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歌的審美向度到中晚唐已蔚為大觀，五言如“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韋應物），再如“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溫庭筠）；七言如“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劉禹錫），又如“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白居易）。尤其是白居易的詩，有著這個帝國最龐大的熱愛者。如果他開微博的話，粉絲必然是超過李白、杜甫的，李商隱也不在話下。
除奇聞怪談外，《酉陽雜俎》中還有大量的唐朝社會新聞，段成式以別樣的視角，記載了白居易受歡迎的程度：“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嘗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記。反手指其札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鎖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晚唐時，荊州有市民叫葛清，是白居易的狂熱粉絲。狂熱到什麼地步？在他身上，自脖子以下刺了三十多首白居易的詩，同時還配有插圖，最終促成“體無完膚”這個成語的誕生。如在“不是此花偏愛菊”一句旁刺了幅畫，畫上有人手持酒杯，站在菊叢前；又刺有詩句“黃夾纈林寒有葉”，所配插圖是棵古樹，葉如彩色絲帛，繪工精繁，令人叫絕。類似的詩畫，在全身上有三十多處。段成式居荊州，與朋友夜宴，曾親自找來此人，現場觀看了身上那些詩畫刺青，大家稱之為“白舍人行詩圖”。
這則來自唐朝的新聞神奇如此。放到現在，必然是報紙社會新聞版的頭條。
新聞中除道出葛清如此迷戀白居易的詩歌外，還傳達出另一個信息：作為唐朝城市裡的流行時尚，刺青在生活中是多麼普及。
刺青，或稱文身，作為一種民間習俗，古來有之。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古越國，其民“斷發文身”。作為一種圖騰文化，刺青最初跟自然崇拜有關，被認為具有避邪的功能。再後來，功能漸漸具體，成為一種刑罰，即“黥刑”。直到西晉時，法律還規定：“奴始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從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段成式的三從兄，唐德宗貞元年間出行，隨從在地上拾了數片顱骨，欲以其為藥引，其中一片上就寫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踪入骨也”。
刺青的民間化開始於唐朝，不但流氓喜歡，而且文人也喜歡，技術水平也越來越高，成為被欣賞的藝術妝飾。所刺內容，主要為動物、人物、花樹、佛像、文字。到北宋，作為刑罰的刺青依舊存在，宋江哥哥和殺人狂武松，犯案後臉上不就被刺了字嗎？雖然是文學作品中的角色，但並不影響對所處時代風尚的反映。同時，妝飾功能更加突出了。史進、燕青、魯智深身上莫不有精美的刺青。李師師看完燕青背上的刺青後愛慕不已，當時就有了私奔的念頭，由此可見刺青之魅力。南宋後，刺青漸漸淡出生活的視野。再到後來，刺青者被習慣性地認為是黑道人物的標誌，成為審美文化中的禁忌。當然，現在又當別論了。
《酉陽雜俎》中，不僅僅記載了葛清的故事，還有其他令人叫絕的，不妨摘引如下：
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札，備眾物形狀，持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擊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長潛部，三千餘人，悉杖煞，屍於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太寧坊力者張斡，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可胸腹為山亭院，池榭、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長安市井多惡少，喜歡刺青，一人名叫張斡，左右胳膊所刺的字樣確實酷。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札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
