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軍事會議的洩密、蔣委員長兩度險遭暗殺，無可辯駁地證明：日本間諜打入了中樞部門。因此，蔣委員長密令戴處長秘密調查，限期二十天破案。
戴先生不敢怠慢，調特務處足智多謀、經驗豐富的專家骨幹組成破案小組，我有幸列為小組成員。我們分析，幾次洩密，參加人員除幾位高級軍政人員外，只有陳布雷和黃浚擔任記錄。陳布雷追隨蔣先生多年，歷來深得蔣先生信任，且從來深居簡出、不事交際。黃浚父子恰恰相反，生活奢侈放蕩，嗜菸酒，好賭嫖，支出大大高於收入。二人皆留學日本，與日本人素有來往，被列為重點嫌疑對象。
破案小組一合計，決定從“擴大總理紀念週”開始著手。當時會場宣布搜查刺客之時，一輛轎車向校外疾馳。門衛見是行政院的車子，又有特別通行證，就放行了。幾分鐘後，軍警駕車追到孝陵衛，發現目標汽車著火，駕駛員斃命。而兩個刺客已無影無踪了。
轎車正是行政院機要秘書黃浚的，那麼他與此案有沒有瓜葛呢？警察們一致否認。理由是車子剛出門，他就主動報案：“我的車子被駕駛員擅自開走了，很值得懷疑……”
破案小組可不這麼看，賊喊捉賊的事見得多了。
所有參加最高軍事會議的人員全部被秘密調查。當然，黃浚被重點關照。對他的調查由我帶隊具體負責，每天有兩個人分班跟踪監視，連續一周毫無發現。黃浚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家就是行政院；中午到國際聯誼社吃飯，也是獨來獨往，從未見他與任何形跡可疑的人接觸。我分析認為，黃浚平時愛好交際，一天沒有交際活動都不自在，這一周知道風頭很緊，突然一反常態，這很不正常，反而說明他心裡有鬼。於是我們擴大監視面，他兒子黃晟也被我們監控。
黃浚每天吃午飯的國際聯誼社，在新街口附近的香鋪營，是跟中央黨部、外交部、勵誌社有關的一個特種勤務單位，主要為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一個休閒娛樂的公共場所。這裡餐廳價格公道，質量也不壞。附近上班的官員都喜歡來這裡解決午餐，黃浚也不例外。
跟踪的人當然不能進餐廳。好在大廳一側安放了舒適的沙發，供客人休息和等人、等座位。沙發對面牆壁上，設有一排掛鉤，用於懸掛雨具、帽子之類。跟踪黃浚的特工人員，每次都坐在沙發上假裝看報或打瞌睡。
我感覺國際聯誼社是唯一可能出狀況的地方，是不是跟踪的弟兄走了眼？眼看一周時間過去了，案情毫無進展。我心裡著急，決定親自出馬跟踪他一回。
這天，黃浚在裡面大吃大喝。我咽著唾沫在外面沙發上枯坐，無意中發現掛鉤上並排掛著兩頂一模一樣的呢禮帽。本來這樣的巧合也不是不可能，問題是這其中一頂呢帽是黃浚的。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了。大熱的天氣，講究風度的男人通常戴個軟邊的“巴拿馬草帽”，或者流行的“拿破崙帽”，有一個像黃浚那樣戴呢禮帽就不尋常了。在這小小的餐廳，居然有兩個戴呢禮帽的，而且戴一模一樣的呢禮帽，那就太不同尋常了。
其中一定另有蹊蹺！
我當機立斷，決定看一看另一頂呢帽的主人是誰？因此，黃浚拿了禮帽出餐廳，我沒有亦步亦趨跟上去盯梢，而是穩坐沙發上，緊盯那頂呢帽。過了一會兒，終於有個人伸手去取帽子。此人個子不高，穿一身灰色西服。西服的款式有些怪模怪樣：一根束腰的皮帶，系在肚臍以下。這是日本西服的招牌款式。
我當時內心很激動，感到突破口就在眼前。不過冷靜地一想，黃浚跟日本人戴同樣的帽子，只能說引起了我無限的聯想，我並沒有真憑實據。這就需要繼續求證，於是我決定再不動聲色地冷眼旁觀。
第二天中午，黃浚依舊戴著那頂呢帽到國際聯誼社，依舊進門脫帽，隨手往鉤上一掛。過了沒多久，那個日本人也來了。這一回他沒穿西服，帽子也掛在別處，並未像昨天那樣，並排相懸。
慚愧啊！我暗自慶幸。設想一下，那個愚蠢的日本人，如果昨天不穿一件“日本式”西服自暴國籍，如果昨天不把自己的帽子跟黃浚的並排而掛，他如果昨天不同時犯這兩個致命的錯誤，恐怕就很難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不可能露出狐狸尾巴了。當然，地下工作隨時隨地都是以命相搏，犯任何一個小錯誤都可能帶來滅頂之災。日本人連犯兩個大錯，真可謂自取滅亡。這也是後來審訊中，井田櫻子極不服氣、深以為憾的地方。
