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十四章

整整差30秒鐘到10點的時候，地方檢察官漢米爾頓·伯格大步地走進了審判室，他敷衍地向佩里·梅森點點頭，在他的副手唐納德·卡森的身旁坐了下來。 幾秒鐘以後，卡爾頓·貝頓法官在法官席上就了位。法庭在呼喚下有了秩序，那位法官抬頭看著地方檢察官伯格。 “有什麼您需要的嗎，伯格先生？”他問道。 伯格站起身來：“不需要，法官大人。我不過是參與調查公訴阿倫·費里斯案件。” 貝頓法官禁不住露出了驚奇的表情：“我恐怕我不明白，地方檢察官先生。這是一個就要結束的慣例的預審會。今天上午只有幾分鐘的證詞了。” “然而，”伯格說，“我在參與調查本案。我可以向法庭說，我認為今天上午會有一些進展，那會改變本案的整個局面。自從法庭休會，發生了一件事，我的部門認為，那件事需要進行最徹底的調查，而且考慮到我可能被召來對那件事採取行動這一事實，我希望親自進行那一調查。”

貝頓法官顯然是十分莫明其妙，他說道：“很好。我們將繼續本案。現在，就我所知，檢察官先生，本案已經繼續到這一點了，即檢方和辯方開始對萊昂斯警官進行提問。 “彼得·萊昂斯現在在這兒，我現在請他上證人席——過來宣誓吧，萊昂斯先生。” 彼得·萊昂斯30出頭，高顴骨，平頭，嘴唇的輪廓顯露出堅決果斷。他走上前來，舉起手，宣過誓，在證人席上就了位。 唐納德·卡森說：“萊昂斯先生，你是大都會警察部隊的一名警官。你在本月5日的晚上值勤，你有理由在那輛登記在洛林·拉蒙特——他現在已經死去了——名下的汽車上貼上了違章停車罰款單。梅森先生現在就此事對你進行提問。” 梅森站起身，向證人走過去：“萊昂斯先生，你在大約什麼時間在拉蒙特的汽車上貼上了違章停車罰款單？”

“根據我的報告，大約9點鐘。” “那輛車停放在什麼地方？” “就在安迪科特路9612號那座公寓樓附近的消防龍頭前面。” “你什麼時候上崗的？” “5點鐘。” “你所駕駛的巡邏車上配備有無線電嗎？” “是的。” “通常你注意違章停車的事嗎？” “有時，但是……嗯，是的。在我們可能稱之為公然違章的情況下，我們就發出一張罰款單。例如，如果一輛車停放在一個消防龍頭前面很長時間，或者也許它停放在一個車道前面，我們就貼上一張罰款單，爾後要特別注意在隨後的半小時左右時間內回來查看，如果那輛車仍然在那兒的話，我們就用無線電和調度聯繫，叫一輛拖車來把它拖走。” “你的轄區包括拉蒙特的汽車停放的區域吧？”

“對，當然了。” “而你自從下午5點就一直在那個地區巡邏嗎？” “是的，先生。” “你平均一小時一次從安迪科特路的這個地址旁經過嗎？” “至於這一點，很難說。有時我們走安迪科特路，有時走另一條路。我們是在那個地區巡邏。” “但是，從你上崗的5點，到大約9點鐘，你在拉蒙特的車上貼上罰款單，你確實開車在安迪科特路走過幾次吧？” “是的。” “在那段時間裡，在那幾次巡邏中的任何一次中，你注意到拉蒙特的汽車停放在那個消防龍頭前了嗎？” “當然，”萊昂斯說著，在證人席上變換著姿勢，“我們主要注意的是違章停車，梅森先生。因此，我不會絕對肯定……” “那不是我的問題，”梅森說，“我問你，在你往拉蒙特的車上貼上罰款單以前的時間，你是否注意到它停放在消防龍頭前面了。”

“沒有，先生，我沒有。” “你第一次注意到它停放在消防龍頭前，就發出了一張罰款單嗎？” “是的，先生。” “我說，你們為什麼對於那一地區的違章停放的汽車特別注意呢？” “有一些關於違章停車的投訴，而……嗯，是的，我們得到了指令，對於違章停放的汽車多加註意。那個地區正在大力製止違章停車。” “那麼，在5日晚上9點以前，在你駕車在安迪科特路巡邏的所有那些次之中，你一直對於違章停放的汽車很警覺嗎？” 那位證人猶豫了幾秒鐘，爾後說：“是的。” “你記得你那天晚上由於違章停車另外在幾輛車上貼了罰款單嗎？” “我認為有兩輛。” “除去拉蒙特的汽車？” “是的。”

“餵，你說那一地區在違章停車方面存在一個問題嗎？” “是的。” “你知道那一問題的性質嗎？” “在三個街區內有三座公寓樓。它們相當大，沒有車庫。在一座公寓樓附近有一個大空場，被用作停車場。至於另外兩座樓，汽車就沿街停放，在晚上六七點以後，違章停車的問題就變得非常尖銳了，許多車違章停放著，於是我們接到許多投訴。” “你是指停在消防龍頭前嗎？” “那些汽車中有一些是停放在消防龍頭前面。然而，大多數投訴是因為車道被擋的。一些投訴是那些車主發出的，他們的車停放在停車場，但另一輛車的停放使他們的車無法活動。有許多的投訴，於是命令我們努力去清理一下那種局面。” “在9點以後，你值勤到多晚？”

“午夜。” “9點以後你有幾次從那個地區開車經過嗎？” “是的。” “拉蒙特的汽車仍然停放在那個消防龍頭前面嗎？” “我不知道。” “你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親眼見到它，雖然我設想……” “不要管你設想的事，”梅森打斷了他，“我們來談談你能確定的事吧。” “是，先生。” “你知道拉蒙特的汽車從9點到午夜那段時間停放在那個消防龍頭前面嗎？” “我不知道，不，先生。” “你知道它沒有停放在那兒嗎？” 那位證人猶豫了。 “是，還是不是？”梅森說。 萊昂斯搔搔頭皮，終於脫口說出：“我不認為它停放在那兒。” “你沒有把握？” “不，我有把握——就是說，我差不多可以肯定這一點。”