成都小將韋少卿，不愛讀書愛刺青，胸前刺一棵大樹，枝上落著數十隻鳥；樹上垂下一面鏡子，鏡鼻上係有一根繩子，其繩引至一側為人所牽。人問其意，答：沒讀過玄宗時宰相、燕國公張說的詩麼？其中一句叫“挽鏡寒鴉集”！宰相張若天上有知，當感動得再死一次了。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豆脫杖捷如膠焉，後為黔南觀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腕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對賓侶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蛇咬爾。”優伶等即大叫毀而為痛狀，以此為戲樂。
崔承寵官至黔南觀察使，少年時曾在身上刺蟒蛇，蛇頭在右手，經胳膊，在脖子上纏了一圈，往下盤桓於小腹，再向下直至小腿方止。平時會見賓客，往往用衣袖將手上的刺青蓋住，但喝醉後就顧不了那麼多了，常舉手伸腕，抓住表演節目的優伶取樂：“讓我身上的蟒蛇咬你，信不信？”做到黔南觀察使官已是不小了，但身上仍保持刺青，可見唐時這一時尚多麼流行。
賊趙武建，札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刺言：“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處，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臂上刺葫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奇異的是，二盜賊於臂膀所刺之詩，都被收入《全唐詩》。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鬥，嘗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為坊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
成都無賴趙高性好鬥，曾入獄，因其後背刺有佛教毗沙門天王的畫像，官吏不敢杖打其背。這倒不失為一種躲避杖刑法。不過最後還是挨棍子了。
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嫠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他事杖殺典。及大和中，南蠻入寇，偃領眾數万保邛峽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漲擁腫，初無痕撻。恃其力，悉眾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槍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於陣。
將仇人的名字紋於身上。
房孺复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妝高髻，月給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妝稍佳，崔怒曰：“汝好妝耶？我為汝妝！”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妝焉。
一個生性嫉妒的女人，不叫身邊的女婢梳高髻，化濃妝，有一新來的婢女不知規矩，化妝稍濃，引得該婦大怒：“你不是好化妝嗎？我給你化！”於是叫人刻其眉，用青顏料填上，又將鎖柱燙熱，用其烤婢女的眼角，後於傷口處敷上朱粉，及至肉痂脫落，傷處一如所化的濃妝。
近代妝尚靨如射月，曰黃星靨。靨鈿之名，蓋自吳孫和鄭夫人也。和寵夫人，嘗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彌苦。命太醫合藥，醫言得白獺髓，雜玉與虎珀屑，當滅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虎珀太多，及差，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意，視之更益甚妍也。諸婢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大歷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唐朝女孩喜歡化一種叫“黃星靨”的妝，即以丹粉點面頰，形似酒窩。此外，女孩還喜歡作“花子”即梅花妝，起自上官婉兒。當時，婉兒因傷及額頭，留下傷疤，乃於傷疤處刺了一朵梅花作掩飾，誰知該妝竟風靡宮廷，傳至民間，中唐時已成女孩化妝的首選。另外，唐代宗大歷年間之前，嫉婦們在家庭生活中一不如意，便喜歡在丫環或小妾臉上作月亮或銅錢狀的刺青，時稱“月點”“錢點”。
唐朝時，長安、成都、荊州是三大刺青地。
這三個地方，段成式都長時間生活過。長安為首都，刺青風尚自然立於潮頭，但工藝最精妙的卻是成都和荊州。成都的刺青在色澤上冠蓋天下，鮮亮明艷得猶如卷畫，段成式曾問其秘訣，有小工答：只不過是用質量最上乘的好墨罷了。從中唐開始，由於市場需要的增加，產生了一個新職業場所：刺青作坊。在荊州，貞元年間，從事刺青的手藝人就研發了一種萬能印，上面有一排排刺針，可隨著魔方般的轉動，任意使用所需要的。