我假裝等人等得不耐煩，站起身在大廳裡來回踱步。當然，我眼睛的余光一直通過餐廳大門掃視著裡面，看他們會不會接頭。結果大失所望，黃浚一個人坐一桌，日本人遠遠地坐在另一桌，而且有朋友在一起，談笑正歡。
“這是怎麼回事？”我感到沮喪極了，茫然地回到沙發上。也不知過了多久，偶爾抬頭一望，不由得大吃一驚，黃浚的帽子不見了！
他走了！我居然沒看到！我慌忙奔出門去，左右張望，哪裡還有黃浚的影子？我心裡懊喪無比，堂堂特務處獨當一面的上校站長，竟守在眼皮底下把一個大活人盯得“脫梢”，傳出去還不叫團體的同志笑掉大牙！
我滿心不快，汗流如漿，懶懶地回去，到晚上躺在床上，還輾轉難眠，心裡總想著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到半夜突然靈光乍現，暗恨自己糊塗，巴不得馬上天亮，馬上到中午，以證實自己的猜想。
事實證明，我的猜想完全正確：黃浚的帽子被日本人戴走了，但人沒走；黃浚走的時候，自然戴走日本人的呢帽。他們在神不知鬼不覺中，交換了帽子，也交換了情報。那天我其實只需望一眼餐廳裡面，就會看到黃浚，就會恍然大悟；但當時實在有點心慌意亂了。
日本人的身份很快查明了：他的公開身份是日本大使館管理員。跟踪發現他跟廖雅權來往頻繁。當然，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井田櫻子的地下交通員。
餘下的事就處理得得心應手了。通過國際聯誼社的內線配合，我們分別檢查了兩頂帽子。黃浚的禮帽，帽簷內側的一道皮圈中，夾著一張紙，蠅頭細字寫著中央最新的決定，一條是政府決定向國際聯盟提出報告，陳述日軍在“七·七”、“八·一三”開釁的經過，指控日本政府負全責，並要求國際聯盟對日本的侵略行動加以乾涉和約束；再一條是軍政人員預備調動的情況。為不打草驚蛇，我們對兩張便條拍照後又偷偷放回原處。黃浚的筆跡樣本早就蒐集了，細加核對，完全相符，他的罪行確鑿無疑。日本人的紙條，則指示黃浚重點獲取南京城防及長江沿線的布防情況。
重大突破很快呈報到蔣委員長案前，委員長批示：擇機抓人！
這時跟踪黃浚兒子黃晟那邊的成員也有收穫了：黃晟跟湯山溫泉招待所服務員廖雅權來往密切。據查，在此之前，黃浚跟此人關係曖昧，並做了她的擔保人。破案小組研究了這個情況，幾條線一齊指向了廖雅權。戴先生憑著職業的敏感，覺得此事疑點甚大。於是，他親自調閱廖雅權的資料，並偷偷觀察了這個人，覺得疑團更多了。這麼個絕色女子，文化程度又相當高，怎會屈就在偏遠的湯山溫泉招待所當一個區區服務員呢？而且一干就是好多年。經這麼一點破，我們也覺得她的破綻露出來了。
委員長“擇機”的目的，當然是要我們將整個間諜集團一網打盡。但應該如何採取行動，卻大費腦筋，經反复研究才制定了一套方案。
首先要找一頂一模一樣的呢帽，這其實也不容易。這頂呢帽不僅質料、式樣、顏色必須絕對相同；而且要同樣的牌子，同樣的尺碼，同樣的新舊。帽子在南京沒買到，這也在意料之中。如果是隨處可買的流行帽子，說不定那個衣帽鉤上就會掛三四頂一模一樣的帽子，叫日本間諜們自亂陣腳。他們選擇帽子時一定考慮了這些因素，所以才在夏天選了一頂獨特的禮帽。很多事情有其利必有其弊，也正是這一點讓我們起了疑心。我們從上海買來帽子，經加工“做舊”並仔細檢查，確信毫無破綻後，才開始行動。
第二步，將日本人的呢帽調包。當然，我們準備的呢帽裡，模仿日本人的筆跡重寫了一封信，要黃浚當天夜裡將所有間諜召集到他家開會。晚上十時左右，日本人要到場向各人發放巨額獎金。經過一番周折，成功實現了調包。
第三步就容易了，兵分兩路抓人。一路直撲黃浚的巢穴。我們的人陸續預先進入預定位置。深夜十點半，眼看黃浚一夥已聚集在內。一個裝扮成送信郵差的特工騙開大門，眾多特務處行動人員一湧而入，投日漢奸無一漏網。另一路人馬則在溫泉招待所，將“帝國之花”一舉抓獲。
由於罪證確鑿，軍法審判程序很快結束。全部犯人對所作所為供認不諱。黃浚父子雙雙伏法。井田櫻子因還有價值，暫時保得一條小命，被關進南京老虎橋監獄。整個破案過程總共用了十八天，比蔣委員長規定的限期提前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