“是什麼使你有把握的？” “我在快到11點的時候開車經過，我記得，就在進行那次巡邏之前，我打定了主意，如果我貼了罰款單的那幾輛車沒有開走的話，我就打電話叫來一輛拖車，在我下崗以前讓人把它們拖走。” “於是你當時尋找了拉蒙特的汽車？” “我說，梅森先生，我想絕對公平。我記得我打定了主意，如果我看到在我貼了罰款單之後這幾輛車仍然違章停放的話，我就打電話叫一輛拖車來。” “而你沒有看見拉蒙特的車違章停放著嗎？” “沒有。” “你去看它是否還在那兒了嗎？” “坦率地說，梅森先生，我忘記那些事的確切順序了。我知道，差不多在我們到達安迪科特路的那個地址時，來了一個報告，說在我的轄區的另一端有個小偷，於是我們飛速應付那個呼叫去了。我說，我不知道是那個電話先來的，還是我們先經過拉蒙特停車的地點的。當然，如果那個電話是先來的，那麼存在著一種可能性，就是我對違章停車的問題就不會那麼警覺了。我現在正努力想回憶起發生了的某些事情。當時，正在發生的事情沒有什麼特別反常的。因此，這不過是一個在過了一段時間後努力回憶起例行事務的問題。對不起，我無法更為明確了。我已經努力做到公正了。我和地方副檢察官與我的上司們討論過這件事。我已經查了我的記錄。我已經盡了我的力，我很遺憾，這是我能做出的最明確的回答了。然而，我經過考慮得出的看法是，在大約11點的時候，拉蒙特的汽車已經開走了，不再在那個消防龍頭前面了。”

“那是你的最佳判斷嗎？” “那是我的最佳判斷。” “我說，”梅森說，“有關另外兩輛由於違章停車你被貼上罰款單的汽車，你能告訴我們什麼呢？” 萊昂斯做了一個舉起雙手的姿勢。 “什麼也沒有，”他說。 “我知道的只是，我由於違章停車發出了罰款單，而且把它們貼了上去，都是按常規的程序做的。那幾輛車在我做出最後的檢查之前都開走了。因此，我現在無法告訴您多少有關它們的情況。我沒有任何理由記住它們或是重新喚起我關於它們的記憶。” “你知道它們停放在什麼地方，或是那一違章的性質嗎？” “我記得其中一輛停放在一個消防龍頭前面，但我認為另一輛停放的地方有一些擋住了一條車道。我無法很確切……不，等一下。有一輛車是雙行停車。我現在記起來了，那車的馬達還轉著，車燈也開著。顯然，那個司機不過是下去一下。我等了——噢，也許有30秒鐘吧，而他沒有露面，於是我就在車上貼了罰款單。”

“爾後呢？” “我把車開到街角，停了車等待著，從我的後視鏡裡看，看那輛雙行停車的車是不是很快會開走。它開走了，於是我就沒再注意它。” “你拐過街角，繼續你的巡邏了？” “是的。” 梅森說：“如果不是拉蒙特的汽車的車主在你給那輛車貼上違章罰款單那天遭到謀殺那一事實，如果不是在你下崗後上崗的你的兄弟警官們使你確信，那輛汽車整夜都違章停放在你給它貼上違章罰款單那個地點，你是不至於對那一點有任何疑問的，即那輛車在你下崗之前被開走了。對吧？” “我認為是的。”萊昂斯說。 “而你現在的最佳判斷是，那輛車是在9點到11點之間被開走的？”那個證人又變換了一下姿勢：“我認為我無法告訴您更多的東西了，梅森先生。”

“謝謝，”梅森說，“沒別的了。” “我沒有問題再進行提問了。”唐納德·卡森說。 “這個公訴案是否就結束了？”貝頓法官問。 漢米爾頓·伯格站起身來。 “法官大人，”他說，“不是。一件使我憂慮的事情出現了，我不僅是作為一個檢察官，而且是作為從事司法行業的一員而憂慮。一件事發生了，我認為必須對其進行詳盡的調查。我認為，有人已經試圖在本案中偽造證據了，於是我認為，那些事情應該經過充分的確證，應該採取適當的措施。我想在這個預審會上準備一項記錄。這樣，如果證人中有人迅速神秘地離開這個國家，在上級法院進行審訊時無法找到他的話，根據刑法第686條中的條款，我就可以讀出那些證人的證詞，將它們記錄在案。” “在這種情況下，這難道不是一種相當不同尋常的程序嗎？”貝頓法官問。 “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案子，法官大人，而且這是這樣一個案子，我想在其中準備一項記錄，那既能根據第686條的條款予以使用，也可以用於控告的目的。” “很好，”貝頓法官說，“做吧。” “我想把特拉格警官重新召到證人席上。”卡森說。 特拉格警官顯然已對他要扮演的角色進行了小心的排練，他生氣勃勃地走上前來。 “你已經宣過誓了，”貝頓法官對這個證人說，“開始吧，檢察官先生。” “把你的注意力轉向昨天晚上，”卡森問道，“你是否去了一個叫麥吉·埃爾伍德所居住的那座公寓樓？聖莫尼卡的凱爾星頓公寓樓？” “是的，先生。” “我說，在那以前，你是否採取了措施，對於在此之前被做過辨認標誌的那件衣服，就是上面有裂口的那條裙子，進行了辨認呢？” “是的，先生。” “你做了什麼？” “我確定了那件衣服被售出的那家商店。我發現它是從聖莫尼卡的一家商店賣出的。我根據那件衣服上的洗衣店的代碼進行追查，發現那個號碼是對一個叫麥吉·埃爾伍德，住在聖莫尼卡的凱爾星頓公寓樓的人發出的。我可以順便提一句吧，當我們拘捕本案被告時，她正和麥吉·埃爾伍德一起住在這座公寓裡；就是說，她說她正在那兒作客，但實際上，當時她正和麥吉·埃爾伍德一起住在那兒。” “那麼你昨天下午做了什麼？”卡森問。 “在下午的晚些時候，我猜大約5點鐘的時候吧，我到凱爾星頓公寓樓調查去了。” “你是獨自一人嗎？” “不是，先生。” “誰和你在一起？” “喬治·艾伯特先生。” “艾伯特以前曾經是本案的一個證人吧？” “是的，先生。” “你們做了什麼？” “艾伯特先生向我指出……” “不要管任何沒有當著被告說出的話，”卡森打斷了他，“那些會是道聽途說。” “我明白，”特拉格警官說，“我只不過想說一件順帶的事。無論如何，我很明白這一要點，我將只局限於發生的事情。” “而確實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去了凱爾星頓公寓樓。我們決定，到車庫裡看一看。” “你是指和寓所一起租給麥吉·埃爾伍德的車庫嗎？” “對。那座公寓樓有一個車道，通向後面一個相當大的地區。這個地區是正方形的，那個正方形的三條邊都被車庫佔據了。每一個車庫都標著與之相應的寓所的號碼，而且車庫上有名字。” “你們去了標有麥吉·埃爾伍德的名字的車庫嗎？” “是的，先生。” “你們做了什麼？” “當時艾伯特先生開著車。