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的凌晨時分，保羅·錢塞勒降落在蘭斯西面拉羅克村的一塊土豆田裡，沒有得到接應小組的援助，當然，也省得去冒相應的風險。
降落時的巨大震動讓他受傷的膝蓋疼痛不已。他咬緊牙關，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等待著疼勁兒過去。在他的餘生，這膝蓋可能會動不動就疼上一陣。當他老了的時候，他就會用膝蓋疼預測下雨——如果他能活到老的話。
五分鐘後，他感到可以掙扎著站起來了，便脫掉了他的降落傘背帶。他發現了一條路，看著星星辨清了方向，沿路走了下去，只是他的腿一瘸一拐，走不了太快。
珀西·斯威特匆忙為他趕製了一套身份證件，說他是西面幾英里外艾培涅的一個教師。他這是搭便車到蘭斯去看望他的父親，他在生病。珀西給了他所有必要的文件，其中有些是昨晚匆忙偽造出來，由摩托車信使送到坦普斯菲爾德。他的瘸腿與掩護的說法相互吻合。一個受傷的老兵很可能去當一名教師，若是身強力壯的年輕人，就早被送往德國的勞動營了。
到達此地是相對簡單的部分。現在他得找到弗立克才行。他接觸她的唯一辦法是通過波林格爾抵抗組織。他希望這部分組織未被破壞，布萊恩是唯一落在被蓋世太保手中的成員。跟每一個空降到蘭斯的特工一樣，他會先跟蕾瑪斯小姐取得聯繫。只是他需要特別謹慎。
天亮後不久他就听到了汽車的聲音。他離開大路，進了路邊的田野，把自己藏在一片葡萄藤後面。等噪音越來越近時，他發現那車原來是一台拖拉機。這應該是安全的——蓋世太保從來不會坐拖拉機。他回到路上，招手錶示自己想搭車。
開拖拉機的是一個十五歲左右的男孩子，後面拉著一車洋薊。司機朝保羅的腿點了點頭，說：“是打仗負的傷嗎？”
“是的。”保羅說，一個法國士兵最有可能受傷的場合就是在法國戰役中，所以他又說，“在色當，1940年。”
“我當時太年輕。”男孩遺憾地說。
“你很幸運。”
“等著盟軍打回來吧。到時候你就會看見真正的戰爭了。”他朝保羅瞥了一眼，“我不能說了。你到時候看吧。”
保羅仔細想了一下。這孩子可能是波林格爾組織的成員嗎？他說：“可是，我們的人民需要槍支和彈藥，他們有嗎？”如果這孩子知道什麼，他至少會知道，盟軍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已經空投了成噸的武器。
“我們手裡有什麼武器就用什麼武器。”
他是不是在小心保密，知道什麼卻不說出來？不，保羅想。這孩子什麼也不知道。他不過是喜歡幻想罷了。保羅沒再說下去。
男孩讓他在市郊下了車，他一瘸一拐地進了城。接頭地發生了變化，從大教堂的地下室搬到了站前咖啡館，但時間沒有變，仍然是下午三點。他有好幾個小時要打發。
他走進咖啡館吃早餐，順便偵察一下。他要了一杯黑咖啡。那位上歲數的服務員一揚眉毛，保羅立刻意識到自己失言了。他連忙掩飾一下。 “大概用不著說'黑'吧，我想，”他說，“反正你們大概也沒有牛奶。”
侍者笑了笑，被他說服了。 “很不幸，的確沒有。”然後他走開了。
保羅長出了一口氣。上次在法國的臥底工作結束後，他已經有八個月沒來這兒了，他已經忘了那種扮成別人、每分鐘都緊繃著神經的生活。
整個上午他在教堂的禮拜中打著瞌睡度過去了。然後，一點半鐘他又回到咖啡館吃午餐。兩點半左右這地方空了下來，他留在那兒，喝著代用咖啡。兩個男人在兩點四十五分走了進來，要了啤酒。保羅仔細打量了一下。他們穿著舊外套，用慣常的語言談論著葡萄。他們談起葡萄開花顯得博學多識，這個關鍵的時節剛剛過去。他不覺得這兩個人會是蓋世太保特務。
三點整，一個身材高挑、很有魅力的女人走了進來，她穿著一件不甚顯眼但十分雅緻的綠色棉布上衣，戴著一頂草帽。腳上是不成對的鞋子：一隻黑色，另一隻褐色。她可能就是“中產者”。
保羅有些吃驚。他原想她應該是一個老婦人。不過，他的假想倒也沒有根據，弗立克從未實際描述過她。
