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理想時代的精神生活

20世紀70年代，“文化大革命”已進入中後期，社會生活秩序有了一定的恢復，特別是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各方面工作都向正常軌道有了較大的轉變和改進，其間雖有“四人幫”的不斷干擾和搗亂，但人民總算生活在相對平靜的理想主義的精神生活時代。 人是要有精神和理想的，這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顯明標誌。在那個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年代，人們的一言一行都是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無私奉獻著。雖然物資貧乏，但人們似乎習慣了這種生活，並不刻意去追求西方的所謂富有，最注重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黨和國家的政治聲譽及偉大前景。這些刻有鮮明時代烙印的精神生活放到今日似乎有些難以理解，不可思議，但它卻是真實的。 我看到一位作者在一篇文章中寫到：他們那一代人是靠精神生活著，看著他們生活得很苦，但他們很充實。我們這代人是靠物質生活著，看起來很富有很瀟灑，其實很空虛。美好的生活應是精神與物質都富有的社會。我覺得這話頗有哲理。

信仰是精神支柱的核心。部隊是革命的大熔爐，北京衛戍區是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特種部隊。為使乾部戰士都樹有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真誠地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崇高信仰，部隊常年把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當做政治學習的第一要務常抓不懈。連隊還經常開展讀書心得交流和讀書筆記評比檢查，有效地促進了大家讀馬、恩、列、斯、毛原著的深入開展。那時的學習還真不能走形式，真的是在認真學，深刻領會，並在學習中結合自己的思想實際，改進不足和缺點。現在回想起來，這種學習雖帶有機械性和一定的命令色彩，但對提高大家的思想覺悟，統一部隊意志和紀律，提高部隊戰鬥力都有巨大的凝聚作用。如在大的方面，全衛戍區擔負著那麼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安全警衛，那麼多黨和國家機關的警衛，那麼多重要外賓的迎來送往警衛，那麼多使、領館的警衛，多年來都沒有發生大的問題，這與全體警衛戰士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搞好警衛工作密不可分。從小的方面說，我連的戰友們積極爭著上哨，困難工作搶著幹，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在班務會上面對面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怕苦和累，搞好軍事訓練，聽從部隊安排，在部隊一干就是八年義務兵，而每月的津貼僅有幾元、十幾元，最後仍是回鄉務農而無悔無怨。這一切都是那個時代戰士們工作學習的真實寫照。這些都與那個理想年代所樹立的馬列主義世界觀和堅定的革命信仰緊緊相連的，是信仰、信念指導行動使然。可以不誇張地說，那個年代我們最富有的就是精神。

那個年代物資是短缺的，就連部隊的服裝也與那個不富裕的年代相吻合。我剛到部隊時，發的軍服都是棉的，這在都願返璞歸真的現時期人看來，棉軍服是很不錯的，但那時我國做軍服沒有別的衣料，唯有純棉的。棉軍服穿在身上的優點是舒適，不足之處是愛打褶皺，加之春、夏、秋穿尖口布鞋，冬穿虎頭棉鞋，這樣的服裝站在天安門廣場執勤是顯得有點土里土氣，與壯麗的廣場、恢宏的建築不太和諧。但那時沒有一人感到棉軍服土，都認為棉質軍服佩戴上一顆紅五星和兩顆紅領章，是革命軍服的象徵，是官兵平等的象徵，有利於官兵團結，也有利於作戰。我在大街上見過不少國家的軍人或大使館武官穿戴的軍銜制軍服，就連與我國一直友好的朝鮮人民軍軍官穿的軍銜制軍服我也在北京飯店見過。戴著大檐帽、扛著肩章的軍服雖給人以英武之感，但在政治化、革命化的中國還是不適合，不如中國軍服簡明利落。這也是那個時代政治與精神高於一切的思想反映。 1971年下半年，也是我入伍第一年下半年，全軍逐步將單衣、罩衣和大衣用料改為滌棉混紡織物，也就是常說的“的確良”軍服。 “的確良”軍服制出後首先在北京衛戍區部隊試穿，效果很好，這種軍服不但平展，不起褶皺，而且耐磨，大大提高了軍服的質量。有一次，與我同年入伍的一位姓付的戰友正在北京飯店執勤，當時正在北京飯店辦公的軍委常委、大將粟裕走到小付面前，撩起他的衣角，捻了又捻說：這就是“的確良”啊。從老將軍這句意味深長的話語也可看出1971年的我軍換裝也是一件非同尋常的大事。但無論是穿棉軍服還是穿的確良軍服，我們都精神抖擻地站在哨位上。土軍服也要站出軍威，站出國威。

大力開展反腐防腐教育是北京衛戍區各部隊常年開展的一項政治教育。警衛部隊地處鬧市，戰士們又都處於青春期，警衛工作中又都與地方同志接觸，特別是在一些公園和街道等公共場所執勤，常會看到周圍一些談情說愛的青年男女，尤其是到夏季，有些視哨兵為保護神的戀人就在哨位旁邊做著各種親暱的動作。戰士們經常耳濡目染這些戀愛情景，必然會在心中引起這樣或那樣的思想波動。為防患於未然，部隊經常開展學習“南京路上好八連”活動，教育幹部戰士樹立艱苦樸素、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提倡不在外面吃飯，不在外面買襪子穿，堅決貫徹執行戰士不准在當地談戀愛的規定，保持了警衛部隊奮發向上的精神風貌。常年在中山公園某哨位執勤的我營某連某班也因是拒腐蝕永不沾的楷模而受到嘉獎。