我們停在了那個車庫的前面。艾伯特先生下了車，試著拉了拉車庫的門，想看它是不是鎖著。” “它鎖著嗎？” “沒有，先生。” “於是艾伯特先生打開了車庫的門？” “是的。” “你們在車庫裡發現了什麼？” “我們在車庫裡發現了一輛汽車，一輛登記在佩里·梅森，就是被告的律師名下的汽車。我們發現佩里·梅森先生和他的秘書德拉·斯特里特在車庫裡。他們當時不在車裡。” “你們問他們正在那裡面做什麼了嗎？” “艾伯特先生指責他們安置證據。” “而梅森先生說了什麼呢，如果他說了什麼的話。” “抗議，如果法庭同意的話。”梅森說，“這是道聽途說。這番會話不是當著被告的面進行的。它沒有法律資格，與本案不相關，無關緊要。” “如果法庭同意的話，”卡森說，“梅森先生是被告的認可代理人。這一指控是當著他的面做出的，他的聲明是對那一指控做出的回答。” 貝頓法官皺起眉，而後搖搖頭：“也許是被告的律師輕率行事，也許是他行事不明智，但是本庭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使這一番當著被告的律師進行，但被告全然不知的談話，對她具有約束力。抗議成立。” “很好。你們做什麼了？”卡森問道。 “噢，”特拉格說，“我們先擺脫了梅森先生和德拉·斯特里特，然後我們在那個車庫里工作起來。” “做什麼？” “對它進行搜查。” “找什麼？” “找可能被留在那兒的任何證據——被任何人留下的。” “你們找到什麼了？” “我們找到了一雙沾上泥污的鞋。我們找到了一條上面有一處開線的褲子。” “你們知道這些東西歸誰所有嗎？” “現在我知道。當時我不知道。” “你做了調查？” “是的。” “拿那雙鞋為例吧，警官。關於它你做了什麼呢？” “我給那家工廠打了電報，詢問了在洛杉磯地區銷售那些鞋的商店的名稱。我要聲明一下，那是一雙很高級很昂貴的鞋。在洛杉磯有5家商店銷售那種鞋。我終於搞到了那個買主的姓名。” “那個買主是誰？” “請等一下，”梅森說，“很顯然，那是傳聞證據。他在以一個店主告訴他的話為依據。” 貝頓法官說：“很顯然，它需要傳聞證據。” 卡森繼續說：“那幾個商店中的一個的店主聲明，洛林·拉蒙特是他的一個常客，洛林·拉蒙特經常購買這種類型和做工的鞋，而且，這雙鞋是他的尺碼。就是說，那雙鞋是洛林·拉蒙特購買和穿的尺碼。” “那是事實嗎？”梅森問。 “那是事實。” “我這樣做出規定。” “你願意做出規定，洛林·拉蒙特先生的裁縫辨明了，那條褲子是他為洛林·拉蒙特先生做的一套質地一模一樣的套裝的一部分，褲腰上的商標提供了辨認的依據，而且那個裁縫辨明了，這條褲子是他在洛林·拉蒙特生前為他所做的嗎。” “那是事實吧？”梅森問。 “那是事實。” “我這樣做出規定，即那個裁縫會做出這樣的供詞，條件是，如果我想那樣的話，我隨時有進行提問的權力。我只是對這兩位先生會在直接提問時做出的供詞做出規定。” “很好，”卡森說，並向特拉格警官轉過身去。 “這些東西是在哪兒發現的，特拉格警官？” “在我們發現佩里·梅森和他的秘書的那個車庫裡的一個上了鎖的淺口皮箱中。” “你可以進行提問了。”卡森對梅森說。 “你聲稱，”梅森說，“你們當時在尋找可能被任何人安置的證據，而且，根據我對你作證時的態度的注意，你在說被任何人這兩個詞之前，有一種相當意味深長的停頓，爾後你強調了那兩個詞。” “那可能是正確的。”特拉格警官說。 “當你說被任何人的時候，我想你的意思和你說的話一樣吧？” “完全一樣。” “那一證據可能是由我安置的吧？” “肯定是可能。” “而且那一證據可能是由本案的被告安置的吧？” “可能，雖然當時她在監獄裡，而……嗯，她是可能的，沒錯兒。” “而且那件證據可能是由麥吉·埃爾伍德安排的吧？” 特拉格警官猶豫著，爾後說：“我想是可能的。” “謝謝，”梅森說，“沒別的了。沒有問題了。” “我說，如果法庭同意的話，”卡森說，“我們正在想盡一切辦法和麥吉·埃爾伍德取得聯繫。看上去找到她很困難。無論如何，關於由特拉格警官辨明歸麥吉·埃爾伍德所有的那條裙子，我想傳喚伯薩·安德森上證人席。” 伯薩·安德森走上前來，宣了誓。梅森認出了她，她是聖莫尼卡那座公寓樓的管理人。 “您的職業是什麼？”卡森問。 “我是聖莫尼卡的凱爾星頓公寓樓的管理人。” “您認識麥吉·埃爾伍德嗎？” “認識。” “她是住在那兒嗎？” “是的。” “您認識佩里·梅森先生嗎？” “認識。我見過他。” “您是什麼時候見到他的？” “我是昨天下午見到他的。” “您和梅森先生說話了嗎？” “說了。” “是有關麥吉·埃爾伍德的寓所的事嗎？” “是的。” “梅森先生是否問他能否進那個寓所了？您是否能用萬能鑰匙讓他進去？” “抗議，如果法庭同意的話，”梅森說，“根據是，這個問題沒有法律資格，與本案不相關，而且無關緊要，它在進行誘導和提示，而且，根據以下一點做出進一步抗議，即這位檢察官很清楚法庭關於我沒有被告在場做出的談話所定的規矩，故意通過這個引導性的問題來使法庭抱有偏見，造成對被告的案子不利的影響。” “抗議成立，”貝頓法官說，“檢察官受到警告。事實上，我想說檢察官先生，我認為這一問題的性質是在你那一方構成一種試圖，來使本庭的規矩失效。本庭已做出裁定，至少是暫時地裁定，梅森先生沒有當著被告的面可能說出或做出的任何話任何事，都不能對被告具有約束力。” “他是她的法律代理人。他正在代表她採取行動。”卡森氣憤地說。 “那一點本庭明白，卡森先生，但本庭已做出了裁定。你很熟悉法庭的規矩。” 漢米爾頓·伯格笨重地站起身來：“如果法庭同意的話，我可以發言嗎？” “你可以發言，伯格先生。” “我們想聲明，”伯格說，“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可以這麼說吧，它是突然發生的。