從中唐時代起，一些貴族女孩也開始在肩膀上刺花朵與水果了，比如芍藥，再如牡丹，又如小巧的櫻桃與爆裂的石榴。
關於刺青的故事，該說的都說了。
現在，還是回到開篇的葛清身上，順著所刺的那一首首詩，追尋一下白居易的人生路程吧。為什麼從市井上的葛清，到大明宮裡的皇帝，從日本的留學生，到夜宴的座上賓都狂熱地喜歡著他的詩？如果一個人的作品被高端人士喜歡，那麼很正常；如果一個人的作品被大眾喜歡，更沒什麼奇怪的。但是，假如一個人寫的東西，同時受到高端和大眾的迷戀，那麼這個人就值得研究了。
白居易，字樂天，祖籍山西，唐代宗大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生於河南新鄭，也就是陽曆的2月28日，李白、王維的陽曆生日也是這一天。雙魚座的白居易聰慧而刻苦，細膩而敏感，又有剛直一面。跟成長在“安史之亂”後的唐朝青年一樣，他還有家國的情懷，希望通過努力，重現大唐盛世。不滿二十歲時，白居易去長安漫游過一次，拜見了老詩人顧況，留下那個著名的典故。顧：“長安米貴，居大不易。”看完白詩後，又言：“有才如此，居又何難！”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八歲，入長安參加科舉考試，因詩賦才華橫溢，一考即中。他被授予的第一個官職是秘書省校書郎，負責在皇家圖書館校對訂正典籍。按仕途慣例，進士在朝廷幹過一段時間後要到基層鍛煉，白居易隨後做了長安附近的周至縣縣尉。在周至的日子，白居易筆耕不輟，寫出人生第一首傑作，一夜之間名滿長安。接下來，陸續做了翰林學士、左拾遺（諫官）、京兆府戶曹參軍（長安財政局長）、太子左善贊大夫（東宮太子的屬官）。做左拾遺時，剛直方正，贏得了名聲，也得罪了人。隨後，就到了對詩人來說極為重要的元和十年（公元815年）。
這一年夏六月，藩鎮李師道派遣刺客潛入長安，在力主削藩的鐵腕宰相武元衡入朝途中將其刺殺。這是自古以來未有的事件。白居易怒髮衝冠，第一個站出來向皇帝上疏，要求全力捕捉刺客。
在我們看來，不但沒錯，且忠烈可嘉。但官場的規則，白居易忘了；他做諫官時得罪過的人，白居易忘了。所以，有大臣站出來指責白居易：白擔任太子左善贊大夫，是東宮太子屬官，而宰相被刺後，上疏言事的應是朝廷諫官，白居易先於朝廷諫官上疏，破壞了朝廷規矩，也就是說越位了。就在這時候，還有人向白居易砸去更重的石頭，這就是“不孝”的罪名，稱白居易之母因看花落井而死，白在守孝時卻寫下與花、井有關的詩歌……
各種看著白居易彆扭的人暫時團結在一起。這樣一來，憲宗皇帝也騎虎難下，於是貶白居易為江州刺史。江州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在唐時非常重要，屬中上等州，可以看作皇帝的照顧。但白居易剛出長安，時任中書舍人的王涯（死於“甘露之變”的那位宰相）落井下石，對皇帝說，不孝的人怎麼能做一州刺史？憲宗只好追加了一道命令，再貶白居易為江州司馬。
命運彷彿跟白居易開了個玩笑。他不明白自己錯在哪裡，即使先於諫官上疏，不合朝廷規矩，也罪不至此吧？後來我們看《唐律疏議》發現：這確實不構成罪名，何況上疏的背景是宰相被刺這樣的特殊事件。他更不明白為什麼有人落井下石。一路行船，白居易陷入巨大的迷惘。還好，途中收到摯友元稹的書信，山水間孤立無援的白居易一時間熱淚盈眶。
此時白居易詩名天下皆知，江州刺史對他非常照顧，所以白居易雖官為司馬，但實際上是非常閒的。他常一人獨上廬山，那裡有著名的東林寺。白居易在山上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別墅。幽谷花樹間，白居易訪僧問道，流連忘返，“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但實際上，詩人仍意氣難平，在與妻兄《與楊虞卿書》中，他這樣寫道：“（武元衡被刺後）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
轉年秋天的一個傍晚，白居易於江邊送客，蕭瑟秋風撫過，詩人感到一絲人生的寒冷。然後他就看到那傳來淒美琵琶聲的小船，之外的另一首傑作《琵琶行》由此誕生。在這裡，不想去說詩歌本身的藝術價值，而只想靠近詩人那一夜的心境。對他來說，那一夜即一生。而那一夜的心境，又可以用《琵琶行》中的兩句說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在這個夜晚，他這樣的士人，與一個流浪的琵琶女，有什麼不同？詩人另一種人生的大幕，似乎已經在江州悄悄拉開一角。
貶官前，白居易剛直激切，勇於言事，深得東漢士風；貶官後，趨向於獨善其身，“世事從今口不言”。後來的白居易，在長安與外地的仕途間輾轉，最終在東都洛陽做了閒官，跟裴度、劉禹錫詩酒相酬，野遊夜宴，一心一意地實踐著自己的“中隱”哲學。大隱隱於長安的朝廷，小隱於這個國家的山野，中隱則指的是做京城之外的閒官。
