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十七節

這天是安息日。沙姆龍請加百列到太巴列來吃晚餐。加百列沿著車道的陡坡緩緩開上去。他抬頭看了看沙姆龍的露台，只見煤氣爐的火光在湖面微風的吹動下正跳著舞一一接著他瞥望著沙姆龍，這位永不懈怠的哨兵，正在火光之間緩緩踱著步。吉優拉先在餐廳點起了一堆蠟燭，又背誦了祈禱詞，然後才為他們分派飲食。加百列成長於沒有宗教信仰的家庭，然而那一刻，沙姆龍的妻子閉著雙眼，將蠟燭捧在眼前，虔誠地祈禱——他認為這一幕是平生見過的最美妙的場景。 吃飯的時候沙姆龍很沉默，很專注地飲食，沒有閒聊的心情。即使到了今天，他還是不願意當著吉優拉的面談及自己的工作，不是因為他不信任她，而是因為怕她知道了他做過的事情，就不再愛他了。吉優拉談起了她移居新西蘭的女兒，打破了長長的一段靜默。女兒的出走是為了躲開她的父親，如今她和一個男人住在一座禽類農場裡。吉優拉知道加百列同情報部門有一點關聯，卻對他的工作性質不作任何揣測和猜疑。她只知道他做的是文員一類的工作，經常要去海外，又熱愛藝術。

她為他們端來咖啡和一托盤的曲奇餅和果脯，然後收拾了餐桌，又去洗刷碗碟了。加百列在廚房傳來的流水聲和瓷器的碰撞聲中，向沙姆龍作了匯報。他們低聲交談，安息日的燭火在他們中間閃閃爍爍。加百列出示了埃瑞克·拉德克和1005號行動的文件。沙姆龍在燭光前舉起了照片，瞇眼細看，接著又將老花鏡推上謝頂的額頭，重新沉重地凝視著加百列。 “我母親在戰爭中的遭遇，你了解多少？” 沙姆龍的眼神裡心機深重。隔著咖啡杯的邊緣，他的神色明白地告訴加百列，他對加百列的生活無所不知，包括他母親在戰爭中的遭遇。 “她是柏林人，”沙姆龍說道，“她於1943年1月被驅趕到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在比克瑙的女子集中營度過了兩年。她離開比克瑙，走上了所謂的死亡之旅。同行的有數千人罹難，而她躲過一劫，在諾伊施塔特-格萊沃，俄軍和美軍解放了她。我沒遺漏什麼吧？”

“死亡之旅的途中，她還遭遇了一些事，她從來也沒和我談起過的事。”加百列舉起了埃瑞克·拉德克的照片，“里弗林在大屠殺紀念館給我看了這個，當時我就知道自己曾經見過這張臉。我花了一段時間才回憶起來，不過最終我還是想起來了。是在我小的時候見過，在我母親畫室裡的一幅畫上。” “就因為這個你才去了採法特嗎，去見了吉奧娜·萊文？” “你怎麼知道的？” 沙姆龍嘆了口氣，呷了口咖啡。加百列有些洩氣，他又對沙姆龍講述了自己今天上午第二次訪問大屠殺紀念館的經過。當他把母親的見證錄擺在桌上的時候，沙姆龍的眼睛仍然盯著加百列的臉。加百列隨即意識到他早已經讀過了。希伯來天使了解他的母親。希伯來天使是無所不知的。

“當時機構把你的任務視為歷史上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沙姆龍說，他的語氣裡絲毫沒有懊悔的意思，“我需要知道你的一切。你在陸軍的心理檔案將你描寫為孤獨的狼，很自我，情感冷峻，是天生的殺手。我第一次見到你就確信這是實情，雖說我也發現你有無法克服的粗魯和羞澀。我想知道你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當時我覺得你的母親是個不錯的切入點。” “所以你就去大屠殺紀念館調閱了她的見證錄？” 他閉上眼睛，點了一下頭。 “你為什麼從來沒對我提起？” “這不是我該做的，”沙姆龍毫無感情地說，“這種事，只有你母親有資格對你講。顯然，她直至臨終都抱有一種可怕的負罪感。她不想讓你知道。她不是獨一無二的例子，還有許多倖存者同你母親的情況一樣，他們永遠也無法再次面對那些記憶。戰後的那些年，在你出生之前，在這個國家裡似乎樹起了一道牆，屏蔽了所有的聲音。大屠殺？它是個討論不盡的恆久話題。但是那些切身遭遇它的人們苦苦地竭力埋藏著記憶，繼續生活。那是另外一種形式的逃生求存。不幸的是，他們的痛苦傳遞到了下一代，傳給了大屠殺倖存者的兒女們，就像你加百列·艾隆這樣的人。”

