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現在兩年以前，還是一九四四年春天的時候，剛過了舊曆年不久，在一個落雪的晚上，在日本人政權底下當甲長的江世榮披著他新買的羊皮短襖，獨自輕輕的溜出了他家的大門。風仍舊很刺骨，他縮緊了頭，露著兩個小眼張望著，街上沒一個人影，他悄悄的走到寡婦白銀兒渾名叫白娘娘的門口。門還沒上閂，他輕輕的托開門走了進去。看見西屋裡燈光很明亮，他在院子裡不覺的停住了腳步，聽見骰子清脆的正在一個磁碗裡滴溜滴溜的轉，一個粗暴的男人聲音在吼著：“靠，靠，二三靠呀！”同時一個沙嗓子也在喊：“三變六，三變六，哈……七點，七點！”骰子停了。一陣子喧嘩，接著是數鈔票的聲音，人影在窗子上晃動。這個寡婦不只做著女巫，並且還招攬一些人來賭錢。江世榮急步朝靜悄悄的那寡婦住的上房走去，他立刻聞到一種習慣的他認為特別好聞的氣味從那有著棉門簾的房子裡噴出來。
白銀兒正橫躺在炕上，就著小燈在收拾那些吸煙的家具，看見闖了進來的甲長，忙坐起身來讓座。她接過了那件新羊皮衣，做出一副驚詫的親熱的神情，說：“呵，還在下雪？冷麼？快上炕來暖一暖！你沒有上西屋裡去？天冷，來的人少，就幾個窮鬼在那裡。”
江世榮把帽子也脫了，抹那沾在皮毛上的水，他坐到了暖炕上。白銀兒在炕頭的小灶上端過一把茶壺，滿滿的倒了一杯濃茶，並且會意的說：“讓咱來替你燒一口。”
江世榮就勢躺了下去，卻問道：
“張裕民在西屋裡麼？”
“他剛來一會兒，又不知在哪裡喝了酒。”
“你去，你去把他找來。”他接過了那根細簽子，蘸了點膏子。放到燈火苗上去，白銀兒會意的便走出去了。
當白銀兒再回來的時候，長得很結實的張裕民走在她的前面跨進房來。他敞著棉衣，拿著一頂舊的三塊瓦皮帽，預感著有什麼事要發生，卻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呵！三哥！快上炕，來！咱替你燒一口。”倒是甲長先招呼起來了。張裕民更看出這裡面有講究。
“不，這個東西咱不來，咱抽紙菸。”張裕民跨坐在炕沿上，一個腳盤著，一個腳蹬著，頭靠著牆壁，從懷裡掏出自己的紙菸來，並且順手把白銀兒遞過來的一根煙送回到煙盤裡。
江世榮不得不坐起身，拿過剛剛落到盤子裡的那支煙，在煙燈上接上火，賠著笑臉說：“哈，三哥！咱們都是自己人，咱們什麼不好談……——哈哈，你也來這裡玩，哈哈，這兩天運氣怎麼樣？”
張裕民也就半真半假的笑說道：“這兩天運氣不好，鬧肚子痛，別人都說白大娘的白先生靈驗，咱來找白先生瞧瞧，不知道是真靈假靈，哈……”
炕對面櫃子上正供得有一個紅綢神龕，在朦朧的燈底下，靜靜的垂著簾帷，好像擺出了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氣，白銀兒裝做沒有聽見的樣子，揚著頭伸手從神龕旁邊拿過一支水煙袋，點燃紙媒，靠著櫃子咕嚕咕嚕的抽著水煙。
“說正經話，三哥！咱有件事，要請你幫個忙，幫也得幫，不幫也得幫。”這時甲長把臉拉正了。
“成，你先說吧！”是張裕民爽朗的回答。
江世榮遞了個眼色給白銀兒。等她走出去之後，他才咳了一聲嗽，把最近一件為難的事告訴了張裕民。
打上月他就收到了一封從八路軍那裡寄來的信，這是封很有禮貌的信，但等不到他去報告日本人，八路軍的人就到他家裡來了。這些人年紀不大，可是厲害，一陣軟，一陣硬，說得漂亮，他們說你當甲長也不能全怪你，時勢所逼嘛，不過，你既然是中國人，就應該有良心；咱們也只向你們村上借點糧，數目不多，你要能行，那就好。假如你要喪盡良心，串通日本人來收拾我們，那也行，咱們也不殺你，咱們也只去據點里報告聲你通八路就成，據點裡還有咱們的人呢。江世榮聽了這番話嚇得不成，怕這些人殺他，滿口答應一定交糧，還先寫了個字據，好容易等這群人走了，他才像撿得了一條命似的。