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室那邊的結果很快就來了，問丁乙什麼時候可以過去做術前準備。
她是個急性子，很想知道這個手術到底是怎麼回事，就回答說什麼時間她都能到場，於是那邊給她定了第二天下午一點。
她按時去了手術室那邊，一個年輕的拉丁美洲女人接待了她，但並沒像她期待的那樣，告訴她手術怎麼個做法，也沒領她觀摩一下手術室，而是讓她坐在一間辦公室裡，囉囉嗦嗦地問她的姓名年齡家庭住址父母親屬祖宗三代，邊問邊往電腦裡輸，把她問得氣不打一處來：“我第一次到你們醫院看病就填過這些信息了，你們電腦裡沒這些東西嗎？”
“應該有，但我現在沒調出來。”
“你怎麼不調出來呢？”
“我可以調出來，但我還會問這些問題，因為我需要核實，這是程序。”
她覺得好笑，你核實什麼？難道你怕有人會發神經，冒充我來讓醫生把宮頸切掉？
但她知道美國人是很重視程序的，重視到教條主義的地步，她不想跟醫院鬧彆扭，只好耐著性子，陪著那人囉裡囉嗦。
囉嗦了一陣，那人拿出一個小冊子和幾張表格，讓她自己先看一下，再決定簽不簽字。
她看到表格上有遺囑的字樣，不由得感到很悲傷，自己可真是一窮二白啊，一點遺產都沒有，如果她這次手術死了，就徹底完蛋了，一分錢都不能給女兒留下。她希望她能熬過這一關，不至於死在手術台上，也不至於是癌症，最好能拿到J州那個工作，那樣她可以在有生之年掙一點錢留給女兒。
但她往下看了幾句，就差點嚇死，那都是些啥玩意兒啊！完全像安排後事一樣，淨是“如果你失去知覺和說話能力，誰替你決定如何進行搶救”，“如果你成為植物人，誰決定是否要繼續維持你的生命”之類的雷人語句。
還有非常恐怖的“安慰”：你不必簽署這個文件，即便你不簽署，我們也會盡力搶救，但我們對你實施的搶救，可能並不是你想要的，也可能是保險公司不賠的，所以請你慎重考慮，事先指定代理人，替你做決定，等等。
她驚慌地問：“我這個手術很危險嗎？”
“任何手術都有風險。”
“怎麼Z醫生說只是一個門診手術呢？”
“門診手術就沒風險了？”
“為什麼門診手術還需要全麻？”
“我們不知道，醫生說全麻我們就全麻。”
“全麻很危險嗎？”
“麻醉都有風險。”
“什麼風險？有沒有麻過去之後再也醒不來的？”
“當然有。”
她嚇昏了，打探道：“那我非得做這個手術不可嗎？”
“既然你不知道該不該做這個手術，我們就不要做這個術前準備了，別浪費我的時間。”
她煩了：“你這什麼態度？我只是問一下，又沒說不做手術，你怎麼可以決定不給我做術前準備？”
那人也煩了：“你現在情緒非常糟糕，我們這個術前準備進行不下去了。”
“那就把你的上司找來！”
這是她在美國學到的絕招，如果遇到不講理的僱員，最管用的就是“把你的上司找來”，十個有八個僱員聽到這句話，態度就會軟下來。
但這個僱員顯然不是那八個里面的，不但沒軟下來，還把她扔在那裡，自己走出房間，消失不見了。
她差點跑掉，剛走到門邊，一個中年女人把她攔住了：“對不起，對不起，我來給你解釋一下：是這樣的，這個遺囑只是一種程序，不管大手術小手術，都要搞這一套的，主要是以防萬一，把該說的都說在前面，免得以後打官司。你不想簽，就不用簽。你也不必擔心你的手術，宮頸錐切術只是一個很小的手術，當天就可以回家，休息一兩天就可以上班。”
她估計這人就是領導，看人家的涵養，就是不同，說話就是得人心，一下就讓她平靜下來。
她最終沒簽那個遺囑，覺得簽了沒好處，如果到了神智不清的地步，誰來決定如何搶救都沒太大的區別，可能讓醫院決定還好過讓丈夫決定，他為了省錢，或者為了早日跟情人團聚，說不定早早地就叫醫院把她的氧氣拔掉了。
她把手術的事告訴了姐姐，姐姐說：“我可以過來照顧你幾天。”
“不用了，你有兩個孩子要照顧，走不開，再說，我這也不是什麼大手術，只是門診手術。”
“但是總需要人接送你吧？”
“我叫丁丁她爸接送。”
“他有時間嗎？”
“他答應了的。”