吉優拉打斷了沙姆龍，只見她把頭探進屋裡，問他倆還要不要咖啡。沙姆龍舉起了手。吉優拉明白他們在談工作的事，於是回身溜進了廚房。沙姆龍倚著桌子交疊著雙臂，向前傾著身子。 “當然，你一定懷疑你母親曾經提供過見證錄。那麼當時，為什麼你的好奇心沒有自然地驅使你去紀念館看個究竟呢？”加百列用沉默應答著沙姆龍的問題，於是沙姆龍自問自答道，“因為，同其他倖存者的兒女一樣，你一直很小心，不願觸碰母親脆弱的神經。你不曉得，如果催得太急，你會不會害得她陷入抑鬱，再也難以恢復？”他頓了頓，“或者，是不是因為你也害怕那可能揭出來的真相？你是不是也害怕知道真相呢？” 加百列目光銳利地抬眼望他，卻沒有答話。沙姆龍注視著他的咖啡，隔了很久才開口：“實話對你說，加百列，我讀到你母親的見證錄的時候，我就知道你是完美的人選。你替我工作，就是為了她。她沒有能力給你全部徹底的愛。她怎麼可能做到呢？她害怕失去你。她以前愛過的每一個人都被奪走了。她在篩選坡道上失去了父母，比克瑙的難友也被害了，就因為她不肯屈從那個黨衛軍大隊長。”

“如果她試著對我講講這些事，我是能夠理解的。” 沙姆龍緩緩搖頭：“不，加百列，沒有人能真的理解。負罪感，恥辱。你的母親在戰後的世界裡找到了她的生存之道，但是從很大意義上說，她的生命在那條波蘭的公路邊就結束了。”他的手掌沉沉地拍在了桌面上，碗碟被震得嘎嘎作響，“那麼我們該做些什麼呢？哼哼唧唧顧影自憐嗎？還是奮勇向前，查清楚這個傢伙到底是不是埃瑞克·拉德克？” “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想你早就清楚了。” “摩西·里弗林是否認為拉德克參與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撤離行動？” 加百列點點頭：“截至1945年1月，1005號行動基本結束了，因為東線的被佔領土大部分都由蘇聯光復了。他在那時候回到奧斯威辛，去拆毀毒氣室和火葬場，再組織剩下的囚徒撤離，是完全有可能的。說到底，那些人可都是納粹罪行的見證人啊。”

“這個噁心的傢伙是怎麼逃出歐洲的，我們知不知道？” 加百列向他轉述了里弗林的推理：由於拉德克是奧地利的天主教徒，所以他借用了阿洛伊斯·胡德爾大主教的力量。 “既然如此，咱們為何不追踪這條線索呢？”沙姆龍說道，“看看順著它能不能摸回到奧地利的案子。” “我也正有此意。我想從羅馬開始著手。我想看看胡德爾的資料。” “還有許多人也想。” “不過他們找不到這人的電話號碼。此人住的地方可是教皇宮的頂層啊。” 沙姆龍聳聳肩：“不錯。” “我需要一本乾淨的護照。” “不成問題。我有一本加拿大護照，給你用正合適。你的法語怎麼樣了？” “Pas mal，mais je dois practiquer l'accent d'un Quebecois.（還不錯，不過我說的是魁北克口音。）”

“有時候，連我都被你唬住了。” “你這是在誇我吧？” “你在這裡住一晚，明天就出發去羅馬。我會送你去盧德鎮。路上我們會順道去美國大使館，同當地工作站的頭兒溝通一下。” “談些什麼呢？” “根據奧地利國家檔案館的資料，在美軍佔領期間，沃格爾在奧地利為美國人工作過。我招呼過我們在中央情報局的朋友，請他們查查他們的檔案，看看有沒有沃格爾這麼個人。這個彎繞得有點遠，不過也許我們運氣好能中個頭彩。” 加百列低頭看著母親的見證錄：我無法講出我所看到的全部。我不能。那是對死者的虧欠…… “你的母親是位非常勇敢的女性，加百列。我就是因為這個才選擇了你。我知道你是個非常有種的人。”

