有時上午來了，下午又來，見了我們哨兵都有些不好意思，但還是用熟練的或生硬的漢語與哨兵打招呼。我們每個哨兵不論誰在執勤，都會對這些臉熟的窮國使館朋友以禮相待，絕無瞧不起之意，使他們來去都十分高興。

在外幣兌換工作中，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行還十分重視收集各地外匯市場行情，以使兌幣工作臻美完善，不留紕漏。我在中國銀行外幣兌換大廳執勤時，保留了一張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發到內部的倫敦外匯行情表和一張中國銀行總管理處下發的外匯市場行情表。 從上面的兩張行情表來看，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份倫敦市場外匯行情表”反映的是1英鎊在一月內逐日對主要外幣的外匯價，各外幣與英鎊的外匯價幾乎每天都不相同，所以必須掌握每天的外匯行情。而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的“資本主義外匯市場行情表”反映的卻是1973年12月14日一天的倫敦、巴黎、法蘭克福、蘇黎世外匯市場行情。這張表反映世界各地外匯市場行情更詳細、更全面，這是當年中國銀行全面了解掌握世界各地外匯行情瞬息變化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