“你斟酌一下，如果需要我過來幫忙，告訴我一聲就行。”
其實她心裡非常希望姐姐過來陪陪她，丁丁還小，丈夫又這麼木杵杵的，同學靠不上，朋友也都很忙，她連個談心的人都沒有。但她想到姐姐要上班，又離得這麼遠，還拖著兩個孩子，飛過來照顧她太勞累，還是她自己一個人硬挺吧。
她又給韓國人打了個電話，主要是問問麻醉有哪些風險。
韓國人說：“你這個手術麻醉時間很短，沒什麼風險。你聽誰說麻醉有很大風險？”
她把自己跟那個拉丁美洲人的不愉快說了一下，韓國人馬上說：“你應該投訴她！”
“算了吧，過都過去了。”
“過去了也要投訴！”
“我投訴她，醫院不把她炒掉了？”
“炒掉不炒掉，那是醫院的事。但你受到這樣野蠻的對待，一定得投訴。”
“我看她那樣子和口音，不像是美國人，說不定是拉丁美洲人，也許連正式身份都沒有。如果我投訴她，她說不定會被醫院趕回去。”
“那怪誰呢？只能怪她自己。你一定要投訴她，不光是為你自己出氣，也是防範她今後這樣對待別人。如果你不敢投訴，可以把她的名字告訴我，我去投訴。”
“我根本沒注意她叫什麼名字。”
“沒關係，我能查出來。”
她勸了韓國人幾句，但沒勸下來，也就不想再多說了。如果那個拉丁美洲人因為韓國人的投訴吃點苦頭，那也是自討的。
手術那天，如果不是她再次提醒丈夫，他肯定忘記了。她送了孩子回來，在廚房逮住了他，他正在往午餐盒裡裝飯菜。
她說：“今天還帶飯？”
“怎麼不帶？”
“我今天中午不是要做手術嗎？”
他懊惱地說：“我都忘了這事了，也沒安排一下。”
她生氣地說：“那你去上班吧，我自己開車去醫院，你記得去接丁丁放學，等醫院打電話給你的時候，你再開車過來接我。”
他如釋重負：“那就這樣吧。”
“我把車開到醫院去，回來時你接我，那我的車不就留在醫院了嗎？”
他不假思索地說：“那就叫小溫幫忙開回來吧。”
她一聽“小溫”二字就煩，如果他是叫韓國人或者法國人幫忙，她肯定就答應了。但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小溫，讓她非常生氣。早就叫他別跟小溫走太近，他都當成了耳邊風，一有事第一個就想到小溫頭上去了。
如果叫小溫把她的車開回來，那就意味著他得把小溫載到醫院去，車開回她家之後，他又得把小溫送回實驗室。哼，她的HPV說不定就是從小溫那里傳來的，她可不想看到小溫，更不想給他們兩人單獨在一起的機會，於是斬釘截鐵地說：“不行，還是你開車送我去醫院。”
他沒反對，只說：“現在還早，我先去上班，過會回來送你。”
十一點的時候，他還沒回來，她往他實驗室打了個電話，照例是小溫接的，熟人熟路地說：“是叫老闆送你去醫院吧？我去叫他。”
她氣得兩眼發綠，這個大嘴巴，又把什麼都告訴實驗室的人了，難道以為這個手術是個什麼光彩事，值得拿到實驗室去廣播？
丈夫來接電話了，很無辜地問：“餵？”
她提醒說：“十一點了，你還不回來？”
“你不是說十二點手術嗎？”
“是十二點手術，但你開回來不要時間？開去醫院不要時間？”
“哦，我馬上就回。”
她把東西都收拾好了，到一樓等他。他的車一開到門前，她就提著包出去，鎖上家門，上了他的車，緊趕慢趕，總算沒遲到。
車開到醫院門前，他連車都沒準備下，以為把她扔在醫院門口就完事了，她氣得要命，呵斥說：“你不跟我進去？”
“我沒地方泊車。”
“這裡有代客泊車，你沒看見？”
醫院裡代人泊車的小伙子已經走到車跟前來了，她指揮說：“把車停好，人出來就行了。”
他傻乎乎地下了車，小伙子給了他一個牌子，她招呼說：“好了，走吧，他會替我們泊車的，你待會出來，就憑這個牌子取車，他會把車開到這裡來還給你。”
“哦，這麼好啊！”
“我們進去吧。”
“我也需要進去？”
“你是負責接我的人，你得在醫院的表格上簽字的。”
他訕訕地跟著她走進手術大樓，她先到前台去登記，又填了一些表格，簽了好些個字，其中有一張需要陪伴人員簽字。可能是那堆表格唬住了他，他有點緊張地問：“手術很大呀？”
“我不知道，反正是全麻。”