我們還沒有時間去向權威當局進行查詢，但是我想對法庭說，我感到，我們肯定能找到做出如下指示的權威當局，即只要被告由佩里·梅森先生擔任代理人，只要他是她的經合法委派的代理人和律師，那麼，他代表她所做的事情就對她具有約束力。再者，我感到，我們應該有機會來展示這些事情，這樣，根據代理權原則，我們將迫使被告或者認可她的代理人的行為，或者採取措施來否認那些行為。” “本庭已做出裁定。本庭的立場是，佩里·梅森沒有當著被告的面做出的所有行為和談話對被告沒有約束力。現在，本庭在這件事上可能是錯誤的，如果你有任何你想提出的權威機關的話，本庭將很高興地對它們予以考慮。然而，與此同時，本庭會打算採取那一立場，即你們只能展示被告的行為，只能展示當著被告的面做出的談話。否則它們就是傳聞。” “但是，如果法庭同意的話，”漢米爾頓·伯格說，“這兒有一個很清楚的案子，如果我可以坦率地說的話，在本案中，對本案的爭端極為至關重要的證據被人安置在了凱爾星頓公寓樓的車庫裡。作為被告律師的梅森先生在那個車庫裡被當場捉住了。這至少說是一種合法合理的推測，即唯一一個能把那些衣服給他的人是本案被告。” “那是從檢方的觀點看那件事，”貝頓法官厲聲說，“另一方面，你們還沒有對那一可能性予以否定，即那些衣服是由最符合邏輯的人，由租用了那個車庫的麥吉·埃爾伍德放在那裡的。” “但是她可能從哪兒搞到那些衣物的呢？”漢米爾頓·伯格問。 “她在謀殺發生那天並沒有到那個別墅去。她……” “檢察官怎麼知道她沒去？”梅森打斷了他。 漢米爾頓·伯格氣憤得漲紅了臉。 “我不願意被人打斷。”他說。 “本庭會很願意你不被打斷，”貝頓法官說，“但是，既然已經打斷了，我要說，辯方律師提出的那個問題也是本庭打算問的問題。你們怎麼知道她沒去那兒的？” “我們會證明那一點的。”漢米爾頓·伯格說。 “那麼，去證明吧。”貝頓法官說，“而在你們的作證結束以後，如果到那時你們有足夠的旁證證據來表明，所說的那些東西肯定是由某個受到被告的指示與控制的人放在它們被發現的地點的，你們將有機會來重提你們有關證據的意圖。那時本庭將允許你們重召這些證人，問這些問題，只要你們在此期間找到一些權威支持你們的立場。 “現在，你們只是在根據一種推理進行工作。在本庭看來，那些情況並沒有強有力地顯示出，一系列的旁證證據必然地將這位被告和所說的那幾件東西聯在了一起。然而，本庭對這一段詢問很為註目，打算盡力予以合作。” “謝謝。”漢米爾頓·伯格說完坐了下來。 卡森向那個公寓樓的管理人轉過身去。 “您在本月5日和6日是凱爾星頓公寓樓的管理人嗎？” “是。” “您在那一天認識麥吉·埃爾伍德嗎？” “認識。” “現在，我要問您，是否在本月6日看見麥吉·埃爾伍德了。” “我見到了。” “在什麼時間？” “我看見她好幾次。” “您在晚上見到她了嗎？在傍晚的時候？” “見到了。” “您當時和她說話了嗎？” “說了。” “您在6日見到被告了嗎？” “見到了。” “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在6日的下午，麥吉把被告，阿倫·費里斯，帶回家來了。她當時正要上電梯。她將我介紹給了阿倫·費里斯，並且說，阿倫打算在她這兒呆幾天吧。” “那是6日的下午嗎？” “是的。” “而這番對話是當著被告的面進行的？” “是的。” “現在，我給您看一條裙子，它到此前作為公訴方物證B-8號被做上了辨認標記，我要問您，您是否認識那條裙子。” “我認識。” “您是在哪兒看見它的？” “我本月6日看見麥吉·埃爾伍德身上穿著它。” “她當時穿著那條裙子？” “她當時穿著那條裙子。”伯薩·安德森用下結論的語氣很肯定地說。 “我說，在6日，你在那以後見過她嗎？” “見過。” “大約什麼時間？” “傍晚時。” “當時麥吉·埃爾伍德穿著什麼？” “她當時穿著那條裙子。” “當您說那條裙子的時候，您是指我現在手裡正拿著的這條裙子，公訴方的物證B-8號嗎？” “是的，先生。” “而當您看見她時她在什麼地方？” “她在門廳裡，正在走出寓所。” “好，她回來時您看見她了嗎？” “看見了。” “那是什麼時候？” “那可是晚些時候了——兩三個小時以後吧。” “而麥吉·埃爾伍德當時穿著什麼？” “她穿著一條不一樣的裙子。我記得我注意到了，她出去時穿的是一條裙子，回來時穿的是另一條裙子。我都張嘴要說什麼了，但還是抑制住了沒說。說到底，那不關我的事。” “那是在本月的6日吧？” “是的。” “你可以進行提問了。”卡森說。 梅森向那位證人轉過身去。 “您在人們進出時常看見他們嗎？” “很頻繁地。我在辦公室的後面有個寓所，但我總是努力呆在辦公室裡，以便我能看見門廳，特別是在街門不鎖的時間裡。” “那兒有個辦公桌吧？” “一個櫃檯吧，有的。” “有交換台嗎？” “沒有。住戶自己有電話，或者他們用走道裡的電話亭。” “您在本月5日看見麥吉·埃爾伍德了嗎？” “是，我看見她了。” “在晚上吧？” “我在她傍晚下班回來時看見了她，而後我又看見了她。” “5日那天您最後一次見到她是什麼時候？” “抗議，這個問題沒有法律資格，與本案不相關，而且無關緊要——不適當的提問，”卡森說，“我們沒有問有關5日的問題。” “我肯定是有權測試一下證人的記憶力。”梅森說。 “駁回抗議，繼續吧。”貝頓法官做出了裁決。 “我在5日晚上看見了她，大約是……我猜大約9點鐘吧。” “而當您看見她時，她在做什麼呢？如果她在做任何事的話？” “她在往外走。” “那天晚上您看見她回來了嗎？” “沒有。” “她是在您晚上鎖門之後回來的？” “是的。” “您是什麼時候離開門廳，而且鎖上門的呢？” “那是……我要說大約11點。” “那麼，麥吉五日是穿著這條你提到過的裙子嗎？” “不是，她沒穿。” “您怎麼恰巧對這條裙子記得這麼清楚呢？” “因為我有一條裙子和它幾乎完全一樣。幾乎完全相同的式樣。