“她比我勇敢得多。” “是啊，”沙姆龍同意道，“她比我們所有的人都更勇敢。” 布魯斯·克勞福德的真實職業是全以色列保守得最嚴密的機密之一。這位高大貴氣的美國人乃是中央情報局特拉維夫站的站長。他的身份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雙方的當局都是公開的。在交戰雙方之間，他常常充當溝通的渠道。每當睡眠正酣的時候，克勞福德的電話就幾乎不曾間斷過。他疲於應付，卻也接受了現實。 他在哈雷孔大街的大使館大門內向沙姆龍打了招呼，陪著他進了大樓。克勞福德的辦公室很大，而且，在沙姆龍眼裡還很花哨。這裡似乎是一家大企業老總的辦公室，而不是一位間諜的藏身巢穴，不過，這正是美國人的風格。沙姆龍一屁股坐上了一張皮椅，又從秘書手裡接過了一杯冰檸檬水。他想要點上一支土耳其香煙，接著卻看到了“請勿吸煙”的牌子，醒目地擺在克勞福德的書桌上。

克勞福德似乎並不急於直奔主題。沙姆龍預料到了。在間諜之間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如果有人向朋友求助，作為回報，他就必須演個精彩的“節目”。沙姆龍名義上已經退出諜戰的江湖，所以不能貢獻什麼實質的東西，只能與這位屢犯錯誤的同行分享些智慧和經驗。 最後，經過一個小時，克勞福德說道：“關於沃格爾的事情。” 美國人的嗓音慢慢啞下去了。沙姆龍從他的口氣中聽出一絲挫敗的意思，於是一欠身，做出一個充滿期待的姿態。克勞福德拖延了半晌，這才從磁性的紙夾容器裡取出一枚回形針，然後努力地將它拉成一條直線。 “我們查看了我們自己的檔案，”克勞福德說著，一邊低頭望著手上的物件，“我們甚至向馬里蘭派了一個小組，去查找附屬檔案。不過我恐怕是出局了。”

“出局？”如此嚴肅的諜報事務，居然使用了這麼一個美國體育術語，沙姆龍認為他太不妥當了。在沙姆龍的世界裡，特工不會出局，也不會脫手，更不會耍帥炫技玩灌籃。他們要么成功要么失敗，如果敗了就得付出代價——在中東這樣的地方，失敗的代價通常就是流血。 “這個詞兒究竟什麼意思？” “它的意思是，”克勞福德小心謹慎地說道，“我們的查找一無所獲。對不起，阿里。不過有時候，事情就是如此。” 他舉起了被拉直的回形針，仔細地察看著，似乎很為自己的成果感到驕傲。 沙姆龍回來的時候，加百列正在他的別克車後座上等候著。 “結果如何？” 沙姆龍點起一支煙，回答了他的問話。 “你相信他嗎？” “你知道，如果他對我說，他們僅僅找到了一份尋常職員的人事檔案，或是一份保安清查的報告，那我或許會相信他。可是什麼也沒有？他以為他在糊弄誰呢？這是在侮辱我，加百列，真是太瞧不起人了。” “你認為美國人對沃格爾是知根知底的？” “布魯斯·克勞福德剛剛向我們確認了這一點，”沙姆龍瞥了一眼不銹鋼手錶，“媽的！他花了一個小時憋足了勁兒對我說瞎話，現在你是趕不上班機了。” 加百列低頭望瞭望手機架子上的電話。 “來吧，”他嘟囔著，“我量你還沒這膽子。” 沙姆龍抓起電話，撥了號碼。 “我是沙姆龍，”他厲聲說道，“有一班以色列航空的飛機，三十分鐘後從盧德起飛前往羅馬。剛剛發現飛機出現機械故障，需要延遲一個小時。聽懂了嗎？！” 兩個小時過後，市魯斯·克勞福德的電話響了。他拿起聽筒貼住了自己的耳朵。是個熟悉的聲音，他辨得出。來電的人是他派去監視沙姆龍的“尾巴”。在人家的地盤上監視情報部門的前任首腦，這可是危險的遊戲。不過克勞福德是受命行事。 “他離開大使館後，去了盧德。” “他在機場做了什麼？” “送走了一位旅客。” “你認得他嗎？” 跟踪者說他認識。沒有提及那旅客的名字，他只說該名男子是情報機構內值得注意的特工，近來活躍於歐洲中部的某個城市。 “你肯定是他嗎？” “確定無疑。” “他此行是去哪裡？” 克勞福德聽了回答，隨後掛斷了電話。過了片刻，他坐在了自己的電腦前，接通了聯絡總部的保密專線。他發出的文字信息直接而簡短，恰是接收者所喜愛的風格。 “以利亞正前往羅馬。乘以色列航空班機，從特拉維夫出發，今夜抵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