可是怎麼辦呢？去報告麼，不行，自己寫了親筆字在人家手裡。不去報告麼，又怕日本人知道了殺頭。他找錢文貴商量，錢文貴說，這是唬人的，不用管。為什麼要怕他？可是八路軍的信又來了，跟著又來過人。他不得不應付他們。可是錢文貴還啃住了他，說他通八路，要去大鄉里說呢，他不得不拿錢送給錢文貴。也不得不收集了幾石小米，幾鬥白面，送給八路軍去。但這差事有誰能辦呀！又要機警，不能讓據點知道；又要膽大，這是去見那殺人放火的八路軍呀！事情要辦得不好，起碼也得坐牢監，誰也怕惹下這是非。他想了好幾天，才想起了張裕民來。張裕民剛剛和李子俊鬧了彆扭，辭了工，手邊正緊得很；這人又膽大心細，能辦這件事，所以他這天特別到白銀兒這裡來找他。當江世榮述說這段歷史的時候，自然把八路軍渲染了一番，說送糧食去也是應該的，是替村子消災少難，要不，八路真的來燒房子殺人怎麼辦。
靜靜的聽著，一聲也沒響，張裕民心裡已經明白了甲長的企圖，而且盤算定主意了。可是他不說，只順著答應：“呵，”“有這麼回事麼？”“是呀！”“唉，”“這真做難呀！”“……”“只有你，三哥！只有你才能辦，你就辛苦一趟吧！缺什麼，都有咱，咱們哥兒們，還能讓你吃虧！”甲長單刀直入的提出了問題。
“嘿……”接過了另一支煙，張裕民搖了一搖頭，說：“不是咱不幫忙，實在咱辦不了這差事，咱是個粗人，一個大字不識，嘴又笨，這送糧食看著不打緊，可是，哈，這就好比兩國相交。不成，不成，村子上能說能行的人多著呢，你點兵點錯啦！要是差個粗活，扛鋤頭，抬木料，拉犁，咱張裕民幫你幾個工倒是不在乎的。哈……”
江世榮又叫白銀兒整了酒菜來，她也坐在旁邊陪客，又幫助恭維他。張裕民心裡怪好笑的，因為他一聽說這差事心裡就很樂意，趁機會去拜訪一下早已聞名的八路英雄，是可以滿足他的年輕人的豪情的。人家都說共產黨什麼殺人放火，他就不信這一套，他一個光桿，什麼也沒有，也不怕，梁山好漢還替天行道咧。但他卻得裝做出不願意去的樣子，他知道江世榮這起人都不是些好傢伙，有了事就會把禍害全推在他身上，並且他想在這個時候落得搭搭架子。江世榮沒有辦法，給了他親筆信，蓋了私章，還給足了路費，並且把張裕民的舅父郭全也找了來，當面立下了保，如果出了事，叫江世榮花錢買人，這樣，張裕民才算勉勉強強的答應了。
當天的晚上，張裕民披了江世榮的新羊皮襖，趕著兩頭大騾子，向南山出發了。第二天的夜晚，他到了一個有四十戶人家的小村，找到了他要找的人。八路軍穿得像普通老百姓一樣，腰上插了桿短槍，露出一角紅綢子。他們待人很和氣，很親熱，很大方。他們說他辛苦了，倒酒給他暖身體，擀麵條給他吃，同他談這樣談那樣。他很注意的看他們，聽他們，他覺得這些人很講義氣。打日本，反漢奸是天經地義啦，他們又打富濟貧，這全對他的勁。他們講平等講義氣，夠朋友的。於是，他就告訴他們一些村上的事，他向他們罵江世榮，說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村上的一個“尖”，要他們多提防他。
這一次的旅行給他很滿意的印象，但他向江世榮卻談得很簡單。掩蔽著他的心情，江世榮就不得不屢次屢次來求他，從此他就和八路混得很熟了。他自從八歲上死了父母，和剛滿周歲的兄弟住到外祖母家去以後，他就從來不知道有什麼親愛一類的事。他成天跟著他舅舅郭全在地裡做活。舅舅是個老實人，像條牛，生活壓在他頭上，只知道受苦，一點也不懂得照顧他。他們的關係，是一同勞動的關係，像犁跟耙一樣。外祖母也無法照顧他，常常背著他兄弟到鄰村去討吃。因為舅舅收得的糧食都交租了，即使是好年成，他們也常常眼看著別人吃肉，吃白面，吃小米，他們是連幾頓正經高粱飯也難吃到的。他就像條小牛似的，只要有草吃也可以茁壯起來。他長到了十七歲，於是他自己立了門戶，他拿自己的工資來養活著他兄弟。