麥吉和我經常談論那件事。” “麥吉昨天離開了寓所嗎？” “是的。” “拿著兩個提箱？” “是的。” “您看見她了嗎？” “看見了。” “她告訴您她要去哪兒了嗎？” “沒有。” “她告訴您她要走多久了嗎？” “沒有。” “那是不是挺反常的事？” “噢，只要付房租，我就不打聽住戶的事情，而……” “我的問題不是那個，”梅森說，“那是不是挺反常的事？” “嗯，是，是的。” “我說，她走後您用萬能鑰匙進過她的寓所嗎？” “抗議，此問題沒有法律資格，與本案不相關，無關緊要，是不適當的提問。”卡森說。 “我認為它會顯示出這位證人的傾向性。”梅森說。貝頓法官猶豫了：“我許可這一問題。” “您進入那個寓所了嗎？” “進入了。” “用萬能鑰匙？” “是的。” “您是獨自一人嗎？”梅森問。 “特拉格警官和我在一起。”她說。 “你們在那個寓所發現了什麼？”梅森問。 “現在，如果法庭同意的話，”卡森說，“提出明確抗議，理由是，這個問題沒有法律資格，與本案不相關，無關緊要，這是不適當的提問。我們在提問中根本沒有向這個證人問有關這件事的任何問題。這要探究一件完全不同的事，那會使這一詢問離題很遠。” “本庭傾向於准許這一抗議，”貝頓法官說，“我認為提問的範圍也許已經足以檢驗這位證人的可信程度了。” “沒別的了。”梅森說，“沒有問題了。” “如果法庭同意，”卡森說，“我想引入這條褲子和這雙鞋作為公訴方的物證，而且現在，我們重提我們的動議：展示在發現那些東西的地方與佩里·梅森進行的談話。我們認為，已經有足夠的旁證證據證明，這些東西是梅森為了被告的利益安置在那兒的。” 貝頓法官慢慢地搖搖頭。 “你們還沒有把它聯繫在一起呢。”他說。 “但是如果法庭同意的話，”卡森說，“這些東西是屬於死者的。很顯然，被告編出了一個精心策劃出的故事，旨在引起陪審團的最大同情。她想顯示出，她受到了侵犯，她努力去捍衛她的貞節，她在一條泥地旁的濕乎乎的灌木叢中遭到追逐，她從一道裝有刺鐵絲網的圍欄下鑽了過去。 “我們現在已經證明，至少是通過推論證明，梅森先生讓麥吉·埃爾伍德提供了一條裙子，先把它帶到犯罪現場，將裙子上的一塊留在了刺鐵絲網圍欄上，爾後故意把剪破的裙子留在了被告的寓所。我們已經證明，這一證據只可能是在6日晚上，在那一謀殺發生過了一些時間之後，可能過了將近24小時之後，被安置在那兒的。那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證明被告的故事。” “現在，我們還要證明，那位律師搞到了洛林·拉蒙特的一雙鞋和一條褲子，那雙鞋被故意地弄上了泥污，那條褲子被拿去在濕乎乎的灌木叢中拖來拖去，然後被撕開，就好像是在刺鐵絲網上刮破的似的，而且那位律師確實是在安置那些東西時被當場抓住了。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有充足的理由認為，這件事是被告與她的律師共謀的結果，他的行為對被告具有約束力，這一偽造證據的企圖是有罪的表示。” “這一切都非常好，”貝頓法官說，“但是你怎麼把它和被告聯繫在一起呢？首先，你怎麼把它和梅森先生聯繫在一起呢？” “梅森先生和他的秘書被當場抓住了。”卡森嚴厲地說。 “不，他們並沒有。”貝頓法官反駁道，“他們當時根本就沒有作案。他們剛進那個車庫幾秒鐘時間也未可知。他們當時是在裡面尋找證據也未可知。特拉格警官已經說了，他和喬治·艾伯特去那個車庫尋找證據。現在，假設那個順序被顛倒了呢？假設佩里·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在特拉格警官與喬治·艾伯特進入車庫以後開車來到呢？你們會說那是特拉格警官與喬治·艾伯特正在車庫里安置這些東西被當場抓住的證據嗎？” 卡森的臉紅了：“肯定不會。” “好吧，你用來作為對佩里·梅森不利的證據是完全同一類的證據。”貝頓法官說。 “但是佩里·梅森有理由去安置這些東西。讓它們在那兒被發現是對他有利——對他的委託人有利的。” 貝頓法官說：“說不定，讓那些東西在那兒被人發現對喬治·艾伯特有利。說不定，讓那些東西在那兒被人發現對警方有利。我並沒有說是那樣，我只是說說不定是那樣。就本庭看來，說不定是哪樣。” “好吧，我們是講求實際的人，”卡森說，“我們知道發生的事情。” “你們知道你們認為發生了的事情，”貝頓法官說，“但是你們認為發生的事情對本庭並沒有約束力。” “當然了。”卡森說，他的聲音中流露出惱怒，“如果法庭指望我們拿出一些目擊者來，發誓說他們確實看見佩里·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打開那個淺口皮箱，把那些衣物放進去了的話，那一點我們辦不到。犯罪的人，特別是聰明人，通常都選擇一個沒有目擊者的時間。” 貝頓法官的臉微微漲紅了：“本庭能夠充分考慮到那一切。本庭明白，罪惡經常不得不由推論，由旁證證據加以證實。但是那一事實仍然存在，即受到指控的人有權有某些假定。那是一個法庭的作用，就是對證據保持一種言情合理的看法。 “本庭認為，事實上，目前呈送到本庭面前的證據能夠有幾種解釋，一個最有邏輯的解釋是，租用那一車庫的人就是把那些衣服放入那個淺口皮箱的人。本庭並沒有忘記那一事實，即證人杰羅姆·亨利第一次辨明麥吉·埃爾伍德是他看見正在停放那輛車的人。現在我要坦率地說，本庭想弄清這件事的真相。本庭想重召亨利先生進行訊問，不是由檢察官，而是由本庭重新傳喚。” “亨利先生回到他營業的地方去了。”卡森說，“試圖去使他回到這兒來會造成一項延誤。我們理解並欣賞法庭處理好本案的願望。” “本庭極想把本案處理好，”貝頓法官說，“但本案對於確保正義得到伸張懷有更大的願望。我不認為把亨利先生叫到這兒來會花很長時間，我們可以在他趕到以前繼續這個案子。” “也許，”梅森說，“如果我能趁法庭等待亨利先生趕到時重召特拉格警官上證人席接受進一步的提問的話，會有助於澄清這件事情。” “很好。”