“幹嗎要全麻？”
“你這個做醫生的都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
他最見不得有人懷疑他的醫術了，一聽這話就顯出惱羞成怒的樣子，但沒發作，只拿著他那張表格認真地看，好像怕簽成了賣身契似的。
她的手機鈴聲響了，她拿起一聽，是她導師打來的：“預祝你手術順利，需要人幫忙的話，隨時給我打電話。”
她心頭一熱，鼻子發酸，連聲感謝。
丈夫問：“誰呀？”
“我導師。”
“他這時候打電話給你幹嗎？”
“不干嗎，預祝我手術順利。”
他狐疑地看著她：“不是你導師，是色教授吧？”
“色教授根本不知道我動手術的事！”
“他怎麼會不知道？”
“他是我什麼人？我幹嗎要告訴他？你以為人家都跟你一樣，什麼事都拿到全世界去廣播？”
“那你導師怎麼知道？”
“因為我每星期跟他有會面，我得向他請假。哼，你別的不關心，這些事你倒挺上心的哈？”
“我不想被人給我戴上綠帽子。”
“你還是多管管你自己吧！”
辦完手續，前台人員很熱心地介紹說：“陪伴人員也可以跟進去的，裡面有地方等候。”
她知道他不會願意在手術室外等幾個小時，便問：“他可以在外面等嗎？”
“可以，我們到時候會打電話讓他來接你。”
她放了他的生：“你去實驗室吧，待會他們會打電話給你。記得接丁丁。”
他好像不太好意思走掉，她又說了一遍，他咕嚕了一句“反正我在這裡也沒什麼用”，就理直氣壯地離去了。
她在等候區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姐姐也打電話來了，她嘴裡講著電話，眼睛卻盯著對面一對老夫婦，十指緊扣地坐在那裡，不知道是兩人中的哪一個動手術，看得她差點落下淚來，人家這才是同甘苦共患難的夫妻，只要有這麼一雙手可以讓你緊握，什麼樣的手術都不可怕，因為你在這個世界上就有了依靠，就不孤獨。想想她自己，真像一葉孤舟，一切都靠自己，連做手術都是單槍匹馬。
如果不是有姐姐、導師、韓國人的關心，她真不知道自己怎麼熬過這一切。
她很快就被叫進了手術區，但還不是手術室，只是做準備性工作的地方，一個用簾子隔開的小房間，正前面的簾子沒拉上，她能看見路過的醫生護士。
一個護士走過來，做了自我介紹，核實了她的身份，就給她手腕上戴了個紙手鐲，上面印著她的姓名和手術名，發給她一雙針織鞋，像襪子一樣，但腳底有橡膠樣的東西，貌似鞋底，腳尖上還印著一個娃娃頭。她想女兒一定會很喜歡這鞋，有點捨不得穿，想留給女兒，但沒好意思表現得這麼貪財，還是換上了。
護士給她一件寬鬆長袍，讓她去洗手間換上。她去了洗手間，脫個精光，穿上長袍，回到她的小房間。
然後是川流不息地問問題，填表格，不過不是她填，而是護士們填。僅僅是核實她的身份，就搞了不下五次，每個人一來就是先核實身份，還要問她做什麼手術，好像總怕哪個神經病會代替她來承受這個手術一樣。
這套程序走完了，護士給她打上靜脈注射。
過了一會，一個很帥的麻醉師來了，又是提問、核實身份之類，還跟她很友好地聊了一會天。她以為這就是那個將要麻翻她的人，但她搞錯了，這個還不是，就問了一通問題，沒給她上麻藥，就消失不見了。
然後是Z醫生登場，背得大包小包的，不像是個即將進手術室的醫生，倒像個拖兒帶女上公園的老媽。 Z醫生沒核實她的身份，只給她開了一個單子，上面有下次見面的日期，還有一兩種止痛藥，以及術後需注意的事項，然後也消失不見了。
Z醫生走後，又一帥哥登場了，比剛才那個麻醉師年輕，自稱是麻醉助理。她不明白為什麼搞麻醉的都長得這麼帥，難道全麻不是用麻藥，而是用帥哥的微笑？
麻醉帥哥也核實了一遍她的身份，還問了她知不知道自己做什麼手術，她都答對了，帥哥才拿出一個針管，告訴她：“我現在要開始往你的靜脈注射液裡加麻醉藥了。”
她只看見帥哥扎針，但還沒看到帥哥拔針，就被麻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