那瘦孩子就擔負著撿柴，燒飯等等的事。這一切只使他明白一個道理，窮人就靠著自己幾根窮骨頭過日子，有一天受不了苦啦，倒在哪裡，就算完在哪裡吧。他是一個在暴日寒風中鍛煉大的人，有一把好力氣，有錢的人都願意找他做活，他靠著兩個臂膀也就生活下來了。可是這次他遇到了八路軍，他不覺的在他們的啟示和鼓勵之下同他們講起了過去的生活。這些從來想也不願去想的生活，如今回憶起來，向他們描述的時候，他第一次感覺到難受，感覺到委屈。這是如何的困苦，如何的孤零零，如何的受壓抑和冤屈呵！但他卻得到很多安慰，第一次找到了親人似的，他覺得他們對他是如此的關心，如此的親切。當一個人忽然感到世界上還有人愛他，他是如何的高興，如何的想活躍著自己的生命！他知道有人對他有希望，也就願意自己生活得有意義些，尤其當他明白他的困苦，以及他舅舅和許多人的困苦，都只是由於有錢人當家，來把他們死死壓住的原因。從此張裕民不去白銀兒那裡了。他本來也是最近因為辭了工心裡煩悶才去的。假如他心裡又覺到難受的時候，他就去找朋友，找那些年輕的窮小子，告訴他們他看見的八路軍同志們。他以能認識他們為誇耀，他也學著八路軍同志們去挑動他們對生活的不平：為什麼窮人的命這樣苦，是不是天生的要當一輩子毛驢？在這年的夏季，暖水屯因為他開始有了共產黨員。接著他發展了李昌，和張正國。在這年的冬季他領到了一支橛槍和一支土槍，他們秘密的搞起民兵來了。八路來村子上的次數，也就比較多，有時就去找甲長，江世榮不能不保護他們；有時就住在西頭，民兵會替他們放哨。
但工作並不是很容易就能開展的，村子上有出名的八大尖，老百姓恨這些人，卻又怕這些人。江世榮就是這八大尖裡的一個代表，他因為會巴結他們，他們才要他當甲長，如今已掙到了一份不錯的家私。他借日本人壓榨了老百姓，又藉八路軍來勒索，村子上也許還有比江世榮更陰險的人，但現在只有江世榮最出面。八路同誌曾經幫助過張裕民他們佈置過減租減息，向老百姓宣傳，在背底下他們也贊成，可是不敢出面鬧。直到一九四五年夏天的時候，才發動起一個改選村政權的大會。在一個夜晚，民兵和八路軍的同志們突然封鎖了村子，放了哨，集合了全村的老百姓在學校裡開大會。老百姓看見江世榮被綁著，便膽大了，又因為是黑夜，認不清面孔，他們就敢在人群中說話。他們第一次吐出了怨恨，他們伸出了拳頭。江世榮被打倒了，他們選了趙得祿，趙得祿是個窮人，能幹，能應付日本人，趙得祿自己原來怕當村長，怕村子上的舊勢力來搞他，但看見那麼多人舉他的手，他又高興被選上。他當了村長，他就在八路軍的區幹部的幫助之下，和張裕民幾人商量著應付了日本人，日本鬼子一點也不知道這村子上的情況，還滿相信他。村子上的幾個有錢有勢的人，也被他們分別看待，團結他們，也孤立、分化、威嚇住他們，就連許有武、錢文貴他們一時也沒想出什麼好辦法來，從此暖水屯的老百姓當了權。不久，就是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蘇聯出兵東北，日本投降了，抗聯會主任張裕民在村子里便公開的成了負責的人。他領導了兩次清算復仇，窮人們有事便來找他，大家都高興的說：“他可露臉了，他給八路軍教成了一個能干人。”有些人心裡瞧不起他，誰還不看著這窮孩子長大的呢，想跟他過不去，可是見了他倒更湊上來叫“三哥”，為什麼是“三哥”，連他自己都不明白這來歷。也許因為他伯父有過兩個兒子，但他伯父和他叔伯兄弟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逃荒到口外去了。一直也沒有回來，也沒有過音訊。在過去也很少有人叫他三哥，除了有人要找他做活，或者他的賭友在他贏了錢的時候，但現在這稱呼似乎很自然和很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