貝頓法官說。 “當然，”漢米爾頓·伯格惱火地說，“這不過是預審。我們只需證明，有人犯了一項罪，而且有合情合理的理由去認為，是被告犯下了那一罪行。” “你們在預審中只需證明那些，”貝頓法官說，“但本案已經超過了那一點。佩里·梅森先生和他的秘書的良好的信譽和職業道德受到了質疑。新聞界會從這種局面中大撈資本，本庭不至於對這一點有任何懷疑。既然已經走了這麼遠，我們就要把其餘的路走完。 “特拉格警官，請您回到證人席上。我建議法警打電話找到亨利先生，命令他到庭。” 特拉格走上前，在證人席上就了位。 “警方在那個鄉間別墅發現了一些臟盤子吧？”梅森問。 “是的。” “它們是被拿到警方的化驗室去了嗎？” “是的，先生。” “在那些盤子上做了尋找指紋的處理吧？” “是的，先生。” “你們在那些盤子上發現被告的指紋了嗎？” “發現了。” “你為什麼在你的直接證詞中沒有提到那一事實？” “沒有問我。” “你們是在哪兒發現那些指紋的？” “在幾個盤子上——特別是在用來和做糕點的麵團的碗上。” “在咖啡杯上呢？” “嗯，沒有。” “那些托盤上呢？” “我們在一個托盤上發現了一個指紋。” “而且，當然了，你們發現了死者的指紋吧？” “是的。” “餵，”梅森說，“你們發現了至少是另外一個人的指紋，那是不是事實？” 特拉格猶豫了一會兒，接著慢慢點點頭：“對，有一些至少是另外一個人的指紋。” “你們對那些指紋進行辨認了嗎？” “還沒有呢。” “你沒有提起被告的指紋是因為檢察官惟恐我的提問會帶出有另一個人的指紋那一事實，而指示你根本不要說那些事嗎？” “吩咐我不要主動說出任何情況。” “你們有麥吉·埃爾伍德的指紋嗎？” “沒有。” “那麼你們不知道另外那些指紋是不是麥吉·埃爾伍德的了，對吧？” “我們不知道它們是誰的指紋。我們確實知道，它們不是薩迪·理奇蒙的指紋。我們想到了，在那些盤子最後一次用過之後，清洗之後，她把它們收好的時候，她可能會留下指紋的。因此我們錄了她的指紋，做了比較。但那些不是她的指紋。” “我說，”梅森說，“當被告給你講她的故事時，她是否告訴你了，死者向她承認了，他打了一個假電話？換句話說，她仍在車裡時他進了那個鄉間別墅，給什麼人打了電話，要那個人在約好的幾分鐘後給他打回來？” “那件事她告訴我了。” “你試圖去追查那個電話了嗎？” “我們對那天晚上從那個鄉間別墅打出去的所有電話進行了查找。” “又是這個問題了，”梅森說，“你在你的提問中沒有提到某些事實。” “又是這個問題了，”特拉格警官說，“沒有問我。” “現在問你，”梅森說，“洛林·拉蒙特那個電話是打給誰的？” “我們不知道，”特拉格說，“那是一個叫號長途電話。他只是往拉蒙特公司經理辦公室的號碼打了電話。” “那個電話不是打給什麼特定的人的嗎？”梅森不解地問。 “只是打給那個辦公室的。” “好吧，”梅森極度渴望地說，“另外幾個電話是打給哪兒的？在洛林·拉蒙特發現他需要乾衣服和一雙新鞋以後，他給誰打了電話？” “在你回答那個問題以前等一下。”卡森說，“如果法庭同意，我們對那個問題提出抗議，根據是，它是有爭議的，它假設一些未經證實的事實，而且是不適當的提問。” “關於那個問題的最後一部分，抗議成立，”貝頓法官說，“那個問題的頭一部分成立。洛林·拉蒙特從那個鄉間別墅還給誰打電話了？” “一個人沒有。”特拉格說。 “什麼！”梅森驚奇地叫道。 “沒有電話，”特拉格說，“沒有長途電話。當然了，關於打進來的電話我們無法說，但是，關於從那個號碼打出去的電話，只有一個打給拉蒙特發展、鑄造與工程公司經理辦公室的叫號長途電話。” “而打那個電話的時間呢？”梅森問。 “時間是6點22分，大約是被告和死者到達那個鄉間別墅的時間，根據被告講給我們的那個故事。” 梅森集中精力沉思著，半閉著眼睛。 “還有問題嗎？”貝頓法官問。 “沒有問題了。”梅森說。 “沒有問題了。”卡森說。 “我們將休會10分鐘，”貝頓法官說，“杰羅姆·亨利一到法庭，我們就重新開庭。” 貝頓法官離開了法官席。漢米爾頓·伯格站起身，顯然對佩里·梅森置之不理，大步走進了一個休息室。 梅森向保羅·德雷克和德拉·斯特里特轉過身去。 “好吧，”那位律師說，“我們有10分鐘時間來破這個案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洛林·拉蒙特一定做了一些安排，讓人把乾的褲子和鞋拿到那個鄉間別墅去。除非他打電話，他究竟還能怎麼辦呢？” “鑑於他們現在已經拿出的證據，我們知道，阿倫講的一定是實話。我們知道，他追得她從那片濕乎乎的灌木叢中跑過，他從那裝著刺鐵絲網的圍欄上滑下來，那樣做時一定刮破了褲子。我們知道，他在那條路的泥地上跑過，他的鞋上都是泥。然而到他被殺死的時候，有別人已經到那個鄉間別墅來過了。我們現在很肯定，那個某人一定是麥吉·埃爾伍德。但是，除非他給麥吉·埃爾伍德打電話，她怎麼把乾衣物拿給他的呢？她是怎麼進他寓所的呢？” 德雷克聳聳肩：“他不可能通過心靈感應和她取得了聯繫。” “只有一個答案，”過了一會兒梅森說，“麥吉·埃爾伍德一定給他打了電話。” “但她為什麼給他打電話呢？” “因為，”梅森說，“她和他很親密。她知道阿倫幹下的事。她有那個鄉間別墅的電話號碼，於是往那兒給洛林·拉蒙特打了電話。我們正在這件事上爭分奪秒，保羅。拿起電話來，給電話公司打電話。告訴他們這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搞清麥吉·埃爾伍德在5日晚上是否往那個鄉間別墅打了一個電話。” 德雷克說：“我會試試的。不過，我並沒有抱多少希望。” “把情況向電話公司的經理解釋一下。”梅森說，“這實在是一件生死攸關的事。讓我們來弄清這件事的真相吧。看你是否能搞到麥吉·埃爾伍德從她的寓所打出去的所有電話，在大約……現在，讓我們看看吧。