不管怎樣，他並不准備立刻就相信她。他站起身，離開了咖啡館。
他沿著人行道走到火車站那邊，站在入口那裡，看著咖啡館。他並不惹人注意，像往常一樣，總有幾個人在這裡轉悠，等著自己的朋友。
他監視著進出咖啡館的客人。一個帶著孩子的女人走了過來，孩子想吃糕點，他們走到咖啡館時母親妥協了，領著孩子走了進去。兩個葡萄專家離開了。一個憲兵走進去，馬上又出來，手裡拿著一包香煙。
保羅開始相信蓋世太保並未在此佈設陷阱。附近能看到的人都不存在什麼危險。改變接頭地點已經將可疑分子甩掉了。
只有一件事讓他感到困惑。布賴恩·斯坦迪什在教堂被抓時，他被“中產者”的朋友查倫頓搭救了。他今天在哪兒呢？如果他一直在大教堂為她打掩護，那為什麼不來這兒？不過這裡的環境本身並不危險，而且這件事也可能有上百個簡單的解釋。
母親和孩子離開了咖啡館。然後，在三點半鐘，“中產者”也走了出來。她沿著人行道離開火車站。保羅在街道的另一邊跟著。她上了一輛小型的意大利車，法國人叫做西姆卡。保羅穿過馬路。她鑽進車裡，發動了引擎。
現在該保羅作出決定了。他不能肯定這很安全，但他已經小心觀察了這麼久，就差接頭這一步了。在某些時候必須冒險。否則他還不如待在家裡別出來。
他走到汽車的乘客門邊，打開門。
她冷靜地看著他。 “這位先生？”
“為我祈禱。”他說。
“我為和平祈禱。”
保羅鑽進車裡。把自己的代號告訴她：“我是丹東。”
她發動了汽車。 “在咖啡館你為什麼不跟我說話？”她說，“我一進去就看見你了，你讓我在那裡等候了半個小時。這很危險。”
“我想確定那是不是個陷阱。”
她瞥了他一眼。 “'直升機'發生的事兒你都聽說了。”
“是的。你那位救了他的朋友，查倫頓，他在哪兒？”
她把車往南開，開得很快。 “他今天工作。”
“星期天也工作？他是做什麼的？”
“消防員。他今天值班。”
這就解釋通了。保羅很快轉到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上，他說：“'直升機'在哪兒？”
她搖搖頭說：“不知道。我的房子是一個'切斷防護'。我接到人就轉給'莫奈'，我不該知道。”
“'莫奈'沒事吧？”
“是的，他星期四下午打電話給我，詢問查倫頓的事。”
“後來再沒有聯繫？”
“沒有，但這沒什麼不正常的。”
“你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什麼時候？”
“他本人嗎？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你有'雌豹'的消息嗎？”
“沒有。”
汽車穿過市郊，保羅反复思考著。 “中產者”的確不能為他提供什麼信息。他只能向下一個環節移動。
她把車開進一座大房子旁邊的院子。 “進來，換洗一下吧。”她說。
他下了車。一切看上去都很合乎條理，“中產者”出現在正確的地點，所有暗號都正確，沒有人跟踪她。另一方面，她沒有為他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他仍然不清楚敵人對波林格爾組織的滲透到底有多深，也不知道弗立克的處境到底多危險。 “中產者”帶著他走近前門，用她的鑰匙開門時，他摸到了他上衣口袋裡的木牙刷，它是法國製造的，所以允許他隨身攜帶。現在有種衝動抓住了他。當“中產者”跨進門檻，他從口袋裡拿出牙刷，把它扔在門前面的地上。
他跟著她進了屋。 “地方很大。”他說。裡面很暗，舊式的牆紙和沈重的家具跟它們主人的性格完全不相稱。 “你在這兒住了很久嗎？”
“我在三四年前繼承了房子，我本想重新裝修，但弄不到任何材料。”她打開一扇門，站在一旁讓他進去。 “去廚房吧。”
他一走進去就看見兩個穿制服的男人。兩人手裡舉著自動手槍。兩隻槍口都對著保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