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三月初三，在洛陽，白居易、裴度、劉禹錫等十五位名士，模仿東晉的蘭亭雅會，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春宴。 “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啟留守裴令公（裴度）。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等十五人合宴於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
盛唐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亂”成全了杜甫。但從士人心靈史的角度看，給後世影響最大的唐朝士人是白居易。他既是“中隱”概念的最初闡釋者和實踐者，又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先驅。他按自己的意願和方式度過了後半生。
但白居易仍有自己的底線，堅持著自己的人生意志。在中晚唐綿延四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沒有投入哪一方陣營，哪怕他是“牛黨”主力楊虞卿的妹夫，哪怕他常與牛僧孺唱和，哪怕他最親密的朋友元稹站在了“李黨”一邊，哪怕始終厭惡他的李德裕把他的詩篇扔掉。當兩黨成員為扳倒對方而紛紛親近專權的宦官時，白居易依舊不為所動地堅持著自己獨立的人格。 《新唐書》對他的最終評價是“完節自高”，這非常準確。
唐武宗會昌二年（公元842年），白居易七十歲，以刑部尚書致仕，正式退休。白居易退休那一年，摯友劉禹錫離開了這個世界，密友元稹多年前就不在了。前幾年，同居洛陽的老上級裴度也去世了。看不上自己的李德裕還在，唐武宗即位後深得信賴，回長安做了宰相。在他的鐵腕治理下，不敢說回到盛唐時代，但跟憲宗時的“元和中興”有些相似了。白居易在失落中有些欣慰，那些都是他曾經的夢啊。
朋友們一個個地離開這紛繁險惡的人間，是什麼支撐白居易繼續走下去？ “棲心釋梵，浪跡老莊”。
始於儒，中於道，終於釋。
晚年的白居易，經常流連在洛陽的群山中。
看一下唐人康駢筆下晚年的白居易：“白尚書為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云泉勝境，靡不追遊。常以詩酒為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侄同遊，倚欄眺玩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煙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見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水鄉篷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灶，安桐甑而炊，卯角僕烹魚煮茗。溯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嘯方甚。盧撫掌驚嘆，莫知誰氏。使人從而問之，乃曰：'白傅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後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說的是，工部尚書盧簡辭，在洛陽伊水邊有別墅，此年冬天落雪之際，與家人登亭遠眺，忽見清寒的水上，有小舟一艘，上有一人著白衣，與高僧閒坐，神姿高逸，或烹魚煮茗，或吟詩長嘯，舟過盧家別墅時，簡辭叫人打問是誰，回禀道：是白居易先生，正往香山寺去。
盧簡辭追羨良久，以後逢人就說所見的這一幕。這是現場目擊者眼裡晚年白居易的最真實寫照。
作為一個佛教的接受者，白居易喜佛而不妄佛，只是把佛禪（包括老莊之道）作為自己心靈的補充，在這個過程中去獲得莊、禪悠然自得之樂，從而開闢了兩宋士大夫的心靈之路。中國士人的心靈步伐止於白居易。因為白之後的士人在心靈上沒拿出更新的東西。至於被我們認為的士之完人蘇軾，在內心軌跡上所追尋的也正是白居易之路。
白居易雖閒居洛陽，但在詩壇上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大，全面超過了同時代的其他詩人。無論帝國哪個階層的人，出口都能背誦白居易的詩。作為一個詩人，還有什麼比這更叫人高興的呢？會昌六年（公元846年，此時武宗死，宣宗即位，還沒改年號），七十五歲的白居易病逝於洛陽。朝廷贈尚書右僕射。詩人一去，唐朝詩壇空了半邊。白居易作何想法？還好，為他寫墓誌銘的人叫李商隱。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這是白居易的《問劉十九》，一首小令。可是，也許就在這短短的行間，包含了他一生的夢想、痛苦、歡愉和嘆息。唐宣宗即位之初，有意起用閒居洛陽的白居易為宰相。但詔書還沒發出去，白居易去世的消息就傳來了。宣宗傷感不已，提筆寫下《吊白居易》：“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