讓我們假設阿倫在大約7點時離開了那個鄉間別墅，她開車回到她的寓所，把自己清洗乾淨後，她開著洛林·拉蒙特的車，把它停放在那個消防龍頭前面，她回到她的寓所，然後給麥吉·埃爾伍德打了電話。那大約會是——嗯，讓我們來看看，讓我們就說大約8點30分吧。還有，保羅，試試追查一下那個在6點22分打往拉蒙特公司的電話。讓我們來看看那個電話的下落。” “我會試試的，”德雷克保證說，“你沒有給我多少時間。” “那是因為我沒時間可給。”梅森說。 梅森在審判室中來回踱起步來，頭微微向前探，凝神苦思得前額皺了起來。 幾分鐘以後梅森轉過身來。 “德拉！”他說。 “什麼事，頭兒？” “去找到保羅·德雷說。他正在打電話。我們忽視了本案中致關重要的那一點。” “那是什麼？” “搞到彼得·萊昂斯由於雙行停車貼上罰款單的那輛車的車牌號碼。然後讓保羅叫他的人去查那輛車的登記項目，或者在那張違章罰款單上就會有那些東西，因為那位警官會從登記證上抄下那個車主的名字，法律要求，登記證或者在駕駛座上，或者在汽車上某個能夠清楚地見到的地方。” 德拉·斯特里特點點頭，站起身離開了審判室。 5分鐘過去了。 杰羅姆·亨利走進了審判室，看他的樣子，他一直在匆匆忙忙，而且相當惱怒。 有人通知了貝頓法官，於是他又一次在法官席上就了位。 德拉·斯特里特匆匆忙忙地走進審判室，在梅森身旁坐了下來，在杰羅姆·亨利被傳喚到證人席上時，她激動地用耳語說：“頭兒，他發現寶藏了。麥吉·埃爾伍德往那個鄉間別墅打過一個長途電話。然後她往洛杉磯的兩個號碼打了電話。保羅·德雷克現在正在查那兩個號碼呢。他不得不到另一個電話去與他的辦公室取得聯繫，他們正在搞到關於彼得·萊昂斯由於雙行停車在那輛車上貼上的那張違章罰款單的所有情報呢。” 梅森安坐在他的椅子上。慢慢地，一縷笑意出現在他的臉上。他向阿倫·費里斯轉過身去，要她放心地眨了眨眼，就在這時，杰羅姆·亨利在證人席上就了位，貝頓法官說，“亨利先生，本庭需要問你一些問題。” “是，法官大人。” “現在，”貝頓法官說，“我不想要任何一方的法律顧問插話。本庭要問這個證人一些問題。亨利先生，努力去除你頭腦中的所有偏見。我要請你試著去做一件也許讓你感到困難的事情。我要請你回想到佩里·梅森在一個我們知道叫麥吉·埃爾伍德的年輕女子陪同下來到你的店舖的時候。當時你辨明麥吉·埃爾伍德就是你看見從那輛車裡下來的那個女子。” “我被耍弄了，被以前的一……” “請等一下，”貝頓法官打斷了他，“把關於被耍弄的這件事全都忘記。你在隨後被人說服，你是被耍弄了，而且你為此很憤怒。你認為梅森先生試圖陷害你，試圖愚弄你。現在，我要要求你把那整個想法從頭腦中清除出去。我想要你回想梅森先生和麥吉·埃爾伍德一起走進你的店鋪那一時刻。你當時有多大把握，麥吉·埃爾伍德就是你看見從車裡下來的那個女子？” “我當時不是肯定，我是被耍弄……” “你說過，你當時很肯定。而是什麼使你那樣說的呢？” “詭計。” “亨利先生，”貝頓法官說，“本庭並不完全確信，你是被耍弄了。可能有人是試圖去耍弄你了，但是本庭正開始相信，完全可能麥吉·埃爾伍德實際上就是你看見正從那輛車裡下來的那個人。” 漢米爾頓·伯格和卡森都跳了起來，表示抗議。貝頓法官示意他們不要出聲。 “現在請等一下，”他說，“本庭正在做這件事。我要求過了，雙方的法律顧問都不要打斷我。我想要你們二位先生坐下來，不要出聲。” 貝頓法官向那個證人轉過身去：“本庭在這裡的目的是伸張正義，亨利先生。本庭需要你去回想，去清除你頭腦中對任何人懷有的所有偏見。” 貝頓法官等待著，審判室中一陣緊張的沉默。 “嗯，”最後杰羅姆·亨利說，“當然，法官大人，我當時確信她就是我看見從車裡下來的那個人。然而，以前有人給我看過她的照片，而且要我對那張照片做過辨認。我辨明了那張照片，那就是出問題的地方。” “但是你為什麼辨明了那張照片呢？”貝頓法官問。 杰羅姆·亨利若有所思地撫撫下顎。 “嗯，噢，至於那一點，”他兌，“當然了……嗯，那張照片看上去有些像……看上去完全像我看見從車裡下來那個人的面孔。那是因為麥吉·埃爾伍德與被告長得很像，而且那張照片照得非常巧妙……” “那是麥吉·埃爾伍德的照片吧？” “那，那是毫無問題的。” “而且它挺像你看見從車裡下來的那個人吧？” “非常像。” “爾後當你看見麥吉·埃爾伍德時，你就感到她肯定是你見過照片的那個人嗎？” “所以我就做出了那一身份認定。” “但是你現在準備對本庭發誓，你看見從車裡下來的那個人不是麥吉·埃爾伍德嗎？現在，仔細想一想，亨利先生。這並不是試圖使你中圈套。這不過是本庭的一項努力，想得到那件事的真相。” 亨利閉上眼睛，努力去集中精力。他繼續用指尖撫著下顎的頂尖處。 “嗯，”最後他說，“他們告訴我說，不要讓佩里·梅森愚弄我，而且我也不打算讓他那樣做。但是，當然了，法官大人，當您談論到那件事時，當我看到麥吉·埃爾伍德的那張照片時……嗯，當時我認為那就是我看見從車裡下來的那個年輕女子。爾後當我看見麥吉·埃爾伍德時，當然了，有某些暗示和……嗯，當我看她時，我認為她就是那個女人，沒錯兒。” “你現在不這樣認為了嗎？” “嗯，現在，”亨利說，“情況不同了。我看了被告，我認為她是那個女子，但是當然了，也給我看過她的照片。” “把照片的事全忘記吧。”貝頓法官說，“努力去回想，努力去想像出那個從車裡下來的年輕女子。那是麥吉·埃爾伍德還是本案的被告？” 杰羅姆·亨利抬頭看著法官，終於脫口說出：“當您那樣說時，法官大人，我就不知道了。當我第一次見到麥吉·埃爾伍德時，我很肯定，那就是那個年輕女子。爾後我又肯定是被告了。但是當您再次提出這時——當您就這樣向我提出它時，我就不知道了。” “沒別的了。”貝頓法官說，“現在如果哪一方的法律顧問想向這位證人提問的話，他們可以這樣做。但是就本庭看來，這位證人曾對麥吉·埃爾伍德做出了一項肯定的身份認定。他在給本庭留下很深印象的情況下做了那件事。他現在說他不知道。