大唱革命歌曲是最能提高部隊士氣的一種最有效最有共鳴和合力的政治工作。遇有全營活動的場合，連與連開展拉歌對唱；遇有全連活動的場合，排與排開展拉歌對唱。就連吃飯前、出操、行軍都要大唱革命歌曲。一首首詞意感人旋律雄壯高亢的革命歌曲充溢著戰士們的耳鼓，雖然單調，但卻使軍人士氣高昂，意氣風發。唱響那個理想時代的革命歌曲，陪伴我們走過了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 部隊是理想加激情的工作與生活，各行各業也亦然。僅舉一個小例便可詮釋那時的普通百姓也是把政治、理想、精神放在第一位地進行工作與生活。 1973年上級傳達文件時聽到一個至今難以忘卻的涉外小故事。一天，一位穿著破舊且有油膩工作服的工人師傅下班回家，走到半路，遇到一位不懷好意的西方記者尾追著要拍攝他這“窮困”工人的形象。他靈機一動，走進一家水產店，向賣魚的售貨員說：我今天沒來得急換工作服，一個外國記者要拍我的照，給我國製造負面影響，你趕緊給我兩條魚，打消他的拍攝念頭。售貨員一聽是有關國家形象的大事，立即挑了兩條大魚串在一起給了他。這位工人提著兩條大魚樂呵呵地從水產店走出來，外國記者一看這位工人雖穿得破舊但手中提著兩條大魚，如果拍張照也不能說明中國人窮呀，只好怏怏作罷。見這位記者走了，這位工人返回把魚還給了售貨員。這位工人與售貨員珠聯璧合的演繹，一時在北京被傳為佳話。它深刻反映了那時的中國人處處維護祖國榮譽，不讓任何人玷污偉大祖國的愛國主義情懷。

那個年代，為使人們的唯物史觀純之又純，樹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信仰牢之又牢，確立的共產主義理想堅之又堅，各種思想教育都是經官方審定的教育，所以單調且枯燥。尤其在文藝生活方面，“八大樣板戲”一統天下，雖說這幾部戲唱詞精緻唱腔優美，但如同讓人吃飯只吃一種食物一樣再好吃也會味同嚼蠟。為了改變我國單調乏味的文化生活，七十年代前期，經審查，我國先後從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前蘇聯和匈牙利等社會主義國家翻譯進口了一批外國電影，這些電影的內容大都是反映本國階級鬥爭、打擊外國侵略者、團結合作的集體主義精神等。前蘇聯的《列寧在十月》、《攻克柏林》，朝鮮的《賣花姑娘》，阿爾巴尼亞的《第八個是銅像》，羅馬尼亞的《多瑙河之波》和南斯拉夫的等外國電影都給我留下了鮮明的外域印象，也使我們進一步了解了各國人民打擊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事蹟。那幾年看的最多的外國影片是朝鮮電影，在戰火中熏制出來的朝鮮電影以濃郁的硝煙味、不加掩飾的真情刻畫與寫實主義風格獨樹一幟，它所營造的樸實真摯、毫不造作的情感世界以及突出強化的愛國主義理念暨勵志主題不僅影響與熏陶了幾代朝鮮人，也使中國觀念深受教育與鼓舞。

“滿園春色關不住”。七十年代中期，我國文藝工作者頂著極左思潮的干擾，精心拍攝了《創業》、《閃閃的紅星》、《難忘的戰鬥》、《長征組歌》、《戰洪圖》、《偵察兵》等一大批國產優秀故事片，極大地豐富了我國人民的文化生活。我記得在國防部禮堂看《閃閃的紅星》時，諾大的禮堂，座無虛席，不少人還在通道上站著。看電影時人們那注目的眼神，如飢似渴的表情，彷彿要把電影中的每一幅蒙太奇刻印在腦海中，看到潘冬子媽媽被胡漢三放火燒死的慘烈鏡頭時，不少人被電影中的故事情節深深感染，禁不住流下了同情的淚水。這些優秀影片使觀眾對千千萬萬死難烈士無不產生強烈的敬仰與懷念之情，先輩的艱苦創業精神也無不深深打動著觀眾的心，並產生強烈的共鳴，潛移默化地激勵後人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艱苦奮鬥搞好本職工作。

1975年7月，毛澤東針對“四人幫”阻撓電影《創業》發行放映，在批語中寫到：“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並調整了文藝政策。自此，一些禁演的影片恢復上演。記得我在歷史博物館禮堂觀看了《天山上的紅花》、《武訓傳》、《洪湖赤衛隊》、《清宮秘史》、《山本五十六》、《中途島》、《啊！海軍》、《一雙紅舞鞋》、《冰山上的來客》等一大批被禁演的中外電影。這些長期被禁演的電影恢復上演，使人們視野大開，並從電影中吸取了不同精神營養。我記得就在1975年，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還搞了一次伊朗油畫展。在油畫展入口處，赫然擺著一幅碩大的少女裸體側臥畫，這與幾年前正常的山水鳥獸畫都被視為“黑畫”，並大搞所謂“黑畫展”形成了顯明的對照。如不是我國的文藝政策調整，雖是外國油畫展，但有裸體女人的畫展是斷不能在中國舉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