哪一方的法律顧問想對他提問嗎？” “沒有問題。”梅森說。 漢米爾頓·伯格與卡森悄悄地說了一會兒，爾後漢米爾頓·伯格說：“沒有，法官大人，沒有問題。” 梅森說：“我對特拉格警官還有一個問題。你不需要重上證人席，警官。你可以從你現在在審判室中的位子上回答它。在關於你的證詞中沒有提到的事情中間，是不是有關於洛林·拉蒙特屍體的血液酒精含量的事情？” 特拉格說：“我本人沒有進行那一測試。那是由屍檢醫生德雷珀博士做的。” “但是你知道結果如何，”梅森說，“什麼結果？” “好吧，”特拉格說，“我聽說血酒精的百分比是0.19%。” “那一點，”梅森說，“會顯示出一種相當程度的醉酒了，對吧？” 特拉格冷冰冰地說：“是的。” “比起他那種塊頭的男人從一杯或兩杯或三杯的雞尾酒中攝入的要多得多吧？” “也許是四杯、五杯或六杯。”特拉格警官說。 “我要請檢方做出規定，如果對德雷珀博士進行詢問，他會做出這樣的證言。”梅森說。 卡森和漢米爾頓·伯格又低聲商量了一會兒。 “你們不知道嗎？”貝頓法官問。 “不，法官大人，”卡森很不情願地說，“我們知道。我們將做出這樣的規定。” “但是顯然，”貝頓法官說，“這正在大大地改變本案的局面。” “我看不出，”漢米爾頓·伯格說，“法庭為什麼正在根據一種我認為是錯誤的假定行事。” “那是什麼？” “就是被告在講實話。我們不認為她在講實話。我們認為她是故意地到那兒去的，而且和死者一起在那兒呆了很長時間，他們喝了酒，這位被告一點兒也不反對親暱的舉動，她引導著死者，她並不反對他兌酒，而且她並不反對他放肆行事。” “那麼死者衣服裡怎麼會有被告車上的那個配電器零件呢？” “因為她在他死後把它放在了那兒。是她故意使她的車動不了的，這樣，洛林·拉蒙特就會提出讓她搭車了。從那一點起，她就引導著他。” “那麼她為什麼逃走，順著道路猛衝，而且跳過那刺鐵絲網圍欄呢？” “我並不知道她那樣做了，法官大人。” “嗯，死者的那些衣物顯示出她那樣做了。” “說到底，”漢米爾頓·伯格煩躁地插了話，“法庭並不需要探究這一切。法庭的作用只是現在搞清，是否有合情合理的根據來認為，被告與犯下的一件罪行有關聯。” “從純粹的法律的立場來看，那都是真真切切的。”貝頓法官搶白說，“但是我們在這兒有一個年輕女子，她的名譽存亡攸關，她的自由存亡攸關。已經引進了許多的證據，而且現在你們已經打定主意，要對本庭的一個官員，佩里·梅森先生的誠實正直提出質疑。 “如果被告有罪，如果梅森先生犯了安置證據罪的話，本庭想把它揭發出來。如果他們是無辜的，本庭想確立那一事實。一個法庭的作用，地方檢察官先生，就是確保正義得到伸張。以本庭的看法，比起遵守有關一個預審的法律條文來，法庭的職責要大得多呢。” 保羅·德雷克匆忙走進審判室，將一張紙放到梅森面前。 “好吧，梅森，它在這兒呢，”他耳語說，“麥吉·埃爾伍德往那個鄉間別墅打了電話。然後她往兩個號碼打了電話，其中一個是喬治·艾伯特的號碼，另一個是伊迪絲·布里斯托爾寓所的號碼。我已經追查了從那個鄉間別墅打給拉蒙特公司經理辦公室的電話。拉蒙特只是給總機的接線員打了電話，告訴她在整整7分鐘之後給他打回去，他一接電話就把電話掛上，不要拿著電話，聽他說出的話。” 貝頓法官說：“還有別的證人嗎？” “我們沒有，法官大人，”漢米爾頓·伯格厲聲說，“這就是檢方的案件。無論在上級法院可能發生什麼事，我們都仍然希望指出，已經有足夠的證據使這位被告接受審訊了。” “辯方有什麼證據嗎？”貝頓法官問。 梅森站起來：“我們有一些證據，法官大人。除非地方檢察機關想做出規定。我們要花一點兒時間才能把它拿出來。無論如何，這是一件要記錄在案的事情，而記錄是可以由法庭或檢方加以證實的。” 保羅·德雷克向德拉·斯特里特耳語了幾問，離開了審判室。 “這個證據是什麼？”貝頓法官問。 “讓我們假設，”梅森說，“被告講的是真話。洛林·拉蒙特發現他自己被困在那個鄉間別墅孤立無援。他穿著濕衣服，他的褲子刮破了，他的求愛遭到了嚴厲拒絕。他很憤怒，他的身上濕乎乎的，他受挫了，他被人智勝了。他的汽車被——嗯，'借'去了。我們只需使我們自己設身處地於他的地位，來搞清他會怎麼做。” “請等一下，法官大人，”漢米爾頓·伯格插了話。 “我們現在反對任何爭辯。如果辯方有任何證據的話，就讓他們把它擺出來吧。在證據擺出之後，被告的律師可以隨意使用他的辯才——那時我們將有機會來做出我們對於那些事實的解釋。” 貝頓法官點點頭。 “我認為作為一個程序，檢察官是正確的，梅森先生。我認為這樣的爭辯應該在你拿出你的證據之後。無論如何，本庭要說，本庭屆時將歡迎這樣的爭辯。” “我不過是想顯示出那一背景，法官大人。”梅森說。 “我認為本庭了解那一背景。你的證據是什麼？” “就是這個。”梅森說，“我原來認為洛林·拉蒙特會給某個人打電話，讓那個人給他帶衣服和一輛車來，當長途電話記錄顯示出他沒有這樣做時，坦率地說，我非常驚奇。那樣的原因是……” “我們又來了，”漢米爾頓·伯格喊道，“在法庭警告被告律師之後，他在繼續這種辯論。我們認定這是失檢行為，而且是一種智勝法庭的裁決的企圖。” “本庭同意地方檢察官的看法，”貝頓法官嚴厲地說，“梅森先生，如果你有證據，你就把它拿出來。把你的辯論留到你的證據拿出來之後吧，請遵守本庭的裁決。” “是，法官大人。”梅森說，“那一證據就是這個。電話公司的記錄顯示，麥吉·埃爾伍德在5日晚上從她的寓所往那個鄉間別墅給洛林·拉蒙特打了電話。記錄顯示，她剛往鄉間別墅打完電話，就打了兩個電話。其中一個是打給喬治·艾伯特的號碼，另一個是打給賈維斯·拉蒙特的私人秘書伊迪絲·布里斯托爾的寓所的號碼。” 保羅·德雷克又匆匆走進審判室。 “如果我能請法庭寬容一下，就給我一會兒時間。”梅森說。德雷克遞給梅森一張紙，梅森看看那張紙，爾後向法庭微笑著說：“而且那些記錄還顯示，那輛由於雙行停車被彼得·萊昂斯貼上罰款單的汽車是登記在伊迪絲·布里斯托